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第一禁书，《商君书》

公元639年，魏征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直言李二在纳谏上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放飞自我，批评了李世民在大兴土木时给自己找的理由：

“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意思是说：你越是让老百姓清闲，他们就越是放肆；你越是让老百姓劳碌，他们就越是听话。

听听，再仔细品品，是不是觉得背脊发冷，心窝冰凉。

原来，即使是千古明君，也认为平民生得jian，要用粗暴的态度役使他们，而不应该让他们活得轻松自在。李世民也是虚伪的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说君舟民水，要对人好，内心深处却是鄙视，是不屑，预备着种种压迫的手段。

所以唐太宗在位23年，连年征战，从最西边的高昌国到最东边的高句丽，打了个遍。又从贞观中期开始大兴土木，广建宫殿林苑，比如洛阳宫、飞山宫、玉华宫、襄城宫、翠微宫等等。

其中仅襄城宫就“役工一百九十万”，用了一整年时间，花费了巨额资金。这一战接一战，一宫接一宫，竟然是为了“劳役则易使”！

易中天说，中国人特别喜欢做虚无缥缈的“明君梦”。诚然，所谓明君，不过是技艺高超的伪装者而已。

李世民这句混账话，可以凝炼成二个字：疲民。

究其渊源，出自商鞅之《商君书》，核心思想是：以弱去强，以奸驭良，愚民，贫民，弱民，疲民，苦民。

其中的“疲民”术，就与李世民所说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之精神高度一致。

所谓疲民，顾名思义，就是让老百姓疲于奔命，一直处于身体疲劳、精神困顿的状态，没时间和精力做别的事。

追溯到战国时代的秦国，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农民导入“耕”和“战”两途；“耕”即务农，每天不是在田里挥汗如雨地劳作，就是在家里修整农具或纺纱织布；“战”即当兵，每天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杀敌建功，就是在行军或进行艰苦的训练……

如此，便最大程度地将百姓的体力、精力榨干，让他们没有时间去动“歪”心思，关心他们不该关心的事。

商鞅变法的根本逻辑，是用严刑峻法治理民众为国君所用，所有人都是工具。

商鞅被五马分尸

《商君书》因其极强的实用性、可操作性而成为历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教科书。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古代中国，有那么多农民起义。

百姓的承受力和忍耐力都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限度，则“疲民”之术会变成“索命”之术。

纵观秦之大泽乡、汉之黄巾、唐之黄巢、宋之方腊、元之红巾、明之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各类农民起义在帝国躯体上留下的伤痕还少吗？

即便在诗书传唱的盛世。文景之治，穷者无立锥之地；汉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黔首不堪重负、举国皆反；唐太宗远征高句丽，蜀人劳役甚重，被逼反；永乐盛世，唐赛儿起义；仁宣之治，银总起义；康乾盛世，王伦起义、苏四十三起义、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

太多了，不一而足。

所以张养浩才会发出感概：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同时，《商君书》不仅被历代中原王朝奉为圣经，也是整个东方世界的统治根本。

比如开创了日本幕府时代的枭雄德川家康，也曾说过一句让人恶心的话：

“让农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秘籍”。

依照这个“政治秘籍”，德川幕府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将农民置于所有等级之下，并且成为唯一承担重税的阶层。

德川家康同样强调，要让农民疲于奔命。只有让农民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的境地，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就没有任何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反抗，只能一门心思找吃、找喝，维持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你随便给他们找点事做，比如说修路架桥，当兵打仗，他们都会趋之若鹜，感激涕零并且非常听话。

所以现在有一种观点，说如果欧洲的黑暗中世纪是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的一千年，特征是“圣经的解释权归教廷”，也就是“思想禁锢”。

那么中国的黑暗中世纪则长达2000多年，特征是“疲民术”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手段，全方位压制民间的思想、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比基督教教廷的思想控制，可能更恶劣一点。

因为技术实际上是诞生在民间的，科技就是所谓的“强民”的产物。

举例：冶铁技术的发展，只能是在铁匠铺内进行。铁匠每天反复的打铁炼铁，他才能在不断地生产流程中发现不足、改进不足、测试想法，通过一系列长期的努力，量变引起质变的提升冶铁技术。

这需要：铁匠有额外的资金储备（试错成本）、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不耽误生产）、有充分的行业交流（信息流通互相学习和竞争讨论）、有自由的思想（敢于质疑前人和权威），这些在愚民五术之下都荡然无存。

愚民五术压制民间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民族无论科技还是思想都几乎停止进步，这是黑暗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春秋时期的中国跟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两者虽然相差两千年，其实无论在体制、技术、思想、生活质量，前者还是领先的。

自从百家争鸣开始，中原也迎来了思想和技术爆发，甚至出现了墨子、孙子、老子之类神乎其神的人物。

只可惜，商鞅之法得势后、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后，中国两千多年几乎没有明显进步、甚至越来越弱。从晋代开始，居然数次被游牧民族灭国。

追溯到战国时，不说秦、赵、楚，即便是最弱鸡的燕国，都能吊着外族打。到东西汉、三国时期，也仍有一汉当五胡的说法。

从此之后，就反过来了。常常是五万汉军被一万胡军追着打。

再到近代，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留下的技术被欧洲人反超，中国又经历了百年国耻。

一切的一切，或许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商鞅见到秦孝公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

中华文明实在是过于早熟和特殊，居然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即使在现代世界，除了中国，也没有哪个大国符合我们“大一统”的定义，中央能够直接统辖所有地方。

大一统能消灭绝大部分战争，民众至少比在战争中活得好，这个好处谁也不能否认。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即便中国的一个小吏，都比欧洲的小国君主活得安逸。

但相对的，在交通没那么方便的古代，客观来说，想要维持国家统一、统治数千万人口，愚民术或许是最直接有效的。

这本是因时制宜之法，近现代社会早已不再适用。

此时此刻，民智已开，生产力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愿意再去当“弱民”，也没有必要了。

只可惜，2024年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似乎仍然充满着“商君”的影子。（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