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影响、国别比较与对策研究

作者：中信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来源：明晰笔谈

报告要点

目前我国人口增长仍面临一定压力，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后续劳动力供给可能受到影响，全社会的储蓄、投资、经济增长中枢均有一定的回落压力。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或将降低汽车、地产的购置需求，但也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占比，而经济增长中枢的回落，居民风险偏好的下降也对债市形成利好。

人口发展历史与现状。目前来看，我国人口总量较大，但人口增长压力已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也导致我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重，分地区看，各省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整体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和全球其他国家相对比，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全球、亚洲的平均水平，与日本、泰国较为接近。

人口发展趋势展望。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推算未来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总数。根据测算结果，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预计我国将于2023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低生育、高年龄？影响几何？对于经济基本面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并降低生产总量；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深也将导致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减少，并将导致居民工资以及物价的抬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长期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可能会降低汽车、地产的购置需求，同时也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人口红利的消散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中枢回落，而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也将降低居民风险偏好，长期看利好债市。

应对低生育率的他山之石。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曾经历过生育率水平快速下降，结合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应对经验，我们认为解决低生育水平需要完备的组织机构、政策法律体系，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经费来源以应对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的开支。

综合来看，尽管当前二胎政策已全面放开，但我国人口增长仍面临一定压力，对比国际水平，我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低于亚洲、全球的平均水平，而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劳动力供给总量趋于回落，经济增速也将面临一定的换挡压力。往后看，根据我们的测算，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老龄化进程仍未完结，2023年我国或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并降低生产总量；同时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深也将导致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减少，并可能导致居民工资以及物价的抬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长期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降低汽车、地产的购置需求，同时也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占比。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或将逐渐消散并将导致经济增长中枢回落，而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也将降低居民风险偏好，长期看利好债市。结合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看，解决低生育水平需要完备的组织机构、政策法律体系，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经费来源以应对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的开支，因此后续政策可以在鼓励生育方面适当布局，操作上可以借鉴海外经验，采取差异化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孕龄女性的就业和再就业加以扶持、以及制定相关法律增强政策的约束力和公信力等举措。

正文

近日，有传言称2019年的新出生人口预计1100万人，较2018年的1523万人大幅回落，而结合出生率看，2018年我国的出生率录得1.09%，是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出生人口的腰斩与出生率的低迷似乎都说明当前我国的人口增长已有一定的下行压力。接下来本文将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试图讨论当前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基本面与资本市场的影响，并结合海外经验来简单分析如何应对当前低生育率的局面。

人口发展历史与现状

我国的人口发展史

1949年-1953年，战后婴儿潮带动人口总量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整体处于战后复苏阶段，社会安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而人口的发展进程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出生率维持稳定，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回升，建国后的第一次“婴儿潮”也开始出现。1953年我国开展了历史上的首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一次对全国人口总数有了精确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已达到5.94亿人，较1949年的人口总数上升明显。

1954年-1958年，首次人口普查为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逐渐确立。1953年的人口普查为中国政府制定科学的生育政策提供了依据，当时我国仍处于战后恢复阶段，生产力水平有待提高，粮油等生活用品的储备并不充足，日渐高增的人口总量反而加大了我国粮油等商品的供应压力，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表示对人口增长的担忧。1955年，中央在对卫生部《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进行批复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同年9月，周恩来也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均发表了有关节育问题的讲话，这说明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在这一时期大方向已经确定。

1958年-1970年，随着社会因素、自然灾害的影响，节制生育计划整体波折前行。进入1959年，受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等政治因素影响，叠加自然灾害持续发生，我国经历了粮食产量骤减的“三年困难期”，人口数量也有一定下降。1962年，“三年困难期”结束后生产力逐渐恢复，我国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婴儿潮”，1962年出生人口共计2100万，1963年则达到了2800万，人口高增的问题再次凸显。此后国务院于1964年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全面开展节育工作，但随着1966年政治运动的开启，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也整体陷入停滞。

1971年-2013年，计划生育全面推进，出生率明显回落。国务院批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推行。1973年，国务院也着手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82年，计划生育被正式写入《中华共和国人民宪法》，中共十二大也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此后，以“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开展，我国的出生率也整体趋于下降，截至2013年，我国出生率已降至1.21%，较1970年的3.34%显著回落。

