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90后金融民工浮世绘：一起苦着

来源：金融小包总

十一假期和曾经的台湾同学（散布在台湾各个金融机构）聊了一些，有所体会，故成此文。全文和之前的风格不同，不是研究型的文章，既不写台湾，不写浙江，也不写投资研究和金融监管，仅仅是一篇随笔，记叙下这个时代从事金融业的两岸三地的年轻人。

01 后工业化时代的台湾金融民工不再野心勃勃

小包总写台湾金融其实是在理解大陆金融业，什么事情都是旁观者清，对比之下方能看的更远、理解的更深。金融这个东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的，和制造业不一样，高端制造业搞进口替代，钱和人才铺上去就没准搞起来了。金融是不能那么搞的，金融业的架构涉及的不是技术，是和政治一样的复杂社会工程。

上世纪后半段，台湾地区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保持了将近40年的两位数增速，是曾经亚太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台湾民众积累了巨额的财富，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台湾钱淹脚目”。

经济和产业的繁荣让台湾的金融业也曾经充满着的机遇，券业的新业务新产品一个个出现，股指最高在90年达到过1万2千点；银行业的机构扩展也很快，一家家的新银行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工作三四年当个小主管曾经是很容易的事情。从事金融业，那个时候在台湾还是和当医生一样光荣和有前途的职业。

那个年代的台湾人个性、风格和如今也是完全不同。那时的台湾人股价跌了会去政府门前抗议游行；被地下钱庄坑了钱会让当局救救老百姓；那时台湾的电视台里到处是股市名嘴，一套套的理论层出不穷，台湾的散户还非常多，而且不喜欢研究基本面，喜欢研究资金主力，跟风炒股；那时和银行贷款，台湾的信贷利率还比较高，银行的对公信贷业务每年还是在增长的，业务员还要和制造业土老板们酒局一场场的过。

经济长期的繁荣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极大提高了台湾民众的风险偏好，90年代的台湾所有人路径依赖式的认为未来会复制过去，对将来充满想象和期待。但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和经济发展期的巨大不同，我想是绝大部分人没有预料到的。

时代造就一代人，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这一代的台湾年轻人不懂得爱拼才会赢，创业就只会搞水果茶和炸鸡。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阶层相对固化，出生决定了大部分；所有行业都有巨头和资本在前，创新只能在技术和研发上做突破，这不是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做到的。

和产业及创新一样，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的台湾金融业流行着“闷文化”，年轻人就算使劲的努力加班，大大小小主管的位置还是由那些做了十几年的老人把持着。年轻人想要找一个有前途的金融细分领域从业，但可惜该有的金融业务，能创新的金融产品，小到个股期权，复杂到反向杠杆性5倍ETF、TRF，台湾存托凭证、结构债等等台湾金融业早就已经齐全。就算是没有，开放了十几年的台湾金融市场也早就涌入一堆国际投行和欧美资产管理机构，瓜分了台湾狭小的市场。

后工业化的台湾年轻金融民工就算是再野心勃勃，也没有发挥的余地，大概除了那些金控集团董事们的小孩外。

02 券业的基层都很辛苦

A小姐姐是本省籍的台北人，在券商的营业部从事基层的营销工作。读书时候，A小姐姐就属于那种课业能好好学，但丝毫不关心金融实务的乖学生，对金融业的了解大概只是停留在课本上，也从没有炒过股票。大概因为家境尚可，她毕业后也没有认真找过工作，匆匆入职了一家券商的营业部，因为离家近，骑机车就五六分钟。

刚入职时候，A小姐姐还是充满斗志的，聊FB时候总是说自己在考证，她考过的证书不算CFA、FRM，就有信托、普业、高业、期货、证券、人身保险、产险、外币、投资型保单和券商人员的财富管理证照等等。

不过入职不久后，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她对业务不好做的各种吐槽。

先简单介绍下台湾的券业，长期的市场开放和竞争，已经让台湾券业利润极薄，以核心的经纪业务为例，台湾券商同业规定佣金率是千分之1.425，但实务中券商往往会以各种名目给予优惠，只不过不能直接写手续费折扣和免佣的文案，佣金率折扣最低能给到1.8折；融资业务和股票质押业务，以台湾某龙头券商为例，2019年6月该券商这块业务的资金成本仅0.67%，股票质押的利率大概在2.85%，融资融券业务的利率大概在5.05%。

再说投行业务，截止2019年10月初，台湾资本市场上市公司951家，上柜公司773家，兴柜公司243家，合计1967家，大概能上市的台湾企业都已经上市了。台湾股市总市值36.60万亿元，平均市赢率39.29倍，市净率1.70倍；其中半导体行业占据台湾股市总市值的近30%，平均市盈率55.36倍，金融业占台湾股市总市值的14%，平均市盈率21.02 倍。从2018年台湾券商投行业务统计来看，合计承销案例（含股权/债权）大概348件，其中IPO项目不超过10个。那么平均下来大概每个券商一年能做2-3单业务，而且利润极薄，但实际上这块业务也是集中在头部的券商，比如元大证券、凯基证券、富邦证券等。

