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能否“加持”我国出口？

核心观点

发达国家经济衰退逐步发酵，未来我国出口增长的依托会在哪里？在东盟成为重要贸易伙伴的背景下，我们和东盟的产业之间到底是协作还是竞争？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疫情冲击过后，出口有何变化？疫情后高顺差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随着全球经济收缩，外需逐步回落，外贸对我国经济支撑减弱。首先，从贸易差额来看，全球顺差更加集中。资源国盆满钵满，而制造国损失最大，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所加剧。其次，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我国化工和原材料在内的高耗能产业持续受益，而高端产业中机械和交运优势有所加深。最后，从出口国别来看，我国对东盟出口比重稳步上升，已与美国或欧盟相当，东盟对我国出口增速的贡献更是显著跃升。

外贸重要依托，东盟产业发展如何？东盟成立时间相对较早，内部经济和人均生活水平差异较大。东盟国家属于高度外向型经济，具有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拉动区域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东盟国家产业结构整体上与我国相似，以第三产业为主，但制造业比重也着实不低。新加坡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均独占鳌头，而其余成员国虽增速稳健，但仍距离发达国家甚远，这同样给予其更广阔的产业升级空间，并吸引来大量的国际投资。IMF预测，东盟经济未来将保持较高增速，潜力巨大。

欧美vs中国，谁的影响更大？东盟外贸与经济的韧性将决定其对我国出口支撑力度，通过价值链拆分来看，其实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远比想象中的更强。从市场需求来说，欧美发达国家对东盟“真实”出口的贡献近期回落至三成左右。而RCEP国家（包括中国）对东盟DVA的贡献在四成以上，其中中国自己就贡献两成。这也决定了，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扰动对于东盟出口虽存在影响，但占比有限。东盟的生产资料同样来自中国和RCEP区域，其生产的韧性将带动我国中间品的出口。从区域协作程度来看，欧美与东盟的协作程度较区域内更低，且影响力也在逐步回落，而我国与东盟的协同效应在显著上升，已经超过欧美。考虑到东盟的支撑作用，我们预计，明年我国出口增速中枢约在-5%~0%。

产业关系：合作还是竞争？相比于东盟，我国产业优势较分散。从与东盟的产业关系上来看，我们发现，在化工和交运行业，我国与东盟在产业链上的位置较分散，并未有明显竞争关系。在机械设备行业，我国与东盟上、下游度位置均趋近重叠、存在竞争趋势。在电子和纺织行业，中国和东盟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并没有较多重叠、竞争不高，但东盟内部竞争趋势显现。此外，我国和东盟进口中间品相互依赖有所加深，而纺织业协作效应最为明显。我国与东盟的竞争过去集中在低端产业，而未来中高端产业互补将有所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东盟的下游低组装成本，我国得以在尖端科技行业完善区域化产业链；二是凭借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创新，通过高端制造业为东盟提供高端中间品和高端生产器械。一带一路格局下东盟将成为我国的经济新动力。

正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出口端表现亮眼，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复苏。不过自今年三季度开始，随着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逐步发酵，我国出口增速逐月回落。那么，未来出口增长的依托会在哪里？在东盟成为重要贸易伙伴的背景下，我们和东盟的产业之间到底是协作效应为主还是竞争效应占据上风？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1. 疫情冲击过后，出口有何变化？

疫后高顺差助力经济增长。在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疫情冲击带来出口端的显著变化。首先，从贸易差额上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上行，与此同时，顺差占全球总顺差的比重也在上升，疫后高顺差有力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复苏。但随着全球逐渐步入衰退周期，高企的外需开始退潮，此前高顺差或将难以持续，这意味着净出口对经济的支撑将逐步回落。

资源国盆满钵满，制造国损失最大。从不同国家类别来看，2021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推动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使得资源国贸易顺差快速走阔。与此同时，需求放缓与成本抬升推动主要制造国贸易差额罕见转负，逆差均创历史记录。而在上一轮经济危机时，制造国仍能通过贸易顺差这一外部现金流流入维持金融稳定，本轮多数制造国贸易差额转负，叠加美联储持续加息，带来显著的资金流出压力。

