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家的香港往事

大是大非看大商!

作者:你的核叔 

来源:硬核财经

香港真正白手起家的富豪,严格意义上只有霍英东一人。李嘉诚的舅舅是香港的钟表大王,李兆基、郑裕彤的父亲都是大商人,家境殷实。何鸿燊家族更是香港的第一任首富。

1923年,霍英东出生在一条2米长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这条舢板上生活。霍英东7岁那年,父亲和两位兄长在一次台风中不幸遇难,靠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妹艰难度日。

旧香港码头

为维持生计,霍英东接连干了六七份苦力活,压断了一根手指。后来,他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凑钱,合伙开了家小小的杂货店,才开始有稳定收入。

1945年日本投降后,政府清理出了日军遗留的很多物资,比如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和各种破铜烂铁,并将它们拍卖。

旁人眼里无用的废铁,却给了霍英东灵感,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机器性能优良,如果稍加维修,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霍英东买进卖出,眨眼间就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几年后,霍英东用自己攒了多年的资金,从事海上驳运业务,开始了创业生涯。

20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工商业兴起,对土地和楼宇的市场需求日趋旺盛。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房地产公司,首创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的经营方式。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材料业,霍英东开始进军海底采沙业,成为“海沙大王”。

1955年起,霍英东集团业务范围涉及地产、建筑、航运、建材、石油、百货、旅馆、酒楼等,在香港商界崭露头角。60年代,霍英东、何鸿燊等人创办的澳娱公司,现已是澳门的经济支柱。

有人这样评价霍英东:“他在每个行业的发挥都堪称独到,是个标准的经商天才。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霍英东将会成为李嘉诚这样的商业巨子,甚至取代“李超人”之名,但霍英东的选择是做一个有担当的爱国商人。

爱国商人的得与失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以美国为首的43个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封锁令,不准向内地运送物资。

就在这时,霍英东带着一班兄弟躲过香港水警和大天二(黑帮),冲破破禁运,组织船队为国内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药品、轮胎等),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

当时英国不愿意真正支持中国,但是又想在走私中谋取巨大的利益。

于是,港英政府对于所有前往大陆的商船都收取好处费,而且这些卖往大陆的物资都必须是以次充好才能出关。这样一来,卖到大陆的物资,不是以次充好,就价格非常高。

而霍英东为了支援大陆,他的物资不仅从不加价,而且质量非常好,赢得了大陆的信任。但也因此得罪了港英政府,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霍英东备受打压。

50年代的香港

1955年,霍英东在铜锣湾建成了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蟾宫大厦,但在预售期间,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的各种消息,朝鲜战争向内地走私物资、贩卖军火,还有消息称港府要将其递解出境。

听闻谣言之初,霍英东很震惊,但他认为谣言止于智者,因此不闻不问。但是没多久,消息越传越“真”,很多买了“楼花”的人上门要求退款。

霍英东曾试图出面解释,但效果甚微。之后,随着港英政府对他的“限制”,加之与大陆真正开展关系往来,霍英东就此事愈发难以开口,外界一度以为他默认了传闻。

原来港英政府因为朝鲜战争时期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对他“有意见”,但霍英东没有触犯过香港法律,当局只能放出风声、混淆视听。

为了不被驱逐出境,霍英东主动同港英政府签订协议,独力供应全香港所需的沙子,这件事耗时耗力极大,所获却甚微。

尽管受到打压,霍英东仍时刻关注大陆的局势。60年代初,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霍英东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

1964年9月,霍英东受邀参加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为了避开香港移民局的来回纪录,他绕道澳门出发,坐了10个小时的汽车,又转到杭州和观礼团汇合,才一起上京。

那一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在会场门口,邓小平和香港同胞们一一握手问好,这样的礼遇让霍英东觉得不可思议。

1964年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北京返港后,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

1965年,为了活跃萧条的地产市场,港英政府推出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计划,拿出一块面积达27英亩的黄金地段进行拍卖,这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中地皮位置最好的一块。

当时外界一致看低香港地产的前景,没有一人下标,最后只有霍英东真正参与竞标。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霍英东的预料,投标截止时,港英政府竟然取消了这次拍卖。

