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格的交易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第一条是：要懂得尊重市场，学会与市场进行信息的互换，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市场。这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

有很多朋友问我对市场的看法，明天黄金会怎么样？欧元会怎么走？我通常都回答："我不知道！"，这并不是我有意藏宝，而是真真正正地不知道。

我不预测不仅因为市场不可能预测到每一步，更因为预测只能让交易者失掉客观性，失掉平常心。

我遇到很多交易者都会因为预测市场，为了捍卫自己的面子而失掉灵活心态，最后遭受亏损。

这些见证时时提醒我停止预测，等待答案的出现。

我们常讲的顺势交易也是建立在心中没有主观定式的基础之上，一旦你有了对走势的主观预期，那么无论交易计划还是止损控制都难以保证正确执行。

第二就是充分准备，就像我们做学生时老师跟我讲的，一次测验的超常发挥，往往是我们对这门课程所做的考试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了，而非能力突然提升所致。

这在交易中同样适用，多变的市场中，如果交易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了然于胸，自然也就会取得骄人的业绩了，我喜欢交易也是因为它给了我不断学习的机会。

第三就是对取舍的正确认识。无论交易机会还是分析方法，对于交易而言，他们的选择都非常重要。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当你从100个当中选择1个的时候，就是放弃其它99个，因而我看待选择，不选才是更多的选择。

懂得尊重市场，能够做好充分准备，正确看待取舍关系的人，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合格的交易者。

我个人把交易看作是一种工具的运用，交易的成败取决于对工具使用的熟练程度和工具的种类多少。

“熟练程度”就是我们说的交易技巧与能力，每个人的差异很大，甚至一个人在不同的交易时间也会不同，人们常常引用“木桶理论”，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

交易方式中的缺点就是短板，交易者唯有不断修正短板，才能让自己的交易离成功更近。

“工具种类”的理解：去果园里打果子，能够收获到什么样的果实要看你手里有多少根竹竿，最长的那根竹竿又有多长，我们且称其为“竹竿理论”，和前面讲的木桶理论截然相反。交易品种就相当于竹竿，而盈利就相当于果实。

资金分配主要是要把握好度，我不总是简单遵从一种资金分配模式，有较大把握的机会，我敢于重仓出击，而且严格限制持仓时间。

对于一般的交易机会，我会把杠杆比例降下来。

市场连续几天都出现明确的突破行情，我在这些交易上都是重仓出击，但走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把杠杆比例降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判断在特定条件下是准确的，但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随着持仓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新的因素会插入进来，干扰我们判断的结果。

在我的策略中，我会有意识地缩短持仓时间来规避不确定性对我的影响。

此外，我遵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非每一次可能的交易机会都会让我不放手，“放弃”有时候意味着更多选择的机会。

小时候，老人常跟我说一句话：一分利、吃饱饭，十分利、饿死人。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做生意先要有个合理的利润预期。

在交易中，人性的贪婪会膨胀起来，大部分交易者都抱有不切实际的盈利预期。

我的经历让我有机会见识很多颇具财力也非常聪明的交易者。他们寄希望期货市场能让他们一夜暴富，可是最终都两手空空地从这个满是机会的市场离开了。

前一段炒得沸沸扬扬的万科总裁王石也讲过：超过30%的利润万科不做，因为国际上同行的平均利润水平也如此。

万科懂得放弃不切实际的利润预期，通过长期经营在市场中做大做强。交易的利润也来自长期稳健的积累。

关于利润预期，也可以用"守株待兔"理解。很多交易者在过去2年的非常态市场获得了超额收益，在树下等到了一只兔子，于是期望在后面的市场里还能等到这样低风险的容易的收益。

投资者在熊市入市反倒是好事。经历了艰难的市场才会让投资者对这个市场有个合理的预期。

传统生意里常说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商业机会，有时候减法更重要，要懂得选择。

交易中的诱惑很多，太多似是而非的机会，这需要交易者做个选择，不要贪多，要选择更有把握的，确定的交易，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在很多机会把我对交易的理解讲给大家听，但我最终发现这起到的作用都不大。交易的技法是容易学习的，但是交易的心法就一定训练才能把握。