全球贸易不平衡加剧。具体来说，贸易顺差分布更加集中在中国以及主要资源国手中，由于多数制造国出现罕见贸易逆差，逆差国的出现更加普遍。从体量上来看，中美两国贸易顺差和逆差分别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在俄乌冲突和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背景下，俄罗斯贸易顺差大幅上行，欧盟整体贸易差额首度转负。在亚洲方面，受全球需求紧缩的影响，常年在顺逆差之间徘徊的日本逆差快速增加，今年二季度逆差逼近2014年的历史高点，而韩国今年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度转向逆差，或因其经济支柱芯片行业全球需求骤减。东盟整体贸易差额也首度转负，其中能源出口大国印尼顺差快速上升，但第三产业依赖度较高的成员国逆差迅速扩大。

高耗能产品持续受益。其次，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俄乌冲突持续推动欧洲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较其他地区出现显著价差，推动原材料特别是高耗能产品成本抬升。而得益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相对低廉的能源成本，我国原材料及能源链产品出口显著受益。

化工链与热泵表现出色。由于俄乌冲突带来的欧盟天然气危机，欧洲热泵需求陡升。受主要能源和制造原材料的天然气制约，欧洲众多金属和化工厂关闭停运。鉴于能源价格高昂，Glencore被迫关停了在德国诺登哈姆的年产能16.5万吨锌和锌合金的冶炼厂。无独有偶，化肥生产巨头CF宣布暂停其在英国唯一的工厂，以应对飙升的天然气价格。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欧洲化工龙头将投资转移至我国。以化工龙头巴斯夫为例，集团在今年决定投资100亿欧元，全面推进其位于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项目，构建巴斯夫在全球的第三大一体化生产基地。考虑到化工制造转移重建或重启需要时间，我们认为，我国化工产业受益时间或相对较长。

机械和交运行业优势加深。通过以增加值所构建的中国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我们发现，多数行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后比较优势有所回落，但随后开启上行趋势。高端产业中机械和交运行业较之前优势有所加强，而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为我国出口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未来交运行业优势或将进一步升高。

出口东盟比重稳步上升。最后，从出口国别上来看，过去我国出口经济体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出口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比重在50%以上。近年来，随着东盟经济和制造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东盟出口比重稳步上升，现在基本上已与美国或欧盟的体量相当，占比在15%以上。

东盟接棒欧美，贡献显著提升。从主要经济体对我国出口拉动的贡献来看，随着欧美主要经济体经济放缓乃至步入衰退，其对中国出口拉动的作用有所减弱。而与此同时，东盟对我国出口增速的贡献率明显上升，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其将支撑我国出口虽有回落，但不至于大幅失速。

东盟跃居最大贸易伙伴，成为重要支撑。随着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吸纳新成员，区域内贸易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方向，RCEP以及东盟的重要性也逐步凸显。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对东盟和一带一路的出口增速一直保持在高位，甚至在疫情冲击的2020年仍保持着稳健的增长，而疫后更是分别展现出了超25%和30%的强劲复苏增速。在这样持续的高增速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盟占我国的出口份额也逐年增加，在过去十年间东盟由我国出口份额的9%稳步上升至2021年的14.4%，并在2020年超越欧盟，成为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2. 外贸重要依托，东盟产业发展如何？

虽然东盟整体而言对于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但由于其成员国较为分散，内部差异也很突出，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经济到产业结构的视角先对东盟加以剖析。

东盟成立时间较早。早在1967年，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印尼五个国家共同签署《曼谷宣言》，而东盟也正式宣告成立。随着东盟国家的内部合作不断加深，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宣告加入。今年11月，在经过11年的准备后，东帝汶也正式获批成为第11个成员国。东盟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推进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而我国与东盟的合作也日益紧密。自我国与东盟在2003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后，双边贸易往来与产业协作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贸区。