2年之后,霍英东参与投建的星光行已经建成,霍英东将星光行出租,租客之一是一家名为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美术品为主的企业。

星光行大厦

因为这个“理由”,美国驻香港领事直接将星光行列入了黑名单,明确宣布其中租客不能买卖美国货。没多久,港英政府授意香港电话公司切断商户电话。

无奈之下,已经入驻的商户纷纷退租,偌大的星光行门可罗雀。

之后英资置地公司要求以近乎成本价的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但是只付1750万,剩余部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结算,就写一张欠条。

港英政府动用行政手段压制霍英东,最终逼得霍英东屈辱性地将星光行卖给置地,之后逐步退出了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这段时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等人利用地产低迷的时期,疯狂抄底。后来在财富上都远远超越了霍英东,成为了香港新的四大家族。

香港四大家族

没过多久,香港地产拍卖,星光行周边的中区地王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

霍英东也不是没有寻过出路,1968年,他联手董浩云投标香港的货柜码头,当时世界货柜码头刚刚兴起,这个时候李嘉诚还远远没有进入码头行业。

然而港英政府立刻从中作梗,要霍英东保证一年必须有20万个货柜,否则就取消建设码头的资格。其实当时香港全部码头加起来都没有20万个。

事实证明霍英东果然高瞻远瞩,很快货柜就成为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在70年代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而霍英东却再无机会。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霍英东回忆说。

在被港英政府百般打压的时候,霍英东依然接下了数不胜数的并不赚钱但是利于香港市民的工程——赚钱的也不会给他。《文汇报》称霍英东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而对澳娱公司的投资,霍英东的初衷也是繁荣澳门经济。

他告诉何鸿燊:赌是坏事,但如果把赚到的钱用于繁荣澳门以及慈善事业上,那就成了好事。“比如兴建码头等设施,以及如何利用赌场的资金再投资,用于梳理河床、建酒店等项目。”

1962年,澳娱公司拿下澳门赌场专营权,何鸿燊开始了其叱咤至今的赌王生涯。但霍英东对参与赌场经营没有兴趣,他在第一时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投资300万疏通河道、发展外港。霍英东在短短几年间,解决了葡萄牙人40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没有我当日开通外港码头,所有澳门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何鸿燊地位。”霍英东的一句戏言却是澳门历史的真实写照。

今天的澳门外港

在新中国打开国门之前的三十年,尽管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压,霍英东也从未中断与内地的往来。

霍英东错过了香港经济的黄金年代,错过了成为“首富”的机会,只为圆自己的一个“爱国梦”。

爱国商人的奥运梦

1964年受邀观礼后,霍英东每年都到北京,还依次去了井冈山、延安、红旗渠等革命老区,尽管那时候他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几句。

每次回港,霍英东都带回大批东西,特别是各种工艺品,买到满屋子都是。后来他回忆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只是想通过消费,表达对祖国的支持。在香港,霍英东还是第一个使用国产电梯的商人,葡京、星光行用的都是国产电梯。

霍英东迫切希望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出一把力,苦于当时没有外商投资的空间和先例,“体育外交”成了霍英东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但是国际上的体育空间仍十分狭小,几乎所有国际体育组织的席位,都是台湾当局的。

1974年,霍英东当选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副主席,后又成为主席。为了协助中国恢复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霍英东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几年间,中国获得国际羽联、足联、篮联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东的身影。

霍英东帮助中国足球重返亚足联,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国际足联首先站出来否认。为了解决这件事,霍英东使出浑身解数、多次约见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最终才博得金口。

霍英东父子和阿维兰热

实际上,当时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台湾方面对参与其中的人非常敌视。霍英东去国外参加会议,经常有台湾的特工跟在后面。

1983年,他还接到通知,称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悉有“三个小组”抵达香港,计划暗杀一些亲北京的政商人士,霍英东就是其中之一。

霍英东并没有因此退却。1984年7月,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霍英东不顾威胁,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每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霍英东情难自已,他回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从洛杉矶归来后,霍英东随即捐出一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用于奖励每届奥运会的中国奖牌得主,其中,奖励金牌得主一枚重1公斤的纯金金牌和8万美元。

