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孩”时代的喜与忧

导读

“三孩”放开的效力取决于后续生育支持政策力度，新政推出后，我们预计2027年中国将经历第二个人口拐点（总人口下降，第一个拐点劳动人口下降，2010年）。走入家庭，中年群体的养“老”压力将在2025年赶超养“小”压力。虽然老龄化问题无法避免，但也会带来多重机遇：部分传统制造的升级，土地要素变革的催化，人工替代与工控系统成长空间的进一步释放。

摘要

三孩放开的大背景是中国人口问题日益严峻，一方面是存量人口的年龄结构恶化，另一方面是增量的新生儿数量不足，即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冲击。一老一小带动的抚养比压力提升，中国总和生育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偏低，人口未富先老、区域不平衡、男性比例过高等一系列问题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

在中国，生育意愿没有有效转化为实际生育，核心源于四类成本高企：1）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社会环境变化导致传统儒家多子多福概念开始缺位；2）托幼成本，中国托幼机构数量奇缺，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仅有5.5%，远低于OECD国家35%的平均水平；3）教育成本，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4）住房成本，我们看到各地房价和出生率成反比，中国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国生育支持体系即将全面实施，我们认为有望额外每年新增人口150万。除了放开三孩，中央政治局会议涉及了税收和住房支持、产假和职场制度、公共服务及观念倡导等四类生育支持政策，现金补贴类政策暂时缺位。参考国际经验，我们认为相关政策有望将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提升0.2，较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每年增加新生儿150万以上。

未来的生育趋势怎么看？总量上，受制于育龄妇女数量下滑，新生儿数量减少的长期趋势难以逆转，但结构上依然有亮点：一方面，参考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情况，中国三孩数量有望每年新增60万（考虑到人均收入差异，实际效果可能低于测算）；另一方面，生育率是否能够提高主要看经济能力和潜在生育意愿，未来沿海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生育率提升的概率可能更高。

人口问题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认为中国人口问题的化解将带动三大契机：一是部分传统制造的升级，未来资源配置的流向将再次有利于稳定制造业权重，部分传统制造（原材料、消费品）面临受益；二是土地要素变化，土地要素未来对于激发农民生育意愿起到关键作用，并有望促进消费、投资需求进一步释放；三是人工替代与工控系统，在人口数量红利走向质量红利的背景下具有广阔前景。

正文

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躲不开的两个话题。“二胎”全面放开的剧本还历历在目，“三孩”时代的大幕就已经拉开，站在台上我们既看到少数派的跃跃欲试，也看到群演广泛的彷徨与疑惑。对于“三孩”放开效果如何，我们认为核心是后续配套政策支持力度。在上一篇人口报告中（《人口“危机”迫在眉睫？政策须调整——经济中长期问题系列之一（20210226）》），我们讨论了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本篇报告我们将从中国人口大背景，到不婚不育背后的成因探索，再到未来人口问题背后的喜与忧，全方位解读中国的“三孩”时代。

1.  “三孩”放开的人口大背景

1.1  中国人口问题本质是年龄结构问题和生育问题

国君宏观团队在2018年的报告《人口“通缩”时代正在拉开大序幕（20181226）》中已经开始强调人口通缩大势已成。我们不否认，中国人口质量的工程师红利将不断释放，但中国人口问题依然有两个维度形势严峻，一方面是存量人口的年龄结构恶化，另一方面是增量的新生儿数量不足，即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冲击。

年龄结构方面，总人口抚养比面临快速上升，老人抚养比会迅速赶超少儿抚养比，中年人的压力将逐渐从养“小”过渡到养“老”。根据2019年抽查数据，中国待退休人口数量众多，年龄位于45~59岁的人口占比高达24%，而0~14岁的青少年占比仅为16.8%，这种人口结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进一步恶化。当前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还在41.5%左右这样一个较低的位置，但是未来将持续上升，并在2032年左右突破50%，正式走出人口红利期。其中少年抚养比将缓慢下滑，而老年抚养比将呈现快速上升的走势，并在2025年左右超越少年抚养比，老龄化问题愈发凸显。

生育方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创1963年以来新低，1.3的总和生育率创实施全面二孩以来新低，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韩国。考虑到全面二孩放开后，有很多此前想生但不能生的人都集中在近几年生育，导致当前二孩在新生儿中占比偏高，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还要低于1.3。我们通过2019年抽样调查的出生率数据来分析各省的情况，可以看到全国平均出生率为10.48‰，最高的西藏地区达到了14.6‰，而最低的黑龙江地区仅为5.73‰，不同地域之间的出生率差异很大，生育的不均衡非常显著。