发展迅速但地区差距巨大。在东盟中，新加坡与文莱的人均GDP较高，而其余国家的收入水平均较为落后。国土面积最小的新加坡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人均GDP在2006年仅是美国的80%，而在2017年实现反超后不断扩大优势，目前已是美国的108%。2021年新加坡人均GDP增速高达12.2%，居东盟首位，且是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两倍。文莱在东盟国家中虽有较高的居民收入，但在过去的25年长期陷在负增长的泥潭中，前景并不乐观。其余成员国人均GDP虽然在疫情前的十年内保持3-5%的稳定增长，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5%的平均增速，但由于基数过低，仍在不到美国收入的10%附近徘徊。可以发现，东盟内部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差异较大。

经济高度外向，消费占比突出。东盟国家属于高度外向型经济，具有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拉动区域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以东盟最初的五个成员国（“东盟五国”，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为代表来看，在需求端层面，消费占整个GDP的比重超六成，而投资占GDP两成左右。东盟主要国家的外贸总体保持顺差但净出口占比不高，不到一成。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均是具有这样需求结构的代表性国家。而新加坡由于人口受限于国家领土面积，消费的拉动并不大，依托马六甲海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依靠出口大力拉动经济发展。此外菲律宾作为一个贸易逆差国，消费在GDP中占比尤高，对GDP贡献近九成。

制造业比重不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整体上与我国相似，以第三产业为主，但制造业比重也着实不低。以东盟五国为例，过半的GDP由第三产业所贡献，而第二产业占GDP也近四成。东盟绝大多数国家的三产分布均与此相似，而新加坡和文莱作为东南亚国土面积最小的两个国家，第一产业贡献近乎为零。新加坡依靠国家的优质人才引进政策，在高端技术领域发挥出极大的优势，如电子通讯、精密工程、能源化工等行业。文莱虽然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作为主要经济支柱产业，占GDP比重超六成。

产业发展参差不齐。新加坡凭借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地理位置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其造船业、航运业和机械制造业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处于高技术行业发展阶段。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则依靠在细分行业特有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进入中技术行业发展阶段。这其中，马来和文莱均坐拥丰厚的油气资源，而泰国则享有丰富的橡胶资源，因此在能源化工行业均有良好发展。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较低，自然资源丰富，主要发展低端制造行业，处于低技术行业发展阶段。柬埔寨、菲律宾、缅甸、东帝汶仍属于资源国，工业化程度较低。

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根据Ohno（2009）[1]赶超工业化框架，我们可以将东盟产业升级分为五个阶段。目前东盟的国家早已跨越文化单一、农业自给的最初第零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国外指导下从事简单制造业生产，例如越南。随后，通过聚集效应，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支持性产业，从而进入第二阶段，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这时产业发展依然需要外国指导。通过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产业则有可能迈入第三阶段。但这一阶段较难实现跨越，大部分的东盟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只有跨越这一“玻璃天花板”才能成为产业的全球领袖，在创新和产品设计上领跑世界。

疫后外贸显著增长，投资吸纳也很突出。东盟成员国凭借着丰厚的资源和优质的发展空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海外投资吸引力。以东盟五国为例，FDI增速在过去的十年中虽有波折但整体较为强劲，并在疫情后实现快速复苏。从全球来看，东盟是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地区中FDI最大目的地，其中新加坡和泰国在2021年均吸收了超百亿美元的FDI投资。从产业角度来看，金融中银行业的投资总量最大，而电动车、电子产品、医学制药的投资增速最为显著。此外在贸易方面，东盟五国的进出口增速在2017年后均实现了较为稳健的增长，且在疫情后得到迅速地修复，今年三季度超20%的贸易增速在全球紧缩、欧美衰退迫近的当下，成绩格外亮眼。

