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比较逻辑:后工业化时代结构性改革的内生性、本土化和发展路径

作者: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宇

来源:西泽研究院

【导语】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命运,是一经发动就无法停止的社会各个方面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理性资本主义既带来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条理性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给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性产品,同时也产生了非理性的后果,它使人类丧失自由和价值的统一,人类在自我丰富的同时又陷入危机。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后工业化时代,经历“去工业化”后的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甚至停滞,“再工业化”战略逐渐成为新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命题。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悬而未决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在为取得本国的工业化竞争胜利制定了严密的战略规划方案。结构性改革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在政策制定和效率提升方面加大了力度,并着眼于产业转型升级。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比较有过争议,但简单的“二元法”无法体现后发国家的面临的真正困难,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更趋于复杂,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增长前景不明朗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加剧博弈的周期性更强因此,探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互动关系需要将其置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格局,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演变正在重塑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互动/竞争关系

目录

一、工业化时期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技术依赖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原生逻辑

三、经济增长极限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四、后发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和可行性

五、结构性改革的内生性与稳定性选择

六、后工业化时代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六、结语

一、工业化时期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技术依赖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支撑,政治的变革很可能步履维艰。危机时刻的结构性变革更趋于追求平稳过渡,在经济基础不牢固的背景下进行改革需要把握最佳时机,释放改革的动力激活市场经济各要素的竞争性,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更适用于后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内生性更强,外部性的冲击改变了经济形态,却无法撼动政治机制的僵化局面。改革成为后发国家的首选,但改革的彻底性和结局却表现为形态各异的特征。

(一)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追赶模式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富有远见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修正更能成功,改革的内生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存,否则任何形式的政策失误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熊彼特曾经说过:“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分别是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经济学理论的演绎简化了历史事件和经济政策的结构,而历史更具复杂性和周期性,所谓以史为镜,便是最好的证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博弈(转型/互动)正是历史周期演绎的结果,后发国家的追赶与后发国家面临的增长乏力具有普遍性,在一定时期,先进国家面临的增长乏力、结构问题同样不可避免。

图表1:四次工业革命进程及分布

数据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工业化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源动力。从近两百年的工业化历史周期来看,无论是早期英国、荷兰等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法国、美国、德国等开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都是工业化的核心要素,通过技术革命提升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技术迭代和产业转移贯穿于近两百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在这种技术输出当中存在两个路径,一是后发国家主动引进技术、学习先发国家制度和教育等,训练早期的技术工人,建立工厂制模式,搭建起较为初步的工业化体系;二是后发国家被迫打开国内(“侵略”、殖民地、“门户开放”)接纳先发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包括资本输出,进而形成工业化基础。

(二)技术和产业转移中的工业化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核心,以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先导的发达国家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知识产权成为支撑其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并购、资本运作的核心。先发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成为了全球贸易价值链的顶端,而后发国家的技术依赖导致其始终处于全球化产业链底端,工业附加值极低,短期内追赶和超越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后发国家的“劣势”即在于无法短期实现技术突破,自主创新需要花费较长的周期,对于中小国家和前工业化国家来说难度较大,这也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无法回避的矛盾,或者可以认为是结构性冲突。某种情况下,当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追赶或超越先发国家的技术水平,这种结构性冲突便会引发新的技术依

图表2:罗斯托的工业化进程分布

数据来源:孙加滢《工业化进程下的国家生命周期》,2019年4

虽然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但是,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布局上工业化水平仍然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标识。后发国家借助于工业化才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也是“后发优势”所根植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援助下开启的重工业便是“一五计划”的优先产业,以重工业的布局夯实国防和军事力量,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既能够确保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而且为后期快速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在于学习技术和引进先进设备,能够短期内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然而,“一五计划”后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失去技术/资金援助,导致“二五计划”几乎腰斩,后发劣势的被动性正是后发国家遭遇的风险,在工业化时代较为普遍。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原生逻辑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非绝对矛盾的关系,而是在对立中的统一,属于相对概念,是经济增长与技术学习的实证研究范式。不同历史时期,落后国家均采取此种策略推进本国的工业化建设,但在具体的实践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基于各国政治制度、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俄国早期的工业化就是建立在“农奴制”和“沙皇”体制基础之上,而日本的工业化则是基于“明治维新”,夹杂着“天皇”制度,政治方面的先天性缺陷无疑为后期的工业化进程埋下了潜在风险。