举个例子，一名箭手站在崖壁上，挽弓搭箭，百步穿杨。在这个特定时空，箭术已经是次要了，如何立于千仞之巅仍能心若止水才是重点。

箭术，师傅可以教会；但是安立绝壁的心法，惟有靠箭手自己透过日复一日地站在崖壁上慢慢领悟。交易也不例外，交易者长时间的实践是必不可少的。

投资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常态，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投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就像我们从卖油翁的典故中看到的那样，成功的交易者不神秘，他们只是做得更多、更久、更熟悉所作的事情而以。希望广大投资者能够坚定地努力、投入、专注于此，成为投资中的卖油翁。

市场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确定的就去挣这个钱，不确定的不要理他。

不需关心市场上所有的事情。做交易无非是要帮客户赚钱，一次一次的证明，你说的和过去的都不代表将来，越早的越不代表将来。老是说十几二年前的成绩，市场一直都在变，可能有些品种早就不存在了。

做绿豆的时候，当年我们最大的交易量当时占全国交易量的百分之几，后来又做大豆，我最后一次做国内期货是做橡胶。

橡胶当时在上海上市，我觉得橡胶在上海比在海南上市公平，既是工业品又是农业品，属性很好，我们做了一年。2003年年底，发现我们的交易量又占橡胶总交易量的百分之几，再做就不可能更大了。

如果没有更大的品种上市，我的交易瓶颈就没法突破，所以决定结束战斗，国内的商品就没有碰了。

我做海外的交易跟做国内的商品一样，先提高收益率，后扩大交易量。一般的品种都存在一个问题，收益率高了，再给你更多资金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持续高收益。

国内的品种，池子本身就这么大。只有海外的外汇品种和美国的指数，这些品种的池子就非常巨大。像一瞬间下去1000手单子，一手是10万美金，下1000手就是下了1亿美金。

你拿一亿美金去全世界买任何东西，商品的价格就出现偏离了，而且还会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你一买它就涨，导致你认为买对了。你一买完它就不涨，等价格下的时候，亏钱要想平仓，会发现越平价格就越跌。其实这个信号是错的。

只有外汇市场和美国的指数市场，会给人一个正确的反应。对的就对了，错的就是错的。市场跟你下的单没有关系，也不会有秋后算账。没做之前，是对的，做完之前，本来也对，比如有一个庄盯上你了，老反方向挤，直到把你挤出来，你平仓他就赚钱。但是在外汇市场，很难会有这种假设出现，连银行都做不到，就说明市场才公平。

最简单的道理，全世界不管是多大的机构，都是交易人为在想的东西。

我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高盛这些大的投行机构，他们也是人在干，那个人如果只是从学校里找来，学历很好，干的时间不够长。如果交易员干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也许会自立门户。他没有干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所有的操作，很容易从一个动作就看出来他想干什么。

非农数据出的时候，有人问我晚上怎么判断，我说真不需要判断，所有人都非常恐惧非农数据，连美联储都判断不出来。

我认为判断不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判断，每次美联储出非农数据，都出乎所有的的人预料，因为从来就没有猜对过。

结果是有一批人使劲想有可能涨，又有另外一批人使劲想往下跌，冲的时候使劲往上冲，一分钟拉的非常多，接着一分钟跌的非常多。

正常人的交易逻辑都是：从各种教科书里面来的，对的时候留着，错的时候止损。

结局会是，对的时候，留住的人没有赚钱，错的时候，止损的人把钱亏完后没有单了。

非农数据的时候，两头都是我们的单子，上的时候卖了，下来的时候买了，那一次晚上1000张单子，是平常的10倍的交易量，30%的的收益，两天就达到50%的收益。当然这是自己的账户可以这么来操作，别人的钱很难跟他解释。

所有人都希望听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东西，这个逻辑假设是不可能达成的结果，我怎么可能听得懂，如果我听了能跟你达成共识，一定是我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那么假设我的观点跟你是不同的，你怎么可能让我听懂，让我接纳你的观点，除非你准备骗我。

比方说我们一起去旅游，你走了5公里，我走了2公里，我走的2公里是我看见过的风景，后面的3公里是我没有看见的风景，现在因为你走的比我远，我找你问问后面的风景如何。

如果你想让我不舒服，你就讲我没有看见的3公里（多么的不好），我就会越听越觉得跟我前面走过的2公里所见不同，我们俩就有无数的矛盾。

如果你比较圆滑的话，你就会来我，走了多远？我说我走了2公里，你就紧跟着我走过的2公里风景跟我讲，然后我们就达成共识，你是一个好导游，下一次我就跟你走。

要让人听明白你讲的内容，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一般不去跟人家讲太多，比如我问你做什么，我就来跟你讲什么。我只要讲的在你的领域里面，大概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我们就比较容易交朋友。