2014年至今，全面二孩政策逐渐放开，但出生率仍在持续探底。2013年3月，国家卫计委开展多方案人口预测和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同年11月，“单独二孩”政策正式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并于2014年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2014年我国出生率为1.24%，较2013年小幅回升，但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总量再次滑落，从2014年的1687万人降至2015年的1665万人。自2016年1月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囤积的生育意愿，2016年出生率为1.30%，出生人数为1786万，均较上一年显著改善，但生育反弹却并未延续，2018年，我国出生率回落至1.09%，出生人数也仅为1523万人。

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现状

出生率、生育率、总生育率均是反映人口增长趋势的指标，这些指标各有侧重。出生率指的是活产婴儿数与该时期内总人口的生存人数之比，可以直接衡量总人口的生育水平，但生育是由处于生育期（15-49岁）的女性完成，在老龄化较为严重或者男女数量差异较大的社会中，出生率可能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妇女生育意愿，“生育率”则应运而生：生育率指的是特定时期内出生人数与同期内育龄妇女的生存人数之比，与出生率相比，生育率可以更为准确的衡量妇女的生育意愿，同时统计局也会定期公布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数据，将其加总即可得到国际上常用的“总生育率”（TFR，该指标可以大致反映一个妇女一生总共生育多少孩子），国际上一般认为当TFR达到2.1时，人口总量将整体处于稳定，若TFR大于（小于）2.1，则未来人口总量将趋于上升（下降）。

目前我国人口总量较大，但人口增长压力已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总量整体保持稳定增长，截至2018年，我国人口总数已到达13.95亿，但增速上我国的人口增长已出现一定的下行压力。理论上，不考虑人员迁移的话一国新增人口数量应等于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我国的人口死亡率整体维持平稳，而计划生育的持续推进也导致我国出生率的持续滑落，截至2018年，我国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1.09%、0.38%，均是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生育率方面，2000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整体处于低位，尽管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的生育率已有一定回暖迹象，但整体看我国生育率水平仍然较低，对于总和生育率而言，2015年我国TFR仅录得1.05，甚至低于日本的同期水平1.45，进入2017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小幅回升，但仍低于人口更替基准2.1。

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也导致我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重。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若一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则可将其视为老龄化社会，若达到14%则可将其视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自2000年开始，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达到7.0%的临界线，说明我国已有一定的老龄化压力，进入2010年后，我国15-64岁人口占比开始回落，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延续上行，说明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18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录得11.9%，较14.0%的深度警戒线仅有一步之遥。

分地区看，各省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整体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具体来看，我们将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2018年的人均GDP排序并分为三档，第一档为人均GDP排名前10的城市，第二档为人均GDP排名为11-20的城市，第三档为人均GDP排名在20之后的城市。自2000年以来，第三档城市的生育率水平持续高于第一、二档城市的平均水平，直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第二档城市的生育水平持续高于第一档城市，我们认为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的省份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也更高，因此生育率也较其他省份更低。

我国人口现状的国际对比

目前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全球、亚洲的平均水平，与日本、泰国较为接近。利用统计局公布的分年龄生育率数据，我们可以手动估算我国各年度的总和生育率。对比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地区）总生育率，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总体偏低，绝对水平上与欧洲的平均水平较为接近，但低于亚洲、全球的平均水平。从当前的最新数据看，2017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58，亚洲国家中略高于日本（1.43）、泰国（1.53），但低于印度（2.24）、马来西亚（2.02）、菲律宾（2.64）等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低于名美国（1.77）、英国（1.79）、法国（1.92）等发达国家。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但低生育率水平可能加速推进老龄化进程。人口结构方面，我们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来衡量老龄化程度，自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高于亚洲、全球平均水平，截至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录得11.9%，高于亚洲平均水平7.1%和全球平均水平8.9%，亚洲国家中，我国老龄化程度要高于菲律宾（5.1%）、印度（6.2%）、马来西亚（6.7%），虽然较泰国（11.9%）、韩国（14.4%）、日本（27.6%）的程度较轻，距离美国（15.8%）、英国（18.4%）等欧美发达国家也仍有距离，但当前我国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也可能导致老龄化加速推进，后续我国的老龄化压力仍不容忽视。