(一)工业化驱动经济实力增长的事实

“后发优势”的概念早期由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在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国家追赶成功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主要理论体现在其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技术引进、学习培育本国的工业体系,后期包括引进部分制度、法律等。追随和引领是世界秩序逻辑演绎的两个最为常见的模式,在古典现实主义所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共同认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后发国家的追赶常常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这种秩序的更迭体现在经济增长、产业、科技和政治改革的博弈上,进而演变为国家实力的表征——权力,以及背后所展现出现的规则、身份和话语权。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后发的劣势的博弈,不仅仅是一场理论的争辩,更是一场实证、经验、发展模式和体制的斗争。

经济增长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路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国家实力的来源,快速发展经济并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是民族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源动力。后发优势即在于通过现有的成功案例、可复制的经济模式以及经验来取得短期内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改善贫穷和落后的局面,这在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国家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较为普遍,也包括日本、拉美、东欧等国。后发国家的制度选择具有多样性,这取决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即使在相同民主制度形式下仍然存在迥异的经济模式,如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与德国、日本就有很多的差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将这种差异归纳为八个类型,并指出这种差异与各国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

(二)后发优势的早期本土化实践成果

“后发劣势”的概念出自经济学家沃森,并在中国学者杨小凯的文章中得到了发展,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发国家制度、经济模式、技术和教育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机会主义和路径依赖只能是短期成功,并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后发国家如果不能推进改革进程,那么长期来看,交易费用一定高于收益,并且边际效益递减,阻碍经济增长。在拉美国家、东欧国家等均出现了短期经济大规模增长,后期增长乏力和停滞,陷入制度发展障碍,受到寻租(腐败)、社会治理危机、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长期困扰,最终酿成政治与经济危机。后发国家之所以落后是由多方面原造成的,一般以农业国、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等为主,先发国家的强制性资本输出、政治输出和文化入侵也是促使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输出无法持续。

图表3:重点国家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2018

1868年日本率先在东亚地区开始“脱亚入欧”的政治经济变革,“明治维新”塑造了日本新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以德国、英国为蓝本的工业布局、产业政策和举国体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经济面貌,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仍然保留了江户时代和幕府时代混合的天皇内阁制,传统政治制度的保留与经济的民主取向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格局。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最终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民主国家的障碍,武士精神支撑的体制演化为军政体制,走向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最终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原生逻辑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具有相对性,在增长乏力和逐步放缓的过程中,后发劣势开始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短板阻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图表4:印度工业化历史发展阶段

数据来源:毛克疾《“印度制造”的双重困境——印度工业化的曲折道路》载于《文化纵横》,2019

以农业为基础的亚洲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上普遍存在障碍,殖民地与外部侵略、本国的历史制度束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约等,复杂工业体系的建立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同一时期启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后发劣势”理论的部分观点。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启动的可行性以及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大量存在,这是“后发优势”无法单方面解释的原因之一。而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道路曲折,也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一部分继承英国殖民建设遗产和计划经济时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建设,另一部分独立后国家主导工业化到改革时期工业化进程加快,积累了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

三、经济增长极限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后发优势”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和“无形的手”无法形成裂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国家更加困难,毕竟结构性变迁改变的是整个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必须依靠“有形的手”即有效政府积极制定产业政策和规划,才能在短期内扭转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不可逆,这也是工业革命进阶的积极动因,减缓增长的极限,促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升,缓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一)后发劣势与经济发展周期并行

一般而言,动用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培育熟练工人,提供资金、技术以及市场是通行的作法,无论是“二战”后美国为扶持欧洲国家复兴主导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还是前苏联和中国在1949年在制定的“一五计划”,借助于苏联援助大力建设156个重点项目,为后期工业化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后发国家的模仿和依赖具有不确定性,如前苏联与中国关系的破裂引发的增长危机,导致“二五”计划举步维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赤字危机,严重挫伤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几乎打断了初期的工业化,这便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由于历史的原因,落后的后发国家发展工业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为集中,如果缺乏先发国家支持,在工业化各个阶段付出的制度成本更高。

图表5:18-20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占比(%)

数据来源:徐毅,巴斯•范鲁文《中国工业的长期表现极其全球比较:1850-2012年——以增加值核算为中心》

经济危机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近百年来屡次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不仅挫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而且正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增长危机和问题严重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欧债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当年追随西方国家的拉美等国均出现了衰退的趋势,经济增长停滞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凸显。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层出不穷,变革的紧迫性和危机感弥漫全球,不仅威胁到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而且引发了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面临的逆风加剧。危机并不会因为周期的结束而消解,而是在不断积压,“后发劣势”未能迅速转化,实现长期的增长和发展将变得极为困难。

