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形势报告2024：从大爆炸到大转折

导读

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人口关系国家繁荣和民众福祉，与资本、技术共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人口因素大部分时期变化缓慢，但在转折期变化加快，势大力沉。全球人口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大爆发期正在临近尾声，人口从高增长转为低增长，部分国家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突出，人口周期正出现大转折，人口因素逐渐从慢变量变成快变量。在宏观分析框架下，人口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

核心观点

数据说明：联合国通过新获取的数据不断对人口估计和预测值进行修正，近几年版本逐渐调低世界人口预测，但仍倾向于高估中国人口，但考虑到联合国提供的人口数据涵盖国家多，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等多方面数据，本报告主要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数据，中国部分采用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的数据。其中，世界总人口预测数据=联合国预测总人口-中国部分+育娲人口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数据。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世界人口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和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的过渡阶段，在人口学上被称作“第一次人口转变”。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结合我们对中国人口的预测，世界人口在2087年达峰值103亿人，然后缓慢下降至2100年的102亿人。分区域看，欧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低、低、低”的人口增长模式，较早进入老龄化和低生育阶段，而非洲仍处工业化阶段，人口仍在快速增加，未来非洲人口获奖贡献90%的世界人口增量，成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极。

二战后，随着“婴儿潮”消退，欧美国家率先迎来“第二次人口转变”， 具体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稳定、初婚时间推迟、未婚同居占比增加、非婚生育占比增加、终生未婚率较高等。婚姻行为变迁最直接的因素是价值观和思想层面的变迁，包括自我价值实现、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人们更加关注个体满足感，由此带来了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非传统型家庭数量增加。在瑞典和法国，未婚同居取代婚姻的比例最高、20岁及以上的群体同居比例超14%。

根据生育理论，驱动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从抗衡高死亡率需求向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再到成本约束阶段转变。由于各国人口政策、社会背景等不同，生育率降幅明显不同，欧洲等国家生育转变较早开始、但时间较长，部分亚洲国家的生育转变较晚开始、但是由于存在限制生育政策等原因，生育率下降速度较快。面临少子化问题时，部分欧洲国家提供“慷慨”的补贴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生育率水平也相对更高，比如北欧国家家庭福利支出占比普遍高于南欧和亚洲其他发达国家，生育率也相对较高，2021年北欧、南欧、东亚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8、1.33、1.17。相比之下，部分亚洲国家在经过长时间人口控制后开始学习欧洲、鼓励生育，但由于政策转变时间较晚、支持力度不足等，生育率提升不明显，2022年日本、韩国、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6、0.78、1.05。此外，婚育文化和宗教也会影响生育情况。东亚信奉儒家文化，非婚生育占比低，欧美发达国家更崇尚自由、开放，非婚生育占比也更高。

随着少子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总量减少，“人口红利”面临向“人才红利”转变需求，体现在教育水平提升、健康寿命延长等方面。1）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提升带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小学毛入学率从快速提升、缓慢下降再到缓慢提升阶段，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式教育到大众化阶段的跨越式发展。2）具体国家看，美国、英国的发达国家人口受教育水平领先，中国、印度等国家小学和初中教育学历人口占比较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比有待提升。3）世界人口健康状况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1950-2021年，世界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46.5岁增至71岁，年均提升0.3岁。

由于长期低生育和劳动力不足问题，移民成为欧美国家补充劳动力的方式，或成为“第三次人口转变”。超6成国际移民在欧亚，美国是最大迁入国，接收近20%移民，印度为最大迁出国。对于迁入国来说，移民年龄结构较年轻，能够缓解劳动力短缺、增加人才、提高国家人口创新力，但存在文化融合问题。对于迁出国来说，其能获得侨汇、发行侨民债券，并能获得侨民的直接投资，但会导致劳动力流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内部的城市化在持续推进，城市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为区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美国、日本、韩国等地最大城市人口占比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下降，但是在大都市圈的人口继续聚集，1970-2020年美国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从18.6%增至29.1%、日本东京圈人口占比从23.3%增至29.3%。

正文

数据说明：

人口预测数据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制定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所需的基础数据。无论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倡导的调节人口数，还是诸子百家争辩“大国众民”亦或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世界各国在战略层面从未停止过对人口的预测规划与调控。近年，人口与资源矛盾、人口老龄化加深等问题突出，如何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做出准确判断不仅是人口学领域的研究重点，而且关系着世界各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此背景下，若干国际组织或研究机构基于不同方法对世界人口进行预测，当对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遥远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变化进行预测时，难免产生激烈争论。由于对历史数据收集和估算的不准确和预测方法的局限性、对生育率预测的偏差以及对人口问题的认知偏差，总人口预测总是不准确、需要不断修正。

联合国通过新数据不断对人口估计和预测值进行修正，《世界人口展望》（WPP）不断调低对世界总人口预测值，联合国最新“中方案”预测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末达峰值103.6亿。联合国人口司自1963年起对各国的人口进行预测，每5年修订一次（1980年改为每2年修订一次），目前已经更新到《世界人口展望2022》（由于疫情推迟一年发布），包含234个国家和地区1950-2021年的人口估计数和2022-2100年的人口预测数。2015、2017、2019版WPP“中方案”预测，2100年世界人口分别为112.1亿、111.8亿、108.8亿人， WPP2022继续调低全球人口预测，认为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约103.6亿人。