金融危机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说，市场有可能更差，有可能再崩盘，二次探底等诸如此类的话。

这个在分析细节上是对的，就像两人打架，强的打过弱的，这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把弱的就此消灭掉吗？如果不是，那整个金融市场在干什么？那就是让大家过的更好点。

如果这个目的出来之后，短期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就显的不重要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我才不管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只要你们打到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得快不行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棍子，所有人都挨打，让所有的人都回家，最终让这个战斗平息，恢复正常。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差了，已经不需要去分析，市场只需要一个答案，经济得恢复回来。哪怕至少表面上回来，也要回来，弄一个假的繁荣也行。

比如市场的市值回来了，所有人兜里的钱一算账，数量回来了，那就够了。先达到这个目标再说，这个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

今天市场的走势走到这里，基本恢复正常了。“量化宽松”是不是要放手了？可以慢慢放，我们就是以这个逻辑来操作的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的逻辑就是，日本人已经那样了，核爆炸、大地震，又是中国的钓鱼岛跟他玩，市场要不要真的要把他消灭了？没有，不会。

然后安倍那个家伙已经出来说：我跟全日本的老百姓都说好了，我们贬值个百分之几十，换一个名义，让我们股票市值增加。

要不要换，不就是换一个名义上的增长吗？可以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逻辑。

如果一定要用经济原理来分析，这个政策对不对？那么这个政策不一定对，或者说情绪上，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不是对着干？这个跟钓鱼岛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就选择进去做日经指数了，后来发现外储也进。就一个逻辑，什么事情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它可能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如果抱一个主观的心态，我很恨日本人，我就要他崩盘，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在这条街上，应该想这条街逻辑；在河南就想河南人的逻辑，河南人都喝酒，你如果说喝酒不好，那就没法跟他们说话了。

如果中国人都恨日本人，出了中国后你会发现，中国、日本等其他的国家，用的货币都是美元。其实我们中国政府用的货币也是美元，出了中国不用美元的话，人民币花不出去。

在中国国内，如果为了让人民币能够国际化，要牺牲多少企业，牺牲多少所谓的逻辑不通，经济学家都说这个逻辑是错的，人民币升值是错的。但是，中国一定会达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目标。

可是到了国外以后，还得老老实实的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货币，那就是美元，其他的货币都是美元的衍生品。

如果一个国家想人为的贬值增加战斗力，美国可能反对。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很差了，这个国家领导只是想让这个国家存在，一次性把货币贬值20%，然后就救了政府，老百姓也觉得我们还可以正常生活，在这种前提下，那么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

我们中国政府以前的贬值，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老百姓心里想好不容易赚点钱，拿到国外一花根本就不值钱。

这一次老百姓比较高兴，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一旦出国买东西就很划算。一定有划算的时候，也一定有不划算的时候。

现在是想让大家很舒服，所以人民币一直升值。对于不舒服那批人，就不让他们说话，开工厂做国际贸易的人，实际上人民币升值不挣钱不舒服，但是弱势群体就不许说话。

如果这个影响一旦传导到老百姓身上了，工资发的不够多，经济不够好，就业率不够高，所有事情都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完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代价非常大。

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完成以后，假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政府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办法就是，货币一贬值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就是贬多少的问题。

这种解决办法不存在好坏，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办法，什么时候适用，节奏不好掌控。

这个时候有两种人，一个是跑的快的，一个是跑的慢的。跑的快的就是挣钱比较快的，跑的慢的就是挣钱相对比较慢的。

某一个阶段是照顾挣钱比较快的，让人民币贬值让你们挣钱，等你们已经挣到很多钱了，跑的慢的说我的兜里没有钱了，一到国外老是嫌我穷，老是感觉我是不是富了，有个办法让人民币升值了，你再出去国外看看，以后不许你说你是一个穷人了。

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历史上早都有过。贬值这个动作是一件事，日常生活有无数的事，每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并不关心全国家的事，所以政府只能做点老百姓舒服的事情。但最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解决这一揽子问题，那就是人民币贬值。

这个办法只用一次，用完第一天，可能过几天老百姓就忘了。

我看电视，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人，可能只有第一天感觉到货币怎么就贬值了，后来拿出去花，昨天张三兜里有100，李四兜里有20，今天张三还是100，李四还是20，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最终感觉我不比你更穷，大家都还是老样子。

