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争端与广州十三行商的没落：世界首富伍秉鉴-格隆汇

来源：高质量公司投资研究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主埠，同时海外贸易将西洋化建筑最早带进了岭南。明后期及前清，岭南已开始出现西式建筑。▲1790年代中叶广州城风光（纸本水粉画）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大清皇帝为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

来源：高质量公司投资研究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主埠，

同时海外贸易将西洋化建筑最早带进了岭南。

明后期及前清，

岭南已开始出现西式建筑。

▲1790年代中叶广州城风光（纸本水粉画）

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大清皇帝为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解除了自明朝以来300多年的海禁，开海通商。但到了1757年，乾隆皇帝关闭了闽、浙江三处海关，偌大的中国只剩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一时间中国与外国的商贸、政治和文化交流都集中到了广州一地。这样的一口通商制度持续了85年。一口通商使一群特殊的商人独揽对外贸易近85年，这群商人被称作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就是指在广州这么一个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因为有时候并不止十三家，有时候多于十三，有时候少于十三。所以，十三行并不是一个确指。十三行也可以指一个商人群体，它也可以指一个商馆区，那一片的街区。当时在整个广州口岸里面，十三行是广州口岸的核心。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虽有丝绸之路的辉煌，但近代以来，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时严时宽的海禁，在对外贸易中常常显得被动，当洋人乘风破浪跨越大洋而来，十三行就是在家门口同他们进行贸易的朝廷特许机构，在长期的农耕社会中，这些商人在通往世界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州十三行商与经营盐业的徽商、经营票号的晋商并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商人群体。

十六世纪新的大洋航道开通，商人们要躲过好望角的风暴，要避开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差不多经过一年的颠簸还能到达广东。每一次这样的航行都要付出20%的减员代价，以如此的代价敲中国的大门为的是换取享誉世界的三宝：茶叶、丝绸和瓷器。如果把他他们运回欧洲，赚取的利润是几十倍。然而这些洋人羡慕的还是广州十三行。

1、兴起与繁盛

在开关初期，由于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使当时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官员经常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于是，广州珠江岸边有着大量的商户牙行便应运而生，它们用正常的经济手段集散货物，深受外商欢迎。

▲ 广州城远眺（纽荷芙，1669年以后）

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由于他们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故具有官商性质。这被普遍认为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

“广州十三行”是一个规范化管理的对外贸易行业团体，所以广州的粤海关在清朝政府开海贸易之后，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贸易量居四个海关之首。由于英国商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北上宁波，清政府出于防范外夷进入中国的腹地等种种原因，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广州自此成为中国对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广州十三行”进入了全盛时期。

茶叶、瓷器和丝织品是当时广州输出的主要货物。其实，从西汉时期广州已有少量茶叶外销，唐代广州是中国最古老的出口茶埠，商人从广州由海路大量运出茶叶。外国商馆也设在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街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茶叶外销日渐发达。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州的行商发展到十六家，在粤海关支持下，成立垄断性的“公行”。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五年（1730—1740年），广州出口茶叶平均每年4.76万担，到乾隆五十年至十九年（1790—1794年）增至23.11万担，以后继续增加，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1838年）约40.27万担，当时广州出口茶叶约占中国九成以上。

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茶叶也就成了广州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由于当时经营出口贸易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规定共同遵守的行规十三行，包括垄断出口价格、独占价格、独占贸易等。茶叶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垄断经营的主要商品，外商购入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重新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方能出口。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则有洋行26家，十三行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贸易对象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其中的广利行，就是卢观恒首创的。这批豪商巨富中.潘振承、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4大家族。

伍秉鉴—世界最富有的人

伍秉鉴

2001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列举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其中，有四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和珅、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这四个人中，唯独伍秉鉴是以商人身份上榜。

伍秉鉴出生于1769年，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成立了怡和行参与对外贸易，伍家开始迈出重要一步。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

伍秉鉴的事业能快速崛起全靠和外商建立起的紧密关系。1805年，外国商号按约运到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不肯碰，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有人因此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伍秉鉴则凭借这样的手段，却成功与许多洋商建立起彼此信赖的私人友谊，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关键。

外国画家描绘的十三行繁荣景象

在其后的贸易活动中，伍秉鉴积累了越来越高的信誉。在一些外国商人的私人日记中称伍秉鉴 “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于是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伙伴。

伍秉鉴的名声也逐渐传至英国和美国。据说当时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然而他又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故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这个商人，而是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就把借据撕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伍秉鉴这个豪爽举动，让其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

伍家花园旧照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伍秉鉴对怡和行的经营如此成功，以至于1842年，已经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为借助怡和行的声望，更名为怡和洋行。

当然，伍家所积累的财富也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十三行商人与外商交易时的景象。

除了和外商保持紧密关系外，伍秉鉴也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朝廷规定要被充军伊犁，而伍秉鉴捐助了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就在伍秉鉴的国际商业王国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由于伍秉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位于海珠区同福中路的伍氏宗祠

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作为令人称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成为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2、走向衰落