联合国WPP2022调低了对中国人口预测的数据，但仍倾向于高估中国人口。WPP2022对中国人口预测的“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22年为1.18，2030年为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但根据官方数据计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1.05，可见联合国高估了中国人口生育率，并预测未来的趋势缓慢上升。但我们认为由于生育成本过高、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较低，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未来生育率可能难以回升。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对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参数为：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增，2028年回升到1.1，从2028年起固定为1.1。相比之下，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高估15%-30%。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高估30%意味着对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数要高估30%，对两代人后的出生人数高估69%，对三代人后的出生数要高估一倍以上。

数据方面，虽然联合国数据有部分局限性，但其提供了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历史估计数和未来预测数，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等数据，较为全面。所以，本报告主要采用WPP2022的数据，中国部分采用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的数据。其中，世界总人口预测数据=联合国预测总人口-中国部分+育娲人口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数据。

1 

总量：由高增长转为低增长，或将在2087年前达峰

公元元年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和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的过渡阶段，这在人口学上被称作“第一次人口转变”。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总量达到80亿。

1）公元元年-1770年：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世界人口数量由不足2亿缓慢增至8亿，年均增速低于1‰，受经济和医疗条件所限，人类平均寿命较低，但缺乏可靠数据，根据史学家研究，1400年之前欧洲人平均寿命不足50岁，清代中国人平均寿命仅33岁。

2）1770-2000年：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1770-1950年人口由8亿快速增至25亿，年均增速6.4‰，1950-2000年人口由25亿增至61亿，年均增速达18‰。从死亡率看，工业革命后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带来生活和医疗条件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预期寿命延长，1950-2000年粗死亡率由19.1‰降至8.5‰，婴儿死亡率由14%降至4.9%，人类预期寿命由1950年的45岁（男）、48岁（女）增至2000年65岁（男）、69岁（女）。从出生率看，1950-2000年粗出生率由36.9‰降至21.0‰，保持在较高水平。

3）2000年以来：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的过渡阶段。2000-2022年，世界总人口由61亿增至80亿，年均增速降至12‰，人口粗死亡率保持在8‰左右的较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提高，婴儿死亡率已降至28‰的水平，但人们生育意愿下降，人口粗出生率由21.0‰降至16.8‰。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结合育娲人口预测，世界人口在2087年达峰值103亿人，然后缓慢下降至2100年的102亿人。

分区域看，21世纪之前，世界人口聚集在亚洲和欧洲，之后人口重心逐渐南移，预计2023-2100年世界90%以上的人口增量在非洲。从人口占比看，1950年亚洲、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分别为55.4%、21.7%，世界十大人口大国有8个在亚欧大陆，非洲人口占比仅9%，此后人口重心逐渐南移，欧美发达国家人口进入低增长阶段，而非洲人口处于高增长阶段，世界人口格局重新洗牌。2022年世界59.2%的人口聚集在亚洲，欧洲人口占比降至9.4%，非洲占比升至17.8%，非洲国家尼日利亚成为第七大人口大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均退出人口大国的行列。从人口增量看，1950-2021年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分别贡献世界人口增量的21.8%、61.0%、3.7%、9.0%、4.0%、0.6%。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并结合育娲人口数据，2023-2100年非洲将贡献世界人口增量的九成以上，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极。

具体国家看，2015-2021年世界人口减少的国家约42个，其中年均减量最多的10国分别为日本、委内瑞拉、乌克兰、意大利等国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本、乌克兰、意大利等国家，面临“低生育陷阱”，年均自然增长率为负，使得人口总量减少；第二类是委内瑞拉、黎巴嫩等国家，因贫穷、战乱导致人口外流，年均净迁移率为负；第三类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人口出生率低叠加外流至西欧北美等地区，总人口也呈负增长。当前已经有四十多个国家面临人口自然负增长，包括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发达国家，其中德国移民支撑总人口维持增长态势，日本和意大利生育率低、人口均为负增长。日本生育率长期低迷，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国家，人口问题已上升至“国难”，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美国因人而兴，人口助推美国经济腾飞，20世纪60年代美国进入低自然增长阶段，移民支撑人口维持稳定增长，但是作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国，种族问题仍存。

近70年，中、印、美一直是世界人口前三大国家，根据联合国估算，印度人口已经在2023年年中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2022年中国人口为14.1亿，约占亚洲的30%，世界的17.8%。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2030、2050、2100年中国人口总量分别为13.7亿、12.3亿、6.3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分别为16.2%、12.8%、6.1%。根据低方案，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4.8亿人，不到印度人口的一半。

2 

年龄：老龄化加速，日本、意大利等31国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

世界人口从2005年开始进入老龄化，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红利”消逝，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个百分点增至0.2个百分点，2022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达7.8亿人，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总量将翻倍至16亿人，预计本世纪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5%。

