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金融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的应变之道

作者：刘煜辉

来源：银行家杂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是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就是从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创新、制度供给等要素出发，让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向新兴行业流动，优化供给，提高质量，借助改革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纠正以往社会要素内置的扭曲，努力达到社会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协调，全面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健康、持续、平稳发展。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实体供给侧在金融领域的延续，最早在十三五规划第三篇和第十六章对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更多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各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一方面解决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解决金融机构内部的治理问题。 

商业银行是我国经济的中枢神经，某种意义上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开锁实体经济改革的金钥匙。金融供给侧改革也有利于解决银行头疼已久的沉疴，放下包袱，迎接新经济，拥抱全球化。 

金融供给层面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供给层面主要表现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失衡、银行信贷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对债务的依赖越发严重等方面。 

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

我国主要依靠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数据，2019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3.2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02万亿元，占比高达75.8%。企业债券净融资1.46万亿元，占比11%；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1.19万亿元，占比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05亿元，占比0.9%（表1）。 

根据世界银行和天风证券研究所的数据，90年代以来美国直接融资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2012年接近90%；日本直接融资市场在2000年之后迅速发展，目前直接融资占比超过70%；欧洲地区以德国为代表的直接投资占比较为稳定，保持在60%以上。通过比较可以得出，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 

银行信贷供给同质化严重 

我国大型银行规模要显著高于中小银行，在负债能力、信贷额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中小银行诞生之初定位为区域性银行，服务中小型企业，但实际操作中就是大型商业银行的克隆，在经营管理和市场定位上效仿大型国有银行，贷款投向偏好大企业、国有企业、政府大项目、房地产领域，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支持不足，甚至出现了脱实向虚、恶性竞争、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图1）。 

中小银行的大量资金沉淀于产能过剩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正如央行易刚行长所讲：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说是金融的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 

经济对债务的依赖越发严重 

随着多年来金融领域信用的过度扩张，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实体企业和政府负担的债务过重，偿债压力加大，金融风险也加大。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数据，2019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了5.1个百分点，二季度又继续上升0.7个百分点。相比2017年和2018年的“去杠杆”，2019年的宏观杠杆率仍然难以下降。虽然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8年末的153.55%上升至2019年二季度的155.7%；政府总杠杆率从2018年末的36.95%上升至二季度的38.5%；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从2018年末的53.2%增加到2019年二季度的55.3%，半年累计上升2.1个百分点。过多的信贷资源沉淀，会对其他需要信用融资的主体形成“挤出”，降低了金融的配置效率（图2）。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金融是实体的血脉，金融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做到不同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各个层面的相辅相成，依据实体经济的转型需要，及时调整金融市场，提升金融效率，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2019年以来，银保监会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集中于引导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包括鼓励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银保监会还陆续出台了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岗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等相关政策，为商业银行优化业务结构及资产配置、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了制度保障。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针对性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匹配金融的供给和需求，使之与宏观经济的新旧转型相对应。首先是通过调整企业的融资结构，对高污染、落后产能和限制发展行业的企业压缩或取缔融资渠道，从信贷端推动市场出清。其次是通过制度设计，达到稳杠杆和降杠杆的作用。2016年11月下旬以来，五大国有银行发布公告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债转股业务，通过股权设计为大型企业降低债务杠杆。各类金融监管措施陆续出台，包括将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资产管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商业银行同业存单等纳入MPA考核，以及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等政策发布，使金融风险得以遏制。最后，通过对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等薄弱环节的贷款支持，补足经济短板。近两年来，政策层采取定向降准、调整监管考核等方式，逐步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投放力度；不少银行积极调整业务模式，进一步下沉客户重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银保监会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63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4.27%，比各项贷款增速高7.14个百分点；有贷款余额户数1988万户，较年初增加265万户。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纠正错配 

社科院王国刚教授曾提出，在中国整个资金的配置当中有五大错配，包括主体错配、性质错配、期限错配、产品错配和市场错配。对于主体错配，资金配置原本应该在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之间展开，但在我国金融体系中，资金配置主体转变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以较低廉的利率从存款人手中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又以较昂贵的价格将这些资金借贷给实体，获得卖方垄断收益；对于性质错配，指的是资本性资金为债务性资金让位，实体企业的各种经营运作活动缺乏资本性资金的支持，长期处于寻求银行信贷等短期债务资金的困境中；期限错配主要是长短期资金与项目期限匹配之间的不协调；产品错配强调的是公司债券发生了严重的变异，成为存贷款的补充品；市场错配是指资本市场的交易量远小于货币市场，而且参与者和经营范围过于局限。 

