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子业的崛起：为谁披甲而战？

作者：金融小包总

来源：金融小包总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称为真正的男子汉；一个全球产业链中的后发者做实业，究竟还要走过多少路，熬过多少苦难，才能实现追赶和超越。

01 国士无双

孙运璿，山东蓬莱人，技术官僚，和籍贯南京的李国鼎一起，是台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

孙运璿出身在一个普通家庭，其父曾经在天津担任法官，在父亲“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想法影响下，14岁的孙运璿考取了哈工大预科。而李国鼎出身在一个上海富庶的商贾之家，曾经就读于南京的中央大学物理系。

1934年，从哈工大毕业后，不愿意为伪满洲国效力的孙运璿乔装打扮成商人回到关内。1936年，孙运璿因发表于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受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专家恽震赏识，而至南京加入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十几年内孙运璿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里为中国修造了一座又一座电厂。

巧合的是，差不多和孙运璿同时，当时已得到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奖学金的李国鼎决定放弃学位返回战乱中的中国，为国效力，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技正，并参加防空照测部队及战时钢铁改良、生产工作。

1946年，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孙运璿被指派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此后二十年余年，孙运璿一路做到了台电总经理。两年后，1948年李国鼎也被派遣来台，担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

1967年底，以技术官僚身份受高层重视的孙运璿在严家淦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开始由商入政。同期。李国鼎也从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的任上步入政界，先后担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经济虽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产业结构以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加工出口业为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产业结构迫切需要升级。孙运璿、李国鼎踏入政坛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台湾产业结构产业升级的方向，引导民间资本投向。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产业升级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成功？现在看起来顺风顺水的事情，在当时全是未知数和摸着石头过河。

1973年，在孙运璿、李国鼎的主持和引导下，多方奔走，突破立法院的重重阻拦，台湾地区成立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工研院是台湾制造业研发和人才的储备库，四十多年来累积了近3万件专利，并新创及培育273家公司。

1974年2月，在台北市南阳街小欣欣豆浆店中，聚集了当时台湾地区政界商界重量级人物。时任经济部长孙运璿出资请客，行政院长费骅、、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交通部长高玉树、工研院院长王兆振、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渊作陪。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进行早餐会报，在讨论之中决定了以集成电路技术作为产业发展蓝图，勾勒出台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并决定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自美国寻求合作伙伴，引进集成电路研发、制造、封测等技术，以争取时效，这次简陋的早餐会议奠定了台湾电子业发展的轮廓。

同年10月，孙运璿、李国鼎召集海外华人在美国成立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参与评估技术转移的战略方向，广泛的参考学界和企业家意见。李国鼎的这一举动曾经招致非议，台湾社会怀疑其中有利益输送。蒋经国询问李，什么是半导体？李回答，不知道。蒋经国让李国鼎弄清楚了再说。李国鼎坚持，就是因为不懂才要设立科技顾问委员，最终得到了蒋经国的认可。

1997年，孙运璿协调国防部，征用位于新竹的军事用地，兴建日后和硅谷齐名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

不管是孙运璿、还是李国鼎，为官一任，清廉自洁，改善营商环境，引领产业升级方向，干的是实事，岂因祸福避趋之。李国鼎曾说：“回顾一生我很满意了，从21岁开始为国家效力，期间无私心、也不谋私利，每事皆以国家民族为念，论寿命比尹仲容、陶声洋都长，若即死对国家民族也无愧”。

从带动台湾经济崛起的尹仲荣、再到引导台湾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孙运璿和李国鼎，这样的技术官僚不是台湾能培养出来的，他们是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历史背景下造就的士大夫。这一代人为的是他们的胸怀和家国情怀而披肩上战场，堪称“国士无双”。

02 老骥伏枥

张忠谋，台湾电子业教父，1931年出生于宁波，父亲张蔚观是宁波鄞县的财政处长，1932年迁居南京，1943年迁居重庆，同年张忠谋进入重庆南开中学就学，抗日胜利后考入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1949年，张忠谋由香港中转，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MIT。学校毕业后的张忠谋一度发展不顺利，一直到1958年加盟德州仪器后，事业才出现了转机，一路做到德州仪器集团副总裁。

1984年，台湾工研院接下「超大型集成电路（VLSI）计划」，决定自行投入研发。隔年，李国鼎邀请曾任德州仪器全球副总裁的张忠谋来台，担任工研院院长。

为更好发挥实验工厂（联华电子）的经济效益，在张忠谋建议下，以及李国鼎的支持下。1987年台湾成立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台积电早期没有人看好，筹资极其困难，最终飞利浦公司出资占比27.5%、政府出资占比48.3% 、再从民间募集了剩余资金，台积电才凑满初始资金。

