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一教授:后工业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国家能力

作者:赵建

来源:西泽研究院

 本文为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尖峰对话活动中,对文一教授演讲的点评发言,有删改。

如果说前工业化时代的国家能力是计划和大一统下的举国体制,工业化时代是新威权主义与激发基层活力的市场体制结合,那么后工业化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中国的工业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长制、威权型和忽视个性自由的流水线工厂作业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动员和有为而治,那么以人力资本为主的轻资产、信息化和创新式的工业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务型、尊重个体诉求的国家能力,是政府加强法律等软性基础设施后的无为而治 

一、国家能力是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克拉克教授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事情,那就是工业革命。”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历史上也只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工业革命。”建国后七十年,中国最伟大成就,是引爆并完成了工业革命。 

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基本重复一样的故事: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在战乱、饥荒、疾病的马尔萨斯陷阱中不断轮回。关于工业革命,关于李约瑟难题(大分流),有太多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当前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 

而对于中国的工业革命,影响如此深远的事件,当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作品来描述和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文一教授《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视角。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但它为我们提供的视角发人深省,在我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作品。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们西泽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响力的特种钢企业——天工国际。这家企业的微观成长经历,几乎与文一教授的工业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细节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国际的董事长朱小坤先生,没有太高的学历,但现在的管理能力堪与那些国际商学院毕业的CEO们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书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经担任过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在人民公社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这本书通过历史比较方法,超越了传统主流经济学、黑板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超越了虚幻形而上的数学模型,对古今中外大量、详实的历史进行比较和梳理,全景地、客观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国工业革命的画卷和图景。 

图1:文一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尖峰对话”活动的现场发言

他的基本观点是,要引爆工业革命,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都要具备,这是综合化的历史归因。具体来说,中国的工业革命是自上而下国家能力的组织,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和商人阶层活力要素的激发。很多国家及其不同时代,如印度、拉美、中国的清朝、民国,以及建国后大跃进的工业化尝试,都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条件并不充分。而在对于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密码和条件的探索中,主流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基本忽略了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为引爆工业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作为公共品,如同空气和水,被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 

一是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提供不了司法、裁决、安全等一系列稳定的外部环境,每天都是政治动荡和战争,是不可能引爆工业革命的。

图3:各国安全状况  

图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二是国家组织暴力机器来开拓市场,比如英国组织军队对外殖民,扩大市场和产业链。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暴力和殖民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这是中国工业革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即所谓的“和平崛起”。但这个故事在西方工业国家眼里很不可置信。 

三是国家能力能提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譬如统一的没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畅通的交通网络、统一的法律和裁决机制,以便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基础供应和产业网络。《伟大的工业革命》中讲到,“市场是最奢侈、最昂贵的公共物品”,它包括庞大的交通设施,统一的商贸和市场,还有软性设施方面的法律和规则等。 

同时,引爆工业革命还需要市场的规模性,只有到一定的规模,生产的产品才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才能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在一个小国,或者四分五裂、没有统一市场的国家,如果只存在供给侧,没有需求侧,供给和需求无法同时形成一个闭环,工业革命也就无法引爆,这就是印度的典型现实。印度虽然看似具备了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所有的经济学条件,比如民主制度和私人产权,但就是引爆不起来,这是因为印度没有国家能力来组织形成统一的、超级规模的市场。 

二、中国处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夜,工业化转型生死攸关

文一教授解释了第一波、第二波中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而我们现在处在第二波工业革命衰退、第三轮工业革命尚未完全引爆的前夜。第一轮工业革命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原始工业化革命,是整个工业革命的根基,主要以轻工业和消费品为主,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同时完成了自身内生的工业积累。第二轮则是重工业革命,是在轻工业基础上进行的产业升级,是向工业的中上游迁移,是制造“生产机器的机器”,比如机床和大型机器的零部件、重型机械的加工组装等。 

当前重工业、要素密集型工业逐渐不可持续,究其原因是第二波工业革命的要素成本正在不断上升,要素红利正在消失,甚至变成要素“负债”,比如养老金亏空(人力资本折旧)和环保成本等。更为严重的是,快速工业化,或第二轮工业化积累的过剩产能只能依靠房地产去消化,这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使资产负债表的另一端也形成了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在工业化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坏账。这个坏账如何消化,是工业化无危机转型的关键。 