图表6:2018年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中国商务部,2019

长期以来,后发国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表现出一种近乎“迷信”的状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余遗力移植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短期内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包括早期崛起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很快进入到中等收入乃至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是,从近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来看,以债务驱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支撑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并非“灵丹妙药”,饮鸩止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高企的债务赤字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希腊债务危机冰岛破产到西班牙意大利政局动荡,从美国“占领华尔街”德国“难民危机”到法国“黄背心运动”英国“脱欧”,这一系列事件均发生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十年。虽然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隐藏了无法回避的风险,增长的前景日趋黯淡。

(二)经济增长困境和改革的主要障碍

全球治理危机蔓延和变革的紧迫性已是共识,但改善这种局面的措施却显得极为缓慢。“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和民粹运动叠加,导致美国相继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以及部分国际组织,试图挑战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这种破坏性的政策价值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悲观情绪随着贸易战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现而达到新的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十年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斗争给未来的增长蒙上厚厚的阴影。这种复杂性是过去一段时期所不曾出现的,经济增长的问题虽然十分突出,而背后的政治、民生、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债务周期、放松金融监管等并不能彻底改变危机的本质,严重财政赤字与低经济增长耦合,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到负利率时代,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前景陷入“低谷”。

先发国家的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科技、教育、人才、制度等,但是其缺陷也在大部分国家存在,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问题、债务和赤字、选举制度挑战和民粹主义等。回到马克思主义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了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利润和生息价值等,其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无法调和。1929~1930年、1937~1938年、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以及2008年等多次经济危机出现具有很多的相似性,经济萧条、复苏、繁荣、危机等不断循环,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具有很强的周期性。技术的更迭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长有局限性,结构性调整缓解经济增长困局,却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基础。

四、后发国家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和可行性

“后发优势”是解释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工业化的重要理论,在抛开量化数据分析的要素之外,这种解释具有很强的经济史意义,无论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当代的后发国家,如印度、越南等正在成为其理论的证据来源。“后发劣势”则具有相对性,且呈现出与“后发优势”并行的结构性矛盾,处理矛盾的根本出路仍然在于结构性改革,也是破解内生性增长难题的重要路径。

(一)后发国家结构性改革难题

经济增长危机固然以当前的经济发展前景和世界秩序大调整密切相关,但更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全球社会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民粹运动的兴起激活了矛盾的焦点,改革的呼声甚高,导致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从“阿拉伯之春”到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政治危机,社会问题和民众怨气一时间爆发。这种无序的状态和政治博弈并不能改变经济增长的前景,反而导致改革问题迟滞,民众的生活陷入混乱,包括叙利亚等国出现的战争更是雪上加霜。外部的发展环境受到地缘政治的严重干扰,缺乏有利的、和平的发展环境,经济增长将出现停滞,改革无法启动。

图表7:巴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预测)

数据来源:张勇《巴西投资环境研究报告》,2019年5月

经济危机的爆发前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1929~1933年经济危机就是“一战”后利益分配不均和民族矛盾激发导致的严重衰退,并且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处理危机的手法局限于经济问题可能会适得其反,忽视政治变革和民众的福利改善产生的危害性更大。在资本主义国家,决策者的短视,选举政治阻碍了西方民主的改革,根深蒂固的贫困、高失业率和疲软的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动荡成为新的常态。如果无法改革这种不利局面,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信号将传递到世界各地,政府危机一度延伸到全球化治理危机,决策者将无能为力。结构性改革需要达成有利的社会共识,并且创造和平的国际与地缘政治环境,降低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以便于促进市场要素的国际化流动。

图表8:重点国家在关键竞争力驱动因素方面的表现

数据来源:德勤《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缓和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福利和生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却忽视了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不可分割,体制的束缚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遇到经济危机和增长低迷的阶段,如果没有更好的民主制度和管理方法,那么,即使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由于制度不完善和变革不彻底带来的危机。作者分析了日本和阿根廷的案例日本作为亚洲国家中率先崛起的国家,从明治维新的经济起飞到“二战”后期的再次崛起,却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长期停滞的状态;阿根廷在实现了一段时期的增长后也陷入了经济停滞不前的阶段,“拉美陷阱”持续困扰阿根廷的增长前景。

(二)激活经济增长的积极改革要素

反观中国的发展经验,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放眼寰球,中国近七十年独立自主的道路探索一方面表现出“后发优势”,一方面则在关键时期释放改革动力,化解危机的政策路径更具前瞻性,另一方面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更为谨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试验(包括经济特区)形成了良性互动,进而避免了危机的蔓延。后发国家的法律、政治与社会制度通常带有前工业化时代的特征,激活内部改革的活力,将有助于增加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要素。

