深圳 | 李奇霖：深圳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

作者：李奇霖

来源：粤开奇霖研究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在短短40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发展为GDP规模排名全国第三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行至今日，深圳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中美贸易摩擦、产业迁出等因素的冲击下，深圳经济承压，近年关于深圳“失速”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深圳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创新优势，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又被委以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历史重任，有望获得新一轮政策红利。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深圳如何进一步发展，成功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深圳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历史和现况

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依托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才、资本、商品等要素集聚和制度开放优势，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起步，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和配套完善的产业链，并发展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国际创新城市。这一城市经济和产业演变过程非常值得探究，本章简要地回顾了深圳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历程。

（一）1978-1990：三来一补

深圳经济特区前身为原宝安县的县城，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6000万元。1979年，深圳被划定为经济特区，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该条例围绕着“吸引外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例如免征生产资料进口税、减征企业所得税、放宽外汇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等。在政策鼓励下，更多外资来华投资设厂，带动了深圳的迅猛发展。

由于深圳与香港的地理距离极近，几乎只有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接收的主要是港资，20世纪80年代港资在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中的占比在60%以上。

早期深圳中外资合作模式主要是“三来一补”模式，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据统计，1989年深圳引进的6720个项目中，“三来一补”项目占比为56.8%。深圳凭借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承接产品加工装配环节，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关系，并藉此获得了来自香港的产业转移，包括纺织服装、玩具、电子产业等。

其中最突出的即是电子产业。1979年全国首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光明华侨电子厂在深圳成立，随后的特区优惠政策吸引了更多外资进入。与此同时，许多内资也将目光投向深圳，例如电子部、航空部、兵器工业部等政府部门，以及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联想电子公司等国内水平较高的电子企业，均前来深圳投资设厂，使得深圳电子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

截至1990年，深圳市电子设备及通信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经高达45%。深圳此时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大致可以被概括为：产业以电子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二）1990-2006：深圳制造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深圳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有所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全国更普遍性地对外开放，其他省市发展速度也在加快，进而削弱了深圳的相对竞争优势。深圳低附加值的“三来一补”模式难以为继。

1994年，深圳经济特区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项目。1996年，深圳市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将深圳打造为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区域制造业生产基地，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政策举措，如建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等。于是在90年代后，深圳向高技术产业艰难转型。

深圳传统电子产业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是一个重要方向。

1990年后，深圳许多传统电子企业，如收音机、录音机、计算器制造企业等，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选择迁离深圳，北上去往东莞等地（特别是在1994年广深高速公路全线试通车后）。而缺乏实力的电子企业则转产其他产品，或是选择破产倒闭、资产重组。

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化浪潮到来，现代电子信息产业在深圳崛起。

此时，专业代工服务仍然是主流模式。富士康等OEM代工商在深圳建立制造工厂，承接了惠普、戴尔、IBM、英特尔等海外公司的大量订单，负责加工组装的产品包括个人电脑、MP3、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鼎盛时期，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规模甚至高达50万人。

随着深圳逐渐成为国外品牌代工的主要地区，其电子制造产业链愈发完善。21世纪初，深圳著名的华强北商圈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交易市场，汇聚了全球知名品牌的绝大部分电子元器件，华强北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同时， 由于21世纪初全球手机芯片技术重大突破，以及2005年我国手机制造政策松绑，使得手机制造的门槛大幅降低。各种简单模仿国外品牌的“山寨机”涌现，深圳逐渐发展成为“山寨”手机制造批发中心。截至2007年，全国有80%以上的手机生产厂家汇聚于深圳。

不仅是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21世纪初深圳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基地。例如在计算机硬件类产品中，深圳的服务器、硬盘驱动器的年产量已名列全国前茅，计算机整机生产能力全国第一 。在通信产品中，深圳的程控交换机、接入设备、高档无绳电话居全国第一。在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中，深圳的厚膜电路、液晶显示器件、电容器、激光拾音头产量居全国第一。