鸦片战争是导致十三行破产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战火让17～18世纪东方的贸易中心“广州十三行”渐渐衰败。1841年5月，英军再次兵临城下。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抵抗，于是令行商前往调停。在城外，行商与英军首领义律讨价还价达成英军退兵协议——限广州方面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为条件。结果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资200万两。此举令不少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纷纷破产。

▲约1840年的广州十三行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的签订，鸦片战争的结果以《南京条约》为结束。《南京条约》废止了一口通商，改成了五口通商，一口通商结束了。广州丧失垄断贸易地位。行商无法管理对外贸易，广州出口茶叶占全国份额日见下降。同时还规定英国人可以跟任何中国商人做生意，也就是结束了十三行商人的垄断权。对外贸易垄断过去集中在十三行商人的手里，现在没有这个垄断权了。在鸦片战争中，伍氏家族当时卷在了漩涡里面，经历了国难、家难以后，年迈的伍秉鉴心力交瘁。

所以他在1842年12月23日，《南京条约》签订的几个月以后，伍秉鉴给他在美国的朋友罗伯特·福布斯写信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当时他已经不可能了，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在他说这话的半年以后他去世了。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杰·多林在他的书里面说“1843年9月4日，伍秉鉴去世，享年75岁，为旧中国贸易画上具有象征性的句号。他几乎是广州体制的化身。”这里的旧中国贸易指的是由十三行垄断的一口通商的广州外贸体制。

▲从集义行（荷兰馆）顶楼眺望广州全景

▲从珠江南岸眺望十三行商馆

《南京条约》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外贸中心很快就转到了上海，上海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外贸的中心。而且这个时候，除了上海以外，广州南面有个香港，香港开埠以后，很快就繁盛起来了。所以，当时的局势对十三行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怡和行就改成做茶行，那时候无所谓垄断了。但是，在广州十三行里面，伍崇曜仍然是商界的领袖，还有其他的商业活动。比如说怡和行在美国还有投资，他还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大股东，等等这样的活动。但不管怎么样，怡和行都已经从胜转衰，惨淡经营，风光不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和纵火。1856年12月14日深夜，广州民众点燃被拆毁的铺屋，火势转眼就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至15日凌晨，大火已烧至美、法商馆，下午2时，大火延至英国商馆，到下午5时，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失去据点的洋人被迫撤到泊于珠江上的军舰。

▲ 十三行大火

至此，红红火火的广州十三行在大火中落幕。

这对伍家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有各种各样客观的原因，也由于伍家的后人不争气，在伍崇曜以后伍家再也没有商业的英才，伍氏家族迅速衰落，然后消失在历史深处。所以，我想用伍家后人伍凌立的一番话来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束，我看了这段话以后挺感慨的。

“伍氏后人有的转向仕途、文人墨客、艺术人生；有的转向学习洋技科学，崇尚科技强国；有的面对外国列强侵略战争，走向投笔从戎的道路，从军救国；而有的则过着寄生性的生活，挥霍无度，几代人未干过工作，结果，终因丧失生存能力，靠变卖财产渡日；更有甚者，好逸恶劳，瞒天过海，欺诈、政治投机，缺德败家。从中或许能让人惊讶！？为什么中国难有百年的家族（或民族）企业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上在中国富商后人中，似乎还是难走出衰落怪圈。不知是家族文化的悲衰，还是国家民族文化是悲衰？”

3、贸易争端

中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家，自古奉行重农抑尚的思想，这种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体系的稳固性，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以及在政治上以重农抑商作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民间权势增长的传统政策和刑律森严的法律制度，都不仅依据于这种长期的封建体制和传统本身，还在于它得到了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悠久深厚的儒家文化系统的支持与巩固。

儒家思想将礼仪、道德、仁义等放在国家功利之前，宁肯为了道德、仁义而牺牲功利，商品经济由于追逐利益因而受到儒家排斥，被看成是小人之举。商品经济越发展，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越显著，人们对商品经济的反对也便越激烈，对于外贸的态度也一样。明朝建立以后，对土地和人民都加强了控制，将全国土地和人口情况都详细地登记在册，而且到了专制后期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专制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愈乏自信，他们需要保持分散、隔离、闭塞的状况，以巩固和加强专制政权。

因此15、16世纪的明王朝开始关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颁布了封关禁海的诏令。1603年菲律宾发生西班牙对中国在菲华商华侨的大规模屠杀，遇难者达3万余人，而明政府却认为华商为“甘心就夷之民，无足怜惜”，华侨在菲久留不归，于中国，于他们的父母亲属，“皆为无足轻重之人”；“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若“提师渡海远征，胜负难料，国体攸关，何敢轻率启衅”。任凭悲剧不断发生，中国商民在外利益因而得不到任何保护。

到了清朝，西方各国来华和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进入发展时期，很多中国商人在东南亚贸易，他们在生意中使用帆船，其速度质量皆与西方相仿。“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每年冬季南下，夏季北上，往返于厦门、广州与马六甲海峡之间，遵循琐细的航海规则，穿行于各个中途港口。”