图表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框架示意图

数据来源:国宏高端智库,2017年8月

全球化曾经是一个备受赞赏和造福世界发展的有利工具,但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也愈加明显,危机的全球化蔓延和经济增长的悲观情绪,将负面效应传播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西方国家将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如亚洲、拉美以及东欧国家,以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著称,却因为各个国家国情和历史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改革变得异常艰难。《增长危机》的作者丹比萨•莫约认为,要解决增长困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根除西方民主的短视问题、提升决策效率、改革选举制度等等,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并且为民众谋求平等和福利。同样,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深处下行周期,增长放缓和结构性矛盾突出,这都需要坚定改革的决心,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以改革释放增长动力。

后发劣势”的转化存在较大的外部溢出效应,贸易分工的关联性、美元结算体系、国际分工的价值链和地缘政治风险对后发国家的经济产生的影响更大,这与后发国家的脆弱性密切相关。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周期的成功概率极低,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技术、知识产权的比较优势较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世界银行等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问题依然是制约后发国家的重要因素。自21世纪80年代发达“去工业化”导致国家抗危机能力不足,重归实体和制造业,“再工业化”成为先发国家的政策取向,通过政府帮助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鼓励新兴部门增长,以缓解发达国家增长的困境。

五、结构性改革的内生性与稳定性选择

任何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经济模式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源自于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国情民意,而不是西方国家一直宣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唯一性。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具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民主制度和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缺陷,包括制造的贫富差距过大、高度依赖债务和赤字以及过度金融化等,造成“脱实向虚”和制造业空心化,解决这种循环往复的困局唯有立足于结构性改革的源动力。

(一)危机时期结构性改革的内生性

时至今日,是时候重新审视政府角色、民主制度、短视决策、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毕竟20世纪的政治经济已无法适应21世纪全球秩序调整和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的严峻考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相对性决定了后发国家在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选项,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政治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并存,改善生产关系,将经济成果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包括改进收入分配机制、财税体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等,化解系统性风险更为关键。修复生产关系的缺陷有赖于获得民众的支持,通过制度性改革解决区域差异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21世纪初开始的“阿拉伯国家危机”、拉美国家危机等等不约而同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经济衰退与政权频繁更替、政局动荡等激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却未能真正解决民众的需求,反而落入发展陷阱,物价急剧攀升、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层出不穷,改革的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关系。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分工不同根本上的由于技术的路径依赖,或者可以称之为后发国家出现的“比较优势陷阱”和“后发劣势陷阱”。

图表10:《世界经济展望》最新经济增长预测(百分比变化)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7月

当今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在已从美欧等发达国家转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如东亚三国、东南亚和印度等,均实现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早期以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为先导,20世纪80年代起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大规模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赶超计划将“后发优势”发挥到新的高度。而在经历结构性失衡(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供需结构脱节)后,中国决策层果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增长前景,并确立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目标。源自于本土的改革因素更能体现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真实性,在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更符合国家自身的利益,在推进中便能有的放矢。

(二)后发国家在危机时期的比较优势

客观上而言,后发国家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过程中正在重新审视“后发劣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意义,确保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本国的技术创新、后工业化、高科技布局等至关重要。2008年经济危机后,相继出现希腊危机、欧元区危机和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威胁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进程,技术限制、资本管制、关税壁垒等挫伤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信心,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等相继遭遇打压,扩大内需和激活本土市场成为新的共识。短期内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难度很大,且面临着国际贸易规则、资本、市场、技术等多种壁垒,改革的外部风险更大。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社会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共识,以及由这种共识带来的民众支持,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同时包括在改革政策执行中的效率。

图表11:2008-2018波兰GDP增长分布(亿美元)

数据来源:Word Bank,2019年9月

值得注意的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实证仍然需要时间检验,特别是在大的经济周期面前,部分后发国家面临的危机形势更加严峻,改革的源动力将大大削弱,这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问题,更为棘手的是社会民生、政治制度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观察到,虽然近期巴西经济复苏缓慢,政局动荡,出现了周期性波动,但是基于巴西较强的经济实力、庞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工业体系、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巴西经济增长前景较好。东欧国家中率先崛起的波兰“一枝独秀”,自1995年以来,波兰成为世界上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2018年波兰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1%的水平,而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波兰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4.3%,显示出波兰经济的韧性。纵览巴西、波兰等国的成功转轨经验,基于本国的政府政策、决策效率和国内产业结构之上,进一步佐证了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性