历史上德国，还有历史上的上海，曾经货币100倍的贬值，当地人不会说，我的钱贬值了，而是说东西怎么又贵了。当然我买东西贵了，你也买的贵了，他买也贵了，咱们都是公平的，所以就没感觉到货币贬值了，老百姓也不会把责任往货币贬值上去推。

货币贬值对于特别富有的人才会比较关心，因为富人花钱是全世界花，富人去到国外，见到外国人后，会试图跟外国人去比，如果你是亚洲首富李嘉诚，你会老担心明天我的资产，如果让政府一下贬20%，下次我再去欧洲，那我就比那个英国那家伙，本来我比他有钱，怎么现在我就比他穷了呢？原来是被政府一次性拿走这么多，不行，我得先挪走。

我们做交易也就这么点逻辑，但是我们去说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两个观点都对，如果我是政府，我也得这么做，没有太多新的办法。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本来说小范围的跟周边的亲戚朋友讲讲，你们拿点钱换点美金吧。他们说万一换了没有贬怎么办？我就跟懂的人说。懂的人又问，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让我什么时间换？换多少比例？后面发现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原来所有东西的科学答案，先得有前提假设的。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框，在这个框里，如果你要做一个资产配置，你有百分之几十是不用的。

如果你想着让这部分钱保值增值，这个时间段是10年或者20年的话，那你怎么配置你的资产？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学李嘉诚，把5%或者10%的资产换成美金，投资以美金定价的资产，以什么形式来让这部分资产去抗风险，去穿越经济周期。

如果有这种逻辑，我们得先画一个框，如果你去帮别人的时候也得把前提说清楚。在穿越周期的思维下，做一个十几二十年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从十几二十年相对长期来讲，是一个资产配置，从阶段性的回避人民币下跌的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有权力配置美元，但是时间点没有人知道。

说不定中国政府一高兴，每天宣布一下，那我们怎么办呢？到那一天的时候一定是你换不来美元的。那我们先去拿一个期权，也就是我们先发一个产品，产品是正式向外管局申请了QDII额度，这个额度放到这，但是今天去找外管局要额度没有理由那绝对不行。

我们没有资源，就得用正式的途径，外管局就给了50亿人民币的额度，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发产品，这个产品有能力增值那是我们另外一个本事。

当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4成换成美金，如果有需要把6成也换过去。正常的情况下6成做固定收益。

做投资的话谁来管这部分钱？既然出中国门，去跟外国人打架，要去找一个经常打架能打赢的人来管。我个人拿自己的钱在国际市场上也投资经历了十年左右，如果说跟老外打架还算可以的，我在美国最大的基金也管理过资产。

在这个小的拳台打架，我们打的还不错。现在我只是把这个技能移到中国来，帮中国的一小戳人，以这种配置去到美国市场的拳台上，只在限定的几个品种上比赛。

比如只打泰拳，或者只打空手道，甚至于跟他说明我们只玩人民币，我们只打太极比赛。

我们可能比日本人、美国人，更容易理解太极。那我们相对比他们打太极比较容易打赢。那这样我就把这个框画出来，也就是我只做六种外汇和四个指数。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公平的市场，没有人能够使阴招。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打比赛的时候发现，像田忌赛马一样，我们出的是中国的少数能打赢的人，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外国出的是从学校招来的，外国可以招一千个、一万个，当然他们的经验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是一个民主、公平机制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基金都有好多个交易员，因为他们要分散风险。

就像中国的大厨和美国麦当劳来比做菜，中国的大厨说我只跟你比做一个菜，做这个菜我一定赢。美国的说，我不跟你比这个，我们来比做麦当劳，我们四个美国人，哪怕都是弱智，经过培训都可以卖麦当劳。说回田忌赛马，我们拿一等马去跟你们最普通的马去比，我的胜算又高了一点点。

回到我们最后的逻辑，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照顾不了所有的人，也不能说服所有的人，我们能帮到的就这么一小圈。

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共和党是站在富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民主党是站在穷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都没错，目的是在什么周期下，什么时间段，让什么人去努力发挥他的价值。

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要让比较聪明的人努力发挥作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要留着本钱，要让穷人有一种感觉，我还不错，我们穷人也当政了。

我们现在在中国经济比较差的时候，要让富人们留一部分资产放在一个地方配置着，等经济好的时候富人就有钱再回来重新干。

我们只有这个能力，做不了这个普世价值。那是民主党干的事情，中国是一党执政。所以我开玩笑问亲戚朋友：你们赚的钱是什么级别。如果是穷人要吃饭，赶紧去上班。如果是富人，需要做资产配置。那ok，我把你的本保住，去配置成美金。我们来管理，不能保证你赚多少钱，但是我们能保证资产的风险度几乎在所有基金里面是最低。

