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超五代,最长命的王,他说,要有足够的现钱才能活下去

作 者丨华商韬略华商韬略出品丨 “要是我们拥有两艘这样的船,那该多好啊!”1950年代初,20来岁的曹文锦,望着两艘载重量不过两三千吨的货轮,向岳父如此感叹道。60多岁的岳父说:“我是没有希望

作 者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出品

“要是我们拥有两艘这样的船,那该多好啊!”

1950年代初,20来岁的曹文锦,望着两艘载重量不过两三千吨的货轮,向岳父如此感叹道。60多岁的岳父说:

“我是没有希望了。你还年轻,如果努力的话,是有希望的。”

此后不过30年,当初望船兴叹的年轻人,以最年轻的身份成了与包玉刚、董浩云等齐名的香港四大船王,到他2019年以94岁高龄离世时,他也是四大船王中寿命最长,企业相对最稳健的那个王。

现在,还有什么生意可做吗?

1950年代初,刚到香港的曹文锦,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时,他们全家刚刚从内地撤到香港,浩浩荡荡一队人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有他冒着杀头之险转出的10万美金,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了。

兜兜转转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之后,他无奈地写信给天津旧部,希望找条出路。

当时,内地在山东石岛做了个外贸小港突破经济封锁,利用土特产交换汽油、橡胶等化工品。天津方面建议曹文锦干这件事。

没有其他选择,曹文锦闷着头开干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大陆全面禁运,国内对这些物资的需求更甚,已经熟门熟路的曹文锦又干起了帮大陆搞“走私”的生意。

这些生意要冒很大风险,事后回忆,曹文锦依然心有余悸。“船上不能即时通讯。小船一离港,我和伙计们的家眷,就望眼欲穿等着他们回来。”

但有什么办法呢?

一无所有,只能放手一搏。

富贵险中求,曹文锦算是勉强求到了。

通过帮大陆搞贸易和偷运,他与人合作成立了大南轮船公司,不到几年就拥有了两艘旧货轮,生意越做越大。

曹文锦1925年生于上海,而且出身很不错。

他的祖父曹华章是航运业知名大老板,父亲曹隐云在租界开办了银行——中国劝业银行,母亲也经营着一家珠宝银楼。

大学毕业前,父亲要曹文锦了解银行、贸易和航运,母亲则要他学珠宝。争执不下,父亲一句“珠宝是女人的生意”最终定论:

除珠宝,所有生意都得学。

一毕业,曹文锦就被送上“前线”:上午到银行,下午学贸易,晚上到运输行,同老伙计们一起吃晚饭,“边吃饭,边向父亲汇报生意。”

1948年底,天下大乱。

为了保全家产,曹文锦决定将一些资金撤往他认为相对安全的香港。“父亲知道后吓得脸色苍白,说:‘这是要杀头的啊!’我说,‘要枪毙,也是枪毙我。’”

但解放前夕,曹文锦到香港时却什么都没带。

那也给了他刻骨铭心的一堂风险课:

生意的安全,跟时局大环境紧密相关。

然而超出他预料的是,动荡时局对他家族生意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即便他在香港从头再来的大南公司,也依然在时局中成了大难公司。

先是一艘旧船触到国民党布的水雷,炸沉海底,没有得到一分赔偿。

紧接着,因为帮大陆运过物资,大南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不准进美国港;不能用美元和美国产品;不能跟美国公司做生意;银行美金存款全被冻结。

万般无奈,曹文锦只能带着船去马来西亚运石头,勉强维持公司运转,也糊家庭之口,窘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被美国删除黑名单。

1962年前后,香港船东几乎都只有旧船。

旧船便宜但常出毛病,年年翻修,修完后还要请验船师验,很不划算。

于是,大家动了造新船的念头。

第一个造新船的是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

曹文锦是一批船东里最年轻的,但也有要造新船的想法,他的朋友、日本日立船厂的代表森冈,也刺激他:你总是做旧船,怎么做得起来呢?

