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之鉴：为什么要重视出海企业？

近期，关于地产经济下行会带来何种影响的思考，引发了市场对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相似的经历的学习与思考。而从制造业方面来看，我国制造业正值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相关制造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面临外资流入放缓、先进技术引入难度增大等问题。

日本制造业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几十年经历了出口、出海扩张，特别是，在1990年代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以出海为战略带动了企业“第二成长曲线”。日本通过主导产业的投资和技术引进倍增，鼓励并购实现国内企业的迅速壮大，有效促进了日本产业的转型升级。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制造业并没有“失去三十年”，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产业升级之鉴：日本制造业并未“失去三十年”？

二战后日本国内的工业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受益于美苏冷战红利，战后日本开始从国外、特别是美国引进大量基础技术发展产业和经济。由于日本战后能源产业特别是煤炭产业十分落后，煤炭供应不足导致其它产业发展严重受阻。对此，日本重点扶持煤炭业发展，集中一切资金和原料进行煤炭生产，将一切经济政策也转向增产煤炭，带动了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增长后，钢铁业由于能源供应加强得以发展，钢铁业的振兴也带动了煤炭业的再生产、电力设备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成为当时日本的支柱性产业。

整体来看，在1973年前的高速发展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中低技术制造业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截至1973年，日本国内能源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0.78%，初级金属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则达到了13.87%，整个低技术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占比接近70%。

日本制造业中低技术产业生产总值结构变动（1973-1991）

来源：苏宏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中泰证券研究所

1974-1985年，日本进入低速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一方面，两次石油危机使严重依赖能源的日本经济，尤其是高耗能的低技术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产值比重开始步入调整期；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战后秉持“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出口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日本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渐加剧，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及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出现跨越式升值，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重创，产业结构调整压力日益增大。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71年发布《70年代产业结构设想》，提出调整产业结构，缩减大量消耗能源、高污染、高公害的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化工业和衰退产业，同时培养新兴产业，产业结构向消耗能源少、附加产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转换，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精度组装加工产业成为重点扶持对象。1976-1991年间，日本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年均以1%-3%的不同幅度提高，到1991年，日本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为49.41%，相比1973年提高了19.27个百分点。

日本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生产总值结构变动（1973-1991）

来源：苏宏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中泰证券研究所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的快速贬值又令美国通胀形势恶化。1987年卢浮宫会议上，为控制美元汇率的再度上升，并出于对提振日本经济的考虑，日本将公定利息率降到2.5%的战后最低水平，从此大量资金疯狂涌入股市、楼市，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为了扭转局面，1989年日本开始收紧银根，主动戳破泡沫，日本房价、股价暴跌，企业大规模破产，失业率攀升，日本一脚踩进了长达30年的通缩旋涡，GDP常年录得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失去的三十年”由此而来。

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通胀长期保持低位

日本制造业同样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经济泡沫破裂前，日本制造业出口规模总体与美国、德国相差较小，日本国内制造业增加值也与美国相当。自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制造业竞争优势滑坡，制造业出口及制造业增加值与美国差距逐渐拉大，同样陷入了低增长的三十年：1990年日本制造业出口额与美国相差153.40亿美元，2022年这一差距已达到4315.01亿美元；1997年日本国内制造业增加值与美国相差3308.8亿美元，2021年这一差距已扩大至14720.4亿美元。

90年代后日本制造业出口与中美德差距拉大（百万美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90年代后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与中美差距逐渐拉大（百万美元）

从总量的角度看，日本制造业似乎也如日本经济一样“失去了三十年”，但从制造业的结构来看，日本在这期间实际上实现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由此引发了有关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看待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地位的讨论。

9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方针，向“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1997年5月，日本政府在《实现经济结构变革及创造的行动计划》中确立了十五个新兴成长性产业，包括医疗福利、文化生活、信息通信、新制造技术、流通领域、环境、新能源及节省能源等，十五个产业中除新制造技术外，其它产业都呈现出较强的信息化、服务化的特征。此后，日本高技术制造业蓬勃发展，低技术制造业产值占比从1992年的50.81%下降到2012年的35.14%，降幅达15.67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2012年的64.86%，成功实现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日本制造业中低技术产业生产总值结构变动（1992-2012）

来源：苏宏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中泰证券研究所

日本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生产总值结构变动（1992-2012）

来源：苏宏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中泰证券研究所

日本制造业出海启示：迈向高端制造的“第二成长曲线”