清廷许多政策仍旧沿袭明朝，从康熙起便对中外通商心存戒惧，认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后人更由此认为国外对中国“常怀吞食之志，往往外假经商之名，遂其私计”，因而多次拒绝英美等国通商的请求，最后仅限定在边远的广州单口通商，但仍在清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但这却与民间尤其靠海而生的沿海地区人们的通商愿望相背离。我国东南人多地少，因而人们向有出洋谋生的习惯，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一带。但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却一直被视为“天朝弃民”，政府从未关心过他们的生死存亡。清廷严厉锁国，严申海禁，对出洋谋生充满敌视；清初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一律按反叛、通贼论斩；凡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一旦回国，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雍正两次降谕“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归，是其人甘心流移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酿成著名的“红河（溪）惨案”，而当时的两广总督却上奏说，“被杀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杀多人，事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而乾隆则表态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由此也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得以推广发展。很多官吏认为通商贸易是“各国有求于中国，非中国有求于各国也”。甚至认为英国富强也是由于中国之故。1816年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对话说：

嘉庆：“英国是否富强？”

孙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由于富，而富则由于中国。”

嘉庆问其原因，孙答：“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是换茶叶回国，时转卖于附近西洋各小国，故富，因而能强。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因此每当中外冲突发生时，中国便以闭市、封舱相威胁，即停止与西方人的贸易，或将贸易从甲国转让给乙国，作为逼使“外夷”就范的手段，这就是“以商制夷”政策的由来。这种封闭观念蒙住了国人的双眼，使得从上到下对外面的世界都茫然无知，当时朝野普遍认为茶叶、大黄能扼制外人生命，包括林则徐、邓廷桢、包世臣等有识之士都这样认为。由于缺乏自由市场，英国的贸易始终都是在受限重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更由于中国官吏的腐败，在广州的贸易总是黑幕重重，对外商进行着种种不堪的敲诈勒索。从康熙五十九年中国设立了十三行负责对外贸易，名为“公行”，公行外的散商贸易便被完全禁止。

与中国的社会生活不同，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英国商人在英国是社会中最活跃最富裕的组成部分，他们被支持甚至被鼓励到世界各地去从事贸易活动，其利益和活动随时受到政府的极大关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施政措施，这种情形也同他们的传统与观念有着深刻的渊源。

与中国一样，西方国家很早也探讨过商品经济的一些问题，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认为商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使人们获得了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柏拉图则鄙视商业，认为商人唯利是图，国家应该重视农业。许多思想家认为人们为了糊口而从事小商业是情有可原的，但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商业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商人买贱卖贵，这种行为是败行，正直的人应当反对它。但又有思想家认为小商业是卑贱的，有为的人应该赞扬和从事大商业。种种观点层出不穷，人们对此一直讨论，但无论怎样，欧洲由不同王国组成，相互间始终在进行着竞争，任何对经济单一模式的限制都不可能在欧洲广泛推行。

从18世纪，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为1.1%（1720-1780），到鸦片战争时期（1840-1860）已达到4.84%，一个世纪以后，1948-1971年间的年增长率进一步猛增为7.27%。表明了商品消费大规模的国际化，已使市场全球一体化，它跨越了地理的、文化的与政治的边界，将世界各地区已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是西方贸易的必然发展，西方赖于商品交换，甚至与其生活不可或离，这种商品交换与商业不断发展的趋势必会将全世界都纳入其轨道。就中英贸易来说，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已占广州海上贸易总值的一半以上，到19世纪初期更进一步达到80%左右，所以这时候的中外贸易关系实际上主要便是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

如特洛基所指出的，鸦片贸易为欧洲统治与开发殖民地，甚至对欧洲本土的工业革命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鸦片对欧洲与亚洲的殖民统治同样重要。对于在亚洲的欧洲商人来说，鸦片贸易成为他们完成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没有鸦片贸易，许多进一步的发展都不可能。

英国的大企业、银行与保险公司，都根植于亚洲贸易，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鸦片生产与贩运。毒品鸦片在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亚洲的殖民贸易中，鸦片是最彻底的商业化的产品，是一种资本化的商品，它与其它药品（drug药品／毒品）一样，本身既是一个商品同时又创造其他商品。土地、劳动力、国家财政关系甚至国家本身，都通过鸦片贸易被商业化了”。鸦片贸易使大量的白银回流到英美商人手中，为他们积累起了转化为现代工业企业资本的大量资金；同时它又是英、中、印三角贸易中的关键所在，利源所系，因此西方决不会禁绝鸦片。

而中国却由于自己落后陈旧的传统观念及专制体制的极大束缚，使这种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从中大得好处并使自己欣欣向荣的对外贸易却没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剧烈失衡之下引发了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紧闭的门户，强迫中国人接受西方贸易制度和国际法观念，并用这些条约强制中国市场的自由开放。这样，中国打不破的自给自足发展体系终于被打破，天朝所谓不可侵犯的主权终于被侵犯，中国从而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