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中国医疗支出增长的挑战？-格隆汇

应对医疗费用增长的挑战，不应简单盯着高龄人群“打主意”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必将带来中国医疗支出的持续增加——这是在中国广泛流传的一个常见观点。

不过，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在第152期【朗润·格政】论坛的演讲中指出，通过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2010-2020医疗支出情况的详细分析发现，在影响各省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所有因素中，高龄人口占比的作用已经变得很小，且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公立医院的占比。

也因此，刘国恩教授认为，中国应对医疗费用增长的长期挑战，不应简单地盯上高龄人群“打主意”，而应开阔视野和创新，包括从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社会办医促进市场竞争的角度，进行全面思考。

刘国恩教授还建议：退休政策应加快从强制退休转型为自愿选择，全面放开生育的行政干预势在必行——“这无论对优生还是促进人口增长红利，都是国之上策”。

正文：

我原定的演讲题目是“老龄化挑战下的健康中国”，但我不喜欢用“老”这个字，更愿意用“Aging”或高龄化来表示。下面重点讲一讲，我对医疗费用与高龄化的几点观察。

医疗服务需求有一定的“奢侈品”属性

在经济学里，把需求增长超过收入增长的物品称为“奢侈品”。医疗服务的需求，就具有显著的“奢侈品”的根本属性。

从宏观角度看，1970-2015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医疗费用增长一直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从贫穷走向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遵循这一基本规律。

从下图不难看出，1978-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始终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

图1

高龄化并非医疗费用增长的主因

医疗费用增长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

国内外学界对此有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尽管对此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oseph Newhouse的研究结论，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基于对美国1940-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研究，他发现，人口高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只有2%、医疗保险的影响为10%、收入增长的影响接近23%。

总体而言，根据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数据，这几项可测量的非技术性因素对美国医疗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5%，而那些不可直接测量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结为医疗技术进步，其影响程度高达65%。

基于这样的研究认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医疗费用增长的问题呢？

根据最近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大家注意到中国人口的高龄化速度在不断加快，这很容易让人想象，高龄化必将导致中国未来长期面临的医疗费用增长问题。

基于2010-20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观察了31个省（直辖市）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分布及其增长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高龄化与医疗费用增长的关系。

从“六普”到“七普”，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0-14岁人口增加了1.34%，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5.38%，而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则减少了6.72%。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简单观察可以看出，各地区随着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增加，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确明显有所增加。因此高龄化确实与医疗费用高不无关系。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表明，高龄化并非医疗费用的决定性因素。

如前美国的研究所述，除了医疗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增长是第二大决定因素。收入增长既提高了人们的购买能力，也增加了人们对某些特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特别是医疗服务这样的“奢侈品”消费。

基于我们关于中国医疗费用增长的初步研究，在60或65岁人口占比作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年限、城市人口占比、非公立医院占比、平均预期寿命等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在影响各省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所有因素中，高龄人口占比的作用已经变得很小，且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公立医院的占比。

这意味着，相对高龄人群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社会力量办医对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强。

换言之，应对医疗费用增长的长期挑战，不应简单地盯上高龄人群“打主意”，而应开阔视野和创新，包括从医疗服务可及性以及社会办医促进市场竞争的角度，进行全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