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就业的结构性特征

摘要

事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后疫情时代，稳就业成为了重要的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45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中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价格和稳就业。本文将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后疫情时代的就业与经济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2）就业的产业、企业和群体格局呈现怎样的结构性特征？（3）哪些领域存在吸纳就业的空间？

观点

疫情导致就业量减少，后疫情时代就业形势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减弱：疫情对供需的双重冲击给经济和就业带来了严重的下行压力。新冠疫情不仅直接导致供给侧的停工停产和产业链受损，用工减少，也给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带来了负面影响，进而导致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疫情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减弱。2018年-2019年我国GDP当季同比始终在6%左右，而失业率围绕5%上下波动，两者均保持稳定，大致符合奥肯定律。但自2020年二季度起，失业率的波动幅度相对于GDP的波动幅度明显较小。出现这一变化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扰动，带来了基数效应下GDP增速数值的扭曲，如果把2020-2022年的GDP增速用过去三年几何平均增速来代替，可以发现失业率理论变化与实际变化的偏离显著减小，失业率实际变化逐渐向理论变化回归。

后疫情时代就业结构性压力凸显：疫情爆发后，由于从萧条行业流出的劳动人员掌握技能与新兴的就业机会岗位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较低，因此结构性失业压力较大。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一部分人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也造成岗位供求缺口增大。从产业方面来看，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最多和就业弹性最大的产业，但是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持续上升但不足以弥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下降，且多数第三产业中的行业具有“接触性”的特征，在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管控措施中，受到的影响较大。从企业方面来看，中小企业面对经济下行受到的冲击更大，疫情更是为中小微企业带来严重的流动性压力，企业为了应对流动性危机采取的停工停产和降薪裁员等行为对社会就业造成压力。疫情下企业的盈利状况也面临着较大挑战。从群体方面看，需关注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群体，其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人力资本存量较少，且新一轮就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面临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供给压力大，而疫情导致就业环境恶化。另外，毕业生的职业道路变得更加拥挤，考研、考公热愈发明显。

后疫情时代，就业压力如何缓解：“结构性失业”是大背景，因此重要的是能够达到供需吻合。农民工方面，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第一是居家隔离催生新的需求，电商、在线娱乐、餐饮等部分线下业务向线上转移。第二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兴起令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电商等灵活就业形式兴起。随着网约车合规化进程加快和平台间竞争更加充分，我们预计网约车客运量仍将增长，有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高校毕业生方面，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毕业季的来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针对这一问题，短期可采取对用人单位进行就业补贴、增加见习岗位等政策，但长期来看，基于我们对“结构性失业”环境的判断，加大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将更多的人才分流至制造业等行业才是“治本”之道。

风险提示：疫情恢复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财政货币政策变化超预期

正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后疫情时代，稳就业成为了重要的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45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中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价格和稳就业。本文将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后疫情时代的就业与经济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2）就业的产业、企业和群体格局呈现怎样的结构性特征？（3）哪些领域存在吸纳就业的空间？

1.   后疫情时代就业形势好转，但仍受疫情扰动

2020年初疫情爆发，对我国就业短期内形成的冲击较大，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我国就业形势总体转好。但2022年以来，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在全国多地传播，给就业带来显著压力。

1.1.   疫情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就业量减少

疫情对供需的双重冲击给经济和就业带来了严重的下行压力。新冠疫情不仅直接导致供给侧的停工停产和产业链受损，用工减少，也给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带来了负面影响，进而导致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

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2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1%，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3.6%。经济增速的下降严重影响了就业，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均出现明显下降，失业率上升。2020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564万人，同比减少2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为213万人，同比减少20%。2020年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6.2%，比2019年同期增加0.9个百分点，为自2018年1月以来的峰值。

经济整体修复推动城镇调查失业率下行。从2020年二季度起，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用工需求增加，新增就业人数稳步回升，调查失业率逐步回落，我国就业形势总体转好。2021年5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与2019年同期持平。2022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上海等地疫情扰动，失业率逐月上行，5月略有回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仍处于高位。

1.2.   后疫情时代，就业形势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减弱

疫情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减弱。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缺口之间的比率约为1：2，即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左右。2018年-2019年我国GDP当季同比始终在6%左右，而失业率围绕5%上下波动，两者均保持稳定，大致符合奥肯定律。

