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潮的老去:产业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兴业研究,作者:郭于玮 鲁政委

如今,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

1962年至1973年间,我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期间年平均出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和城镇化的红利,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得到了比父辈们更好的教育机会。

而如今,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如果按照年龄简单推算,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经济活动人口的降幅在1.0%到1.5%之间。不过,考虑到延迟退休等因素,经济活动人口的实际降幅可能低于这一水平。从劳动力供给结构来看,婴儿潮一代退休对水利环境、公共管理、建筑业、电力热力、采矿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影响较大。

日本经验显示,步入老年之后,消费者在鱼类菜类等健康食品、冷暖用具、家庭服务、医疗保健、旅行等领域的消费可能增加。不过,与日本老年人类似,对我国的老年人而言,支持子孙教育、购房等领域的支出可能对其消费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老年人会大幅降低家庭杠杆率,更加偏好定期存款,并减少在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

1962年至1973年间,我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期间年平均出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以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计算,60至7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我们将迎来一轮退休的小高峰。婴儿潮(为简便起见,下文中的婴儿潮专指1962年至1973年间的婴儿潮)一代有何特点?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和资产负债配置?本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一、婴儿潮一代


婴儿潮一代有哪些特点?

第一,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红利,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婴儿潮开端,即1962年出生的人恰好在1980年成年。因此,婴儿潮一代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走上工作岗位,其工作时间与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间基本重合。

第二,婴儿潮一代是城镇化的生力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在1979至1987年间迎来了城镇化的小高潮,期间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超过1100万。当时风华正茂的婴儿潮一代构成了城镇化重要的生力军。

第三,婴儿潮一代得到了比父辈们更好的教育机会。当婴儿潮一代处于0到20岁左右时,我国的普通小学和初中招生数显著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一代逐渐成年,同期我国高校年平均招生数达到48万,较50至7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升。


二、婴儿潮退休与劳动力供给


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

从劳动力的总量来看,如果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将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 2020年50-54岁、55到59岁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2.5%和10.5%,合计接近劳动年龄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见,婴儿潮一代是我国劳动力中的主力军。因此,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可以估算每一年退休人数和初次参加工作人数的变化。在退休人数方面,如果我们假设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每年出生人数中男女比例相等,且不考虑死亡率等可能导致劳动力下降的因素,那么,受婴儿潮一代的影响,自2017年至2020年,我国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超过2000万。2021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略低于2000万。2022年后,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将再上一个台阶。粗略估算下,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平均为2650万。

在初次参加工作人数方面,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16-19岁的比例仅为0.8%,远低于16-19岁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而20-24岁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达到6.8%,较为接近20-24岁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因此,我国劳动力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可能在20-24岁之间。我们假设劳动力初次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为22岁。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我国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波动回落。2020年起我国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可能下降到2000万以下。

综合来看,2017年起,我国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开始超过参加工作的人数。这也与我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接近。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自2016年开始负增长。需要关注的是,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与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之差在400万以内,而到了2022年及其之后,这一数值会上升到700万以上。

不过,衡量劳动力供给的指标是经济活动人口,而经济活动人口不仅受到年龄,还受到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和提前退休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2016年至2019年间经济活动人口年平均下降0.1个百分点,而纯粹按照年龄来推算,劳动力的年平均降幅为0.4%。

如果我们简单假设2021年至2030年间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等于初次参加工作人数与达到退休年龄人数之差,那么,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经济活动人口的降幅在1.0%到1.5%之间。不过,考虑到延迟退休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活动人口的实际降幅可能低于这一水平。

从劳动力结构来看,第一,农林牧渔、水利环境、公共管理、建筑业、电力热力、居民服务业和采矿业等行业更加依赖婴儿潮一代的劳动力供给。2019年,在城镇全部行业中,50-54岁和55-59岁就业人员的占比分别为10.7%和6.6%,但在农林牧渔业中,50-54岁和55-59岁就业人员的占比分别为16.6%和14.6%;在水利环境业中,上述占比分别为14.4%和11.5%;在建筑业中,上述占比分别为14.8%和8.3%;在采矿业中,上述占比分别为15.6%和7.5%。不过,在农林牧渔行业中,工作到60岁以上的现象十分常见。2019年农林牧渔业中28.7%的就业人员超过60岁。因此,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年龄对农林牧渔业影响较小。