1.2  人口关键特征：未富先老、区域不平衡、男女性别比高

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生育率明显偏低，人口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经济发展就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人们不必“养儿防老”，并且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会将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因此生育意愿也会相应变低。国际比较来看，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基本呈负相关。而我国位于整体趋势线的左下方，说明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生育率明显偏低。人们的富裕程度还未达到标准，生育情况就先行走弱。

中国生育水平在不同省份之间分化较大，整体来看出生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具体来看，北京、上海、天津这三大直辖市区属于典型的“经济好、生得少”。这些区域虽然经济好，但生活压力大、制度成本高，居住人群收入差距大，占绝大多数的中等及偏低收入人群生育情况受到牵制，最终呈现出经济不错，但生育疲弱的状况。此外，显著偏离趋势线的还有东北地区和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少数民族生育意愿较强使得新疆、西藏等地的出生率偏高。

中国男性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从人口代际平衡角度，这对中国女性的生育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七普结果显示，中国当前的男女性别比为105.07，较六普的105.20有一定下降，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由于总和生育率衡量的是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数量，如果要达到同样的人口总量目标，中国需要更高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举个例子，世代更替生育率是指人口数量能够长期维持稳定、每代人口数量相同的生育水平。如果不考虑未成年夭折，男女性别比为1的情况下，世代更替生育率就是2，即每位妇女生育2个孩子，就可以更替两个人的死亡。但是中国由于男性占比较高，每个妇女需要生育更多孩子，才能实现世代更替。

2.  生育活动的“躺平”理由：四大成本高企

当前不生育甚至不结婚也是年轻人“躺平”的一种方式。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1.3，但生育意愿有1.8，生育意愿没有有效转化为实际生育，核心是因为社会环境导致四类成本高企：女性生育机会成本、托幼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

中国女性在劳动参与率长期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时，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因此，中国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对职业女性来说，生育的黄金年龄往往也是关键的事业上升期。生育之后可能面临收入降低、支出倍增、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传统儒家的多子多福概念在女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背景中开始缺位和受到质疑。没有养儿防老需求的情况下，更多职业女性会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

托儿成本过高。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托幼机构数量奇缺。根据国家卫健委2019年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仅有5.5%，远低于OECD国家35%（2018年）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夫妻双方在孩子三岁前都必须参加工作，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通常只有两个：一是请家中老人帮忙看护，二是雇佣保姆。但是，一方面随着退休年龄的延后，许多年轻夫妇第一胎生育时，老人尚未退休；另一方面，两代人长期共同生活也并非多数家庭的理想选择。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选择雇佣保姆或者月嫂照看小孩。对月嫂需求的增加导致月嫂工资较快上涨，我们从网上的招聘信息可以感受到，2021年初北京月嫂薪酬的中位数已达到8000元/月左右，托幼相关成本为普通家庭带去极大压力。

中国特色的教育观念和模式，导致教育支出占比非常之高。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2016 年下学期和 2017 年上学期，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 19042.6 亿，占 2016 年 GDP 比重达 2.48%，而OECD国家的该数值普遍在0.5-1.0%区间。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对教育的补贴力度高，减轻了家庭部门的教育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辅导班盛行，学前/小学/初中/普高阶段的校外支出占教育支出比例分别为11.2%/38.3%/32.5%/26.7%，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的家庭部门的教育负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中国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中国过高的房价也对生育产生负面作用。从各地方的数据来看，高房价和出生率呈负相关关系。目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位于全球前列，根据Numbeo数据，2021年深圳、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都在35以上，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也就是说，一个普通人不吃不喝在深圳、北京需要工作40多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普通大小的商品房。巨大的购房压力无疑会对生育造成抑制。

3.  中国生育支持体系落地，有望新增出生人口每年150万以上

目前中国低生育的问题并不是单纯放开三孩就能解决的，过低的一孩生育率反映了生育限制之外更深层次的问题。2015年之后，全面二孩的放开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更为严重的一孩生育率下滑问题。根据2019年抽样调查数据，一孩总和生育率约为0.61，不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半。计划生育实施40年后，中国的生育问题已经远远不是靠计划生育就能够解释的。

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了类似的低生育问题，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而中国的生育支持体系又将如何建立？

3.1  他山之石：五类生育支持政策各有千秋

随着生育率的下行，许多国家都出台过生育支持政策。部分欧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为提高生育水平、保证人口正常更替，曾经相继出台并逐步完善了许多生育支持政策。具体来看，生育支持政策主要有五种类型，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和住房支持、产假和职场制度、公共服务及观念倡导。在刺激生育的过程中，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政策组合。