英美等老牌工业国家的工业革命历程表明,工业化总是伴随着危机,而且主要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中国最近十年,金融化速度过快,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已经位列世界前茅,甚至有几年超过欧美,这非常值得警惕。无数历史教训表明,金融化过快,工业化跟不上,是导致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一个性命攸关的转型,即从第二轮工业革命到第三轮工业革命的转型,从要素密集型、规模型的重工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服务化的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转型,即“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从现实来说,问题和挑战是多于看得见的机遇和红利的。可以说,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同于能否引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 

三、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首先要跨越内外两大陷阱 

中国当前正面临着两大陷阱,一是对外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对内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在修昔底德陷阱中,中国需要重构国际治理关系,重构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国家在部分承担起与经济体所匹配的公共产品的同时,需要重新反思与美国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美国发展了这么多年,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衰退,产业空心化、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百年新高,导致历史罕见的右翼回潮。帝国需要假想敌,它们从来没有安全感。放眼望去,苏联解体、塔利班基本被消灭后,够资格作为假想敌的也就只有中国了。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图4:赵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尖峰对话”活动的现场发言 

第二个陷阱是内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在后工业化时代,没有及时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而停滞不前,同时国家能力丧失,无法再集中资源干大事。拉美等国家半个世纪前就处于停滞阶段,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因为他们国家能力不足,精英民主陷入党争,基层民主陷入民粹,无法再组织起能进行工业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第二波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重新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

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过去的工业革命有着天翻地覆的不同,那就是新一轮工业革命关注重点的迁移,从注重速度到注重质量,从注重总量到注重结构,从注重物质资产到注重人力资本,从注重重资产到注重轻资产,从注重低端加工到注重高端的发明创造,这是过去两轮工业革命阶段的经验所不具备的。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要思考:第一,如何自上而下重塑国家能力,让我们现在的国家能力与第三轮工业革命相匹配;第二,如何激发自下而上的企业家精神和基层要素的活力,让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和创新创意能力充分发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工业革命都不可能是单独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必须是国家能力与市场、与资源要素相结合,在国家能力的护航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十八大报告的指导精神,也是十九大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指导精神。 

四、从人本主义出发重塑国家能力,难的不是有为而治而是无为而治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面前,面对内外两大陷阱,面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潮流冲击,我们该如何重塑国家能力,以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完成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来说,有几个点要重新反思。 

第一,过去那种家长制的、中心化的、威权式的国家管理模式,是否还适合第三波工业革命。过去的工业革命是重工业、流水线式的,是集体化的,需要一批来自计划经济的产业工人,甘于牺牲自己的个性,投身于流水线,投身于枯燥的机器零件生产,这是工厂式的作业方式。这种人力资源的动员是集中式的、家长式的、生产队模式的。 

但是新一轮工业革命是注重每个人的创意创新精神的,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是机器依附于人,而非人依附于机器的。这种情况下,过去这种家长制、命令式的、集体性的、每个人都是螺丝钉的、牺牲个性的管理模式,是不是还适合?我们已经看到,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付出巨大牺牲的农民工老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个体自由,他们宁愿送外卖,也不愿去工厂打工。大量的富士康式的血汗工厂很难再招到稳定的年轻工人。而且,智能制造、高端制造、无人工厂等,已经不再需要低端劳动力,需要的是知识阶层,是工程师。他们有知识,同时也有更高的、被当作个体尊重的非经济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能力和组织模式? 