第二,婴儿潮一代中汇集了大量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中,50-54岁和55-59岁就业人员的占比分别为10.7%和6.6%,但单位负责人中50-54岁和55-59岁就业人员的占比分别为12.3%和7.3%,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中上述占比分别为12.8%和6.8%,高于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水平。此外,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中50-59岁人员的占比也较高。

因此,从行业来看,婴儿潮一代退休对水利环境、公共管理、建筑业、电力热力、采矿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影响较大;从职业来看,婴儿潮一代退休对单位负责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职业的劳动力供给影响较大。


                                                         三、婴儿潮退休与消费结构


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将对我国的消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我国与日本的文化更加类似,我们可以通过日本老年家庭的消费结构来了解我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后,其消费结构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从食品消费来看,日本老年家庭更加注重健康饮食。2019年,与全部居民家庭相比,在日本户主60-69岁、70岁以上家庭的食品消费中,肉类消费、外出餐饮消费的占比更低,鱼和贝类、菜类和果类的消费占比更高。此外,60-69岁家庭酒类消费的比例高于全部家庭和70岁以上的家庭。

从生活用品与服务的消费来看,老年人对温度舒适的要求更高。2019年,与全部家庭相比,日本户主60-69岁、70岁以上家庭消费中,电力、热力与水的消费占比更高,在冷暖用具上的支出占比也更高。与此同时,老年人也需要更多的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在日本户主60-69岁、70岁以上家庭的消费中,家务服务、设备维修服务的消费占比也更高。

从衣着、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消费来看,日本的经验表明,老年人衣着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占比较低,医疗保健消费的占比较高。尤其是当户主年龄超过70岁之后,交通通信消费占比会出现显著的下滑。

从文化娱乐消费来看,老年人热爱旅行。2019年,虽然老年家庭在文娱用品上的消费占比较低,但旅行费在消费中的占比却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

从其他消费来看,2019年,日本户主60-69和70岁以上家庭的消费支出中,赠予金的占比要高于全部家庭的平均水平。这可能表明日本老年人在支持亲朋和下一代方面的付出较多。

由此来看,当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之后,其在鱼类菜类等健康食品、冷暖用具、家庭服务、医疗保健、旅行等领域的消费可能增加。不过,与日本老年人类似,对我国的老年人而言,支持子孙教育、购房等领域的支出可能对其消费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婴儿潮退休与资产负债配置


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将如何影响其资产负债配置?本节将继续考察日本的经验。

从储蓄结构来看,日本统计局的家庭储蓄口径包括银行储蓄、保险、证券和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等。数据显示,第一,日本老年家庭更加偏爱定期存款。2019年,59岁以下家庭活期和定期存款在全部储蓄中的占比分别为33.6%和28.8%,60岁以上家庭活期和定期存款在全部储蓄中的占比分别为25.4%和40.7%。

第二,日本老年家庭更加信赖金融机构。2019年,59岁以下家庭在金融机构以外的储蓄占全部储蓄中的比例为5.1%,60岁以上家庭则为0.7%。

第三,日本老年家庭储蓄中有价证券的比例较高。2019年,59岁以下家庭的有价证券占储蓄的比例为9.7%,60岁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储蓄的比例为15.1%。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养老金的有价证券投资较多。2021年第三季度末,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和养老金特别账户中,国内外债券的占比为51.0%,国内外股票的占比为49.0%。

从负债与储蓄之比来看,储蓄与负债之比和户主年龄负相关。在2019年的日本,如果户主不超过60岁,其家庭负债与储蓄之比约84.3%,但60岁以上家庭的负债与储蓄之比陡降至6.3%。

因此,当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后,会大幅降低家庭杠杆率,更加偏好定期存款,并减少在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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