人口发展趋势展望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推算未来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总数。在对后续人口总量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预测时，一个常见方法是从时间序列分析（如ARIMA模型）的角度来对不同年龄人口总量进行拟合，但考虑到人口周期的特殊性，各年龄人口的变化并非简单的向量自回归，而是与上一期人口结构呈高度相关（如今年50岁的人口实际上就对应着去年49岁的人口），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对人口结构进行测算可能会割裂掉不同时期人口结构的内在联系。受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采取逐期计算的方法来对人口结构进行推测：第六次人口普查详细公布了2010年全国各年龄段的人口总数和死亡率，考虑到自2010年至今我国总人口死亡率基本稳定在0.71%左右，我们假设自2010年至今各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保持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上一年特定年龄的人口数量以及死亡率来推算当年对应年龄的人口总数（如2011年51岁的人口总数就应该为2010年50岁的人口总数来乘以当年51岁人口的死亡率）。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方法仅能对存量人口的演变进行预测，若想得到全部人口的年龄分布结构仍需要对新出生人数加以预测。考虑到新出生人数受生育政策、妇女生育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我们采用情景假设的方法来对出生率和新出生人数进行分析。我们分为悲观、中性、乐观三种情景：悲观预期下，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探仍未完结，考虑到当前我国的出生率水平与日本1998年的水平较为相近，且自1998年以来日本的出生率以10年0.1%的增速回落，我们假设悲观预期下我国的出生率增速的回落进程也类似；中性预期下，我们假设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松，出生率会企稳在当前水平；乐观预期下，生育政策将对出生率起到较大的提振作用，出生率将以10年0.3%的增速回升至1.21%的高点并企稳。

根据测算结果，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预计我国将于2023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悲观预期下，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持续减少，202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14%并达到14.2%，203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0%达到20.5%，而2050年我国65岁人口占比将达到24.4%；中性预期下，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将分别于2023年、2035年超过14%、20%，205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将达到23.2%，同时14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占比整体稳定在16.5%左右；乐观预期下，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于2036年超过20%，但自2048年开始，老龄人口比重将开始下滑，而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开始回升，老龄化的程度将逐渐缓解。

低生育、高年龄？影响几何？

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并降低生产总量。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国的生产总量主要取决于技术、劳动生产率资本投入三个因素，即Y=AKaL1-a，理论上，生育率走低、老龄化加深将不利于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增长。自2010年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占比触顶回落，截至2018年底已降至71.2%，较2010年的高点74.5%下降了3.3pcts，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农民工人数同比增速一并回落，2010年我国农民工人数同比增速录得5.4%，但截至2018年末已降至0.6%。另一方面，劳动人口占比的持续下降也会对劳动质量产生影响，我们此前的报告《债市启明系列20190829—旁见侧出——供需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中指出，非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速与全员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这可能说明随着非适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劳动力供不应求，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也能够参与劳动。总而言之，在当前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显现，劳动力供应减少可能仍未完结，后续来看我国的我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一定的换挡压力。

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深也将导致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减少，并将导致居民工资以及物价的抬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处于不同年龄结构的居民拥有相异的消费特征，居民在少年、老年时期的储蓄率较低，而在中年时期的储蓄率较高。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14%则可作为深度老龄化的标志，根据我们的推算，2023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此后老年人口规模将以较高的速度逐年增长，在生产效率及科技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端可能有一定的短缺压力，这将导致两个现象：其一，老年抚养比将持续上升，全社会储蓄水平也将随之降低，这可能导致银行负债规模的下行，并可能造成银行贷款规模减少以及投资增速下降；其二，由于老龄人口并不参加社会生产，因此全社会的劳动力和商品供应都将有一定的短缺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居民工资上涨以及物价抬升。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理论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长期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可能会降低汽车、地产的购置需求，同时也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理论上，青年人相对中老年人有着更强的购房、购车需求，因此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探，我国的人口结构将继续向老龄化倾斜，在购买力与消费习惯不变的情况下，对汽车、地产的配置需求或将趋于回落；另一方面，老年人对药物、医疗器材等医疗保健用品的需求更强，因此长期看居民对医疗保健类支出的比重有望提高；此外，随着生育率的回落，与育儿相关的支出如对婴儿用品、儿童玩具的购买以及早教、培训的支出也将减少。对于具体行业而言，随着生育率的持续回落，“育儿”产业链相关行业的增长可能相对有限，但婴儿用品及药品、儿童服装、早教和培训机构、儿童玩具等行业的优质产品也有望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与“养老”相关的行业如医药制造、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等相关行业将迎来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或将逐渐消散并导致经济增长中枢回落，而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也将降低居民风险偏好，长期看利好债市。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资产选择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风险偏好或将趋于回落，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广大居民减少对风险资产（如股票）的投资并加大对无风险资产（如利率债）的配置。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散、劳动人口数量不断减少，长期利率可能伴随经济增速的中枢一并回落。此外，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长期看投资回报率也将逐渐回落并制约企业融资需求，贷款利率也有走低可能。

