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达利欧、黄奇帆、盛松成等大佬畅谈全球经济、货币政策、汇率、消费……

5月14日上午9点，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即将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刘世锦，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重磅嘉宾，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达利欧：三大力量推升全球高风险环境

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出席并作主旨演讲，他表示，每当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大国崛起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候，会产生高风险环境，这是当今全球所面临的情况。他呼吁，要各国应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

达利欧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大国崛起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期。首先，巨大的债务伴随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当中尤为严重。其次，一些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内部冲突。另外，如中国等大国的崛起将带来在大国之间竞争过程中难以避免冲突。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这三大力量齐头并进，就会产生高风险环境。此外，包括全球流行疾病、干旱、洪涝灾害在内的自然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达利欧在会上强调了债务问题。他表示，回顾历史，一个国家在走向繁荣的同时，背后可能是不断推高的借贷，债台高筑后会产生金融泡沫。当某个国家贸易份额不断增加，且大多数贸易以该国货币结算，使得该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这将促使更多的借贷行为。接下来，面对财富分配的不平均，也往往会通过印钞来试图缓解矛盾。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地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达利欧表示，各国之间要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

黄奇帆建议以五大金融举措应对当前五大挑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面临五大挑战。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兴则经济兴。”黄奇帆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政策面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30·60目标”，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金融部门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机构能否抓住机遇？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盛松成：预计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很快发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无论是政策还是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很难想象不确定性和明天哪一个先来到。”

盛松成预计，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会很快发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比如上海，可能要等到5月下旬甚至是6月。但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关于消费，盛松成表示，从2021年武汉疫情以后的经济复苏情况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出现典型的“V型”反弹。武汉疫情基本过去后，投资、生产马上起来，但是消费的恢复很慢，大约持续一年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分析背后原因，盛松成表示，因为消费恢复缓慢与消费意愿减弱有关。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人们普遍将其视作会很快过去的短期冲击。但现在随着疫情的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很难弥补。

陆挺：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今年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出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保障。

陆挺指出，除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也要注意内部风险。疫情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对基层政府稳定运行和基建投资造成压力。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但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困难，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也有所下降。

陆挺表示，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

此外，陆挺表示，在推动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多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适时、适度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略有贬值的状态。

李稻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表示，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中国最重要的是好好地控制疫情。李稻葵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值得骄傲的是，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35岁，而现在是77岁，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人均寿命提高了99天。

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中国挽救了多少生命？李稻葵举例计算，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暂且把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4，即假如没有做好防疫工作，中国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而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每一个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10天的寿命。

“过去两年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李稻葵说。

他进一步表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提升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在于经济。当前抗疫的另一大关键在于保经济。保生产线、保产业链本质上是保住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如果我们能把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相当于未来每年的增长能增加0.1%，由于消费和经济基本同步，也就是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人均寿命能够增加6天。所以要保住生产链。不能只看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明天的生命。”李稻葵说道。

提到消费，李稻葵认为疫情来了后很多家庭的消费是下降的，这种消费下降有历史的惯性。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居民会有心理阴影。为了保居民的消费，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上海大约600万家庭，选出收入最低的10%，60万家庭每个家庭给1万块钱现金并不算多。

管涛：目前主要问题不在于货币政策宽松程度，而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多点散发、美联储利率紧缩、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这三大内外挑战。

管涛表示，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疫情防控面临新的挑战，突出的影响是影响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增加了市场主体的经营困难，同时也影响到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以及一些政策的传导。目前主要问题不在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而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美联储的利率紧缩方面，管涛表示，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加快，全球股市、债市、汇市的波动明显加大，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增强，且产生了溢出影响。美元指数创了20年新高，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调整的压力。未来的美联储进一步紧缩，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渠道对中国产生溢出影响。

对于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管涛表示，俄乌冲突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经济出现问题对中国的外需是很大的挑战。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近期中国CPI上涨较快，货币政策的时间窗口并不是美联储是否加息，而是通胀到来之前。

“三大挑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管涛说，美联储紧缩不但会对世界的金融危机带来溢出影响，对美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带来很大的挑战，怎么避免在加息过程中触发经济的硬着陆这也是美国要面临的问题。

管涛表示，中国经济体量大，政策空间足，回旋余地大，所以应该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来应对挑战。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稳住宏观经济，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全球领先地位。

对于近期政治局会议、国常会、各相关部门做出的一系列部署，管涛表示，应从五个方面具体应对：

一是全面地认识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政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如何通过各部门共同配合保持物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其他行业监管部门政策配合协调。

二是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前发力。同时，既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避免将来外需紧缩，内需低迷“双碰头”，稳增长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只有经济稳了才能金融稳，经济强才能货币强。

三是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要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振器作用，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四是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完善基础制度，吸引中长期直接入市，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预期。

五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

李迅雷：关注居民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积极促消费畅通内循环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圆桌讨论并表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经济外循环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促消费意义重大。

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相比美国发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拐点和房地产市场的拐点，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靠外需很难，扩内需就需更多靠消费拉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消费总量还可以，因为人口基数大，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上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居民家庭消费更多用来投资、买房。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沈建光：发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立竿见影，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全球性衰退，应对外部环境只能靠拉动内需，而当下扩内需最核心的就是促消费。他认为，发消费券对短期拉动消费立竿见影，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接下来，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的支持。

沈建光指出，欧美的刺激经济政策过去两年集中在消费端，在于发钱给老百姓增加需求、消费。我国主要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是减税降费，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但我国针对消费端的政策较弱。

沈建光认为，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促消费会成为重头戏，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包括减税降费、基建，发消费券或者转移支付给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困难群体，还有对受困人群的补贴。接下来，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支持。

沈建光表示，地方政府对发消费券非常看好，因为对当地消费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走到世界前列，通过数字经济的方式来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会非常好。在中国香港的实践也说明，在疫情恢复时，发消费券对香港餐饮的促进效果尤其明显。

黄益平：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对于很多企业和家庭而言，当抗疫到了第三年，流动性变成了大的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即使这些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他们的生存也会有困难。

黄益平表示，如果维持当前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支持措施。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重点应放在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

黄益平建议，货币政策可能要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宏观总量的变量上，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推广应相对谨慎。

他以近几年的中小企业贷款为例说明。在他看来，中小企业贷款增长很快，但根据研究和观察，这种增长有两个最主要的促成因素。一是直接的监管要求，比如“两个不低于”要求；二是近年来在风控方面有很多创新。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没有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做有效风控的手段。

黄益平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出现模糊，尤其是货币政策越来越结构化之后，这与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他认为，货币政策很重要，但是否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支持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