1）1950-1970年，少儿人口（15岁以下）占比迅速增加，由34.3%增加至峰值37.5%，其中68.7%的新增少儿人口来自亚洲；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降低，由60.6%降低至57.2%；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比在5.0%-5.3%之间波动。

2）1970-2015年，少儿人口占比下降至26.2%；随着1950-1970年出生人口年龄不断增加，“人口红利”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至峰值65.6%，其中亚洲“人口红利”最明显，此阶段世界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的66.7%发生在亚洲；老年人口占比保持较低水平，由5.3%缓慢升至8.2%，每年增长不到0.1个百分点，世界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

3）2015年以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将由青少年型转为中老年型。2015-2022年老年人口占比由8.2%上升至9.8%，每年增长0.2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世界人口分别在2038年、2066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超级老龄化”阶段。

分国家看，日本、意大利等31个国家和地区已进入老年人口占比大于20%的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42个国家和地区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从老年人口占比看，2022年，日本和意大利、芬兰、葡萄牙等31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占比高于20%，处于“超级老龄化”阶段，其中70%在欧洲地区；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等42个国家和地区老年人口占比处于14%-20%之间，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62%在欧洲地区。日本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29.9%。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中国只用了21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用了约13年、德国用了36年、法国用了28年，预计中国用20年左右。

从人口抚养比看，在老年人口占比高于20%的国家中，所有国家的总抚养比均高于50%，人口负担较重。在老年人口占比在14%-20%的4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3个总抚养比高于50%，有19个国家总抚养比小于50%。其中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的总抚养比相对较低，分别为36.9%、41.0%、44.4%、46.6%。

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在1986、1988、1991、1992、2007、2009、2013年见顶，中国、巴西分别在2010、2018年见顶，但是当时的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中国较早面临老龄化加快、“未富先老”挑战。

根据人口金字塔可以判断一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性，包括扩张型、稳定型和衰退型。其中扩张型的人口金字塔的塔形为山形、上尖下宽，低年龄组人口占比最大并向高年龄组缩减，如印度；稳定型的人口金字塔的塔形呈现钟型、上下同宽，各年龄组人口比重大致均衡，如美国、法国、瑞典；收缩型的人口金字塔的塔形上宽下窄，老年人口比重大、低龄人口比重小，如日本。韩国人口金字塔正在向衰退型转变。

3 

性别：性别差距仍存，实现政治参与、经济地位的性别平等仍任重道远

近年来，世界总人口性别比一直稳定在合理区间内，1950-1963年，世界男性人口数略少于女性，性别比在99.3-100.0之间；1964-2011年，性别比由100.0上升至101.3，此后一直维持在101左右。分洲看，亚洲、大洋洲男性人口多于女性，其中亚洲性别比最高，1950-2022年性别比保持在103以上，主要受男性血统传宗接代、子随父姓、“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的影响；大洋洲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022年性别比100.6；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男性人口数略低于女性，2022年性别比分别为99.7、97.0和98.1；欧洲男性人口数远低于女性，受二战影响男性伤亡较多，1950年欧洲人口性别比低于90，至2022年恢复至93.3，尚未恢复平衡。分国家看，世界上性别比超过110的有卡塔尔、阿联酋等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个在西亚，5个在中东，石油国家体力劳动依靠男性，引进劳动男性移民比例高也会提升整体性别比，其他的分布在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性别比最低的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乌克兰、拉脱维亚等5个欧洲地区，马提尼克等3个拉美地区以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两2个西亚地区。

由于亚洲地区人口占比较高，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受亚洲影响较大，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先升后降、呈倒“U”型。1950-1980年，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05左右，1980-200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05提升至107，此后逐渐下降至2022年的105.7。分洲看，亚洲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较大，1950-197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稳定在106，1980-200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60增至109.9，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国家看，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列支敦士登、阿塞拜疆、中国、越南，这些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均高于110，其中列支敦士登总人口仅4万人，样本量较小；阿塞拜疆主要受传统观念影响，男孩被认为是家族继承人、财产继承人，所以妇女在怀孕后会进行性别选择，从而造成国家性别失衡；中国同样受传统观念影响，男多女少问题仍存，但近年“重男轻女”思想有明显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下降；越南属于“汉文化圈”一部分，存在重男轻女思想。

根据生物学规律，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保持在103-107之间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反应了未来人口性别比例，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离这个正常范围，会导致人口比例失衡，婚恋市场不匹配、性别歧视加剧。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20-40岁适婚男性占该年龄段总人口比重在70%以上的国家有卡塔尔、阿联酋，均为西亚穆斯林国家，这些地区适婚男性占比较高，性别歧视仍根深蒂固。从总量看，中国、印度两国的20-40岁男性数量均比女性数量多2000万以上；阿联酋、印尼、沙特、美国的20-40岁男性数量均比女性数量多100万以上。此外，性别比长期失衡会加剧性别歧视，拐卖妇女、性犯罪等问题也会出现。如果女性绝对数量不足，将会有大量适婚男性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形成特殊单身社会群体，会给传统家庭生活带来冲击，非婚性需求增加，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侵犯。

