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最富的1%征税：为什么美国最高税率可以超过80%？

作者： 如是金融研究院 

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1%的最高收入人群收入占比不到10%，而现如今已经超过20%。其他英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人们普遍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然而我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在欧洲大陆或日本等其他OPEC国家，富豪们的收入集中程度要相对低很多。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很多OPEC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最高税率显著下降。例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70%以上，而里根和撒切尔当政的十年里，最高税率大幅削减了40个百分点。

在大多数OPEC国家面临巨额赤字和债务负担之际，政府是否应该对高收入人群增税成为一个关键的公共政策问题。毫无疑问，这将是一笔潜在的大额税收收入。例如，如果将美国前1%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从目前的22.5%提高到45%，美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就将增加2.7%，效果相当于取消布什所有的减税政策。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此大幅的税收增加很可能会影响富人的经济行为和他们上报的税前收入，最终对税收产生影响。我们借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顶级收入和最高税率的一些国际数据，从概念和经验两方面分析了这一问题。 

如图1所示，从18个亚太OPEC国家在1975-1979至2004-2008年间的数据（1980-2003年顶级收入比重数据缺失）可以看出，最高税率的削减和前1%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的增长确实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例如，美国的最高税率降低了35%，而与此同时，前1%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增长了10%。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法国和德国的最高税率和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最高税率的演变是预测税前收入集中度变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解释，分别具有非常不同的政策含义，可以通过数据来验证。 

图1：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前1%高收入人群税前收入份额和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

首先，最高税率的提高可能会对那些能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商业创造力产生消极作用——即所谓的“供给侧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最高税率会刺激富人的经济活动，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假设图1中显示的顶级收入份额和最高税率的所有相关性都是受供给端的影响，那么最高税率达到57%时，可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这就意味着，美国仍有一些余地可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但许多欧洲国家已经达到了上限。 

其次，最高税率的提高可能会增加避税行为。现今的税制存在很多漏洞，虽然这不意味着人们就一定可以成功避税，但更好的应对政策还是应该先堵住漏洞，消除大多数避税机会，然后再提高最高税率。众所周知，在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和国际合作来执行税收政策的情况下，避税行为会大大减少，很多案例可以佐证这一点。不过，由于税基范围宽，不存在很明显的避税机会，因此真正限制最高税率的还是上一节中提到的“供给侧效应”。 

第三，尽管标准经济模型假设薪酬反映了生产率，但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顶层，他们所作的实际经济贡献尤其难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高收入人群或许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或影响薪酬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抬高自己的薪酬。自然，当最高税率较低时，这种“寻租”的动机就会更加强烈。这样，削减最高税率也会增加最高收入份额，但是前1%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以牺牲剩余99%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最高税率的削减刺激了高收入人群的寻租行为，而不是整体的经济增长——这点和第一种“供给侧效应”有着关键差异。

为区分这几种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分析最高税率的削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图2所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高税率的削减与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之间并无关联。那些大幅削减最高税率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其增速并没有明显超越其他没有减税的国家，如德国和丹麦。因此，图1中显示的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随最高税率变化而波动，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高收入人群的寻租行为增加，而不是生产力提高。

图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均GDP增长率和最高边际税率

诚然，进行跨国比较的方法站不住脚——具体结果会因制度、年份和国家产生差异。但总的来说，最重要的是，尽管税收政策存在巨大差异，但富裕国家在过去30年里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通过我们的模型和中档参数值，我们可以得出最高税率削减对于高收入阶层产生的影响，部分是由于寻租行为的增加，部分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从中我们发现为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最高税率实际可以高达83%，而如单纯按照“供给侧效应”模型推算，最高可达到57%。 

直到20世纪70年代，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舆论大概都还认为，在收入阶梯的顶端，薪酬增长主要反映的是人的贪婪或其他对社会无意义的活动，而非生产工作效率的提高，这也是为何美国和英国的最高税率可以高达80%。

里根和撒切尔税率改革的卓越成效确实曾令人惊叹，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入不断集中化，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中等水平，后终因金融业过热引发了一场大衰退，人们或许便是从那时开始反思他们的政策。2010年，英国将最高收入税率从40%提高到50%，部分原因是为了遏制薪酬过高。人们认为前1%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以牺牲剩余99%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点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著名的“我们是99%”的口号就可以看出。

未来，最高税率将取决于公众的看法——高薪到底是公平地反映了生产率，或仅是因为寻租行为引起的不公平现象。随着收入集中度的提高，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影响社会理念（通过智囊团和媒体）和政策（通过游说），从而在收入不平等、社会理念和政策之间产生一些反向因果关系。我们希望经济学家能够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来阐明这些理念。 

▍原文

Taxing the 1%: Why the top tax rate could be over 80%

▍作者

Thomas Piketty：巴黎经济学院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Emmanuel Saez：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兼公平增长中心主任

Stefanie Stantcheva：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国民经济调查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