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慎思:聊聊辜朝明的大衰退和许小年的小短文

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健字如面 作者:康健

优秀的民族,要将人类走过的路,都当做自己走过的路。

话说之前我也认真读了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记得在出差的高铁上就翻了好多遍,现在他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解释早已成为了网红词。

不过这本书读下来,当时就感觉他所谓的大衰退根源只是企业资产负债表问题,未免没有触及本质。而辜先生极力主张通过政府开支刺激需求来结束衰退的方式,感觉只能是熨平褶皱和安抚伤痕,并不是治本之策,好像是给衰老之躯或者癌症之躯打镇痛剂和营养液,甚至可能会是饮鸩止渴。而很多人抓住这套理论为某些操作找合理借口,更是让我感到万般惊讶。

最近我看到许小年教授回应《大衰退》的一篇小短文,读来真的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许教授讲出了大衰退另一种真实,犀利地说出了我之前读书比较模糊的想法。感觉对应许教授的小短文,才能看清很多事情的本质。

正好最近去了一趟东北,开会讨论、和政府沟通、和企业家交流,并且到处走了走,再对照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的现状,真的是对经济停滞、负债高企、社会僵化、创新缺乏、投资畸形、老龄社会有了更深的感觉。

优秀的民族,要将人类走过的路,都当做自己走过的路;伟大的国家,要努力将他人的经验教训,都当做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们是要承认,《大衰退》里面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成为网红词确实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债务状况的警觉。确实,如果忽视增长的源泉和增长的代价,把宏观政策被当作唯一的增长动能,把繁荣背后的债务连同可能的严重后果一起无视,风险积累,后果确实会非常严重。咱们中国这些年也一直反复提“去杠杆”,何等的清醒和英明。

许小年教授指出,辜先生的思路和结论确实还是没有跳出凯恩斯对30年代大萧条的研究。细想起来,辜先生确实只是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逻辑更好地解释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企业的短期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成负债最小化确实产生了我们熟知的结果。从理论框架上看,许教授的观点确实没错。

很多阴谋论者和大部分普通人都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是因为美国施展阴谋,故意出手,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让日元迅速升值,打压了日本出口引发。许教授也分析了,其实85年之后,日本还在刺激经济,大量投放货币,降低利率,股市和资产价格飞涨。

其实,日本政府这些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非汇率才是制造泡沫的元凶。不信你看,同样在广场协议上签字的西德虽然也经历了本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由于执行了相对谨慎的货币政策,从而避免了日本那样的泡沫经济。

早在85年之前,日本经济便显露出增长乏力的迹象, 80年代日本GDP增速已经明显趋缓。而增长放缓的根本性原因是日本经济当时正在进入一个性质不同的发展阶段:投资不再是增长的强大引擎,新阶段的增长靠技术进步推动,而非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拉动了。

其实说到底,当时日本进入衰退的根本性原因还是资产经营效率过低。日式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是政府引导、主银行制、交叉持股和终身雇佣制,集体主义色彩浓厚,这个体系的优势在于资源动员能力。

日本起飞需要两个条件,二战之后正好都得到了满足。第一个条件是,市场空间大,可以大规模生产不用担心产能过剩。正好日本战后百废待兴,加上海外需求强烈,美国也开放了市场,完美满足。第二个条件是,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先进技术。这个又赶上美国出于冷战抗衡苏联的需要,对日本开放技术转移,同样完美满足。

而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改天换地,也有类似之处。但是与之相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经济的方式,在远处也有两片潜在的阴云,那就是:国内外市场饱和,以及领先国家限制技术输出!

世上没有“既能”“又能”的完美方案,长于资源整合的体系,在创新方面就会存在短板。日本企业崇尚精益求精,有工匠精神,在低风险的渐进式创新上也很厉害,又有大规模生产和成本低的优势。但是无奈的是,日本创新的短板让其虽然坐拥优秀的基础,还是错过了几十年前开启的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颠覆式创新浪潮。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看看我们熟知的通信设备、存储行业、相机行业、随身听、游戏行业等,一个又一个日本走错或者错过的科技领域真的不胜枚举。日本一个又一个领先全球的行业被颠覆,落后了,甚至完全消失了。每一个细分行业展开都是一个波澜壮阔,但是日本看来扼腕叹息的故事。

而日本历来就不是颠覆式创新的策源地,压制创新的因素非常多,包括政府官僚机构主导的产业政策、过度监管和保护落后的传统、年功序列制产生的僵化、终身雇佣制导致的低效、对大公司的政策倾斜和保护、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国民意识的保守等等。