然后说下券商的信托资产管理业务，台湾从2009年放开券商从事这块业务，券商可以以信托方式办理财富管理业务，截止2019年三季度末整个行业这块的业务规模是321亿元人民币，其中金钱信托规模242亿元人民币，有价证券信托规模是79亿元。以信托财产运用目标来看，早期台湾券商卖的金融商品99％以上为台湾本土的有价证券以及结构型商品，至2016年底时75％左右为台湾本土的有价证券以及结构型商品，而2017年底时台湾本土的有价证券以及结构型商品仅占66％，而投资境外有价证券占信托财产运用目标之比率不断的增加。但总体来看，这块业务对台湾券商的收入贡献还是不明显。

听A小姐姐吐槽，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明白了大陆券商基层未来的转型方向。A小姐姐在日常工作中，除了要和总部的投研人员每日开会，熟悉近期的操盘思路和个股推荐外，还要营销股票、期权，以及营销海内外基金、保险、信托、期货量化交易产品、委托指导客户境外海外股市投资，甚至还要推销信用卡（因为该券商是金控集团系的券商），简直是全能。

03 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地区命运挂钩

B君是外省籍，台北人，祖父是江苏盐城人，49年随军败退到台湾。

B君的特质很明显，曾经受大陆国台办邀请，免费的周游过不少大陆的城市，家族中也有不少长辈在大陆经商，对大陆的事情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也是标准的“蓝”，承认自己的中国人，不过是”R.O.C的那个中国“，比较喜欢讨论政治的事情，读书不好但是脑子很活。

B君毕业后，凭家族的影响力，进入了被誉为台湾金融业良心雇主的中信金控，而且一开始就是在中信金控旗下的中国信托银行从事银团贷款工作,算是工作找的很好的类型，待遇折算成人民币能达到40多万，还不算年底的奖金，就是工作真的辛苦，全世界飞。

台湾的银行业经历过净息差极厚的高利润时代后，伴随着多次金融自由化和利率自由化导致台湾银行业体质孱弱，而且出现过两次全行业性亏损，21世纪后的台湾银行业的对公信贷业务一方面业务增量已经很小，另一方面由于净息差薄弱导致该业务的利润空间也极其有限。相比之下银团贷款业务，能够设计一些复杂的融资方案，尤其是跨境复杂融资方案，利润空间较厚且从业人员能积累的客户资源也比较稳定和优质。

C君是本省籍，台北人，祖父曾是个台中的小地主，49年那场股票换土地的变革中拿了很多台糖的股票，在60年代台糖股价高位的时候全部抛售清仓，然后在台北买了一个大房子，永久产权，可以住几代人那种。C君性格温和，为人很好相处，虽然是本省籍但一点也不关心政治的事情，也从没想过留学或者毕业后做什么这些事情。

C君毕业后凭着CFA和FRM双证，进入了台湾某金控集团旗下寿险的投资部做研究，起薪就达到了将近50万。C君一直对工作不怎么上心，一直本着5点下班、不要加班的悠哉理念。

C君的工作大概最能体现国际化，台湾保险业的资产配置结构经历过多次变迁，七八十年代是以不动产投资和放贷为主、到九十年代以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为主、到21世纪初以有价证券投资（股票和债券）为主，再到而今以境外投资为主四个阶段。我总是和C君要数据和材料，因为工作原因，C君装上了高大上的Bloomberg，他需要监控全球市场的信息，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信息，因为他们公司配置的资产大头在美国证券市场。

D君其实算是香港人，90年代香港人大移民浪潮中父母选择来到了台湾，小时候在台南，上学后就一直待在台北，他从不叫中国为大陆，大概是属于偏绿的政治观点。D君本科学的是电机、金融的功底并不好，家里人就是典型的“竹科人”，父母在电子业从事研发工作，他因为不喜欢子承父业，研究所叛逆学了金融。

D君毕业后虽然入职了台湾某大型券商，但没有从事直接的金融业务，因为英语口语很好，他入职后就被直接派去了越南的证券子公司从事行政类的工作。

台湾的金控集团在90年代后纷纷出海拓展业务，一方面是因为本土市场利润微薄；另外一方面当时的李登辉政府也大力推行所谓的“南进策略”。D君所在的券商在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有证券子公司，包括发达一点的马来西亚、泰国，落后一点的柬埔寨、菲律宾和越南等等。

B君、C君和D君虽然在金融业中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做的事情都是时代的产物，冥冥之中没办法选择，天道悠悠、人道渺渺，人的命运和时代、地区命运挂钩大概最能体现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