人们经常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归因于日本主动刺破经济泡沫导致了日本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但实际上，日本刺破经济泡沫本质上是在“弃资产保产业”。我们在讨论“失去的三十年”时，主要讨论的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决定了日本GDP快速增长的根基已动，这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初已经将国内的资源、人口和市场等发挥到了极限，经济和产业发展必须要做出调整和转型。

日本作为国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总面积0.2%的岛国，自然资源的储量虽然种类多，但某些资源的存量十分有限，以能源获取为例，日本大部分能源供给需要依赖进口。同时，日本199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同时日本大学生人数在18岁人群中的比率从1960年的10.3%上升到2009年的56.2%，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致使日本受到劳动力资源约束的限制。此外，日本在上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能源的大幅消耗造成严重的环境恶化，60年代日本的“钢铁之都”八幡市日粉尘降落量高达27吨，“哮喘病”等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相继出现，也令日本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1990-2009年日本能源自给率推移

日本自1994年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虽然日本通过收紧银根刺破了虚高的资产泡沫，但由于日本是主动刺破的虚高的泡沫，国际投资者依然对日本保持信心，在此期间日本也积极推行日元国际化，这也让日元在国内经济泡沫破裂后没有大幅贬值。1996年11月开始，日本启动了被国际社会概称为“日本版大爆炸式”的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金融产品及其价格方面的原有管制均实现全面放松，此后日本为刺激经济而打出的一整套货币宽松组合拳，最大限度拉低了企业融资和家庭贷款成本，借助日元升值与货币宽松之力，无论政府、企业、家庭还是个人，纷纷大规模“出海”投资，对冲国内资产缩水风险。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并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

来源：Wind，MBA智库，环球网，不同财经，网易，中泰证券研究所

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OFDI存量占GDP比重快速提升

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制造业工人工资以及海外低成本的竞争环境，日本制造企业加速将低附加值制造业生产移师海外，以低价返销日本或直接向第三国出口，成为日本经济抵御衰退的有效途径。在企业出海布局的过程中，日本奉行“将核心技术留在国内”的全球化策略，将非核心技术研发移至海外，国内则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保持本国的技术优势。数据显示，日本海外子公司研发费用占国内研发费用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始终处于下游水平。2007-2008年间，大多数OECD国家海外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占国内研发支出比重超过1/5，在某些较小的开放性经济体，如以色列和爱尔兰，则分别高达61.8%和72.4%，而日本则以不足5%的比例位列OECD成员国最后一位。这不仅使日本摆脱了资源短缺的约束，将其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向外国转移，还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保持了日本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

OECD成员国海外子公司的商业研发支出占国内研发支出比重（%）

来源：李迎旭《日本对亚洲产业转移问题研究》，根据OECD AFA数据库数据绘制，其中前五国为2007年数据，芬兰为2006年数据，其余为2008年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亚洲也成为了日本企业出海布局的重要基地之一。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在1991年后对亚洲的制造业投资超过了对非制造业的投资，并一直维持这个趋势至2010年。尤其是自80年代后中国进入了开放式、全面性的新工业化时期，积极实施引进外资的政策，日本对华投资开始稳步增长，逐步将中国劳动力优势、原材料优势和日本产品的品牌优势整合到一起，利用中国化的日本品牌挤压中国产品，抢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日本新建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及分布（单位：个，%）

来源：日本产业经济省《第36次海外业务活动调查报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工业化进程加速演进。例如在90年代前期，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主要还集中在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90年代后期亦开始向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变，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也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工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同时，日本标准化技术的输出结合东道国的资源优势，使得日本产品在获取低廉成本优势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使日本在东道国的生产得以持续稳定地进行，日本出海制造企业因此也获取了海外生产的巨大利益。

产业转移路径：我国制造业的“破局”面临哪些困境？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加工制造业的战略措施，主要以“三来一补”和“两头在外”的方式为参与国际贸易，充分发挥了我国低成本初级要素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美日欧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将其低技术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但近年来，中国产业低端链条开始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主要竞争优势是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建国后的三波婴儿潮为新世纪中国黄金发展十年提供了丰厚的劳动力基础。并且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制造业尤其是低技术制造业的优质劳动力。

我国外出农民工占全国流动人口比重一度超过70%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劳动力比较优势有所减弱，过去制造业的劳动主力军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2.3岁。而作为“黄金发展十年”制造业工人的后代，其子女无论是成长环境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比其父母好，且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在择业时更加关注工作的性价比，传统制造业工作时间较长、强度较大，工作与居住环境不佳，能提供的薪水没有较强的竞争力，长期也缺乏发展的机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低，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减弱。