除了人口数量上的性别差距外，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程度等方面与男性也有差距。整体看全球教育和健康方面性别差距较小，已经消除超95%左右的差距，但缩小政治参与和经济地位这两方面的性别差距仍任重而道远。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对四个领域性别差距的变化进行分析：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报告显示，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方面的性别平等指数分别为60.1%、95.2%、96%、22.1%，按照目前的速度，缩小经济参与和机会性别差距、政治赋权性别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分别需要169年、162年、16年。

分区域看，北美性别差距最小，欧洲平等指数76.3%，超过了北美的75%，拉丁美洲紧随其后，性别平等指数74.3%，欧亚和中亚地区为6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68.8%，撒哈拉以南非洲68.2%，南亚63.4%超过了中东（63.4%）和北非（62.6%）。按照目前速度，欧洲需要约67年消除性别差距、北美需要95年，而中东和北非还需要152年。

4 

婚姻：“晚婚”现象突出，非传统家庭数量增加

Lesthaeghe(1995)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1970年)：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避孕革命，在结婚年龄下降时停止。第二阶段(1970-1985年)：婚前同居上升，非婚生育率上升。第三阶段(1985年以后)：离婚率稳定；再婚率下降；恢复30岁以上的生育能力，推动生育率的上升。目前，欧美等国家处于第三阶段，具体表现如下：

1）结婚率下降。1970年，大多数OECD国家的结婚率在7‰-10‰。到1995年，OECD国家结婚率普遍下降到5‰-7‰，随后结婚率继续下降，到2020年，OECD国家的平均结婚率不超过4‰。

2）离婚率稳定。与1970年相比，大多数OECD国家目前的离婚率普遍较高，挪威的粗离婚率在此期间翻了一番。到2010年后离婚率保持稳定。但分国别来看，各国的粗离婚率差别较大，2020年，意大利的离婚率低至1.1‰，瑞士的离婚率高达2.5‰。

3）初婚时间推迟。20世纪90年代初，OECD国家妇女初婚的平均年龄在22-27岁之间，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在24-30岁之间。2020年几乎所有OECD国家的女性平均年龄都在27-33岁之间，男性在29-35岁之间，OECD国家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7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3.1岁。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4-9岁。

4）未婚同居占比增加。未婚同居在北欧普遍成为婚姻的替代形式，而在东欧和中欧较罕见。在OECD国家中，平均约有60%的20岁以上的人与伴侣住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已婚的，或有民事或注册的伴侣关系，但也有约为10%以同居伴侣的身份生活。瑞典同居比例较高，接近20%，在丹麦、爱沙尼亚、法国、新西兰和挪威约为15%。在南欧和东欧国家，同居比较罕见，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20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只有2%左右的人同居。在北欧国家，同居已成为长期伙伴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造成推迟婚姻或者取代婚姻普遍存在。

5）非婚生育占比增加。1970年，大多数OECD国家的非婚生儿童占比不到10%，而有数据的28个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仅为7%。到1995年，OECD的28国的该比重平均水平增长到24%，到2020年增长到41.9%。具体国家看，智利、丹麦、爱沙尼亚、法国等14个OECD国家，非婚生占比超过50%，其中智利 (75.1%)、哥斯达黎加(72.5%)和墨西哥(70.4%)的比例特别高。相比之下，在以色列、土耳其、日本、韩国，非婚生占比只有不到10%。

6）终身未婚率处于较高水平。终身未婚是指一辈子没有结婚，但是现实中统计困难，虽然50岁及以后也有人经历第一次结婚，但是相应比例较小。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婚姻数据》，我们使用45-49岁人口单身率来近似反映终身未婚率。数据显示，德国45-49岁男女未婚率差距较大，2016年男性为25.8%、女性为16.6%；瑞典45-49岁男女未婚率较高，2016年男性为35.9%、女性为29.5%。

适婚年龄人口下降、性别比失调都会带来结婚率的下降。一方面，适婚年龄人口下降明显，结婚基础被削弱；另一方面，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失调也会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根据联合国数据，1950-2022年，全球20-40岁女性人口从3.8亿人增至12.1亿人，男性从3.8亿人增至12.7亿人，适婚男女数量差距从-358万人增至5996万人，绝对值不断增加。

宗教影响、观念变化、成本压力、政策变化等影响婚姻行为变迁的原因，带来婚育行为推迟，以及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非传统型家庭数量增加。

1）在罗马帝国晚期，专制的天主教传统和穆斯林入侵促成了保守的价值观形成。家庭主要是父系结构，强调家庭责任，认同婚姻之外的性和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有罪论。而在西北欧，日耳曼-北欧传统的影响导致了薄弱的家庭关系，在那里个人优先于家庭，而宗教改革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历史格局。因此，受宗教影响微弱的北欧国家同居和非婚生育非常普遍。

2）婚姻价值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从过去只注重形式向注重质量和幸福感转变，夫妻之间属于平等关系，更加关注婚后生活和相处方式是否愉快，婚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不仅仅关注长久和稳定，“一言不合就离婚”的现象更加频繁。