应对低生育率的他山之石

亚洲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与我国的相似性更高：一方面，这些地区与我国均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大，对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较为重视；另一方面，历史上新加坡、韩国都曾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日本于二战后期推广绝育、避孕的举措也表明日本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因此这些地区与我国的情况更加相似。

日本经验：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延长了结婚年龄，将男子、女子的婚姻年龄分别提高至18岁、16岁，同时也在1948年出台法律承认了堕胎的合法化，但这也导致此后日本的堕胎人数逐年增加，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60以下，日本政府开始正视低生育问题，并相继成立了”儿童家庭局”、“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室”来应对出生人数持续回落。一开始，日本政府对生育的鼓励主要通过降低儿童的抚养成本，如提供儿童抚养补贴以减少家庭抚养负担，进入2000年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政府与社会要对儿童的抚养负责，并逐渐完善与育儿相关的休假与托幼服务，2003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的出台进一步提高了政策的约束力，而2015年出台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也进一步提出了解决低生育水平的措施，近年以来，日本政府的调控逐步转向于注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同时也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政策涉及的方面更为广泛。随着日本生育支持政策的持续推进，日本的总生育率也整体呈缓慢提升的态势，截至2017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录得1.43，较2005年的1.26回升明显。

新加坡经验：

早在1986年，新加坡政府就曾宣布要重新审视人口政策并征询公共的意见，进入1987年后，新加坡政府就改变了此前一直提倡的口号“两个就够了”，并提出了新的口号“你有经济能力的话，要3个或更多的孩子怎么样？”。政策方面，新加坡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多生多育的政策，比如对多生多育的家庭予以税收补贴，其子女将享有有限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优惠。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对产假政策做出了修正，规定育龄妇女可以享有16周的产假，其中前8周、后8周的薪水分别由企业、政府支付，而妇女的丈夫还有两周陪产假。此外，新加坡政府也成立了“社会和家庭发展部幼儿培育属”来负责管理托幼服务并支持对7岁以下儿童的托幼服务项目，具体措施包括为育龄家庭提供启动津贴、社区关怀基金、学生照顾津贴、幼儿园学费等，所需资金均来自于政府部门。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政府的政策重点进一步扩大到了结婚方面，开始采取措施增加人民的结婚概率以刺激人口增长。从结果上看，新加坡的刺激生育政策并没有带动总和生育率明显反弹，但有效的延缓了总和生育率的下行趋势。

韩国经验：

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的生育率持续下滑，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50以下，但韩国政府对此并未报以较大的重视程度，也并没有采取刺激生育的政策以托底生育率的滑落。进入2000年之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仍在走低，截至2005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08，刷新了世界最低记录，断崖式降低的生育率水平给韩国社会带来了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社会经济缓慢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韩国政府也在努力推进关于提高生育率的各种社会政策，2005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基本法》以及《低生育综合对策》，并于2006年开始了“2020”战略以应对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政策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对孕妇生育支援政策、新生儿支援政策、在职父母的生育支援政策、多子女家庭的支援政策等等。从政策效果上看，自韩国开始推行刺激生育政策后，韩国总和生育率整体走稳，2006年至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均回升至1.1以上，说明韩国的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结合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看，我们认为解决低生育水平需要完备的组织机构、政策法律体系，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经费来源以应对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的开支。日本设立了“儿童家庭居”、“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室”；韩国成立了“性别平等与家庭事务部”、“老龄化及未来社会委员会”；新加坡成立了“社会和家庭发展部幼儿培育属”，这些结构的设立对促进人口生育率水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充足的经费保障也是促进生育政策成效的关键一环：“儿童照料、生育补贴、孕妇保健、医疗教育”等相关项目都需要经费支持，因此后续可以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继续丰富关于家庭生育支持项目的经费来源。

总结

综合来看，尽管当前二胎政策已全面放开，但我国人口增长仍面临一定压力，对比国际水平，我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低于亚洲、全球的平均水平，而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劳动力供给总量趋于回落，经济增速也将面临一定的换挡压力。往后看，根据我们的测算，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老龄化进程仍未完结，2023年我国或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并降低生产总量；同时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深也将导致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减少，并可能导致居民工资以及物价的抬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长期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降低汽车、地产的购置需求，同时也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占比。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或将逐渐消散并将导致经济增长中枢回落，而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也将降低居民风险偏好，长期看利好债市。结合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看，解决低生育水平需要完备的组织机构、政策法律体系，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经费来源以应对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的开支，因此后续政策可以在鼓励生育方面适当布局，操作上可以借鉴海外经验，采取差异化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孕龄女性的就业和再就业加以扶持、以及制定相关法律增强政策的约束力和公信力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