开展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的针对性，就是要解决上述五种错配，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让资本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各司其职，同时强调金融资金与实体项目的期限对应，丰富市场参与主体，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改变利率双轨制，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

我国市场中存在两套利率并行的现象：一个是国家规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另一个是完全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利率。在利率双轨制下，国企及大型企业可享有较低利率和融资上的便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长期面临高利率和融资难的困境。原因是如果基准利率定得比较低，市场融资需求会扩张，银行部门会优先考虑向国企、地方平台以及地产部门发放贷款，因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低，放款规模大，投入成本小。这就会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后者不得不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产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当银行源源不断地把资金输送到国企、地方平台以及房地产等部门后，就会对其他一些效率更高的部门减少资金供应，从而影响资金分配效率。这种分配方式长期运行后，必然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不利于高质量发展。 

利率双轨制也会对银行业务与行为产生引导，抑制了银行业高质量竞争。比如存款利率受到限制的后果一是存款搬家，存款流向了各种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等；二是存款流失后的中小银行被迫通过发行同业存单进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银行息差被压缩，衍生出金融空转和监管套利现象。这两个后果都刺激了金融脱媒的深化，出现了影子银行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各种创新方式将资金委托给外部投资管理机构，绕过金融监管，形成了不透明、高杠杆和产品多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不仅带来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也不利于央行货币政策更好发挥作用。 

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利率双轨带来的诸多问题愈发凸显。利率并轨已经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硬性呼声，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一场战役。8月17日，央行公告，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利率市场化“两轨并一轨”迈出的重要一步。与之前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相比，这一次贷款端的定价有三大变化：一是在原有1年期LPR的基础上，增加5年期LPR的报价，给银行中长期贷款定价的锚；二是LPR报价方式从原来的银行根据自身对最优客户的贷款报价，转为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是1年期MLF）上加点报价，让贷款利率跟着市场走；三是报价银行从原有的10家大行与股份制银行，转为加入城商行、农商行、外资行与民营银行，共18家，报价范围更大。 

政策意在倒逼银行提升风险偏好，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银行的息差会趋于收缩，为适应新的贷款定价机制，银行可能会倾向于信用下沉，扩大贷款范围，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不仅如此，“两轨并一轨”还令央行的货币政策效果更佳卓越、对利率市场的管控能力更胜一筹。 

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成为近几年经济工作的主题。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此后，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成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之一。2017年4月，央行有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低效率金融供给，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给，改善金融机构。提出“稳总量（稳住货币总量）、调结构（优化金融结构）、防空转（限制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控风险（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补基础（补齐金融发展的短板）”五个主要任务。此后，针对同业杠杆，“三三四十”和流动性管理办法相继下发，银行同业资产负债双双收缩，主动负债成本上升。 

随着各类金融监管政策的频繁出台，金融加杠杆行为被抑制，影子银行资产出现明显收缩，表外风险得到有效抑制。但我们也看到，2019年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社融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仍然较大，金融供给侧改革要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还需很长一段路要走。 

商业银行的应变和创新发展 

商业银行是传统间接融资体系的核心，银行助力供给侧结构改革，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周小川同志在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业自己也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同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 

充分认识自身定位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末，中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588家，其中有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行，134家城商行，17家民营银行，1427家农村商业银行，812家农村信用社，1616家村镇银行。在这么多的银行机构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比重接近40%，中小商业银行和农村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应当认清自身的定位，向专业化、特色化转型。 

中小银行的定位和大型商业银行不同，一是中小银行的服务对象聚焦家庭、小型企业，注重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具有较高的客户黏性。二是从地域范围来看，城商行和农商行多是建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资产负债围绕着本地区展开，资金的来源和运用基本在区域内循环。三是出于降低经营成本和错位竞争的考虑，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主要设置在大型商业银行无法覆盖或不愿意覆盖的金融服务薄弱领域或地区，从而使得中小银行对普惠金融的支持有天然的优势。银保监会发布〔2019〕5号文，要求农商行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坚守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定位。 

优化信贷结构，发展普惠金融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扩大就业、扩大收入、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应当准确把握监管部门出台的相关鼓励小微企业及三农客户发展的机遇，利用好降准等相关配套措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塑经营理念，探索建立适合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的服务模式，提升小微企业及三农的贷款占比，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服务新经济，灵活解决抵（质）押难题。根据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的融资需求，探索建立如供应链融资等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重点关注国家“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和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内的优质健康的中小微客户，补齐信贷短板，满足其资金需求。 