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由2011年的36岁上升至2022年的42.3岁

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加大对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投入资金治理工业污染。自2004年开始，我国逐渐加大对工业污染的治理，2013年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额较上一年增长69.78%。环境规制是外商进行投资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成本，导致中国对部分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有所降低。

2013-2016年中国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显著提高

此外，中国工业产能相对需求释放过快也导致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吸引力下降。欧美等国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数值越小则产能过剩问题越突出。自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行，至2015年第三季度已下行至74%，表明工业行业产能相对于需求释放过快，外资较难保证有比较高的利润率，也加速了中国制造业向国外转移。

2013-2015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加深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下，叠加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人为”累加的高壁垒加剧了中国本土企业将生产基地不断向外转移，很多跨国企业将建厂或扩建的优先权放在了东南亚国家。过去，阻碍东南亚国家承接第五次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但随着欧美等国家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加码，以及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不断完善和升级基础设施，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营商环境已经大幅改善，对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形成一定竞争。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营商便利度排名不断提升

除了利用劳动力优势承接美日欧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的低技术型产业转移外，我国也积极鼓励利用丰富多样的中外合资手段发展产业，国内制造业一度掀起一股合资浪潮，巨额的外资流入不仅弥补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还通过技术效应和人才效应快速推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积极引进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设备和生产线，通过“引进-吸收-创新”的方式，“以市场换技术”，不断将成果广泛地应用到实践中，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实现了高技术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珠海炬力、华为海思、兆易创新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08-202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额CAGR约为7%，远高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

1983-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2008-202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额CAGR高于主要发达国家

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2021）》，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一阶段，中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际关系的相对稳定。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欧洲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沉重打击后，由2012年叙利亚、利比亚等中北非国家战乱动荡引起的难民危机更是使欧盟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调整对华认知与对策，双边关系逐渐向正常化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也保持相对稳定，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将重心转移到反恐中，对中国的认知也从“战略竞争者”向“反恐伙伴”转变。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虽然萌生一定的认知威胁，但依然采取了“扶持”兼具“遏制”的政策，总体对华倾向于“合作”。这一期间，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中美科技纠纷，将保持中美科技合作成果、持续推动科技合作作为科技交往的首要任务。受益于欧美对华投资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国内高技术产业不断升级。

但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引进-吸收-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一方面，随着美欧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进程效果逐渐显现，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实体产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高端制造领域向发达国家回流的“逆转移”趋势显现端倪。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制造业，正在积极同世界高技术产业市场接轨，朝着更加先进的制造模式迈进，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引导高技术产业回流，亦是其巩固价值链高端地位、加强科技创新之举。

尤其是近年来对华经济技术和资源的“有限脱钩论”在美国广有市场，“小院高墙”式精准对华封锁政策受到青睐。拜登上台以来正在组建“供应链同盟”，试图在一些关键资源和技术上联合对华脱钩。同时，美国也没有放松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限制，而且加大在海外投资上与中国的竞争力度，导致中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外溢效应”发展高端制造产业变得步履维艰。

2000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美国投资占比快速下降

外商在制造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占比明显萎缩

企业出海与国产替代：中国制造企业的“矛”与“盾”

参考日本经验，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日本90年代以来面临的资源、人口、环境的约束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参考日本90年代后企业发展经验，加大企业海外布局力度。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加码，202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788.20亿元，较2020年增长16.3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到2020年已位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加码

来源：Wind，《中国出海企业现状洞察报告（2023）》，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我国政策的指导和鼓励下，以及海外广阔的市场空间、廉价劳动力、原材料资源等因素的驱使下，越来越多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例如我国手机品牌传音早已布局非洲市场，以国外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通过十多年本土化的深入发展，成为了非洲手机行业销量的“隐形冠军”，也成为国产手机在非洲市场成功的典范。

2016-2022年传音控股按地区营收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出海企业在北美、西欧、南美区域的布局范围最广，但这三个区域的领先优势十分微弱。从布局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出海业务正从传统欧美等成熟地区，逐步扩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区域。一带一路新兴国家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南亚国家则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日趋便利的营商环境，这有望激活中国出海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中国企业出海业务正从传统欧美等地区逐步扩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区域