21世纪初，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占深圳工业总产值比例已经上升至60%，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15%，发展势头迅猛。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991年的23亿元上升至2001年的1321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7.4%大幅上升至45.9%。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阶段深圳仍然以“专业代工+模仿式创新”为主，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仍然相对有限，掌握核心技术的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不到10%。但深圳已从受托式加工转为自营式加工为主，并且孕育出了华为、中兴等具备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为深圳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打好了基础。

（三）2006-2018：自主创新

然而，“深圳制造”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尖锐。2005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提出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问题，这也倒逼深圳走上自主创新驱动之路。2006年，深圳率先提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将创新发展提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

深圳的十一五（2006-2010）规划纲要中，围绕着自主创新问题，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促进创新型发展、提升创新型产业、完善创新型环境四个方面的城市发展方向，同时提出要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结构，加快发展金融业、物流业两大现代服务业。

十一五之后，深圳的发展方向总体变动不大，始终是沿着自主创新主导的道路前进，但是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大，自主创新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例如从关注专利数量到更关注专利质量等。

同时随着时代变迁，政策所引导的产业升级方向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十三五规划中，针对现代产业体系，更强调发展壮大互联网、生物、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文化创意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加快发展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这些大都是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而逐渐兴起的新产业。

这一阶段，深圳已经逐渐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及相关产业等四类支柱产业。根据深圳2018年统计公报数据，四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34.3%、12.7%、10.5%、6.4%，合计超过60%。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

（四）2018至今：机遇与挑战并存

而到了今日，深圳则同时面临着挑战与机遇。

从挑战来看，在中美贸易摩擦、产业迁出等因素的影响下，深圳的经济增速近年来逐渐下滑，近期关于深圳“失速”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2017、2018、2019年深圳GDP增速分别为8.8%、7.6%、6.7%，正在经历快速下行。2019年三季度甚至一度跌落至6.6%。尽管深圳的GDP增速仍然高于全国增速，但是两者差距正在明显收敛。

再从机遇来看。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国家未来也必然会对其倾注更多的资源。同时，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更科学、高效地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能够进一步挖掘深圳的发展潜力。

此外，深圳被委以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历史重任，有望获新一轮政策红利。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了深圳在“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等方面的战略定位，支持深圳率先发展的政策信号非常明显。

 2 、深圳发展的现有优势

（一）区位独特，交通便利

深圳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毗邻香港，北靠东莞、惠州两市，是珠三角地区和内地进入香港的门户和桥头堡。独特的地理位置、舒适的自然条件，使深圳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理想城市。

此外，深圳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陆海空口岸的城市，立体化、现代化的城市交通体系为深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港口运输来看，深圳港是国家确定的华南地区集装箱枢纽港，目前已开通国际班轮航线200余条，通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形成了完善的航运网络。

2019年，深圳集装箱吞吐量为2577万标准箱，高于邻近的广州和深圳。同时根据英国劳氏日报发布的2019年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最新榜单，深圳港在全球排名第四。

在机场方面，国家“十三五”规划已将深圳机场升级为国际航空枢纽，自深圳机场1991年通航以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5.6亿人次。截止2019年底，深圳机场国际货运航点达17个，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60城。

2019年，深圳机场全年的旅客量高达529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128万吨，机场货运排名和客运排名已先后进入全球机场三十强。

再从公路口岸来看，粤港两地间共有6个一类公路口岸，均在深圳市，从东至西依次为沙头角、文锦渡、罗湖、皇岗、福田和深圳湾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均排名全国前十。2015 年深圳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2.39亿人次，占全国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的63.4%。

（二）体制创新，营商环境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在各项制度上先试先行、大胆试验。例如率先打破旧的价格管理体制，改土地无偿划拨制度为土地有偿使用，开创中国内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河等。这一系列举措深刻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促进了经济活力。

通过敢为人先的大胆尝试和改革创新，当前深圳在制度环境方面已具备了许多独到优势。

以深圳前海自贸区为例，一般而言，自贸区往往是我国体制束缚最小的地区，而深圳前海又是我国所有自贸区中制度创新最突出的地区。

截至2018年，深圳前海累计推出401项制度创新成果，全国首创或领先达133项，在全国复制推广28项，在全省复制推广62项，全市复制推广79项，仅2018年前海片区就新推出了82项制度创新成果。