疫情爆发之后，2020年一季度GDP当季同比迅速降至-6.9%，2020年3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从2019年12月的5.2%小幅上升至5.9%。2020年自二季度起，GDP增速快速回弹，失业率却只是小幅下降，下降幅度与GDP增速相背离。2021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逐季下降，失业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持续下降。失业率的波动幅度相对于GDP的波动幅度明显较小，无法准确反映就业市场的全貌。出现这一变化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扰动，带来了基数效应下GDP增速数值的扭曲，如果把2020-2022年的GDP增速用过去三年几何平均增速来代替，可以发现失业率理论变化与实际变化的偏离显著减小，失业率实际变化逐渐向理论变化回归。

2.   后疫情时代就业结构性压力凸显

疫情爆发后，我国岗位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缺口增大，主要有两点原因：（1）疫情为许多行业带来了较大的打击，同时也为很多行业提供了新兴的机会，由于从萧条行业流出的劳动人员掌握技能与新兴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较低，因此短期内既存在劳动者找不到岗位，也存在岗位招不到人的情形。（2）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一部分人就业意愿下降，不愿工作或不能工作，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也造成岗位供求缺口增大。

后疫情时代的失业问题中包含较多结构性失业的成分，下文将分别从就业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群体结构这三点展开分析。

2.1.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和增长格局均遭受双重冲击

从产业方面来看，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最多、对GDP贡献率最高和就业弹性最大的产业。中国经济结构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就业分布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21世纪初的50%下降到2020年底的23.6%，第二产业占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2011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成为占比最高的就业领域，2020年底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到47.7%。2021年第三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9%，比第二产业高16.5个百分点。

但是，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持续上升但不足以弥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下降。第一产业就业弹性持续保持负值，农业从业人口规模也持续减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从2010年的0.28下降到2019年的-0.12，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大幅减弱；第三产业拉动就业能力持续增强，但经济总体就业弹性仍下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第三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其就业和增长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第三产业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是主要的就业领域，2020年该六大领域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合计比例达到21%。多数第三产业中的行业具有“接触性”的特征，在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管控措施中，受到的影响较大。

此外，在城镇私营和个体经济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五项是主要的就业领域，2019年这五项就业领域的人员合计占比达68.03%，与第三产业中的主要就业领域存在相似性。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占城镇私营和个体经济就业人员的比例为40.43%，说明这一行业的就业者主要供职于中小企业。由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更大，疫情对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行业的就业冲击更大。

除第三产业外，停工停产导致产业链受损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2020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22%和4.65%，可见第二产业同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

在制造业的31个子行业中，汽车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整体制造业的5.11%，排名第七，而建筑业的景气度则与房地产息息相关，因此在分析第二产业的就业情况时，我们主要关注汽车制造业和房地产市场。

4-5月本应是汽车行业的产销旺季，然而2022年由于疫情原因，部分企业停工停产，生产供应能力减弱，消费持续低迷。国内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0.5万辆和118.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6.1%和47.6%，5月汽车产销分别为192.6万辆和186.2万辆，同比下降5.7%和12.6%。不过当前有一些积极信号，一是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升，产销两旺，1-5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7.1万辆和200.3万辆，同比均增长1.1倍；二是中国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份额提升， 1-5月，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量389.7万辆，同比增长11.3%，市场份额47.9%，同比上升6.4个百分点；三是汽车企业正在加快复工复产，预计供给将改善，同时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陆续出台，有望拉动汽车消费。

房地产方面，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当月值仍然季节性转弱，但随着各地对房地产市场的松绑持续升级，同时全国性的房地产政策暖风阵阵，成交面积的当月值环比走强。虽然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和就业弹性均低于第三产业，但由于房地产等行业的产业链较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明显，需要密切关注第二产业的修复状况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2.2.   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较大

从企业角度看，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大量就业，中小微企业数量多，且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大于其产值贡献。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包括个体经营在内的中小微企业约为10900万户，占市场主体总数的99.6%，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的城镇劳动就业。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18年末，我国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员2.33亿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79.4%。2010年后私营与个体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和比重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44.7%升至2019年的60.5%，达26258万人，反映出经济结构变化下，大量劳动力被中小微企业吸纳。