后来,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他都带头捐钱。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

90年代初,为了配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再一次全球奔走。他多次私人宴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又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资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霍英东还宣布,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他将捐资至少10亿兴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主会场。

霍英东与萨马兰奇

可惜,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敌悉尼,痛失主办权。宣布结果后,霍英东极度失落,一些老朋友看他不对劲,甚至连夜跟着他,怕霍英东会干出愚蠢的事情(自杀)。

到了晚年,霍英东依旧牵挂着祖国的体育事业。2008年奥运会,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霍英东。

爱国商人的强国梦

1978年夏天,霍英东带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州番禺。回乡期间,儿媳问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间,对方二话不说端来一盆热水,让她洗手。

家里人哄堂大笑,霍英东却笑不出来。国家真的太穷了。他究竟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

到内地投资,是霍英东多年的夙愿,但是迫于时局一直未能成行。几个月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1978年,霍英东再次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次一同受邀的,还有比霍英东小5岁的李嘉诚。

在香港,但凡参加活动,李嘉诚都是一身西装。但为了那次赴京,思考再三后,李嘉诚特意赶制了一套中山装,带到了北京。这是时隔39年之后,李嘉诚重回大陆。

李嘉诚、霍英东与其他香港商人

第一次亲临国庆观礼现场,让李嘉诚心潮澎湃。更让他心情激动的是,总设计师在接见他们这一众香港商人时,释放的一个信息:中国即将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

激动万分的李嘉诚说出了那句同霍英东一样的话: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但是嘴上喊着要为国家做些什么的李嘉诚,在接下来长达15年的时间里,对那个让他激动不已的内地,几乎没有任何的投资。

与之相反,就在李嘉诚犹豫观望之时,改革开放的信息刚一传出,霍英东便携带巨款,跨过罗湖桥,回到家乡,投资建设。

1979年,霍英东在中山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

当时,外商投资大陆的数量为零,霍英东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中山温泉宾馆也成了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敲定温泉宾馆的同时,霍英东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当时中国提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

酒店建成后,霍英东要求完全开放,不论是否入住,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进来参观。“我始终认为,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霍英东很兴奋,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全国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

落成后的白天鹅成了大陆首批3家五星级酒店之一,英国女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等都曾下榻于此。

尼克松还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够超过白天鹅宾馆。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到达白天鹅酒店。过程中,总设计师一言不发,霍英东心中有点忐忑。登上28层、俯瞰珠江美景时,邓小平突然转身拉着霍英东的手,用浓浓的川音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邓小平在白天鹅与霍英东等合影

在宾馆附近爬山时,陪同人员建议邓小平下山时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不走回头路!

总设计师的一席话,更加让霍英东坚定了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的决心。

霍英东希望让国人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那期间,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就捐什么。比如在广州清平,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马上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

改革开放前十年,霍英东在中国内地的捐赠和投资就花了几十亿,辛苦奔波,他自己也说:“我们家族每年在港澳的生意入息4亿多港元,全部用到内地,不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霍英东在内地的众多投资中,最让他牵挂的是家乡番禺的南沙岛。

据长子霍震霆回忆,1987年他首次与父亲来到南沙时,那里只有一个石矿场。但在反复查看地图和海图之后,霍英东看到了另一个南沙:

位处珠三角核心位置,水路距香港38海里、距澳门41海里,方圆100公里内有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江门等14个大中城市。拥有25公里海岸线,是珠江口上的天然良港。

于是霍英东开始了不计成本的投入。

1988年,霍英东捐建的洛溪大桥正式通车,打通了广州到南沙的通路,霍英东正式提出开发南沙,此后的时间里,他到访南沙近千次。霍英东希望将南沙发展成为“小香港”。

香港到南沙,当时直线38海里的路程,要经过3天的辗转才能走完。霍英东想要将南沙与香港的船程缩短到1个小时15分钟,特地建了一个造船厂,自己设计制造高速快艇。

在开发过程中,霍英东坚持不占农田,而是填海炸山。由于南沙当时到处都是烂泥湾,修建海堤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他把南沙视为一件极其高贵的艺术品,呵护备至。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请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精心设计。