根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2018-2019）》，深圳前海片区的制度创新综合指数达86.26，位于我国23个自贸区之首，高于第二位的上海自贸区（85.05）和第三位的广州南沙（83.53）。从5个一级指标来看，深圳前海除了“金融改革与服务创新”这一指标得分略弱于上海自贸区外，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法治化环境等方面均为自贸区第一。

营商环境改革是当前城市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营商环境的好坏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制度实践效果。

近年来深圳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了多项举措优化营商环境。例如2015年深圳率先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办证和办事效率，2018年深圳又推出了“三十证合一”信息共享等五项改革措施，并全面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营商环境改革继续领跑全国。

改革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一系列数据可以加以佐证：2018年深圳市企业开办时间缩短至4天，比全国快4.5天，外商登记备案时间压缩60%，企业出口退税时间压缩20%。截至2019年底，深圳市私营经济主体共320万户，占商事主体比例达97.8%，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47.3户，创业密度高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根据普华永道和财新智库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深圳的营商环境质量指数在全国城市中排名首位，高于其他一线城市。同样地，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也将深圳评为第一。深圳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多方研究机构的认可，而这与深圳全国领先的制度改革创新密不可分。

深圳的营商环境改革步伐仍未停止，2020年深圳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重点任务清单》中，针对商事登记、政府服务等14个重点领域，共提出了210项具体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以期进一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清单中许多举措针对的是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例如通过流程优化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天，实现企业开办零费用，有助于继续化解中小微企业的创办阻力。通过开展个人破产制度试点等，可以破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更具有包容性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继续提升深圳的创新创业热度。

（三）产业布局较为合理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加工作坊，到如今发展成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雄厚的产业基础、结构合理和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使得深圳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引领者。

2019年，深圳第三产业占比已经上升至60.9%，第二产业占GDP比例降低至39%。但在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第二产业占比仍然最高，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仅为16%、27%、27%。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第三产业占比更高代表产业结构更高级，但是对于深圳而言，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了大量高技术制造业，所以第二产业占比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而言偏高。

近年来深圳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增长，2018年已达67.3%，较2012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而同省的广州市这一占比基本维持在13%左右，远不及深圳。高技术产业的大量集聚，支撑着深圳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达9110亿元，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城市。

再从各类第三产业占比来看，2017年深圳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最高，达22.3%，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信息软件业占比其次。

但从行业区位商来看，深圳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区位商最高，达2.4，意味着该行业在深圳的专业化水平更高、集聚程度最高，这也与深圳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发展特征相匹配。而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房地产业等行业也是深圳的优势第三产业，区位商均大于1。

具体而言，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及相关产业是目前深圳的四类支柱产业。

首先是高新技术产业。2018年深圳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总数高达1.44万家，位居全国城市第二，仅次于北京。其中销售额超千亿元的3家，超百亿元的17家，超十亿元的157家，超亿元的1203家。

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了计算机及外设制造产业链、通信设备制造产业链、充电电池产业链、平板显示产业链、数字电视产业链、生物医药产业链等六大高新技术产业链。

其中不少企业已成为全球行业翘楚。例如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商中位居榜首，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28%左右。大疆是消费级无人机巨头，占据全球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普联公司（旗下主要产品为TP-Link路由器）连续9年实现无线设备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贡献了世界基因测序数据的50%左右。

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存在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因此可以有效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发挥外部经济效应。

其次是金融业。深圳目前已经形成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举、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互补发展的良性格局，代表性企业有招商银行、中国平安、微众银行等。

对于深圳金融业而言，一个比较突出的优势是直接融资市场比较发达，形成了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一方面，深圳风投市场较为发达，风投机构数量和风投规模在全国都排在前列，另一方面，深圳依托深交所建立起了完整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金融资源和多层次的退出渠道。

再从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及相关产业来看，两者增加值占深圳GDP比重也已分别高达10.5%和6.4%。

目前深圳现代物流行业整体竞争力领先全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快速发展。顺丰等3家重点物流企业进入中国500强，越海全球等4家物流企业进入独角兽行列，全国80%以上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总部聚集在深圳。