新成立的台积电在张忠谋的带领下，很快发展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晶圆代工厂，并彻底改变原来的产业生态，电子业逐步走向垂直分工模式。有别于早期半导体公司以IDM厂居多，自行包办从IC设计到产品制造的所有程序，台积电开创的晶圆代工模式成功后，设计公司只要专注做好产品设计，再委托代工量产即可，不必投资设立花费甚巨的晶圆厂。

一个50岁之前从不曾踏足台湾土地的宁波人，终究成为了台湾制造业的“工业民族英雄”。年过半百的张忠谋老骥伏枥，披肩而战，为的是自己对事业的更高追求，时代也给予了他最大的馈赠。

03 少年激昂

1976年4月，台湾政商界决定招募培训19个年轻人赴美国的RCA公司学习技术。这群3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不负所望地将集成电路技术成功带回台湾地区，如今，他们皆成为台湾地区电子科技业中重量级人物。

第一批台湾的RCA成员先到纽泽西的RCA研发中心集训，随后就分成三队，分成纽泽西的IC设计组、俄亥俄州的CMOS制程组，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内存相关制程组，展开为期约一年的受训。现任台积电副董事长的曾繁城，为当初第一批赴美的19人团队之一，他回忆道，“当时我们很都年轻，怀抱着无比的热情，想要把台湾的集成电路技术做起来。”

这批19个人中，还有现台湾光罩总经理陈碧湾、前联电副董事长刘英达、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胜华董事长黄显雄等人。

从执政者有意识的规划和扶持，到引路人的带领，真正缔造台湾电子业辉煌的是一帮少年激昂的创业家群体，时代造就英雄，他们为创业梦披肩而战，成就自己，也终成“台湾之光”。

04 英雄

1949年，国军上校长官张锡纶从南京下关上船，登上开往台湾高雄的轮船，怀里抱着的是不到一岁的儿子张汝京，这个人日后“中芯国际”的缔造者，中国半导体芯片的重要拓荒者。张汝京和张忠谋不一样，他幼年时从没有在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过。

张汝京在台湾一路读到台大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的学位。1977年，29岁的张汝京入职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并加入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的团队。在德州仪器，张汝京从研发设计工程师做起，一干就是二十年。在同为华人的顶头上司邵子凡博士的提拔下，张汝京迅速成长，前后参与了9个大型芯片厂的建设，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

张汝京的父亲张锡纶是上世纪中国动荡年代走出来的一代人，“救亡图存的”时代给这代人打下深刻的烙印。他曾经问了儿子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大陆建厂？”。

1997年，在德州仪器工作了20年之后，张汝京提前退休。经过一段短暂的大陆行之后，他在老朋友的支持下回到台湾担创办了世大半导体，并迅速做到量产和盈利。在此期间，张汝京已经做好了在大陆建设芯片工厂的详细计划。

但尚未等到张汝京布局大陆时，世大半导体的股东就瞒着他把股权卖给了台积电。台积电张汝京从此和张忠谋结下一段江湖恩怨。暮年壮心未已的张汝京随即聚拢一批台湾电子业人才来到中国大陆，在上海的张江高科，中芯国际成立，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名字在中国半导体行业占据极重的分量。张汝京北上时候对台湾业界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他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

张忠谋回忆李国鼎时候，曾说李先生很痛恨美国打着知识产权的名义欺负中国人，说“知识产权是帝国主义用来欺负落后国家的东西”。不曾想若干年后，张忠谋举起知识产权的帽子打压起了张汝京在大陆创立的中芯国际。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诉讼地点选在了美国加州，要求中芯国际赔偿10亿美金，而2003年中芯的收入仅有3.6亿美金，这基本上就是给中芯国际判了死刑。

中芯国际被诉事件后，张汝京引咎辞职，但为中国造芯的雄心却未泯，随后不久张汝京在上海创立了新昇半导体，但老先生却最终未能一直走下去。2017年6月30日，张汝京辞任总经理一职，离开了他创立的第三家半导体公司。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张汝京带领着300多余名台湾电子业英才登上中国大陆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英雄”，无论成败与否。他们是台湾人，更是华人，是中国人，他们为了“我们”披肩而战。

做这个产业，需要技术、需要资金，但更需要情怀。你，为谁披肩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