东盟发展空间广阔，或成外贸重要依托。根据IMF最新预测，2022年东盟五国的实际GDP增速为5.3%，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的3.2%，增长空间较大。实际人均GDP增速预测值为4.3%，约为发达国家预测值的两倍。东盟成员国中越南的发展潜力最大，今年的实际GDP预测增速高达7%，而人均增速也超过6%，均居东盟首位。展望未来，东盟的经济增速或将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进一步夯实。东盟依托着区域内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面对海外衰退的冲击时保有缓冲垫。同时，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东盟经济的自身发展空间也将不断扩大。在欧美需求低迷以及对我国部分产业有所限制的背景下，东盟对我国外贸的有力支撑将愈发凸显。

3.欧美vs中国，谁的影响更大？

近几个月以来，我国出口增速持续回落，主要源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但我国对于东盟的出口依然坚挺。部分观点认为东盟与我国的外需重合度较高，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的回落也会拖累东盟，并殃及我国对东盟出口的韧性。不过，我们通过价值链的拆分来看，其实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远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强。

东盟外贸大进大出。东盟主要国家多为外向型国家，进出口表现为大进大出，对外依存度较高。如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出口占其GDP比重均在80%以上，但主要制造国同样进口了大量中间品，导致进口占GDP比重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贸易口径比较意义可能不大。

DVA代表“真实”出口。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是对“真实”出口情况的一个较好衡量指标，在全球中间品贸易比重越来越高的今天，继续使用总贸易额口径来衡量实际贸易情况已经力有不逮，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真实”出口情况，可以在价值链的基础上对该国出口进行拆分，其中，DVA部分就可以被认为是该国的真实出口情况。

东盟需求结构，RCEP拉动最大。DVA来源分布可以看做是东盟出口的市场需求分布，通过拆分东盟DVA的国别去向，我们发现，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对东盟“真实”出口的贡献近期出现回落，约在三成左右。而RCEP国家（包括中国）对东盟DVA的贡献在四成以上，只看中国单独的贡献也在两成左右。如果将东盟自身GDP作为比较基准，其DVA总值约占GDP比重三分之一，中国贡献占东盟GDP比重持续上升，近期约占东盟GDP的5.6%，RCEP整体贡献自2015年以来也出现上行趋势，目前比重约14%，欧美比重则于10%左右水平震荡。可以发现，东盟出口需求的区域化趋势较为明显，这也决定了，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扰动对于东盟出口虽存在影响，但占比有限。

东盟生产资料，同样来自内部。如果将DVA来源分布看做东盟的市场需求分布，那么东盟制造业中间品来源分布可以看成是其生产资料的来源。我们发现，东盟生产同样呈现区域化趋势，RCEP整体来源比重由2000年24.6%上升至2021年32.4%，而来自于欧美的中间品比重则由11.7%持续回落至6.6%。对中国依赖度也有提升，由2000年的1.9%提升至2021年的14.4%。这意味着东盟生产所需要的资料同样多数来自中国和RCEP区域，其生产的韧性将带动我国中间品的出口。

我国已超欧美，影响显著上升。除市场需求和生产资料分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区域协作情况观察东盟外贸受欧美影响程度。在一国出口拆分中，FVA代表某国总出口中来自国外部分的增加值。FVA的来源国分布间接反应了该国与来源国在国际生产链条中分工协作的程度。FVA比重越大，表明该国与来源国合作越密切。自2000年以来，东盟在贸易协作方面区域化同样明显，FVA来自RCEP国家比重大幅上行，2021年占整体比重约四分之一，来自欧美主要经济体比重持续回落至10%，来自中国比重快速上行至11.6%。整体来看，欧美与东盟的协作程度较区域内更低，且影响力也在逐步回落，而我国与东盟的协同效应在显著上升。

明年我国出口增速约-5%~0%。我们此前在报告中就已指出，年内出口可能会受到外部需求环境的影响。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从与中国出口的可比性角度出发，除石油危机外的美国经济衰退期间，新兴经济体出口损失中位数约在-12%左右。考虑到东盟对我国出口的支撑作用，鉴于我国对东盟的“真实”出口约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五分之一，则我国明年的出口损失或在10%左右，对应着明年全年我国出口增速中枢约在-5%~0%的水平。