从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改革进程和实证案例来看,结构性改革比激进的改革更趋于稳定,成本更低,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对于解决“后发劣势”问题行之有效。四十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渐进式改革模式是主流和社会共识。于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区域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结构性改革产生的负面效应和改革成本能够降到最低,如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等。事实上,这种模式的选择并不妨碍其“后发优势”的实践,包括指导金融支持实体(“脱虚向实”、普惠金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高科技产业布局(工业规划2025)等,确保了经济下行周期内的稳定增长,避免了经济的“断崖式”下跌,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地具有显著成效,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六、后工业化时代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博弈并非是两种理论的对立,而更多的是在不同历史周期体现出的一种辩证思维,对于后发国家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21世纪初期经济学者林毅夫与杨小凯二人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辩在现在看来仍然启发性,根本性在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与先发国家存在的紧密联系,在全球化时代演变为一种互相依赖。

(一)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趋同性目标

2008年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竞争加剧,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制定本土化的工业发展规划,核心便是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性失衡的压力,2015年中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推动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确立“三步走”战略和工业化的未来发展目标。即使是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日本等在技术研发和工业化方面仍然不遗余力,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这种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在先发国家屡见不鲜。早期的后发国家如德国、日本、韩国等均开启了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力图保持竞争优势,而作为后发国家的印度、中国等紧随其后,继续维持新的“后发优势”,但是,此时的“后发优势”将更着眼于长期的战略规划自主创新的政策取向

图表12:中国制造2025规划战略目标分布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2015

中国大力实施的工业规划2025和工业4.0革命,是支撑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技术力量,同时,中国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基于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化的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其他后发国家难以匹敌的。在全球化贸易不景气和世界经济动荡不安的时期,无论是巴西经济的企稳回升,还是波兰经济的稳定增长,都在深刻表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博弈所带来的结构性改革的良好预期。结构性改革的自主性和本土化色彩印证了内生性增长理论的价值,在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将以内因为主,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普适性所不能替代的。

(二)结构性改革的自主性和本土色彩

于先发国家而言,结构性改革应当成为其重要的政策选项。多次经济危机已经表明,“饮鸩止渴”式的改革措施只会将危机延后,并掩饰大量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有制不可调和的矛盾仍是根源。“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判断概述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逻辑。

图表13:主要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战略规划

数据来源: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2019年10月

从部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现状来看,政治制度、社会民生相较于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后发劣势”正在演变为新的“先发劣势”,而“后发优势”则面临新的挑战。制度周期将是继经济周期、债务周期之后最为关键的周期,并且这种周期的表征正在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同时出现,而行之有效的破解之道就是结构性改革,凸显后工业化时代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竞争更加“白热化”。由于各国的历史、国情和工业化进程千差万别,决定了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选择迥异。普遍的共识是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经济增长困局的战略选择,自主创新和本土化实践更加突出,这也是“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理论需要创新的方向。

图表14: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

数据来源:《以供给侧改革推进全面改革》,《上海证券报》,2016

2008年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经济复苏一再遭遇“欧债危机”、“贸易战”等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促使先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再次重启。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书》更成为德国国家战略,致力于全面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占领先机。2014年,韩国则推出《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标志韩国工业4.0战略正式确立,确立韩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日本积极衔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战略思想,推出“安倍经济学”等新理念,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并通过《2017年未来投资战略》,肯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潜在经济价值,将提升效率和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展方向。

七、结语

回顾整个工业化时代,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全球的政治与经济版图,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处于这种版图的变化之下,秩序和力量的对比不断改变竞争的版图。后发国家追逐工业化的目标始终未曾改变,工业化水平代表了经济实力和国家能力,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在经历多次的经济危机后,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均在经济增长上表现出疲软的态势,前景不明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竞争和博弈的层面更加深刻、复杂,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牢牢联系在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竞争的焦点,于发达经济体和增长势头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也是过去近二百年工业化进程所不曾遇到的情况,抢占先机更为关键。制度的改革和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效的决策和制度,更有利于工业化的推进。

从近两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中,我们看到所有主动或被动参与到工业革命的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实证案例,“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所提出的意义正在于此。在强调“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时,强调经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尊重本土化实践是结构性改革所倡导的原则,而结构性改革首要的前提是符合本国的工业化水平、进程和目标,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落地,将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效用,将“后发劣势”降低到最低限度。“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比较逻辑延伸到相对优势,以及二者的互相转化,更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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