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从4.8%到落实全年5.5%的目标，现在急需做些什么？

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成绩出炉——取得4.8%的增长，在疫情多点反弹的当下，这个成绩多少有点出人预料的好，但与此同时，距离全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却又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将使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压力。

疫情还看不到短期内平息的迹象，周边的国际环境也依旧存在不少负面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如何破局？腾讯原子智库对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杨伟民表示，“当前阶段能够实现4.8%这样的增长速度，还是令人满意的”。但他也表示，与去年年底相比，当前中国面临着原有下行压力仍存，新生下行压力又至的难题，如何找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三大要点：加大政策力度缓解或者消除三重压力；更加科学精准地防疫；下一步政策要瞄准稳增长的重点。在推动稳增长的政策方面，他表示，有时候，取消旧的限制性政策的效果，可能比出台新政策的效果更好。

以下为正文。

当前经济增长的重点、难点在哪里？

原子智库：首先请您谈一谈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跟您的预期相比如何？哪些方面比较好，哪些方面存在不足？

杨伟民：看待经济形势，首先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要看到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离开了当前阶段或形势，难以进行客观准确评价。首先应该明确，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疫情冲击修复期，现在还没有从疫情冲击中走出来。所以在疫情冲击期，实现4.8%的增长速度，还是令人满意的。

判断形势也不能光看GDP。有些经济发展情况是不能单纯用GDP指标来衡量的。比如农业，占GDP比重很小，但是农业的地位是不能用农业占GDP比例衡量的。居民消费价格也很重要，虽然有上涨，但还是可控的。失业率总体上稳定，但是结构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略快于GDP增长，也实现了与收入增长同步的目标。总之，在疫情出现这么严重的反弹和国际环境趋于更加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成绩还是不容易的。

4.8%的经济增速，同去年四季度的4%相比，有进步。但如果看环比，一季度不如去年四季度，去年四季度是1.5%，今年一季度是1.3%。但是这个1.3%，比去年一季度0.5%和去年三季度0.7%相比，还是有进步的。当然，1.3%的环比增速相较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是下降的。这也是我国经济仍然处于疫情冲击修复期的一个明证。看同比增速会有一个基数的影响，所以还要看环比。

概括来说，4.8%的经济增速，同全年5.5%左右的目标相比，是不及预期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四个季度、全年的增速都能比较平稳。一般来讲，一季度经济总量占全年比重相对小一些，但现在一季度4.8%的增长，仍会拖累后三个季度以及全年的增长，未来的压力更大。

原子智库：在“两会”期间，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5.5%左右增速目标的设定，您说，它本身可能就是需要跳一跳、蹦一蹦的目标，您刚说到一季度4.8%的增长，可能后面几个季度就需要更高的增速和更强的增长动力，那么，后面的增长动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杨伟民：4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就是国内外环境有些超预期，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这个表述就是说，原来存在的下行压力还在，但又出现了新的下行压力，主要就是3月份以来的疫情大规模反弹。

一季度虽然只有3个月，但是一季度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与去年的上下半年的走势有点类似，去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比较好，三季度后突然开始回落。今年1、2月份开始加快恢复，3月份以后下行压力开始加大。所以1-2月份和3月份，从月度数据来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2月份各项指标都是加速恢复，但是3月份以后，工业、服务业生产指数、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都出现了下降。特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去年12月份降到最低点的1.7%，今年1至2月份反弹到6.7%，恢复比较快，但是3月份下滑为-3.5%，一下子回落10.2个百分点，疫情反弹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三个方面，这是下一步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重点、难点，也是政策方向。

第一，要加大政策力度缓解或者消除三重压力。

国务院常委会对形势的判断说明，去年的下行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就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去年讲到的三重压力。三重压力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比如需求收缩是短期的，一季度特别是1、2月份，投资增速是比较高的，实现了12.2%的增长，投资收缩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居民消费收缩问题1、2月份没有问题，3月份受疫情冲击，数据有所下滑。所以居民消费收缩的问题仍然存在，下一步需要继续着力解决。

供给冲击有些是短期的，也有些是长期的。属于监管带来的一些供给冲击基本已经解除了，比如去年9月以后部分地区为了完成能耗指标拉闸限电，这是影响去年9月份以后制造业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已经解除。但是，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煤炭的紧平衡可能会持续比较长时间。从煤炭供给情况看，近几年煤炭新增产能1亿多吨，如果煤炭需求增长比较快，和新增产能不太匹配的话，国内煤炭供给仍然可能面临着短期的短缺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口再受阻的话，可能还会面临供给缺口。总的来讲，煤炭供给应该是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跟过去是不一样的。缺芯问题可能仍将延续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供给冲击问题。