我十几二十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对交易心里还是比较有数。我本人是河南人，在郑州90年代初就开始做交易，做绿豆交易的时候，当时开玩笑说本来想挣钱买一辆摩托车，一努力一天的钱就够买一辆汽车。旁边的人说，不许买摩托车，买摩托车只能自己坐，你如果买一辆汽车我们还可以跟着坐，买车前，他们都把在哪买，找谁买，多少钱都弄清楚了，收盘后，大概盈利了20万，当时一辆桑塔拉就16.5，所以大家一起去买了一辆汽车。当时回家我老婆说，你不是说好要买摩托车吗？记得是96年的事情了。 当时自己觉得只要有绿豆在，也不用急着赚钱。收盘后经常是和朋友吃喝玩去了，直到有一天绿豆突然关掉了，以前从来没有想交易有那么复杂，以前就是想如何在绿豆上去挣钱，现在关了没有盈利的品种了。之后就开始研究大豆，大豆不在郑州，要跑到大连去考察，还要跟搞好相关的关系，了解政策的制定。因为种种原因就搬迁到北京去了。

不管在哪里做交易，只要钱多，判断对。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大部分人都是按着错的去操作，最后错的可以分钱，可以让不懂的人分到懂的人口袋里，这个逻辑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想的逻辑是谁要是非常强，就得帮着自己去跟其他的强的人打，而不是去欺负家门口的人。

如果我既懂了，再去跟交易所的人，再去跟现货的，还有政策制定者，一起来把市场更笨的人的口袋洗一洗，感觉挺无聊的一件事。所以我就基本结束了国内的交易。

2001年在北京做交易大的时候，互联网不太好，为了做交易还得架一个锅，叫卫星接收机，要接成交回报。我当时在期货公司，要求他们把席位上的电话给我用，下单员只能给我一个人下，下完了才能给别人下，当时期货公司一层的人很惊讶，哪里冒出一个河南人，一个人把电话把着，其他人怎么做交易，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从开盘一直下到收市，Sars一来，就出不了门了。2003年底就把家搬到海南去了。

2005年有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福汇公司专门做外汇交易的，当时刚进中国，能够网上开户，只是试一试的想法，当时运气还不错，到年底有11倍的收益。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福汇亚洲的总裁，他说福汇公司邀请了全国的400个客户，在北京要开一个会，我们邀请了一些重要客户过来见面交流。

到北京开会前见了面，他们总裁说：我们有一个想法，福汇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十年来，全世界大概有十万个客户，最后剩下来能赚钱的大概只有5%，而这5%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赚的很多，少数人还可以，大部分人都一般，像你这样能挣这么多的很少见，所以想跟我谈一下合作，想邀请我来做他们的首席策略师。我只是做我正常的交易，他们跟一些客户来签约，签约客户按照我下的单，他们也同步下单，亏损客户自担，盈利后参与分红这样一种合作方式。

我曾被邀请到国内一家基金公司去演讲，主要是讲对冲基金怎么来赚钱的？

举例你们去把好人和坏人都找出来，找到好人就买他的股票，找一个坏人卖空他的股票，过的时间长了，证明你判断对了，好的继续挣钱，坏的也的确亏钱，最终股票的价格拉开了。

2008年我们卖空了房利美、房贷美，雷曼，在苹果的公司股票价格90多的时候买了苹果股票，还有买进了黑莓手机的股票。交易记录一直都还保留着，当时看空房利美和房贷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能不能破产我也不知道，而雷曼破产我当时也思考过，只要雷曼这件事情不解决，整个市场不会好。

我当时下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卖空雷曼亏钱的话，我在别的地方赚钱应该更多，表示市场已经回暖了。

谁也不知道雷曼这么快就破产了，雷曼的破产是不能预测的，但是整个逻辑就是平常的金融逻辑。股票市场是一个自然配置的市场，就是让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去做一个好企业，拿到更多的钱，再去发展。让差的企业，把钱亏掉，让差的人也把钱亏掉。

这就是自然再配置。

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政府不能假设我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让市场自己去做决定。

格隆汇声明：文中观点均来自原作者，不代表格隆汇观点及立场。特别提醒，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实际操作建议，交易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