3）婚姻压力过大、成本高导致年轻人推迟婚姻甚至逃避婚姻。受社会传统婚姻规范压力的影响，年轻人在结婚时会面临婚姻对象的选择、婚后公婆同住、婚后传统社会角色压力等困境，并且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家庭模式下，男性将面临房价高、无法解决居住问题的压力，女性面临育儿时间成本高的压力，这大大加剧了家庭整体的婚姻成本，加剧晚婚、不婚现象。

4）婚育政策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国婚育行为的不一致。比如在一些北欧国家，同居伴侣被允许以注册“民事结合”的方式获得法律地位。无论结婚与否，共同居住的伴侣在税收、居留、生育子女的权利和福利等方面并不会有太大区别，未婚同居率也会相对更高。

5 

生育：少子化加快，超40%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由于二战后的“补偿性生育”，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世界总和生育率短暂上升，此后进入快速下降的30年，21世纪后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放缓，各地区生育率变动出现分化，由于部分推迟婚育的人群开始生育以及生育政策的友好程度高等原因，2000年后欧洲总和生育率有所提升，其他洲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

1）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绝大多数发达地区出现“二战后补偿生育”。世界总和生育率维持在5左右，西欧和北欧大部分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以上，达2.7；北美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达3.7；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水平也有所回升，由于发生在二战后，所以被称为“二战后的补偿性生育”。

2）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各地生育率均大幅下降，欧洲、北美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其他地区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从生育率看，世界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7，其中非洲总和生育率从6.7降至5.3，仍处较高水平，欧洲、北美洲分别从2.6、3.5降至1.4、2.0，均在更替水平之下，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总和生育率分别从5.7、5.9、4.1降至2.5、2.7、2.5，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从生育率变动情况看，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接近50%，其中亚洲、拉丁美洲总和生育率降幅超过50%，分别为55.2%、54.4%；欧洲和北美洲总和生育率降幅在40%-50%之间，非洲和大洋洲总和生育率降幅低于40%，分别为21.2%、39.6%。

3）21世纪后，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放缓，各地区生育水平变动趋于分化，欧洲是唯一的总和生育率正增长地区，增长率为14.2%。从生育率看，世界总和生育率从2.7降至2.3，其中拉丁美洲从2.6降至1.9，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非洲从5.3降至4.3，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亚洲从2.5降至1.9；北美洲和大洋洲总和生育率先小幅上行后分别降至1.6、2.2；欧洲总和生育率从1.4增至1.5，但仍在更替水平之下。从生育率变动情况看，世界总和生育率增长率为-9.6%，其中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变动分别为-28.6%、-24.3%、-16.8%、-15.6%、-17.6%、-12.2%，仅欧洲总和生育率正增长，增长率为4.6%。

具体国家看，2021年超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其中42个国家陷入“低生育陷阱”，韩国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仅0.88（2023年降至0.72）。2021年31国总和生育率高于4，大部分来自非洲；121个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占比52%，其中韩国、新加坡、中国等42国已进入总和生育率小于1.5的“低生育陷阱”。

不同国家之间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不同，欧洲等发达国家生育转变较早开始、但是经历的时间较长，部分亚洲国家的生育转变较晚开始、但是由于限制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率下降速度较快。其中，新加坡、日本、韩国在二战后均开始实施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生育政策，通过宣传少子女家庭好处、补贴节育家庭等手段推行计划生育，加速生育率下降，韩国、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1以下分别用了19年、12年，明显快于欧洲国家。

根据生育理论，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是必然趋势，可以将生育率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根据联合国数据，即使在生育率极低人群中，女性平均希望有两个孩子，现阶段低生育率正在由死亡率驱动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的转变，生育基础削弱（晚婚、不婚、晚育等）、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上升是影响生育率水平的主要原因。

从生育成本看，一方面生育阻碍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与职业发展，导致生育机会成本增加。在学历“内卷”的时代，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1970年至2022年高等院校女生入学占比由8.2%增加至44.8%，技术进步解放体力劳动，更多女性能参与劳动市场，但是性别不平等会影响生育意愿。OECD数据显示，2021年OECD国家中全职男性员工收入中位数比女性高12%，其中极低生育率国家韩国全职员工收入性别差距高达31.1%，日本则为22.1%，而生育率回升至1.8的北欧国家丹麦、瑞典全职员工收入性别差距仅5.0%、7.4%。OECD国家数据显示，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越小，总和生育率越高。另一方面，育儿成本高昂抑制生育行为。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如果以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本国人均GDP的倍数来计算，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则是6.9倍，韩国7.79、为最高。

此外，婚育文化和宗教也会影响生育情况。东亚信奉儒家文化，非婚生育占比低，欧美发达国家更崇尚自由、开放，非婚生育占比高；同时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生育率相对高。从文化方面看，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对婚育问题更崇尚自由选择，欧美文化圈内“非婚生育”更多地被接受，西方国家在立法时也开始维护婚外同居者权益，非婚生育占比明显提升。东亚国家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婚姻观传统，非婚生育往往是被禁止甚至被唾弃，接受度较低。根据OECD数据，2020年，美国、法国非婚生育占比分别为40.5%、49%。而日本、韩国不到5%。从宗教方面看，伊斯兰国家生育率高于非伊斯兰国家，2021年伊斯兰国家生育率均值约为3.4，非伊斯兰国家生育率约为1.3。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生育率和人均GDP呈负相关，其中伊斯兰国家的回归线要高于东亚国家。