中小企业受经济下行的冲击更大，疫情为中小微企业带来严重的流动性压力，企业为了应对流动性危机采取的停工停产和降薪裁员等行为对社会就业造成负面影响，企业的盈利状况也面临着较大挑战。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2月，清华、北大联合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显示，85%的企业账上资金最多维持3个月。如果3个月后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复工困难等原因造成资金链断裂，可能倒闭或永久性关停，导致失业人员增加。

2020年5月中小企业劳动力供需指数的差值达到年内峰值15.2，随后逐渐收窄，然而2022年4月两者差值再次达到15.7的高位，和微观就业市场的恶化表现一致。2020年5月之后，小型企业PMI几乎都运行在荣枯线以下，2022年4月进一步下行至45.6%。2021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层面持续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5月9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提出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十大方面举措。后续若中小企业运营状况能够得到改善，中小企业劳动力供需缺口可能收窄。

2.3.   需关注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群体

从就业群体看，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问题不容忽视。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系列稳就业政策，对冲了部分疫情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但面临较大结构性失业压力的农民工群体和供给不断增加的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更多关注。

2.3.1.   农民工结构性失业严重

农民工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人力资本存量较少。首先，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群体，多就业于中小微企业，不仅面临疫情严控期的停工停产和产量减少导致的用工需求下降，还由于就业更具流动性而面临更高的疫情防控成本，导致疫情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大，这一群体的失业概率也更高。其次，疫情在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倒逼就业结构调整。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得到了更加广泛应用，在形成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人力资本难以与新的就业岗位相匹配。

新一轮就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面临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202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93亿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29.6%。从受教育水平的角度分析，疫情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再者，疫情或导致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退出劳动力市场是指没有就业岗位且不积极寻找工作。2020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6.5亿人，比2019年减少6746万人，其中或有相当一部分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员，这种情况也可能贡献了部分失业率的下降。2021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回升至7.1亿人，但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2.3.2.   高校毕业生就业供给压力大

高校毕业生就业供给压力大，而疫情导致就业环境恶化。2021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为826.5万人，环比增加29.3万人；研究生毕业生约为77.3万人，环比增加4.44万人，毕业人数再创新高。

政策方面，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面对应届毕业生可能造成的就业压力，国常会决定扩大硕士研究生和普通高校专升本的招生规模；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和档案托管，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办理就业手续等，但该类政策仅仅将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进行了延后，而未解决。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由2021年10月的4.9%连续六个月上行至2022年4月的6.1%。其中16-24岁年龄段失业率上升至18.2%，比2021年10月份上升了4个百分点。就业环境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防控成本增加、企业需求减少，以及疫情防控对人员流动性的限制，不仅影响常规招聘和实习活动，也减少了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另外，毕业生的职业道路变得更加拥挤，考研、考公热愈发明显。

3.   后疫情时代，就业压力如何缓解？

我们分析了当前就业的产业、企业和群体特征，可见“结构性失业”是大背景，因此重要的是能够达到供需吻合。我们将从重点群体展开，展望能够吸纳该类群体的行业。

农民工方面，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第一是居家隔离催生新的需求，电商、在线娱乐、餐饮等部分线下业务向线上转移。第二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兴起令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电商等灵活就业形式兴起。

2020年末限额以上餐饮业从事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的从业人数突破10万人，同比增长41.3%。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共享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在线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比重继续提高至21.4%左右，较2020年提高4.4个百分点。

受到监管趋严的影响，2021年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较2020年下降2个百分点，但各网约车平台也纷纷推出新的竞争策略，在司机、乘客两端投入大量资金补贴，加速进入其他城市。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有序发放，月度订单数量受疫情影响有所反复。随着网约车合规化进程加快和平台间竞争更加充分，我们预计网约车客运量仍将增长，有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高校毕业生方面，根据教育部预测，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新增毕业生再创新高，毕业季的来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针对这一问题，短期可采取对用人单位进行就业补贴、增加见习岗位等政策，但长期来看，基于我们对“结构性失业”环境的判断，加大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将更多的人才分流至制造业等行业才是“治本”之道。

风险提示

（1）疫情恢复不及预期：疫情恢复不及预期，新冠特效药研发不及预期；

（2）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导致外部环境恶化；

（3）财政货币政策变化超预期：政策需参照内外部环境，也会对宏观环境产生反作用，存在调整超预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