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彦皓（可信财商）：由雇佣制演变为合伙人制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

由雇佣制演变为合伙人制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

在可信财商周日公益直播中的演讲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珂芯资产

一、在人类社会的几千年中，顶级的博弈是价值创造机制的确定，低级的博弈才是存量财富的分配

任何社会缔造者都是广大劳苦大众，但是红利的获得者却是少数精英阶层，长期以往，精英阶层通过操控舆论与长期掌握财富分配的权柄会让社会误以为其才是社会的主导力量、

在人类社会的几千年中，顶级的博弈是价值创造机制的确定，低级的博弈才是存量财富的分配

国家间的财富分配是基于国力与军力的博弈，国力与军力强盛的国家自然能够分配到更多的人类发展红利，而国力与军力最弱的国家必然沦为被牺牲的结局

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国力强盛者必然是创造价值最大的国家，其次才是分配比例

现实社会依然如此，盎格鲁撒克逊与犹太人牢牢的掌控了全球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而中华民族、日耳曼人以及大和民族更多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与犹太人所构建机制下的一个配合者

但是，最近二十年，中华民族却试图打破这一困境，向上突破，试图重构一套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最大的国际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自然引起欧美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二、任何社会最终必然沦落为部分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持续遏制社会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的最大化释放

在一个国家内部，部分强势阶层依然掌握着财富分配的权柄，向上的社会必然是向中低收入阶层分配的比例更大点，而处于下行期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持续挤压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让其处于濒临崩溃的境地

其实，一套社会制度的构建主要是基于两个要素，即

1、社会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的释放度

2、已有财富的分配比例

任何社会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必然陷入金字塔的结构，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掌握着潜在社会生产力与创造力释放的权柄与已有财富的分配比例

自然会衍生出社会利益最大化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零和博弈困境，即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遏制潜在社会生产力与创造力的最大化释放，最终让整个社会进入下行期，越来越萧条

曾经政权与宗教的博弈主导整个人类历史，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宗教被边缘化，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勾兑成了社会利益生态的主旨

在人手一票的选举制度下，政治必然沦为资本的傀儡，成为资本挤压中低收入群体生存空间的打手

一个社会的缔造者必然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是任何社会最终必然沦落为部分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持续遏制社会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的最大化释放

而政治又受资本绑架，彻底的沦为资本的代言人，让改革绝无可能，这就意味着社会下行的趋势根本无法逆转

三、突破既得利益集团遏制社会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最大化的释放的前提是权力凌空于一切利益集团，能够以社会利益最大化持续重构利益格局

工业革命之后，市场有效的对冲，且延缓了这一历史悖论，即太多的人通过市场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之效，即在一个尚未凸显，且暂未被既得利益所掌控的蓝海寻找增量

但这仅仅是延缓，根本无法彻底的变革，即一旦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凭借其所掌控的庞大资本持续渗透每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最终使其沦为大型资本的附庸

基于此，全球发达国家都出台《反垄断法》，试图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但是政治已被资本绑架的现实决定，这套法律的效力极为有限

表面看，目前整个人类社会都陷入了技术停滞与未有增量财富创造的存量财富零和博弈困境中，其实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关键依然是社会结构金字塔型，少数既得利益集团遏制社会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最大化的释放

而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权力凌空于一切利益集团，能够以社会利益最大化持续重构利益格局，但又要确保不受外来因素的掣肘，即保证国家运行的独立自主

纵观全球，目前唯有中国具备这一先决条件

但是目前中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各行各业依然形成各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持续打压其他的潜在竞争者，严重的遏制了社会的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的释放

四、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关键是技术的升级，但这需要释放潜在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而非将命运基于几个大资本

表面看，目前中国面临经济降速，新生儿下降、失业率高企以及技术发展缓慢等困境中，而很多人提出刺激消费与增加投资，甚至还有人喊出发钱的荒唐事

其实，这一切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目前全球都处于利益格局重构的关键期，对前期已经成型，但是遏制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发挥的利益格局打破，且重构，以最大化的释放潜在的生产力与创造力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大困境，即