有人说,霍英东想把这块面积三倍于澳门的地方建成广州的尖沙咀。但是霍英东反复强调,他投资南沙不求回报,不是做房地产生意。直到霍英东离世,霍家也没在南沙搞过房地产。

整个80年代,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之时,谨慎的李嘉诚依然将重心放在了香港。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香港回归祖国已成定局,英资开始大量抛售在港资产,嗅觉灵敏的李嘉诚大胆抄底,不仅大赚,还以超低价将英国洋行和记黄埔收归囊中。

“李超人”称呼就此诞生。

1986年,李嘉诚又进军加拿大能源领域,32亿美金的投资,成为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外资投资。这期间,李嘉诚还顺便拿到了加拿大国籍。

改革开放的头个整15年,精明的李嘉诚始终没有将商业触角伸及内地。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成就颇丰,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始终没能确立,许多新生事物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在李嘉诚的商业哲学中,有一条永远不变的规则: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也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直到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在珠海拱北口岸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里,总设计师略带幽默地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

92南巡,掀起了一股风潮,也终于吹动了李嘉诚的心——决定投资内地。1993年,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入股深圳盐田港,持股7成。

随后,在长安街边,天安门东核心地段,建成东方广场。此后李嘉诚的投资便一发不可收拾。到香港回归的1997年初,李嘉诚对内地的投资额已达500亿。

这些大手笔的投资,给李嘉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回报。1995年,李嘉诚旗下资产超过420亿港元;2000年,暴增为1850亿港元;到2009年,又突破了1万亿港元。

得益于内地的高速发展,李嘉诚登上亚洲首富宝座,一坐就是15年之久。

其实霍英东也不是没有这种赚钱机会。开发海南时,霍英东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但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块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

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他将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家乡番禺的南沙岛。

因为巨大贡献,霍英东成了第一个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回归时,他在主席台就座,近距离见证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超过15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但是看似在内地如鱼得水的霍英东,并非一帆风顺,他曾说:外界认为我这样的人,在内地投资一定是事事顺利,其实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滞,令人感到无奈和无力。

1993年,当地政府借助其打下的基础,申请成立开发区,梁柏楠成为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霍英东虽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在开发南沙过程中受到“地头蛇”梁柏楠百般刁难。

比如霍英东建设小型的蒲州花园,“有人”在临近山脚挖了一些黄土、栽了几棵小树,便“要”走了1500万。霍英东事后说:“我一生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他投资1000万建设洛溪大桥,无偿捐赠给地方后,在收取的过桥费中,赫然写着霍英东的名字,意思是费用进入了霍英东的腰包。霍英东知道这件事后一度非常难过。

10年间,南沙所有工程的供水供电,都卡在“地方”手里,霍英东每投建一个项目,都得遭遇各种关卡,投资金额因此大大增加。

而所有的这些事,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贿罪入狱后,才由霍英东基金会的律师对外透露。这意味着,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已经“默默”被敲诈了十几年。

霍英东从来不愿意指名道姓揭发某些事件,他在乎的只有一点:希望经济环境能够不断完善,希望中国更加强大。

英雄与商人

香港有霍英东,澳门有马万祺,两人仿佛就是彼此的一面镜子。

比霍英东大四岁的马万祺,18岁就自立门口,开办糖厂。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马万祺将生意转至香港,后又辗转至澳门。十几年里,马万祺在这些小买卖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949年国共内战后期,叶剑英率部攻打广西和海南岛,当时面临军用物资匮乏的困境,时任澳门中华工商总会会长的马万祺运送粮食、五金器材至内地,解救了困境中的叶剑英。

1950年,广东遭遇饥荒,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再次向马万祺求助,在后者的支援下,问题迎刃而解。

经过几次鼎力协助,马万祺和叶剑英建立起深度互信。叶剑英更亲自做媒,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介绍给马万祺的次子马有恒。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国家经济封锁,马万祺也向祖国伸出了援手,从国外采购大量急需物资运进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内,马万祺曾代理了内地国企在澳门的商品销售和进出口生意。1954年,马万祺受邀到北京参加五周年国庆。