而文博会、文交所、国家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对外跨贸易基地、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数字出版基地等国家级产业发展平台也纷纷落户深圳，带动深圳文创产业发展。

（四）科技创新实力突出

深圳被誉为“中国硅谷”，目前的科技创新实力排在全国前列。

2018年深圳的R&D投入强度（R&D经费占GDP比重）达4.8%，远高于全国2.1%的平均水平。2018年，一线城市的R&D投入强度均有所提升，其中北京的R&D投入强度高达6.2%，稳居全国首位。与顶尖高校云集、国家级科研机构密布的北京相比，深圳的R&D投入强度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但是高于上海、广州等城市。

专利是一个地区科技产出水平的重要体现。截至2017年，深圳市有效发明专利量近10.7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89.78件，是全国水平的9.2倍，仅次于北京。

同时深圳市的发明专利质量相对较高，有效发明专利维持5年以上的比例达86.72%，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此外，从含金量更高的国际PCT专利来看，2018年深圳的PCT专利拥有量高超8万件，远高于全国其他城市。

根据《深圳市2018年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数据，2018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8081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34.8%，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其中华为公司PCT专利申请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405件，排名全球第一。

在2018年末福布斯中国发布的“创新力最强的30个城市”榜单中（主要基于专利数据进行评价），深圳位列榜首。

而在2020年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9》中，根据对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基于26个指标合成）的测度，深圳的指数绝对值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同时增速为全国最高。

 3 、深圳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中美贸易摩擦冲击较大

201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对深圳经济造成了较严重的外部冲击。

深圳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为主，而机电产品正是美国2500亿和3000亿关税清单中的重要关税加征对象之一。2019年，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占深圳出口总额比例高达76.5%，是深圳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然而2019年深圳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增速仅为0.3%，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深圳对美出口增速近年来明显下滑。2019年，香港、欧盟、美国是深圳最主要的三大出口地区，对三地出口金额占深圳出口总额比例分别为38.3%、14.2%、13.9%，合计超三分之二。而从2017-2019年深圳对各地出口增速变化来看：对香港出口表现持续较差；对美国出口恶化，2018、2019年增速由高位滑落至-6%、-3%，连续两年负增长；相较之下，对欧盟出口增速表现较好，2019年甚至大幅反弹至15%，显示出一定的替代效应。

尽管对欧盟出口增速的回升，部分地抵消了对美出口的恶化，但是深圳出口状况仍然面临较大压力。2018年以来，深圳市出口金额累计增速迅速走低，2018年出口增速跌至-1.6%，2019年也仅缓慢回升至2.7%。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则更是呈现持续下滑趋势，2019年末已跌至-5.1%。

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暂缓，但未来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下，全球经济走弱，需求将更为疲软，深圳的出口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由于深圳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更明显，因此经济增长受出口下滑的影响也更为严重。2018年，深圳的出口依赖度（出口金额/GDP）为73.9%，远高于其他三个一线城市。出口受挫也正是2019年深圳GDP增速大幅放缓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迁出趋势明显

土地资源稀缺问题一直是深圳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最小，仅1997平方公里，是上海的1/3，广州的1/4，北京的1/8。早在21世纪初提出的深圳“四个难以为继”中，第一大难题就是土地约束问题。

受基本生态控制线约束，深圳可利用建设用地规模非常有限。根据最新政府规划，2020年深圳市建设用地上限为1004平方公里，目前基本已经没有剩余空间。长期来看，在深圳辖区面积紧约束和耕地保护趋严的情况下，未来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将持续受限，深圳市更多只能通过盘活存量土地的方式来供应土地。

由于土地供给约束最为严重，深圳的土地价格也相对较高，尤其是工业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自2009年以来，深圳的工业用地季均价在四大一线城市中一直为最高，并且十年来持续上升，2018年四季度已高达4350元/平米。

房价亦是如此。由于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热度居高不下，深圳房价一路走高，并且2014年后继续加速上涨，2018年已达5.4万元/平方米。

较高的地价、房价对深圳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占地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正在逐渐迁出深圳。