第二，弹性设计额度和期限。根据企业经营实际确定贷款期限，核定贷款额度，借款人可在有效期内随用随贷、循环使用、不用即还，减少资金闲置和利息支出。 

第三，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改造升级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加强与外部机构合作，获取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经营信息，丰富增信和授信模式。 

与国家一起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银行业作为与中国最广大企业走的最近的金融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改善、提升甚至重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责任，来实现我国的产业和经济安全。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明确指出，要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产业基础薄弱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老大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下游的主机集成开始做起，一般都是引进国外技术，侧重于组装，而在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领域一直存在短板。比如芯片领域，原来中国是有这些行业的，但是国外技术更为先进、规模效应也使得其成本更低，这使得中国产品因为性价比较低而不具备竞争力，从而形成了产业链上的短板。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中国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风险进一步被放大，即使是在中国已经取得重要突破的通信技术领域，也面临着“卡脖子”的重大问题，有技术基础的华为、中兴被美国断供，就暴露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保证自己的供应链有充分的弹性，从产业安全考虑，中国现在急需有一套机制化的制度，来评估自己的产业基础能力和供应链安全水平，梳理产业供应链的现状，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评估其替代的可能性。此后，根据这些评估，通过信贷引导等支持，着重补齐产业链中的短板。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降成本控风险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乱象治理取得积极进展，包括清理P2P平台、规范第三方支付发展、关闭虚拟货币境内交易所、整治现金贷等，都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产生遏制，弱化了商业银行受到的市场冲击。同时，各家商业银行逐步认识到了金融科技对业务流再造、风险管理、客户营销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多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9月初，央行网站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全文，要求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使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商业银行加强金融科技的应用，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这一困扰多年的难题，疏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一，推出金融科技属性的产品与服务，如建设银行“小微快贷”、工商银行“经营快贷”，基于税务、支付等数据，在线上为企业提供贷款。 

第二，利用金融科技提升审批效率，如华夏银行利用生物识别、电子签章等技术，使信贷业务的线上审批时间由7个工作日缩短至1分钟。建设银行面向推出“惠懂你”手机移动端融资新平台，提升融资服务效率。 

第三，利用金融科技管理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银商合作”“银税互动”，获取企业纳税、工商年检、行政处罚等信息，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提早发现风险苗头，降低损失。 

银行业未来发展畅想 

多层次资本市场将全面重构银行经营模式。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拓宽，投资渠道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进行直接融资，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降低，这将会倒逼商业银行进行经营模式转型，从资金来源、利润来源、业务模式多方面产生变化。 

第一，从资金来源来讲，理财、基金、资管、第三方支付都有可能成为获取资金的渠道，客户贷款资金中来自于存款的比例会下降。对17家大型银行近5年年报数据分析得知，大型商业银行贷存款比例逐年上升，半数接近90%，上海浦发银行贷存款比例连续两年超过100%，说明存款早已不是单一贷款资金来源，更多银行从市场上以多元化方式获取资金来源（图3）。 

第二，从利润来源来讲，传统的靠获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不可持续，更多的银行会开始轻资本运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非利息业务收入。 

第三，从业务模式来讲，银行投行化，不断创新投行业务，探索非信贷直投、产业基金、债券配套、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 

第四，从市场融合角度来讲，部分有实力的大中型银行将实现全要素发展，信贷、债券、股票、基金、信托、理财等业务将在银行内部实现有效的融合，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银行服务于新经济。当前，以互联网、3D打印、新能源、大数据、生物科技等发展引领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正在我国蓬勃发展，深刻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新经济下，优质企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银行的服务将更多面向智能化的中小型企业，以往偏好大企业、大基建、大项目的销售模式会彻底改变。吴红艳发表在三江论坛上的《新经济的主要形态特征及政府管理创新》，为我们描绘了新经济的表现场景。 

第一，互联网成为核心基础设施。新经济的发展大多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基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建立了新的交易场景，并挖掘和创造出新需求，从而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云网端”等新基础设施，和土地、水、交通、能源等一样，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同时，传统基础设施加快与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化升级。 

第二，信息和数据成为独立的经济要素和核心资源。数据变得越来越有价值，成为像资本、劳动力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掌握和利用数据能力是未来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中积累沉淀了大量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用户需求、提高生产效率，使得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有针对性，从而实现智能制造、定制生产。 