预期转弱也有短期和中长期的因素，有不同层面带来的预期变化。我把预期分成三类：一是形势变化，经济增长下行预期转弱的问题，只要经济形势好起来，大家的预期也会变好；二是政策方面，如果政策调整优化了，预期也会向好，当然这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三是方式方法，从去年的情况看，有些政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处置方式方法不当就会引发预期转弱。当然市场主体并不清楚到底是方式方法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问题？比如去年出台的一些监管政策，在我看来方向都是对的，但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要求，应该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也就是时机、力度、效果，如果政策的“时度效”把握不当，也会导致预期转弱。

第二，要更加科学精准地防疫。

疫情反弹以及一些地区层层加码的防控措施是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疫情防控要求人静止不动，但是经济发展是需要人动起来的。所以我们既要控制住疫情，也要减少防疫防控对人流、物流的过度限制。

第三，下一步政策还是要瞄准稳增长的重点。

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个人觉得主要在消费和房地产两个方面，既是今后的政策重点，也是今年实现5.5%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控制住疫情的前提下，要想方设法去扩大居民消费。短期看，相对于扩大投资，扩大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具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需要认识到，扩大消费，表面上是帮居民，但是实际上也是在救企业。给企业减税和帮助企业增加流动性、获得贷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前提是企业还能坚持生产和经营。如果产品生产出来了却卖不出去，收入锐减，为这类企业减税和扩大贷款可能都救不了企业。

另外，房地产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去年经济增速三季度以后下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房地产及其高度相关的建筑业出现负增长，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今年一季度，从房地产的销售额、销售量以及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企业购置土地等指标的情况看，估计二季度房地产业很难转正。建筑业去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也是负增长，一季度小幅转正。所以，今年能否实现5.5%左右的增长目标，一定程度上要看房地产和建筑业的情况能不能好转。

房地产占我国GDP的6.8%，建筑业占GDP的7%，这两个行业加在一起大概占GDP的14%，如果这两个行业都是负增长，就需要其他行业以更快的增长去弥补其带来的缺口，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对房地产要高度关注，要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的要求，找寻行业未来的发展路径。

原子智库：外贸是近两年拉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今年中国的疫情在多地反弹，而周边国家和地区供应链正处于复苏之中，这对我国今年的外贸形势会不会有较大的影响？

杨伟民：确实需要关注。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出口还算可以。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去年和前年来讲，今年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国际上疫情逐渐控制，逐步复工复产。但是我觉得也不要低估中国的出口潜能。大家都在说中国经济的韧性，经济韧性强，到底哪个地方强？我认为，首先是制造业，我们产业门类齐全，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很强。中国现在的制造能力、制造业规模差不多是美、德、日的总和。

和制造业强大能力相适应的就是我们制成品的出口。这两年出口大幅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今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订单可能会转移。但我觉得短期之内全世界仍然还离不开中国的产业链。当然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外需，多增加一些内需，但从这两年实际情况来看，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很大。

我对出口仍抱有希望，我觉得出口仍然会有很好的增长，但是进口短期波动会比较大。因为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占比较大，初级产品的价格在俄乌冲突以后进一步反弹，那么进口就要把握价格的波动区间，最终还要保持和出口相适应的速度。

调结构和推改革应该如何协调推进

原子智库：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到近期的几次国常会，我们看到除了对于稳增长的强调，还有一个表述，就是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调结构和推改革应该如何推进，方向是什么？

杨伟民：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多目标的平衡，其中之一是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三者之间，早就提过了。还有类似的如要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

从长远角度来看，调结构和推改革，当然是要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点上，某一个方面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存在当期的取舍问题。也就是说，要了这个，可能那个就要少一点。

比如调结构，去年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原来的煤炭去产能、钢铁去产能，这都是调结构。从能耗“双控”角度来讲，去年我们的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52.4亿吨标煤，支撑的就是经济增长8.1%。相比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2.6亿吨标煤，增长率5.2%，也就是以5.2%的能耗总量增长支撑了8.1%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超出了原来的预期。同时，能耗强度降低的指标也没有达到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3%的目标，差了0.3个百分点。而且去年煤炭产量再创新高，达到了40.7亿吨，超过了2013年39.7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煤炭消费去年是42.3亿吨，也接近于2013年42.4亿吨最高水平。