五类生育鼓励政策中，以现金补贴最为直接有效。现金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减轻育龄父母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法国、瑞典、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均采用了补贴政策，相关补贴形式包括：现金补贴（津贴、福利、奖金），特殊福利（如住房福利），特别折扣卡（如多孩家庭购物优惠等）。从实践来看，补贴政策实施相对便捷，且效果立竿见影。比如法国生育头胎的家庭每月可获得约177欧元的补贴；在三年之内生育第二胎，则额度会上升到约600欧元，持续到孩子年满6岁；再生育第三胎，补贴则增加到900多欧元，且持续支付到孩子满18岁。

单独使用税收减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税收减免的基本实施方式是通过减免家长的个人所得税来缓解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主要的实施国家有德国、美国、西班牙等。相较于直接的现金补贴，适用税收减免政策的税收种类设置及计算相对复杂，大量的收入评估和复杂的计算工作给政策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西班牙的生育支持政策以税收减免为主，2003年西班牙出台规定，第一个孩子为1400欧元,第二个孩子为1500 欧元,第三个孩子为2200 欧元,第四以及随后的孩子为2300欧元。但是政策出台后收效甚微，西班牙总和生育率的反弹幅度仅为0.15左右，并在几年之后重新下跌。

产假制度整体上效果显著，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会受职场文化影响。产假制度的出现最初是为了保护妇女的工作权益，但随着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各国通过改变产假制度来提高生育率。最初的产假只包含分娩假、育儿假等，随着政策的改变，男性产假被引入，这是鼓励生育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变化之一。产假政策为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了时间安排、经济支持和工作保障。大部分情况下，产假制度效果显著，但实际上政策实施受不同国家的职场文化影响严重。比如韩国政府规定，生育妇女单胎产假为90天，生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女性产假可延至120天。但是2019年7月9日韩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533户受访家庭中，40.3%的女性曾因生孩子辞职，超七成韩国女性未休过产假。

相较于其他几种指向更有针对性的生育鼓励政策，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往往与相应的教育补贴、医疗补贴等政策相配合。在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的澳大利亚，在托育方面儿童保教机构十分多样，包括全日托机构、家庭日托机构、课外时间托管机构、学前班幼儿园、居家托管机构、临时托管机构和一系列非主流的儿童保教服务，而同时政府为其提供资金并实施儿童保教机构支持计划。公共服务的配套能够有效推动家庭从“想生”到“敢生”的转变。

观念倡导有助于改善生育意愿，从而提高生育率。当前各国出生人口降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而除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客观成本限制因素外，主观生育意愿低迷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晚婚晚育、单身丁克等生育文化的盛行需要相应的观念倡导和名誉奖励政策来调节。韩国、日本等国家均征集过鼓励生育的标语、宣传口号，俄罗斯的街头更是张贴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海报。法国自1920年起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在俄罗斯，生育子女多的妇女会被人们称为 “英雄母亲”，多生孩子的父母可以获得政府颁发的“父母荣誉勋章”。

3.2  中国生育支持体系已呼之欲出，现金补贴类政策暂时缺位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及四类生育支持政策，但没有涉及现金补贴。我们梳理了会议上提及一些支持生育的举措，基本都可以归类到税收和住房支持、产假和职场制度、公共服务以及观念倡导这四类中。唯独在其他国家效果最好的现金补贴类政策出现了缺位，是目前最大的遗憾。

3.3 相关政策将提升生育率，有望增加新生儿每年150万以上

实施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国家，总和生育率是否会有明显提高还得看政策力度。其中在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在政策的刺激下，从较低的水平提升超过0.5，主要有法国、瑞典、丹麦和俄罗斯。其他有部分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西班牙，实施了生育鼓励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幅度可能只有0.2~0.3左右且并不稳定。

如果没有三孩放开和生育支持政策，预计总和生育率将在未来几年跌至1.1左右的水平。虽然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3，但是根据我们前期报告《人口“危机”迫在眉睫？政策须调整——经济中长期问题系列之一（20210226）》中的测算，2019年中国剔除二孩堆积效应后的总和生育率约为已跌至1.1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三孩放开和生育支持政策，中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较快从1.3进一步跌至1.1。

我们认为当前政策能够将长期总和生育率水平提升0.2至1.3左右，那么较没有三孩和生育支持政策情形下，每年将增加新生儿数量150万以上。虽然目前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涉及到的政策方向已经较为全面，但预计实现将总和生育率水平提高0.5左右的难度较大。我们认为当前政策或有望将总和生育率从1.1的长期水平提升0.2至1.3左右，这种情形下，每年新增的新生儿将较未推出三孩和支持政策时提升150万以上。