第三，企业轻资产化。对于新经济企业而言，知识和创新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在资源要素组合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企业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本、科技研发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利用和控制，固定资产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和重要性明显下降，轻资产化趋势明显。企业依托信息技术直接与最终消费者之间建立连接，缩短了供求链条，同时信息技术、3D打印等新科技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定制化生产的成本和技术难度，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再造，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趋势十分明显。 

第四，企业平台化。新经济依托互联网实现了跨地域、跨领域、多主体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原有的企业边界与组织架构被打破，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向网络的交互协作发展，企业研发向众包式研发发展，单一领域内的精耕细作向跨界组合式创新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链生态系统和产业上下游关联关系。 

第五，中小企业国际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扁平化、网络化生产运营模式将进一步打破地理空间的限制，推进国内外市场全面接轨，资源要素也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全球化中来，从而也将带来更加激烈的企业竞争、城市竞争和国家竞争。 

全能银行减少，特色专营银行增多。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挤压银行利润空间，定位为大而全的中小银行将遭受市场的冲击，走专业化服务道路的银行才能生存下来。特色专营银行将为不同经济群体、不同经济层面、不同产业和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特色专营银行的核心在于客户经营能力，最大限度拓展有粘性的客户，并通过业务决策和操作流程优化，降低成本。 

第一，地方产业特色专营银行。当前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发展、重点区域发展、绿色清洁发展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银行应在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提供有针对性的专家服务。 

第二，私人银行或财富管理银行。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资产配置的方式更加多元化，财富管理的需求极大提升。私人银行要提升财富管理专业能力，一方面通过全市场研究、战略资产配置、细分策略方法，对客户资产进行配置；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和理解客户需求，加深对客户的经营深度，强化客户资产组合管理的运用。 

第三，消费金融银行。随着收入的提高和消费品质的升级，我国居民对消费金融业务的需求提升，银行可选择某一领域或产品开展消费金融服务，抢占市场份额。 

第四，供应链金融银行。随着社会化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已经从单一客户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同一供应链内部各方相互依存。供应链金融银行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 

第五，“物联网+”银行。随着国家层面“互联网+”战略的不断推进，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改造逐步深入，传统产业的物联网化、智能化是必然趋势，相应的金融需求也会随之变化。物联网+银行可构建起“物联网+大数据+客户洞察”三位一体的新型银行与企业生态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第六，外币管理银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拥抱全球化，进出口企业的外汇服务、企业汇率管理和外汇交易等需求提升，需要专业银行进行服务。 

银行兼并重组大幕开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纵深发展、金融业跨界竞争加剧，银行梯队划分将更加明显，特别是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有的绝对胜出，有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例难以达到监管红线的将被淘汰。 

部分有实力的中小银行，要消除传统的地区分割带来的局限性，实现地域的扩张和业务的拓展，唯有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随着金融科技的提升，银行实现了全面的信息化管理，跨区域的经营已经不成问题，但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的方案和布置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只有当银行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才有可能降低平均运营成本，提高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兼并重组通过提升业务规模降低成本，成为较优选择。 

第一，兼并联合以增加收益。当金融市场相对饱和，许多业务的客户相对固定，且各种业务的操作都需要有专门的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不太可能仅仅通过资本投入和网点布局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通过专业特色银行之间的强强联合，在各自已有的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获取对方在其他的金融业务领域的业务，能实现总体业务水平的增长。 

第二，兼并联合以降低成本。随着金融科技的深入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不断地推陈出新，使得银行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速度逐步低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首先是边际投资效益递减，银行虽然不断投入巨资改善其设备，但是投资的收益越来越少。其次是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容量有限。银行就会面临这样一种压力:如果不进一步改进设备，提供更加有竞争力的服务，就会被同业其他银行超出，而一旦投入巨资改造设备，向客户提供了更全面、更方便的方案后，又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成本，甚至于有的银行改造原有的信息系统不久，新的系统就已开始进入被淘汰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型的银行会考虑进行合并，以使自身的经营规模达到所应用的信息技术能“满负荷”工作的最佳规模，或通过合并更有资金实力改造信息设备，通过联合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第三，联合兼并以降低风险。通过资产规模的扩大，并掌握更全面的信息，能够保证银行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减少坏账率。 

当然，银行兼并重组大幕的开启还需政策允许，监管部门通过建立完善的银行业兼并和退出的法律体系，为中小银行的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