我原来曾经估算过，是不是2013年煤炭消费到峰值了，但是从去年的情况看，可能还没有达到峰值。为什么去年煤炭增长那么多，能源增长那么高，这与出口快速增长有一些关系。去年在缺电拉闸限电的情况下，全社会电力消费增长10.3%，出口行业用电量比全国电力消费增长速度要高出一倍左右。具体到去年的情况，能不出口吗？不出口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影响全球产业链。这就是一个多重目标平衡的问题，我们要调结构，但是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在短期之内用力过大。

改革也是一样的，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有些领域的改革，特别是规范性的改革，不能太急。比如双碳、共同富裕、生态环保、防风险等等，这些都要坚定不移地去落实，但是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短期之内如果用力过猛的话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市场监管、行业监管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市场竞争中，需要规范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有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过去监管还不到位，企业按照其自认为的秩序发展。但是，实际上是不规范的，所以就需要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这样才有利于长远发展。但是规范和监管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给企业、给市场一个逐步完善的过渡期。

总的来讲，在当前的情况下，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之间应该更注重推动一些有利于短期稳增长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增长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以稳增长为中心来调结构、推改革。

谁值得“早出快出”？

原子智库：3月29日的国常会上的另一表述，“稳定经济的政策早出快出，不出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的措施，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大不确定性的预案。”其中“早出快出”的节奏部署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推进政策“早出快出”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杨伟民：“早出快出”这个思想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已经确定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政策发力适当靠前”。“早出快出”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的精神。

当前强调“早出快出”，我觉得可能还是对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有了更明确的认知，针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要有新作为、新动作。

我理解，一是要慎重出台收缩性的政策，不利于增长的政策需要放一放。因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第二就是要出台一些利于增长的政策，多出快出。比如说扩大消费、扩大投资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早出、快出。比如汽车限购要多发指标，这个政策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讲过，这种政策需要快出。

第三个需要考虑清理过去的限制性政策。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政策，有些是限制消费和限制投资的。有的时候出新文件可能不如废掉旧文件的效果更好，新文件大家理解、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但是废除旧文件，大家马上就能理解这个事不干了。比如说汽车限购问题，我过去也讲过，汽车限购不要按照行政区来限制。有一些直辖市有很大的郊区，其实拥堵主要是在主城区，周边区县为什么限制呢？我们要考虑一些更加精准的政策。若要限制，可以按照功能区进行限制，而不是按照行政区进行限制。

住房也是如此，限购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按照行政区限购，要考虑城市的特点。一定要区分城市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行政区的城市，一个是功能区的城市。我们说城市的时候多是按照行政区的概念，但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讲，政策要落脚在功能区上而不是行政区。因为一个行政区范围之内有些是主城区，有些是生态功能区，还有农产品主产区，没有必要一刀切地扩大限制。所以，这些政策如果取消了，我觉得也会立竿见影。

现在还应该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的问题。现在虽然在很多地区都在逐步放宽，但是一些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还是有指标限制的。落户指标也可以多放一放，当然不是全部放，但只要多放一些，也会有立竿见影扩大消费的效果。

我们的政策既要解决当前问题，也需要考虑长远问题，既解决了当期问题，也带来了长远效果。解决当前的增长问题，我们必须扩大消费，这也有利于解决长远问题，因为消费从长远来讲一直是我们需求侧的最大短板。

消费难题怎么破？

原子智库：您刚刚说到消费既是一个短期问题，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当下，不论是短期疫情还是长期的人口趋势等因素，对于消费还是有一些制约。从长期来看，如何能提升消费？

杨伟民：从经济循环角度来讲，生产、分配、需求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一般说消费作用增大，但是没有区分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近20年来，消费结构中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的比例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样一个需求结构必然会反映到供给上。因为绝大多数的供给是由需求牵引的。真正供给创造需求的领域很少。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有什么样的需求才有什么样的供给。从居民需求情况看，对房地产的需求占比排在第一位，而且比例提高很快，目前大体占整个居民消费的13%。