来源：《中国出海企业现状洞察报告（2023）》，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与上世纪日本有明显区别，这也导致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环境与日本有显著不同。日本在战后受益于美苏冷战红利，从国外、特别是从美国引进大量的基础技术实现了战后产业的重建，并为此后的产业转型升级打下了深厚基础，这一点与中国产业“吸收-消化-创新”的发展模式相似。但作为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前哨，历届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对日关系，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日关系发展更为迅速，政治、安全合作有了大幅提升，相互合作成为美日关系的主流。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虽然美日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长足进展，但双方的关系也不断进行调整，并在经贸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和矛盾。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对日贸易开始出现赤字，并且赤字规模不断扩大，1991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比例达到53.42%，主要贸易摩擦的领域包括汽车、钢铁、电子、半导体技术以及农产品等。

美国对日贸易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赤字并不断走扩

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比例于1991年达53.42%

以美日半导体摩擦为例，日本于1971年和1978年分别制定《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明确规定了具体的政策扶持，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对指定的高科技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此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政府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其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存储器颇受美国消费者青睐，对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商构成很大威胁。

在美国的施压下，1986年9月，美日双方达成了第一个《日美半导体协议》，美国暂时停止对日本公司的倾销诉讼，日本则同意此后5年内，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由8.5%提高到20%以上，这给日本的半导体行业造成了较大打击。并且，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是以主要用于大型计算机的DRAM为切入口，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个人计算机（PC）逐渐取代大型计算机成为计算机市场的主导产品，而个人计算机对DRAM的质量和可靠性要求并不高，而日本半导体企业却仍然执着于高质量、高可靠性，加之日本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致使日本半导体产业丧失了竞争优势。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也没有意识到软件的高附加值以及互联网的光速普及，最终导致日本半导体行业跌落神坛。

世界前10名半导体厂商变化

来源：《现代日本经济》，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日本之所以接受美国的《日美半导体协议》，根本原因在于日美同盟始终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轴”，而本国资源的短缺和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日本经济也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军事上日本更是难以摆脱美国的军事管制。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并没有受到桎梏日本发展的各种因素的限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军事实力上，跟当年的日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打压，要比当年打压日本的手段更多、力度更大，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往全球产业链价值高地移动过程中，对于关键领域自主可控的需求更高。

同时，出于对中国科技竞争的考量，美国也将对科技领域的突破向中国传播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例如去年底以来爆火的OpenAI，目前其API已向161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在亚洲范围内，日本、韩国、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均在开放之列，但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未包含其中。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外国企业无法迅速占领中国相关领域的市场，中国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研发空间和市场开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以及国产替代的推进。

投资建议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虽然陷入了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制造业却成功利用对外投资对冲了国内的通缩，通过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享受了海外市场的劳动力红利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并通过积极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实现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对当前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后续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可以关注以下三条主线：

一是关注优势产业的出海龙头。近年来，中国优势产业聚合政策支持、供应链优势、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人才驱动等多方面资源，出海企业海外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市场逐渐饱和的情况下，海外市场仍处于蓝海，行业增速更高，渗透率提升空间更大，并且在技术先发优势下，出海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更少。即便在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人民币汇率贬值等情况下，优势产业出海企业的海外营收业绩仍将相对受益。目前，一些优势产业的海外渗透率不断提高，如：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在过去三年保持高增长，成为我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出口新突破点；新能源车在全球渗透率已达到27%，而全球平均渗透率仅为15%。

二是关注布局新兴市场的出海龙头。当前，中国企业在生产端所积累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加速了海外市场拓展，品牌力也逐渐成为企业在海外市场争相竞争的“杀手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积累的标准化制造工艺，量产价低，适合新兴国家消费市场。目前，中国企业出海业务正从传统欧美等成熟地区，逐步扩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区域。一带一路新兴国家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南亚国家则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日趋便利的营商环境，有望激活中国出海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三是关注国内产业升级的国产替代细分。过去，我国积极引进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设备和生产线，通过“引进-吸收-创新”的方式，“以市场换技术”，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随着美国不断向中国高新技术施压，这一产业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在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要求下，相关技术领域国产替代刻不容缓。基于倒逼逻辑，受打压力度更大的半导体等高端制造国产替代进程更值得关注。虽然高新技术领域突破的投入产出周期较长，国产替代逻辑短期难以兑现，但受益于融资支持和估值提升，相关领域仍将有不错的配置价值。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技术进步不及预期；国内经济下行超预期；研究报告中使用的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等。

注：本文来自中泰证券发布的《日本制造业之鉴：为什么要重视出海企业？》，报告分析师：徐驰 S0740519080003，张文宇 S07405201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