大部分欧洲国家提供“慷慨”的补贴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生育率水平也相对更高，比如北欧国家家庭福利支出占比普遍高于南欧和亚洲其他发达国家，生育率也相对较高，2021年北欧、南欧、东亚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8、1.33、1.17。家庭政策发源于欧洲，一开始是为了支持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困难家庭的政策，后来随着少子化问题的出现，逐渐成为鼓励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国家看，法国、瑞典等国家的家庭福利支出占比高、生育率维持高位，德国、瑞士等国家近年开始学习“北欧”国家福利政策、成功跨过“低生育陷阱”。此外，由于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也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难，OECD国家通过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降低看护孩子的时间成本，2020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6.0%，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

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经过长时间的人口控制之后也开始学习欧洲家庭政策，通过降低家庭生育、养育负担、促进性别就业平等来鼓励生育，但是由于政策转变时间较晚、生育支持力度不足等原因，对生育率的提振效果并不明显，陷入“低生育陷阱”。2022年日本、韩国、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6、0.78、1.05。主要原因是：1）人口观念存在惯性，难以快速调整。2）政策调整时机过晚，错过最佳时机。韩国在生育率在1.6的时候才开始转变人口政策，到1.1左右才开始鼓励生育；日本也是在生育率1.5时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还没有降至更替水平之下。3）生育支持政策力度仍不足。2001-2019年日本家庭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从0.99%提升至1.95%，韩国从0.23%提升至1.56%，2019年，法国为3.44%、瑞典3.42%、OECD平均2.29%。4）传统家庭价值观深入人心，女性职业独立性难以保证，性别工资差距大。根据OECD数据，2021年韩国、日本的男女工资差距分别为31.1%、22.1%，OECD平均水平为12%。虽然这些国家在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之后效果甚微，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出台，生育率可能会下降更快。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能够提振家庭生育意愿，还能营造健康家庭社会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6 

劳动：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劳动参与率下降，全球劳动力数量增速明显放缓，1991-2019年，劳动力数量同比增速从1.8%降至1.2%左右，2020-2022年三年平均增速约0.7%。一方面，198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明显放缓，1982-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从27.3亿增至51.6亿，同比增速从2.4%降至0.6%；另一方面，受退休潮、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1990-2022年，全球总体劳动参与率从71.6%降至66.4%。随着劳动人口总量的减少叠加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此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增速呈下降趋势，1991-2019年，劳动力同比增速从1.8%降至1.2%。2020-2022年，受全球疫情、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人口总量年均增速维持平衡或小幅下降。

分区域看，高收入经济体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增加老年工人继续就业的激励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1990-2022年全球15岁以上劳动参与率从60.6%小幅增至60.9%。而同期，由于人口少子老龄化、社会福利提升带来的逆向选择等因素影响，中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分别从65.7%、69.4%降至59%、66.9%。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GDP增速一定程度正相关。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绝对由人口规模和结构所决定，但是人口特别是劳动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要素。根据世界银行182个有数据的经济体情况，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近十年平均增速与GDP近十年平均增速呈正相关关系。

日韩等国经济增速与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正相关。日本伴随着劳动人口见顶，人口红利消逝，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韩国经济走势和劳动人口增速也基本一致。数据显示，伴随着1961-197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速维持在1.6％的高位，实际GDP平均增速也维持在7.7％的高位；1976-1988年劳动年龄人口维持0.9％的低速增长，实际GDP增速也降至4.4％；1989-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由正转负且持续负增长，实际GDP增速从5.4％变为0增长。1992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9.8％的峰值后下滑，与1990年代初泡沫的破灭、政策应对失误、国际环境动荡、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等因素一起，使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由于少子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总量减少，“人口红利”面临用质量换数量的需求，向“人才红利”转变，体现在教育水平提升、健康寿命延长等方面。

1）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提升带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小学毛入学率从快速提升、缓慢下降再到缓慢提升阶段，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式教育到大众化阶段的跨越式发展。从初等教育看，世界小学毛入学率整体呈上升趋势，1997-2020年，世界人口小学毛入学率从89%增至102%（注：由于包含较早或较晚入学及复读的学生，总入学率超过100%）。从高等教育看，1973-2022年，世界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0.3%增至41.8%，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阶段的跨越。国际上，高等教育入学率通常用来表示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2）具体国家看，美国、英国人口受教育水平领先，中国、印度等国家小学和初中教育学历人口占比较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比有待提升。从受教育年限看，1990-202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3.0年增至13.7年，英国从7.9年升至13.4年，法国从7.6年升至11.6年（2019年），日本从11.6年升至12.8年（2017年），中国从4.8年升至8.1年，中国近年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较快，但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人才红利有待进一步开发。从劳动人口学历分布看，根据OECD数据，2022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中国、印度的25-64岁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分别为8%、16%、17%、19%、63%、78%，高等教育人群占比分别为50%、33%、42%、51%、19%、13%。