第二,新一轮的引爆点或者边际实验田在哪里。上一轮工业革命我们是从乡土中国引爆的,依靠的是乡镇企业的韧性、广大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来自草根、来自乡土不怕试错的精神。因为我们的制度试验在乡镇的试错成本较低,从乡镇企业开始的工业革命,具有非常好的基础,他们“卑微地,温和地,稳健地”慢慢地酝酿、引爆,他们积累了长期的准备起飞的阶段。而当前乡土中国的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接近60%,原来乡土中国的文化不再适用,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农村已经有大量人口在城市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靠什么作为引爆点,来重新引爆第三轮工业革命,完成自下而上的积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乡土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互联网中国”、“线上中国”是不是代替“乡土中国”成为新的引爆点?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互联网的发展,如电商、直播、网约车、共享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走在世界前列。当下,我们能否通过“互联网中国”完成自下而上的组织,来动员中国最大化的基层要素,所谓重新反思我们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第三,引爆第三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似乎已经具备,如庞大的、位列前沿的高速交通体系,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逐渐完善的法律设施等。我们在最近十年、二十年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即社会公共资本,如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重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广泛的信息化设备,如基站,4G、5G设备,这是我们上两轮工业革命所没有的。而且,我们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都市圈,更高效的协同区域发展模式,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国家能力,主要提高的是经济建设能力,但缺失专业化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对比一下当前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较好的地区,如深圳,在这里反而看不到显性的“国家能力”。如果前一轮的国家能力是“有为”,下一轮的国家能力是不是“无为”,同时也是“无不为”;从有为强势的政府,转为无为高效的政府,是不是把过去政府简单的招商引资、简单的行政干预、简单的一刀切的政策执行,变成现在更加专业化、更加友好、更加尊重基层活力的国家管理,这是引爆下一轮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吗? 

第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我们的危机如何缓释。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已表明,任何工业化都伴随着重大的危机。比如1920年代,美国汽车产业带来了经济的快速繁荣,也带来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90年代,日本制造业繁荣过后,经济出现长期衰退;同期,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工业化繁荣后,带来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在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小型危机,但由于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优势,至少没有中断我们工业革命的进程。然而国内外危机告诉我们,危机都不是发生在工业本身,不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金融体系。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地方债务、银行不良、资本市场大波动,这些问题积累的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五年影子银行,在工业化末端出现资产荒,好的资产越来越少,实体经济收益率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为了寻求收益率,越来越追求高风险和资金空转的项目,导致影子银行、整个金融规模不断膨胀。我国M2即将超过200万亿,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但是依然出现民企、小微企业因为流动性不足,经营困难或破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迟迟不能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过去盲目发展、野蛮发展的小银行已经面临大量不良贷款违约风险。包商银行的接管只是一个开始,一些非银机构的流动性出现了危机。这些虽然表现在金融层面、货币层面、信用层面,但本质上是工业化危机的又一次表现,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风险和矛盾在金融层面的映射。我们要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先要解决上一轮工业革命造成的问题。 

第五,我们的国家能力存在路径依赖。在过去前两轮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已经习惯于集中式、命令式、家长式、一刀切式的管理方法。我们的行政官员,还沉浸在过去传统的方法中没有及时转变。尤其在北方,东北和山东经济的衰落,已经表现在行政官员体制改革落后,其本质是服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力的不足。如何重塑新一轮国家能力,如何培养一批服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专业和技术官员,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迫切的问题。其次,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要解决。尤其是地方在执行中央的精神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和扭曲,地方不是统筹考虑中央精神,不是站在整个社会福利角度,而是站在地方主义、部门主义。这些都不适应新一轮工业化所需要的国家能力。 

总而言之,文一教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伟大的过去,讲述了一个大国通过国家能力和市场机制结合和平崛起的历程。面对未来,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又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抓住的战略机遇都很多,此时更需要国家能力来组织和推动。只不过现在的国家能力,在新时代面前有了不一样的要求。新时代的国家能力,是充分尊重个体的,注重完善法制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友好型服务型的能力。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好比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图谱里,执政理念从耕战体系的法家,到集体道德伦理秩序的儒家,转为法制日益完善下“无为无不为”的道家(治大国如烹小鲜)。或者说,新一轮工业革命需要的国家能力,并非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譬如高铁、机场、新城等),而是法制、信任、信仰、共识等社会精神层面的建设能力,即国家现代化的治理能力,这既是新一轮工业革命需要的“基础设施”,又是政府层面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更是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

*声明: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格隆汇立场

相关阅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