改革开放后,马万祺和霍英东一起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港澳企业家,1979年在中山修建的温泉宾馆,马万祺也是投资人之一。

邓小平与马万祺

深圳、珠海等特区批准后,马万祺率先大举投资广东,他的生意也迎来了新发展,在广东的投资的领域包括基建、宾馆、学校等。

1993年,马万祺和霍英东同时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与霍英东一样,马万祺生平酷爱体育,曾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总会、象棋总会等会会长。

霍英东和马万祺这样的商人,不在乎一己私利,为祖国富强奔波半生,方可称之为英雄豪杰。

商界的英雄豪杰,陈嘉庚算是一位。“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教育家黄炎培这句话说得就是陈嘉庚。

陈嘉庚出生于福建,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美誉。

陈嘉庚先后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7年,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捐募新加坡币1000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陈嘉庚回国支援抗战

1949年5月,陈嘉庚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1959年,陈嘉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这一年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1961年陈嘉庚逝世,被安葬在家乡集美的鳌园。

除了支援祖国争取民族独立,陈嘉庚还热衷于兴办教育,先后在家乡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这是陈嘉庚先生为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英东和马万祺都是继承了陈嘉庚先生的遗志。英雄之所以称其为英雄,不在于你获得过什么,而在于你留下过什么。

霍英东给内地留下了什么?如今高楼林立,交通便利,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的南沙,是霍英东留给家乡的宝贵财富。

从1989年开始,霍英东基金会先后投入资金60多亿元。截至2015年,霍英东集团在南沙投资的项目,竣工的有23个,其中14个为公共服务类项目,包括了南沙蒲洲大酒店、南沙新客运港、珠江三角洲世贸中心大厦等项目。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完成大学梦想。在霍英东体育基金会不遗余力的支持下,中国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

在霍英东晚年,他还将其持有澳娱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至霍英东基金会名下,所有收益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与霍英东相比,马万祺财富并不算显赫,但其政治贡献却不可忽略。

1988年,他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澳门基本法的成功制定作出了不懈努力。1998年,他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马万祺就澳门基本法草案作发言

而李嘉诚给内地留下了什么?

低价拿地—缓慢开发—坐等升值—出售获利,这就是李嘉诚的经营之道。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北京誉天下别墅项目:从1993年一直到2018年完工,开发周期整整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这25年,北京房价暴涨,从2千涨到6万,这个项目可谓获利颇丰。

誉天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经济周刊曾在2013年做过统计,2005年是李嘉诚旗下公司拿地最多的年份,到2013年九年时间里全部29个地产项目就有18个未完工。

李嘉诚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给内地留下了什么?很多人觉得李嘉诚留下的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符号,一个传奇的富豪人物,一段香江励志往事。

用李嘉诚的话来说: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没错,李嘉诚只是一个商人,我们不能以一个英雄的标准来要求一个纯粹的商人。

晚年的霍英东,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不管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帮助国家偷运物资,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推动国家经济建设,还是在国家的体育事业上尽心尽力,这位爱国商人为国家所做的贡献都无法用金钱衡量。

毋庸置疑,霍英东是爱国的。他多次讲述1984年国庆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情景——“那年,正好是建国35周年大庆典。以往,每次参加国庆观礼团,我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但这次,第一次被安排在楼上。”

站上城楼,霍英东看到了巨型导弹驶过长安街,又看到刚刚从洛杉矶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胸口挂着金牌在面前走过……霍英东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眼泪就流了出来。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政府有关部门参与操办其葬礼,以高规格送别了这位企业家。

遗体返港期间,霍英东的灵柩覆盖着五星红旗,并由十人扶灵,董建华、何鸿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评论称,霍英东在“国葬”的级别中告别。

2006年霍英东与世长辞

在故事的开始,霍英东是香港第一批富豪,但为了国家,先得罪港英政府,后冒险投资内地,让他失去了攫取更多财富的时机。

大是大非看大商!

所以,值得尊敬的,永远都是有社会担当的人。

所以,值得尊敬的,永远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

所以,值得尊敬的,永远都是有赤子之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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