3）世界人口健康状况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1950-2021年，世界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46.5岁增至71岁，年均提升0.3岁。分区域看，高收入国家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61.5岁增至80.3岁，中收入国家从43.5岁增至70.1岁，低收入国家从31.6岁增至62.5岁。分国家看，中国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从43.7岁上升到78.2岁，年均提高0.5岁。

教育、人力资源优先发展是推动一国经济持续强盛的动力源泉，需要普及高等教育、提升人才质量。1）美国是最早普及初等和中等义务教育，也是最早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二战后，通过资助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扩大资助范围，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覆盖范围；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将重心逐渐转变为提升教育质量，通过多次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教师培养质量报告制度、提出更高的实践性要求；2）韩国在产业转型阶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人才培养，增加教育投入，完成产业转型的同时也实现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1990年以来韩国教育公共开支逐年增加、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速提升，为韩国经济转型储备大量的人力资本。3）日本通过三次教育改革，助力人才红利释放。1960年，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繁荣期就明确地发出了创造教育红利的呼声。7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第二次教育改革，推行了高中准义务教育和函授教育。此后，为了满足国民的教育需求及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大学数量和在校生人数急剧增加，逐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通过制定《终身学习振兴法》，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推行第三次教育改革等措施不断提升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才质量。根据联合国数据，2020年，美国、韩国、日本的人力资本指数（HCI）分别为0.7、0.8、0.8。

7 

收入：分配不均程度较高，13%人口拥有超80%的财富

全球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状况大体经历了由加剧、改善、再加剧的过程，2020年疫情后大规模货币宽松使全球财富分配区域不均状况加剧、富人更富、穷人更穷，2022年财富不均状况有所改善。

从收入分配情况看，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显示，世界大部分经济体收入分配集中程度在二战前达到峰值，之后逐渐减弱，然而1980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未能改善，反而重新恶化，并且恶化速度超过此前改善速度。1982-2000年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6.9%增长20.8%，收入差距持续拉大，2000年之后收入差距维持在19%左右的水平、收入不平衡程度较高。

从财富总量看，全球财富自2008年首次下降，很大原因来自美元对许多其他货币升值。按当前名义美元计算，2022年私人财富净值同比下降24%、成人财富同比下降3.6%。但是如果按照2021年汇率计算，总财富同比增加3.4%，所以全球财富缩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升值。

从财富分配情况看，2022年财富差距缩小，全球前1%的超富裕阶层财富占比下降至44.5%。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3》，2022年有5940万百万富豪（以美元计算），人数同比较少350万。但整体财富差距仍悬殊，2022年全球13.1%的成人人口拥有85.2%的财富。

从区域间看，2022年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社会总财富分别增长18.6%和4.6%、1.5%；北美、欧洲、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额负增长，降幅分别为4.5%和3.4%、2.6%、1.7%。

国际比较看，中国收入差距处于世界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处于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从各国看，日本和意大利的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均保持较低水平，通过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财富差距维持较低水平；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不高，但财富基尼系数较高，持续量化宽松的环境推升金融资产价值，使贫富差距加大；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陷入收入分配陷阱，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均较高；中国目前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处在合理区间，不均衡情况可控，但仍需改善。

货币超发、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分配制度及机制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第一，货币超发会造成财富再分配，易加剧贫富差距，超发货币流入市场，会造成通货膨胀和广义资产价格上升。一方面，通货膨胀会挤压居民实际收入，另一方面资金流入资本市场会催生资产泡沫，资产配置结构中房产和金融资产占比高的人财富增值快，贫富差距加大。房地产兼具消费属性和金融属性，房价和货币供应密切相关，根据BIS数据，1970Q1-2022年Q1，23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年均增速、本币名义GDP增速分别为6.3%、7.2%，剔除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相关系数达0.87。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宽松，推升房价和股价，2009.01-2023.12，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3倍以上；上证100、上证50、沪深 300分别上涨4.7倍、3.8倍和2.4倍。

第二，技术进步会使资本边际生产率（资本偏向型）升高，从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而扩大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进而增加贫富差距。

第三，不同发展阶段对效率和公平的抉择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从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再到多要素分配；思路从重视平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贫富差距逐渐由处于低位、到持续扩大、到缓和。

第四，收入分配机制影响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制度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美国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进行再分配调节，所得税制度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其边际税率增加，同时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以现金补贴、食品券等形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帮助，并且通过税收抵扣鼓励个人捐赠。日本通过初次分配促平等，包括维持农产品高价、对小企业实行优惠金融政策、在边远地区开展公共工程等手段。

8 

移民：超6成国际移民在欧亚，美国是最大迁入国

近年来国际移民存量逐渐增加，1970-2020年移民存量占比从2.3%增至3.6%，其中全球有超60%的移民在欧洲和亚洲，近20年亚洲移民占比逐渐增加、欧洲移民占比下降；大洋洲和北美洲的移民占人口总量比例高，是移民大洲。

从移民总量看，1970-2020年全球移民存量从0.8亿增至2.8亿，占比从2.3%增至3.6%，一方面得力于交通设施的便利化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和平年代和经济全球化，跨境投资和生产带来工作移民。从移民存量结构看，1990-2020年20-64岁工作年龄的移民占比从69%增至73.2%，期间一直维持在70%以上。由于动荡和冲突叠加疫情影响，2020年国际移民中难民占比为12%，为近20年来新高。