根据深圳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目前深圳企业外迁现象比较明显，并且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存在由中小企业转向大企业的趋势。例如2016-2018年外迁企业中，大型工业企业占比接近30%，较之前明显提升。2018年，深圳共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迁，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工业总产值合计占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比例为1.95%。

第二，存在传统产业转向电子信息等中高端产业的趋势。早期外迁企业集中于纺织服装、皮革、玩具等“三来一补“企业，而近三年外迁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占比高达37.5%。

许多知名的高技术企业也正在迁离深圳。例如华为先后将终端业务、企业数据中心迁往东莞松山湖，大疆也在东莞松山湖建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等项目落户汕尾，摄像头模组供应商欧菲光将生产基地迁往江西南昌。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业内龙头企业的外迁，可能会引发后续供应链企业跟随外迁的风险。

在经营成本高企、土地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企业在深圳的投资意愿减弱。由于深圳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而2017年以来，大部分时期深圳民间固定资产累计增速，都要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部分地反映了企业外迁的负面影响。尤其是2019年3季度，民间固投增速仅为3%，与整体固投17.9%的高增速存在显著差距。

（三）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尽管深圳已成为中国科创之城，但深圳的科技创新往往更重视技术开发，而非源头创新。一条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应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产业化→金融赋能”等几个阶段。其中基础研究是源头，但深圳的基础研究一直存在较明显的短板。

从一线城市对比来看，深圳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最低。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的基础研究费用占R&D费用比例分别为14.7%、7.7%、3.1%，深圳甚至不及全国5%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水平。

Nature Index通过统计Nature、Science等顶尖期刊上的研究型论文数量，并按照加权分值计数法算出综合得分，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基础研究水平。根据《自然指数2017中国版》数据，深圳的加权评分只有57.3，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排名最低，西安、成都、南京等一众二线城市的Nature Index得分都要高于深圳。

由于深圳基础研究能力较差，原创性科技成果不足，导致一些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例如深圳90%以上的装备制造业关键零部件和90%以上的电子信息产业芯片均依赖进口。2018年美国对中兴通讯实施芯片出口限制，致使中兴元气大伤，正是暴露了当前深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潜在问题。

深圳的基础研究实力较差，与其相对落后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关。2018年北京、广州、上海则分别有92、82、64所高校，并且不乏一些实力强劲的985、211院校，而深圳高校数量仅13所，且并无一所985、211大学。尽管深圳近年来引入了许多国内外知名院校，如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资源的不足，但相比其他城市仍然存在差距。

此外，深圳缺乏基础研究支撑力强的重要科研平台。截至2018年，深圳的国家级创新载体（包括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等）仅113家，而上海有146家，北京则超过300家，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的38个国家级大科学装置无一在深圳布局。

从国际对比来看，根据上海市信息中心发布的《2017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深圳在全球大科学设施评分20强中仅排名第18位，不及东京、旧金山、北京、上海、纽约等基础研究实力较强的城市。

另一个问题在于，深圳的顶尖人才和高端研发团队相对不足。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职院士总量41名，远低于北京（756人）和上海（172人）。例如人工智能、材料基因组工程等科技前沿领域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这导致了能同时提供产业应用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发团队不足。

 4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政策建议

基于深圳当前的发展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相关规划，我们对深圳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深圳有两大主要应对措施，一是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例如2019年深圳对欧盟出口明显提升，形成了对美国出口的替代。另一个更本质的措施则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打造属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提升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和话语权。

而针对深圳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深圳也有两大主要措施，一是盘活存量土地资源，通过拆除违法建筑、整治旧工业区等方式，开拓发展空间，优化空间配置。二是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水平，走集约高效利用之路，这也要求深圳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

因此，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深圳突破当前困局的最优解。而这也是大湾区规划和特色示范区文件中对于深圳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引。

第一，深圳应当继续巩固高端制造业优势。目前深圳的制造业迁出趋势明显，但针对这一点应当辩证来看：

一方面，部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外迁，能够为未来深圳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再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部分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至成本更低的东莞、惠州地区，而将总部、研发部门、销售部门留在深圳，其实是产业链合理布局的必然选择。因此，尽管这部分企业外迁会对深圳经济、就业造成一定冲击，但这是在产业升级趋势下，深圳必然会经历、也应当承受的阵痛。