森冈还向公司打报告,帮曹文锦争取分期付款的造船计划。他写到:曹先生现在没钱,但他很努力,我们帮他站起来,他将是日立很好的长期客户。

日立同意了森冈的报告,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交两成定金;二是要把新船长租日本客户,以保障能按时分期偿还。

这已相当相当优惠,但曹文锦还是没那个实力。

怎么办?曹文锦决定:

求人。

先是求日本客户山下汽船,解决把船长租给日本客户的问题:“老兄,你就帮帮忙租5年吧。这样我就可以造条新船了。”

山下汽船同意了。

然后再用山下汽船同意的筹码,去求日立,把原本准备支付给日立的,之前欠下的旧船修理费,变成是造新船的定金。

日立让了一步,又进一步:要曹文锦找可靠的银行担保。

银行担保须有抵押,曹文锦除了旧船,没什么可抵押,于是又去求了已经在东南亚扶植过众多华商的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

陈弼臣反复询问曹文锦的打算后,答应了他的请求:“陈先生说,‘我做生意看人,你签个字吧,抵押品我不要了,你个人担保就行’。”曹文锦回忆。

差不多3个月奔波斡旋下来,曹文锦成了香港船东中造新船的第二人,但等问题真正解决,新船还没出,他却病了:

“总担心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患得患失,每天看上去很轻松,心情其实很沉重。”

那也是曹文锦第一次因为生病强迫自己休息,休了两星期。

但这是值得的:通过精心运作,他在没有资金,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造了一条新船。

曹文锦把这条船命名为DONA NANCY,DONA拉丁文是太太的意思,NANCY是他母亲的名字。

他的这条几乎是无本造新船的路子,也给其他香港同行提供了借鉴。

后来,包玉刚就常常对人说:“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然后,包玉刚成了香港第三家造新船的船东。

香港船东的新船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1965年,曹文锦在大南公司的合作伙伴,吕建康之子吕政范从西方留学归来。

满脑子西方思维的吕政范认为,大南公司都是老人、落后,对父亲说:这样的公司没前途,咱们和曹家分开吧。

曹文锦对吕政范也有不同看法。吕先生相当现代化,许多看法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年轻有为,但没有耐性逐步改革,难与教育水平较低、自学出身的老职员相处。”

于是,他虽有不舍,但也只能分家。

吕政范不要的老职员,曹文锦都收下了,靠着这帮老人,曹文锦创办了万邦航运,成为一代船王,而吕政范,却没实现什么前途。

曹文锦能成船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大势,尤其是两次大周期的把握。

1970年代后期,他预感航运业将面临巨大危机,几年间将船队从30艘减低到15艘,成功避免一场因为石油危机等导致的萧条大灾。

这次大萧条之后,曹文锦预判复苏将至,又用撤下来的资本,果断把握大灾之后船价低廉的时机,连续购进巨轮大肆扩张,并于1992年将万邦拆成香港万邦和新加坡万邦。

一退一进,让曹文锦彻底拉开与一般同业的距离,成为了香港最重要的航运老板之一。

到1980年代中后期,万邦已成为拥有超过50艘巨轮,载重量超过200多万吨的世界性航运集团。曹文锦也与包玉刚、董浩云、赵从衍并称为四大船王。

稳中求进,是曹文锦经营企业的核心策略,这让他在周期性强的航运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且不断将经营版图扩展到新的行业。

因为当年被迫到马来西亚做石头运输,让曹文锦与马来西亚结了缘。后来,他在那里发展纺织工业、地产业,还与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等联手壮大了马来西亚的航运和造船业。

1984年,曹文锦又与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香港企业家,联合成立新加坡新达城市发展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完成当时即总投资15亿美元的新加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超级大盘。

▲新达城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启用仪式,从左往右分别为邵逸夫、曹文锦、李光耀和李嘉诚

1986年,曹文锦还应邀拯救了泰国政府的国际船务公司。

当时,“国际船务”濒临破产,如果宣布破产,将伤及泰国政府公信力,于是泰国政府找到了他,一位财政部官员还把电话从香港追到美国:

“老兄,你要帮这个忙。你的很多生意在泰国,你帮我们,我们也会帮你。你明白吗?”