从移民分布看，2020年，欧洲、亚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移民存量占比分别为30.9%、30.5%、20.9%、9%、5.3%、3.3%，世界60%以上的移民存量在欧洲和亚洲，2000-2020年，亚洲移民存量占比不断上升，而欧洲和北美洲逐渐下降，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执行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提升移民“性价比”。

从移民占总人口比重看，大洋洲、北美洲为移民大洲，2020年移民占各区域总人口比分别为22%和15.9%。

国际移民普遍流向高收入国家，截至2020年约有64%的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地区；居住在美国的移民超5000万，占全球移民总量的约五分之一；从印度迁出移民超过1700万人，印度为最大迁出国。

从迁入和迁出国来看，最大的移民迁入国是美国，截至2020年有5063.3万国际移民居住在美国，占总量的19%，其次是德国和沙特阿拉伯，分别为1576.2万和1345.5万；印度为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截至2020年从印度迁出人数达1787万。其次是墨西哥、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有1118.6万、 1075.7万和1046.1万，最大的移民通道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到更发达的经济体。

从近五年的净移民看，2015-2020年净迁入前五的是美国、德国、土耳其、英国、加拿大，净移民量分别为477.4、271.9、142、130.3、121万人，净流出前五的分别为委内瑞拉、印度、叙利亚、孟加拉国、中国，净迁出分别为326.6、266.3、213.7、184.8、174.2万人。

对于迁入国来说，移民年龄结构较年轻，能够缓解劳动力短缺、增加人才、提高国家人口创新力，但存在文化融合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种族矛盾起源于15世纪的黑奴贸易，尽管南北战争实现黑人解放，但未能根本解决黑人社会地位，美国接连出现洛杉矶大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反种族歧视运动。虽然美国近年来接收的亚洲、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移民持续增长，但少数族裔在政治地位、教育、就业等方面仍处弱势地位。

同时外来移民增加了高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挤占当地公民的就业机会，会引起当地人的“反移民运动”。以欧洲为例， 2015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而随之频发的治安事件和恐怖袭击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经济秩序。欧洲本地人认为外来移民经济贡献低、损害经济发展，却得到政府财政补贴，本地人的利益受损，由此产生反移民情绪，发起反移民运动。

对于迁出国来说，其能获得侨汇、发行侨民债券，并能获得侨民的直接投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低收入国家的外汇汇款流入额增长强劲，明显大于外商直接投资，2022年外汇汇款流入额约是外商直接投资的3倍。但是人口迁出会使迁出国劳动力流失，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9 

城市化：进入减速增长阶段，预计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2/3

世界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之前世界农村人口占比超过2/3，2007年世界城市化率达50%，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处于减速阶段，2020年世界城市化率约为56.2%。

1）1950年之前，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农村。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渐传传导至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带动世界城市化发展，到1950年世界城市化率达到30%，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分别为79%、67.9%、64.2%、55.2%，基本实现城市化，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低于20%；

2）1950-2007年，世界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世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从7.5亿增至33.6亿人，年均增速2.7%，城市化率从30%增至50%，世界城市人口占比超过农村，此阶段韩国、巴西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率分别增加60、47个百分点，日本、中国城市化率分别增加35、33个百分点，英国和德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

3）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处于减速阶段，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预测，2007-2050年城市人口将从33.6亿增至66.8亿，年均增速降至1.5%，2050年世界将有约三分之二的人住在城市。

分区域看，北美和拉美已进入城市化后期，亚洲、非洲城市化水平低于全球水平的56.2%，未来30年将成为城市化主力，预计将提供87.7%的新增城市人口。分洲看，2020年北美和拉美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化率分别为82.6%、81.2%，进入城市化后期；欧洲和大洋洲城市化率分别为74.9%和68.2%，城市化程度也较高；亚洲和非洲城市化率分别为51.1%、43.5%，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程度低于全球水平的56.2%。分国家看，202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经突破90%，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家也超过80%，进入城市化后期，印度城市化率仅34%。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向大城集聚，1950-2020年世界超千万的城市人口占比从3%增至13%，2020年德国、英国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30万以下小城市，日本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1000万以上超大城市。

从城市数量看，1950年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仅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两个，1990年为10个，2020年超过1000万的城市为29个。

从城市人口占比看，1950-2020年世界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比从3%增至13%，30万以下城市人口占比从60%降至41%。

从具体国家看，德国、英国城市人口目前主要集中在小城市，30万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73%、54%，没有1000万以上的城市。德国大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工作机会、社会保障等条件差距较小，城市化表现为“去中心化”；日本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比49%，而30万以下城市人口占比仅20%。

从居住在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比看，1960-2020年世界的最大城市人口占比从17.6%小幅降至16.1%，

整体看美国、日本、韩国等地最大城市人口占比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下降，但是在大都市圈的人口继续聚集，1970-2020年美国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从18.6%增至29.1%、日本东京圈人口占比从23.3%增至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