但另一方面，深圳的企业外迁中也存在一些非合理的因素。一是深圳的房地产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过度挤压，导致一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无法承受较高的经营成本，也加入了外迁大军中。二是区域间没有做好产业协同规划，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使得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招商引资时，凭借大量优惠政策，把深圳的许多高技术制造业也一并“抢走”。

过早、过快的制造业流失，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外迁，对于深圳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深圳现阶段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可能会导致创新能力弱化（例如研发试验等需要一定的制造业基础），陷入类似香港面临的困境，而生产性服务业也同样需要制造业作为支撑。

因此，对于部分值得保留的高端制造业，如通信高端器件、高端装备制造、高性能医疗器械制造业等，可以适当对其进行减税降费、给予低价用地、增强信贷支持，降低其经营成本。其次，政策应当调控深圳房地产市场，抑制投机行为，降低高房价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此外，区域间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做好相应产业协同规划，避免无序竞争。

第二，深圳应当加快发展5G、互联网、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部分产业是面向未来的产业，附加值高，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并且能够为其他产业带来促进作用，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够为深圳高端制造业赋能。目前深圳在这些产业上已经具备了领先优势，但还需要通过政策精心培育。

首先深圳市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并撬动社会资本，为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支持。其次，深圳应当打造更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创新基础设施。此外，应当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

第三，深圳应当深入打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业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对于深圳而言，首先应当充分发挥深交所优势，加快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一是通过探索差异化的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形成更有利于高技术企业的资本市场体系，例如在上市时更注重考量企业的专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二是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降低中小科技型企业的上市融资难度。三是应当着力完善深港通制度，吸引国际长线资金投资深圳高技术企业。

其次，深圳应当扩大风投市场规模，为初创型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环境，培育大湾区内更多“科技独角兽”企业崛起。一是实施更利于风投机构的税收政策，二是扩大风投对外开放，引进更多的国际创投资本，三是增强丰富创业投资主体，包括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发挥，鼓励国有企业参与风险投资等。

此外，深圳目前已形成了较好的金融科技基础，未来可以继续开展前瞻性布局。例如鼓励深圳在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方面先行先试，同时基于金融科技可加强跨境金融监管探索，例如参考香港、新加坡经验，构建完善“监管沙盒”等。

（二）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创新驱动战略是深圳发展的主要战略。目前模仿式创新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5G、生物医药、新能源、互联网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更需要原创性和前瞻性的技术支持，因此未来深圳还需要继续在培育原始创新能力方面多下功夫。

要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基础研究水平，把科技创新链条的源头给补上。

从财政角度来看，目前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正越来越大。根据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介绍，2019年，深圳科技研发资金预算规模123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安排45.36亿元，占科技研发资金比重36.87%，比重已经相对较高。但除了财政拨款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举措。

第一，应当积极引导企业和民间资本加大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毕竟在深圳，企业才是R&D投入主体，同时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也更具备市场针对性。目前深圳有部分企业如腾讯、华为等科技巨头已经开始重视基础研究，但其他大部分企业的意识和财力都不足。因此，政府应当利用好税收杠杆，引导企业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基础研究领域，鼓励企业开办研究机构，共建重点实验室，或者推动有意愿的中小企业形成基础研究联盟。

第二，应当进一步提升高校在基础研究发挥的作用。目前深圳的高校数量和实力都相对不足，应当引进更多国内外知名院校前来深圳开办分校，同时强化深圳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

这一点可以参考纽约州的经验，为了弥补理工科力量的不足，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建设了康奈尔科技园，吸引了一众高科技企业加盟。科技园内的高校与企业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高校为企业提供人才和科研力量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也向学校输送业界导师培养实干型人才，并为学生提供大量业界实习和就业机会。

第三，深圳应当加快布局更多科学大装置和创新基础设施。目前北京、上海、合肥等城市都已经陆续建成了一系列大科学装置，大大增强了城市科研能力，深圳也应当加快补齐这一短板。