4.  长期看人口通缩趋势难以逆转，但仍有结构性亮点

4.1  受制于育龄妇女数量下滑，出生人数难走出上行趋势

我国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乎熨平了生育周期，未来育龄妇女数量或将持续下跌，会拖累出生人口数量。从出生人口数量看，上一波“婴儿潮”是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按照生育规律，2015年前后应该能够看到新一轮的“婴儿潮”。但由于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1995年之后总和生育率长期被控制在1.6左右的水平，本该出现的“婴儿潮”几乎消失不见。

从育龄妇女数量看，我国并未出现和俄罗斯、瑞典相似的周期性波动。1960-2010年期间，这50年里基本都是单调爬升，未来预计将会单调衰减，时间跨度也有可能达到50年。更直观的可以观察当前潜在育龄妇女和即将退出生育年龄女性的数量，2018年，35-49岁的育龄妇女约有1.60亿人，0-14岁的青少年女性有1.09亿人。在不考虑死亡率区别的情况下，未来15年将减少育龄妇女5100万，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这基本决定了出生人数难以持续上行趋势。

4.2  三孩或每年多出生60万人，约占生育支持政策实施后新增出生人口的四成

三孩的增量空间有多大？我们假定以中国台湾地区作为参照，中国台湾地区三孩占出生人口约8.6%，若假设中国三孩出生率在政策放开后出现短期脉冲，然后逐渐稳定到与中国台湾地区接近的水平。近十年中国的三孩及以上出生占总人口约为3.6%，还有5%的提升空间，参考2020年约1200万的总出生人数计算，每年大约多出生三孩60万人。在上文中，我们预测政策将带来新生儿每年新增超过150万人，那么这其中三孩数量占比或达到四成。我们这一计算过程的强假设是以中国台湾为参照，从人均收入的差距来看生育意愿，我们觉得大概率三孩短期占比难以完全复制中国台湾，因此数量最终难及四成。

4.3  沿海发达和少数民族聚集区新增出生人口或较多

生育支持政策落地之后，沿海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大概率较多。我们认为是否生育三孩主要取决于经济能力和潜在生育意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少数民族的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参考二孩全面放开时的情况（2016~2018年相比2015年），山东、广东、天津、北京、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内蒙古、宁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生育情况有较明显的改善。如果不考虑政策时点，历史二孩占本身就比较高的省份，比如说安徽、陕西、海南、福建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从增量角度，以及收入-成本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沿海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居民可能会更有生育三孩的意愿。

5.  中国人口问题挑战中的三个机遇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化的现象，对于中国如此体量的经济体，老龄化不仅对自身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甚至会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理论上，人口增长的停止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劳动供给的缺失以及投资与消费意愿的走弱，会导致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中枢不断下移。老龄化过程是无法阻止的规律性问题，如何有效的化解老龄化影响才是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三孩放开单一政策就可以对冲与解决的，我们相信在化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因素：

要素资源配置的优化会为中国带来新的增长契机。一是部分传统制造的产业格局，二是土地要素变化，三是人工替代与工控系统的广阔前景：

1、供给侧改革之后，近年来制造业权重持续下降，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权重丢失，这个背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从制造到服务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缩影之一。同样是使用劳动力，为什么制造业就要流失？一是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二是人工替代往往优先发生在工业。但是反观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制造业的生产率是高于服务业的，生产率高但投资回报率却低，恰恰反映了产业比较优势的改变和经济体在需求端的深刻变化，这样一种资源流向其实并不符合经济理论的理想情境。那么要素资源配置的再优化，涉及稳定制造业权重，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这将是十四五阶段以及整个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我们相信这会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新的契机，特别是部分带有产业升级性质的传统制造（原材料、消费品）。

2、土地要素对于广大农民生育率的变动其实至关重要。2019年底，国家发布《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意见》提出，稳妥推进“长久不变”实施，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其实对农民的生育意愿带来了一些影响，对农民通过土地要素的生育激励大大降低，并且集体用地当前限于要素流转的约束，对于农村群体的收入端支撑也没有充分释放，土地激励与收入要素不改善，广大的农村群体生育意愿就很难进一步打开。我们相信土地要素未来对于激发农民生育意愿将会扮演重要角色，这个背后还会促进消费、投资需求的进一步释放，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当然，农村土地要素的变革需要连带户籍、养老、教育等一系列要素的配套，过程可能漫长但方向就在前方。

3、老龄化问题终将无法解决，智能制造的大时代正当其时，人工替代与工控系统前景无限。我们已经看到劳动人口会快速下降的未来，那么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工程师红利的对冲，另一方面就是人工替代背后的设备与工控系统的进一步覆盖。过去几年这一趋势已经汹涌来袭，但是我们认为当前并未到中国劳动人口下行最迅猛的阶段，因此上述领域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