这些是日本的特点,植根于日本传统和国民心里。真的要改变,确实会患得患失;真的想改变,确实是难上加难。虽然日本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面对千年已降、本就如此的日本社会,这些日本的改革者不知道该努力还是该放弃,不知道该乐观还是该看开。

总之,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和日本体系的强项是已有技术的商业应用和大规模生产,而相对短板就是原发创新或颠覆式创新。随着美国的谷歌、苹果、特斯拉等科技公司兴起,日企不再拥有往昔晶体管收音机和随身听那样的科技优势。而随着中国华为、京东方、比亚迪、江南造船等企业的冲击,科技跟进、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也不复存在。中美两国高速崛起,日本只能黯然神伤。

之前去日和加州,走在城市大街、居民社区、大学校园、企业园区,是人就能明显能感受到文化的不同,仿佛空气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温度也相差悬殊。日本真的很少能看到硅谷那样激情跳脱、自信随性、展示自我、思维奔放、目空一切的各种肤色的年轻人。而秩序井然、一尘不染、认真规范、安静压抑、治安良好的日本,倒是旅行的理想目的地。

其实,日本是想要结束“失去的三十年”,回到所谓正常的高速增长、傲视世界的时代,辜朝明等学者也在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其实向未来看,或许“昭和奇迹”、“日本第一”只是樱花盛开般的绚烂一时,可能“失去的三十年”才会是未来的常态,而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不理解和难以置信的不正常。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高水平稳定在人均GDP三四万美元,已经很幸福了。

最近几十年,世界上200个国家和地区,夸张点说真的是99%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增长乏力,原地踏步几十年。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在高歌猛进,引领世界。这个现实,是这几十年一直觉得高速增长是常态、一年更比一年好、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幸福更富有的中国人想不到的。

不过,虽然日本最近没有颠覆式创新和技术革命出现,国际形势却出现了对日本有利的局面,地缘夹缝和大国博弈之中,全球本又都始重新选择,巴菲特都在加注日本大公现在似乎看到了日本的投资恢复、制造业回流、就业提升、工资上涨、上涨和利率提升。

现代国家早期发展阶段,需要从农业国转型成工业国,是需要国家主导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投资都曾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强有力引擎。过程中政府能强势整合资源、国民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就会快速发展,脱颖而出。而到达一定阶段之后,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增长速度下滑几乎成了必然。

如果在思维和体制惯性的支配下,借钱维持景气,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刺激之路,出现巨大的泡沫和迎来泡沫破灭后的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日本的过去就是前车之鉴。

许教授也指出,日本给出的经验教训很清楚:慎用宏观刺激、尽早化解风险、结构重于需求、提升社会效率。说起来简单,其实做到很难,历史总会压着同样的韵脚,跳出周期律、不去踩坑、穿越窄门确实是小概率。面对历史传统的影响、战略地缘的限制、内外部环境的交织,只能盼望运气站在我们一边。

是的,这个时候真的要意识到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换必要性。必须也只能转向研发与创新驱动的模式,借助创新和科技升级真正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和资产收益率。

为什么大家爱研究日本,我也长篇累牍分析日本,其实是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日本当年也类似,产能全面过剩,资本不再稀缺,投资增速降到和GDP大致同步。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动能。

好在北京不像东京,还是比较早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一直强调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一直定力十足,划定各地债务限额,努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特别是这几年,面对艰难局面,北京依旧没有改变战略定力刺激经济,没有通过政府无限制开支来扩大需求,没有增加低水平投资降低社会效率,没有否定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幸甚至哉!

假期再翻翻书柜上辜朝明先生的《大衰退》,又读读许小年教授的小短文,希望社会不要被“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度吸引,祝愿国家在这个阶段保持战略定力。

感慨了这么多,其实还在国庆假期,有的朋友已经在讨论科技项目的未来推进、有的朋友在讨论智能机器人的奇点来临和相关投资、有的朋友在讨论自动驾驶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有的朋友在讨论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落地方案。而这些,才是中国跨越衰退、持续发展的希望。

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过还是希望我们不要低估人与人之间分析问题、讨论真理、传达理念所具有的意义。如果真实、光明、有价值的东西突然打动了我们、鼓舞了我们,我们就应该传递给其他人乃至下一代人。

突然想起来,我的投资合伙人特别爱学习,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中欧商学院读了EMBA,现在又在清华读书。好像当年中欧的学费还相对比较便宜,毕业的时候中欧商学院在同学中做问卷调查,问他们觉得来中欧读书值多少钱、学费多少钱合适,他直接写了100万。

他对我说,且不说整个中欧EMBA的全部课程,单单是许小年教授讲的那一堂课,就值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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