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之后,抑郁和焦虑患病率上升超25%

在积极抗抑郁的路上,听医生的最重要文 | 辛颖 王丽娜编 | 王小图/Pixabay新冠大流行暴发之后,损害了更多人的精神卫生。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此次大流行病导致全球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上升了25%-27%。而在2019之前

在积极抗抑郁的路上,听医生的最重要

文 | 辛颖 王丽娜

编 | 王小

图/Pixabay

新冠大流行暴发之后,损害了更多人的精神卫生。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此次大流行病导致全球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上升了25%-27%。而在2019之前,全球已有近10亿人在与可诊断的精神疾病作斗争。

就在新冠前一年,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最终败给了抑郁症。2018年12月1日,55岁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张首晟去世。张首晟家人发表声明,其是在与抑郁症的战斗之后意外去世。

张首晟不仅发现了“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2007年的“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更是包揽了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包括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

抑郁症是一种精神障碍疾病,不仅症状比较隐蔽,而且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往往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就是,“我之前见到他看起来还很健康”。

和酒精成瘾的这类轻度“精神障碍”不同,由于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导致自杀行为,抑郁症已经成为疾病负担最为严重的一类精神障碍。然而,精神疾病的治疗和护理目前仍然存在稀缺、不足、无法获得或过于昂贵等问题,而普遍存在的污名化使得患者不愿寻求帮助。

“不少抑郁症患者聪明,有奉献和自我牺牲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因此更容易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作为大量抑郁症患者的观察者,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的王祖承如此感受,作为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在诊治抑郁症患者时,必须要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

他们有类似的疾病症状,但痛苦又各自不同;人人都觉得自己最孤单痛苦,但还是在艰难地同抑郁症抗争。《财经·大健康》曾多次与抑郁症患者、治疗医生对话,探讨如何才能帮助让他们走出阴霾?

No.1 “失去”希望

“我吃了药竟然没死,真是失败。”楚凉(化名)一觉醒来,平静地给朋友发了一条微信。她对12片安眠药的效果没有概念,只是按掌心的大小倒了一把,有没有危险她不在乎,“自杀不是事,是解脱,你不懂”。

27岁是楚凉经历过的最灰暗的岔路口,事业、爱情、亲情所有的撕裂都同时向她涌来。她开始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地随时大哭,厌食、失眠、人都快“瘦空了”,深陷的法令纹让她少有的笑容都毫无生气。

楚凉苦于整夜整夜地失眠,去医院诊治,填了一份问卷,以自我叙述病情为主,诊断为“中度抑郁症,必须按时吃药”。

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包括心境或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以及乐趣丧失;心理症状群可分为心理学伴随症状和精神运动性症状;躯体症状群包括睡眠紊乱,食欲紊乱,性功能减退,精力丧失,非特异性躯体症状如疼痛、周身不适、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

双相障碍和抑郁症属情感障碍的两种类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在和《财经》记者解释抑郁症时,随手在纸上画了两个曲线图。

“简单说,抑郁症每次发病都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不足,呈倒钟形曲线。”王刚说。而双相障碍,曲线有低有高,常见情绪高涨即躁狂或轻躁狂、抑郁及混合四种发作模式,“抑郁症也称单相障碍,临床上没有单相躁狂,出现躁狂必然有抑郁发作”。

在与这些情绪的纠斗中,患者可能就会产生轻生的念头,甚至付诸于行动,专业医生面对抑郁症患者的提问都非常谨慎。

“自杀是不能绕开的话题,但有技巧,不能上来就直接问。”王刚告诉《财经》记者,从敏感度低的外围问题入手,慢慢建立信任后,开始试探,“如果感觉他比较坦率,可以直接一点‘有没有轻生的念头啊’。如果戒备心比较强,就委婉一点‘生活有没有希望’啊?”