4.产业关系：合作还是竞争？

我国产业优势分散。从行业角度来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各产业出口的相对优势，数值越高则优势越为显著。借助RCA指数，我们以1和1.5为界限对我国和东盟的各主要产业优势进行分类。从东盟区域特征上来看，资源品是除新加坡和文莱外的东盟区域性优势，主因东盟各国多处热带，其气候对农业和食品行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新加坡和文莱受限于国土面积在这两个行业较难发展。从国别上来看，多个东盟国家在纺织和皮革方面整体显现出较强的优势，其中越南在皮革业上的出口优势上领先世界而柬埔寨在纺织业上的优势也极为突出，展现出其国别产业特色。此外，泰国、越南和马来的产业发展较为均衡，在资源品、中低端和高端制造业中均有优势行业。从具体行业上来看，得益于丰厚的油气资源，马来、泰国和越南有着较强的橡胶和塑料产业。在电子电气及光学设备产业中新加坡在东盟诸国中展现出较大的优势，而紧随其后的便是马来。在交运设备产业中，泰国依靠着大力发展新能源车的政策支持，在东盟国家中独占鳌头。与东盟相比较，我国产业优势则较为分散，除食品和交运设备产业外均有良好的国际优势，在产业特色上我国在纺织皮革上最为突出，其次便是金属及非金属矿等原材料制造业。

比较优势指数对于行业间协作和竞争关系的反映相对较为粗糙，我们基于价值链的视角，来深入探讨我国与东盟在具体行业上的协同效应与竞争效应的强弱。行业层面的上下游度、前向参与度以及进口中间品依赖度这三个视角，可以很好地刻画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游度指行业的中间投入在产业链条上距离最终消费者的距离，上游度越高意味着距离消费端越远。下游度是指行业距离产业链上初始投入要素部门的环节数，下游度越高意味着距离初始投入越远。一般情况下，上下游度指数重合代表各国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生产位置或环节一致，存在竞争的可能性较高。

前、后项参与度则衡量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收益”分布情况。简单来说，前者是用来衡量价值链中该国增加值占出口比重，后者用来衡量价值链中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占出口比重。前向参与度越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收益”越大。

我国已成区域价值链中心。我国前向参与度变化虽显波折，但趋势上也是持续抬升。如果从全球价值链上中间品出口中国内增加值（DVA）考虑，以电子电气和光学设备为例，中国已经从2000年的边缘分工国到2021年代替日本成为亚洲区域价值链中心。

高增加值仍待努力。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此后我国快速融入国际市场，与其他国家生产分工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由低到高。而近期随着产业升级，高端制造自主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有望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环节逐步过渡到高增加值环节。

我国纺织行业升级明显。具体到和东盟的产业关系上，与直观感受有所不同，2021年我国与东盟国家纺织行业上下游指数均存在一定差异，且从时间变化上，中国和东盟国家下游度差异有扩大趋势，指向竞争程度不高。但东盟国家内部产业链位置趋于重叠，可能存在竞争关系。而从时间和国家两个维度来看前向参与度，可以发现相较2010年，我国纺织行业增加值比重较东盟国家提高明显。

化工行业相互竞争较小。相较于东盟主要国家，中国化工及化工产品行业的上下游度指数较高，与东盟国家所处位置存在较大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东盟国家内部在生产链上显示出来比较强劲的竞争关系，生产环节趋于重合。最近10年间，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变化均不明显，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化学及化工产品出口一直保持较高的附加值。相较其他行业，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在化学及化工产品行业都具有较强的增加值获取能力且产业链上的位置比较分散，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竞争关系。