曹文锦说,对方语气委婉,但弦外之音他听懂了:“如果不帮这个忙的话,将来他们就很难在其他方面支持我了。”

硬着头皮,曹文锦答应了下来。

后来,他让二儿子曹慰德具体负责,两年内就让其复苏,并于1994年在曼谷正式上市,一手将其发展成为泰国唯一的综合性航运运输集团。

曹文锦说,只有永恒的需求才有永恒的生意,所以衣食住行有关的他都有兴趣,他的投资也都围绕这个展开,传统但实在,赚钱慢但一直赚。

做的是实在且有永恒需求的生意,推动生意又是稳中求进,量力而行,这让曹文锦成为商界的不倒翁。而且,他还将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他的接班人次子曹慰德,同样继承他的作风,稳稳地将万邦继续带向前进。‍‍‍‍‍‍‍‍‍‍‍‍‍‍

曹慰德学的就是造船,生于1957那年的他,眼睁睁看着父亲如何称王,如何开疆拓土,但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发展的安全与主动权。

接班之后,他没有大干快上,也没有非得跟父亲一样,而是一边捍卫基业,一边业务延伸,并且如同父亲一样,始终稳健第一。

如今,万邦依然是业界的行尊,曹家也因此成为华人社会一个基业长青的典型。从曹文锦的祖父算起,他们已是富贵超五代,即便期间经历包括战争与倾家荡产,也都能很快再度创业并且获得成功。

曹文锦刻苦工作的作风像他的航运业成就一样闻名。他长期从早上9点工作、活动、学习到凌晨一、二点不睡觉,周六全日办公,周日上午办公。

他强调做人做事的主观能动性,他说:

“被动是做不成生意的。”

但他始终奉行不出风头、不争第一的原则。他说:“出风头,争第一是危险的事。特别是在别国投资,更要稳健、谨慎、低姿态,不喧宾夺主。”

加强管理,培植人才,防止冲突,准备应变,长远打算,勤于观察,深入学习,量力而行,稳步前进,是他经常自勉的36字经营方针。

当被问到自己基业长青的最核心秘诀,曹文锦说,这不是能简单说清楚的,但有两个是重点:一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二是量体裁衣,量力而为。

“分散投资,分散风险”是曹文锦的一贯策略。

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向其他行业发展,即使失之东隅,也可收之桑榆。

但即便投资新事业,曹文锦也是量力而行,很少向银行借款。

这一点与他曾在银行当职员的经历有关。

他说:“银行都是晴天借伞雨天收的,有些债主被逼得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所以,我从不愿意向银行借款。”

令今天的企业家们不可思议的是,曹文锦的每项投资都会用8成自有资金去做。遇到大项目财力有限,他宁可把机会分享和其他商家联手,也绝不冒险。

他知道这样慢,但也绝不改变,他的信条是:手里始终要有足够的钞票,你才能一直活下去。

成为船王的商海征途上,曹文锦遭遇过很多大风大浪,但他印象最深的却是早年间一次买船的经历,以及那位卖船老板的遭遇。

当时,曹文锦看好瑞典一家公司准备出售的一艘油轮,希望买个便宜,于是亲自去找大老板讲价。“从9点等到12点才出来,人挺豪爽,请我共进午餐。”

曹文锦回忆,席间,两人都没提价钱的事。直到要告辞了,他才忍不住说:“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老板听后,哈哈大笑:“你很有耐心。我很佩服。好吧,我把船价减低5000镑。”

当时的5000英镑可在香港买4套100来平的住房,曹文锦当场答应买下油轮。

让曹文锦感慨的是,当1978年他又遇到这位瑞典老板时,他已是香港航运巨子,但那位曾让他仰望的航运巨子却破产了。

曹文锦收说,导致这位巨子破产的原因就是:

太过自信,并且相信市场会一直繁荣。

曹文锦总是无法忘记自己从上海到香港之初的情形。改革开放后,他也尝试性回内地投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小心翼翼,进而也让他错过一生中最重大的发展机会。

不过,他并不后悔。

他的办公桌上长期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六个字:

贪是失败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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