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其他城市的大科学装置多为国家科研院所布局，而深圳则更多是源于产业需求。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与网络科学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云脑”“靶场”“云网”三类大科学装置，并且在加快建设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等大科学装置，这都与深圳的产业特征较为契合。未来在选择大科学装置时，深圳仍然应当继续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展开布局，例如新一代通信、大数据、AI、生物医药等。

第四，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与香港、广州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也是必要之举。香港、广州的高校资源都较好，但前者存在产业空心化问题，后者则产业结构更偏向传统产业，重生产而轻研发。深圳则恰好相反，技术开发、产业转化能力非常突出，但是缺乏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平台为企业基础技术支持。

目前广州-深圳之间已经形成了广深科技走廊，并且未来该走廊将进一步延伸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将各地的创新要素沿轴线区域集聚，并通过高速公路、城际轨道等交通要道提升流动效率，能够加强城市协同，弥补深圳的创新劣势。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破除行政藩篱和利益藩篱，并通过政策支持和技术手段，促进各城市间科技资源共享，例如打造城市间科技服务公共服务平台和资源信息库等。

（三）注重引入高端人才

要实现创新驱动，深圳需要引入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并且不仅能“引人”，还能“用人、留人”。

第一，深圳应当建立更科学的人才引进机制、良性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面向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在人才引进前，应当对现有的产业需求和科技人才状况先进行细致评估，制定合适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在引进过程中，政府应联合不同人才领域的专家共同制定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避免简单以学历层次和毕业院校好坏片面来判断科技人才的质量。

第二，应当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进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吸引高质量海外人才。同时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国际人才在深圳创办科技型企业。目前其他发达国家城市的外籍人口比例都相当高，例如硅谷人口中约40%上是外籍人口，来自全球各地的科技人才激活了硅谷的创新活力，而深圳则不到1%，比例明显偏低。

第三，应当注重打造更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人才愿意留在深圳。首先是要提升学前教育水平，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供更充足的教育资源。其次是医疗资源，深圳应当加快构建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发展高水平医疗机构，扩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在公共服务方面，应当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度，并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尽管深圳的制度创新力度较大，营商环境近年来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来看，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深圳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由于深圳民营企业较多，要调动企业的经营活力，就要特别注重打造良好的政商关系。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利用法治规范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同时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时限，尤其是针对部分审批时限较长的外贸业务。

二是通过继续加快“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让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更高效化、便捷化，继续推动政府信息在网上公开，相关事项通过网络申报、登记、审批等，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效率。同时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第二，深圳政府还应当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通过公正监管，维护好市场的公平竞争。一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征信机制和惩戒机制，并率先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平台，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二是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保障政府监管的公平公正。

第三，深圳应当努力促进市场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在前海自贸区等地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后再向全市推广。例如支持企业参与检测认证的国际标准化活动，推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主体与国际权威机构进行资质互认等。

（五）加强与香港的协同

要挖掘深圳发展潜力，应当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城市协同，尤其是深圳和香港协同，而这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

第一，应当进一步加强深圳和香港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通关便利化。积极探索创新通关查验模式，借助智能化手段提高旅客、货物的通关效率。同时特别需要研究为商务、科研、专业服务人才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和通关安排。

第二，应当优化相关制度的衔接，带动两地的服务业整合和人才往来。一方面是完善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人员的区域资格认证，为律师、会计师跨境执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是加快推进深港在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待遇同等化，提供人才自由流动空间，其中特别是在税收制度上实现合理对接，提高香港人才来深意愿。

第三，应当深港间强化科技共享、创新资源对接。一是应当推进香港-深圳产学研融合，将香港在“学”和“研”方面的优势与深圳在“产”方面的优势充分结合。二是相互有序开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实现科技资源共享。三是可以支持两地共建创新创业平台，举办更多的交流活动，例如创新创业分享会等，推动人才交流，创造良好的商业氛围。

第四，应当推动深圳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一是逐步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二是有序放宽港澳机构在深圳的业务办理范围，支持港澳PE、VC机构积极参与深圳创新型科技企业融资，三是加快建设深港通、债券通，提高两地资本市场的连通程度。

风险提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