机械设备存在竞争趋势。中国机械设备行业上游度指数在2010-2015年间变化幅度不大且与泰国趋近，但近5年间泰国的上游度指数下降明显快于中国，两者的产业链位置差异拉大。近年来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机械设备行业上游度指数开始趋近重叠，指向产业链或出现竞争趋势。基于下游度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下游度也展现出接近的趋势。从前向参与度指数分析，四个国家随时间变化趋势不明显，机械设备保持较高附加值比重，但中国该行业的增加值比重更大，即附加值获取能力更强。整体来看，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未来在该行业可能出现竞争趋势。

电子电气升级偏慢。相较于东盟主要国家，中国在电子电气和光学设备行业的上下游度指数偏高，与东盟国家所处位置有一定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东盟国家内部生产环节趋于重合，在生产链上出现较为强劲的竞争关系。除越南外，其余三个国家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变化不明显，增加值获取能力也比较接近。整体看来，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并没有较多重叠，但东盟国家内部竞争趋势开始显现。

交运行业进步最大。从上下游度来看，中国在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和其他国家差异较大，而东盟国家内部上游度指数趋近，下游度指数差异明显。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在交运设备生产中增加值获取能力大幅增强，在各行业中进步最大。在交通运输设备生产链条中，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位置相对分散，并不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且随着中国前向参与指数的不断攀升，未来更可能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共赢。

进口中间品体现相互依赖加深。通过中间品贸易来看，中国和东盟间相互的产业依赖度都在过去的20年中不断提升，而这一现象对东盟而言尤为明显。一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东盟从中国进口的贸易中间品比重翻了七倍有余，意味着东盟越来越依赖中国的贸易协作，且这一依赖性在2017年后不断提速。但中国依赖程度提升不甚明显，这可能也与中国巨大的外贸体量有关。另一方面，我国从东盟进口的贸易品比重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虽然在2012-2018年间有一定下行，但在19年后快速反弹。我国从东盟进口的中间品比重虽并未成倍数的上升，而这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我国的庞大的总贸易体量。往后看，随着RCEP合作不断加深，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协作与依赖或将进一步深化。

纺织业协作效应更强。从具体行业来看，除橡胶外，我国和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在过去15年中不断加深，而这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纺织业。在我国进口的纺织品中间品中，从东盟进口的比重由2016年的3.2%快速攀升至2021年的10.3%，五年间翻了三倍有余，且在2018年超过从欧美的进口量。同样，从东盟角度来看，其进口的纺织品中间品在过去五年中由12.1%倍增至31.3%，表明我国和东盟在纺织业上的贸易合作更为紧密。整体来看，多数行业中，我国与东盟的分工协作关系都在进一步加深。

过去竞争集中在低端产业。整体来看，过去我国与东盟在低端产业面临较强的竞争，这种竞争对我国而言并非全然无益。这些产业的附加值和利润均偏低，在我国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格局下已逐渐在淘汰。近年来，我国纺织产业上、下游度与东盟国家差异逐步拉开，指向竞争程度回落，增加值比重逐步抬升表明行业提升明显。

中高端产业具有较强互补效应，这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体现。一方面，借助东盟的下游低组装成本，我国得以在尖端科技行业完善区域化产业链，这包括电动车产业链和被美国恶意“卡脖子”的芯片产业链。以广西为例，通过“4+N”发展规划，不断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2018年以来，广西已在印尼建成投产上汽通用五菱工厂并年产12万辆整车，且在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年产350万吨钢铁。另一方面，凭借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创新，通过高端制造业为东盟提供高端中间品和高端生产器械。当下东盟多国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车产业，而我国的高端车床刚好契合了国内及东盟的新能源车需求的高速增长。2022年1-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了471.7万辆，同比增长1.2倍，同时国际市场对我国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放眼未来，在中高端产业上，我国与东盟的协作仍有广阔的空间。

一带一路下的经济新动力。总结来说，在我国不断推行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开，产业垂直分工领域也越来越多。当下，中国已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中间品出口市场，后续也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最终品的出口市场。随着中国和东盟的产业链协作进一步加深，东盟作为亚洲经济新动力的格局将逐步形成。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测算偏差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