这样的需求结构必然会形成政府型产业增长比较快、投资型产业增长比较快、房地产以及相关产业增长比较快，居民消费品产业增长相对比较慢的格局。

生产又决定了分配，这样的生产结构、发展模式就决定了，在分配上，居民收入占比相对低，政府、金融业、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相对比较高。最近十年来房地产、金融、建筑业占GDP比重都在提高。GDP是什么？从分配上，GDP就是劳动报酬、企业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当然还包括折旧。某个行业在生产上占比大，也就意味着它在分配中的占比大。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在60%左右，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这个比例普遍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所以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这是需要考虑一些长期的问题，需要改变发展模式。本世纪前10年是工业、制造业占比持续提高，国际金融危机后，很大程度上是以房价上涨为龙头，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相互促进，政府进行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政府消费合力拉动的增长格局。

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改变过去的发展格局，因为这样一种格局决定了分配，决定了供给，决定了需求。经济循环需要从需求、供给、分配各个角度全方位改变。

我曾经计算过出口型产业、投资型产业、消费型产业和政府消费型产业的各自占比，消费型产业在整个生产体系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消费是落后的，这个落后就是由生产格局所决定，现在需要做出全方面调整。

政府需要一些观念上的改变。过去提到经济下行，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大投资。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在扩大投资上下工夫。但是现在来看，我们的投资空间比过去小的多了。当然并不是没有投资机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很多需要加大投资的领域，燃气管网、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都很重要。但是相对于过去，现在投资空间比较小了，特别是短期之内看得见摸得着、能盈利、有现金流的项目不如过去多了。还需要认真研究论证钱从哪里来。城市管网、地下综合管廊，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过去也提出过，但没有解决好钱到底从哪里来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把握好度，适度超前，但是不能过度，过度超前会带来很大的浪费。比如，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情况看，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人口收缩，所以这类城市下一步的任务，不是扩大城市面积，不是大开发大建设，而是城市更新、存量调整。

总的来讲，从投资和消费来讲，应该更加重视消费；从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来讲，应该更加重视居民消费。

为什么说短期内扩大消费也是救急呢？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投资是政府可控的，立竿见影的。其实在生产能力很大的情况下，不管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只要有人买，经济就循环起来了，增长就实现了。投资品是钢筋、水泥这些东西，消费品就是大家日常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消费空间和潜力还是很大的。当然扩大消费也比较复杂，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首先得有钱才行。要努力解决城乡分割问题，3亿多非当地户籍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缺乏稳定居所和预期，压制了家庭消费。

民企信心不足确实是个现实问题

原子智库：今年开年，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讨论，一些部门也在关注民营企业“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的问题，您觉得主要背后原因是什么？如何提升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呢？

杨伟民：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确实是个现实问题，现在说的预期转弱，我觉得主要也是指民营企业。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更加法治化、市场化，这里面是需要做很多很多工作。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有一个词，叫“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围绕这个问题我展开讲一讲。

我们一直强调经济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在经济治理方面到底有哪些问题，应该怎么做？现在经济发展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包括民营企业预期问题，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重点是看这个领域是不是有考核，是不是有责任追究，反而对经济增长是没有考核的。

地方政府还要面对很多其他考核，比如这次疫情防控，疫情如果控制不住可能就要处理干部；如果影响经济发展，责任反而比较小，所以地方政府在工作的重点上就会不一样。

也有一些领域一刀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层层加码也是长期存在的，大家反映越来越强烈。

再有就是一些任务被简单地“一分了之”，导致分解谬误。很多事情是不能层层分解的，并不是分到基层就能做到的事情。疫情防控，可以分到最基层，分到居委会、分到楼，但是很多经济工作是不能够往下分的。所以这些问题不是宏观政策所能解决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四个必须”，也是针对当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上面说的这些事情，有些是经济发展的事情，有些是非经济发展的事情。有时这个领域的政策可能对本领域的目标实现有利，但可能不利于另外领域目标的实现。

宏观经济模型中，在多因素、多目标的情况下，要取得动态平衡是很难的。过去主要以GDP增长来考核，非常简单，所以各地区各部门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现在要高质量发展，既要增加GDP，也要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防范化解风险等，这些目标如何平衡，都是需要去研究的。

民企的预期问题，有些并不是宏观政策带来的，而是政策在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时度效”把握问题，方式方法不当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了一些要求，比如要把握好“时度效”，重大政策的出台要进行综合性评估等，这些都是对宏观经济治理更加规范、更加现代化提出的方向性要求。总的来说，在经济治理上要更加规范、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这些可能对稳定民营企业预期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