很多时候,陪同前来的家属对患者轻生的念头都非常震惊,不过最终会实施的患者只是少数。国外的跟踪随访显示,抑郁障碍的自杀率是4%-10.6%,

王刚分析,“自杀有几个层次,自杀观念、自杀企图、自杀计划、自杀行为,从结果看又分成功和未遂。不少患者有自杀观念,但逐渐形成计划,并最终真正实施的人不多。”

碰到有自杀计划的病人,王刚会建议对方住院治疗,并联系病人的亲友告知其严重情形。对抑郁症的治疗,王刚强调综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运动治疗几种治疗手段。

No.2 摆脱病耻感

“妈,医生说我是抑郁症。”楚凉不是不知道母亲的性格,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试试。

“什么抑郁症,你日子过的这么好有什么抑郁症。你要是抑郁症,我看满大街都是抑郁症。这是医生开的药?看我都给你扔了。”楚凉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她懂很多,却不懂抑郁症。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教授告诉《财经》记者,由她负责的“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项目在31个省的调研结果,并不理想。根据其在2017年公布的数据,抑郁症患者中,因为自己的症状而寻求咨询的比例不足1/5,实际接受治疗的比例才仅10%左右。调查样本中抑郁症患病率为2.1%。

当人们感到无法正常生活时,第一选择往往不是精神科,甚至不是医生。

“不仅是普通人对抑郁症的理解存在误区,就连其他科室的医生也不理解。”黄悦勤介绍,患者由于精神障碍导致一些症状时,在非精神科和心理科的机构接受治疗的比例高于四分之三,而其他科室的医生即使并没检查出病因,也很少考虑到可能是抑郁症引起的。

抑郁症的诊断,是综合判断的过程,医生诊断时需要根据患者的表现、讲述、疾病表征及以往临床经验做出综合考虑。

外界的重重误解,会让抑郁症患者产生一种“病耻感”。抑郁症从社会获得的支持不够,有的会被家人和同事指责为意志薄弱、没事想太多等,导致病人不敢不愿对外倾诉,并加重患者的悲观绝望。

对患者来说,能够谈论抑郁症是摆脱“病耻感”重要的环境需要。不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与医学专业人员谈论,或者在学校、工作场所和新闻媒体上公开谈论,都可帮助消除这种污名,最终使更多的人能够寻求并得到帮助。越来越多的患者互助组织、公益团体正致力于此。

No.3 积极治疗、预防复发

服用抗抑郁药的第一天,楚凉感觉差点没晕倒,而在第一周的时间由于感到恶心几乎没吃饭,这段适应期并没有立刻让一切变好,“那段时间没有悲伤,也没什么快乐,就是稳定的没有任何情绪”。

抗抑郁症药品的部分副作用,是不少患者逃避治疗的理由,但事实上,大多数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可控,医生会根据患者个人情况为其选择最合适的药物,听医嘱最重要。

在没有给工作、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时,心理治疗甚至休息、调节生活规律、减轻压力即可。黄悦勤指出,“如果自我调节困难的一定要及早就诊、治疗。比如运动可以缓解情绪,但是抑郁症患者对运动已经提不起兴趣,这个时候就不应该盲目的尝试,反而耽误了治疗的时间。”

初次治愈的抑郁症患者,约四分之三有终生复发的风险。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陆林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介绍,抑郁症停药有一个标准,如果第一次发作,一般吃药6—9个月,症状改善后巩固治疗4—9个月可以停药。但第二次发作,就要维持治疗2—3年。如果第三次复发,那就建议终身服药了。有的抑郁症发作一次就痊愈了,有的则是慢性的,像高血压一样,不能停药。大部分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很低,可以长期使用。

另一方面,如果治疗痊愈后,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坚持适当锻炼、睡眠充足,抑郁症复发的可能性很小。病人可以坦诚地告诉医生自己不想吃药,那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状态来决定是否减量或停药。

楚凉在第一次停药后,依然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但她开始尝试着去和身边的人沟通,和生活本身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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