1、产业升级与技术突破

2、新生儿出生下降

3、既定既得利益集团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挤压过度

   社会消费的前提是要基于当前以及未来财富的折现做基础，而规模化创造增量财富的关键是技术的升级，但这需要释放潜在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而非将命运基于几个大资本

新生儿出生下降并非是社会观念的逆转，而是中低收入群体迫于生存的压力，而无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支持抚养更多的孩子

曾经教育、医疗与住房是挤压中低收入群体生存空间的三座大山，而未来却更多是就业机会的提供

曾经中国社会通过土地“均等化”与“普及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房地产的大爆发为中低收入群体让渡发展的红利，中国实现了人口出生的大爆发

五、大公司基于薪酬的雇佣制已被小公司的平台制与合伙人制所取代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打工不可持续与打工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尴尬中，打工现在已经沦为刚毕业大学生职业的过渡，根本无法永久化，考公、进国企是逆时代潮流的妥协行为，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其实，导致这一切产生的关键有两条，即

1、职场的逻辑已经悄然变化，在工业时代，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的生计是基于在大型企业谋取一份职位

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智能化与创新化的时代，这让曾经大公司基于薪酬，等级森严、绝对服从以及让员工扮演螺丝钉的职场模式被急速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小公司、平台制与合伙人制，这种职场模式需要参与者的创造力、主动性以及自负盈亏，但是波动极大，极不具确定性，适应这一模式的人会瞬间凸显，但相当一批人最终会被无情的永久淘汰，最终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2、太多的人尚未意识到这一悄然无声的变化，还在早已被淘汰，且收入有上限的雇佣制寻求突破，自然很艰难

其实，目前中国中国社会已经为合伙制提供了丰厚的基础服务，将其潜能最大化发挥的沉没成本降至最低，但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抱怨声基于自媒体被人为放大

理性的社会必然是基于将社会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的最大化释放，基于各阶层与各群体的自我努力，但必须为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计兜底

而改革并非是“劫富济贫”，首先要鼓励更能够创造价值的精英群体的潜在价值最大化的释放，其次是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在不触及既定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现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在价值最大化释放

但是实现潜在价值最大的化释放途径更多是小公司的合伙制与平台制，而非大公司的薪酬制

六、平台制与合伙人制的推广需要政府的前期让利，即成本的优惠与纠错机制的容忍

在过去几年，中央提出“房住不炒”、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取缔教培、医疗集采以及推行医改等途径持续向中低收入群体让利，确保其不被既得利益集团收割过甚

但未来在持续改革的基础上，更应该培育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在创造力与生产力的自我释放，即推行平台制与合伙人制，非基于一家大型机构的雇佣制

这种模式的规模化推广需要政府前期的让利，补助绝无可能，而更多是成本的优惠与纠错机制的容忍

初创企业的前期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极弱，如果此时承担过高的固定支出，必然会呈指数级放大失败的概率

政府能够做的就是降低，甚至免除初创企业的税收，允许社保与公积金缴纳的自主选择，而非强制性，在未危害到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在诸多制度设置与执行上适度宽松，降低合伙人间分红的所得税，为其前期收入的空白让利

尤其不能动辄对创业者因企业的债务而限制高消费，据“启信宝”统计，2019年在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初创企业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以上的公司负责人，有近119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占比接近10%

因企业债务执行100多万初创企业的负责人，这100多万人是这个社会最能够折腾的一个群体，一旦这一群体因企业债务被执行，几乎是断了这个社会的创造力

七、结论

在市场机制下，必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鼓励最有活力群体将其价值最大化，为失去创造价值的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计兜底是一个社会向上的标志之一

但真正价值最大化的释放是基于合伙人制的创业，而非基于雇佣制的打工，尤其在未来基于创新为主导的背景下，大公司雇佣制的效率极低，如果扣除行业格局固化的垄断优势，大公司极易被淘汰出局

基于此，中国经济的未来是鼓励创新，最大化释放社会的潜在生产力与创造力，但是前提是基于平台制与合伙人制，而非雇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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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彦皓 博士、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聚焦权益投资、资本运作、大宗期货、期权以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