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外开放分析：开放进程谨防风险，外资银行重点突进

作者：平安证券宏观组 

来源：宏评债论

平安观点

本报告是我们新时代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研究系列的第四篇专题，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既是银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报告首先总结了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现状，然后对比研究了不同开放路径对银行业影响的国际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未来中资银行面临的潜在冲击与应对策略，具体如下：

>>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现状

外资银行通过自设分支机构和入股中资银行两种策略布局中国市场，目前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增速有所下降，资产占比震荡下行，目前不足2%；第二，资产收益率低于国内银行，但自2016年外资银行加大业务创新以来，其资产收益率持续攀升，与国内银行之间的差距震荡收窄，一度与城商行持平；第三，外资银行的经营更加稳健。不良贷款率一直低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拔备覆盖率都高于国内经营较为稳健的大型商业银行；第四，金融危机之后，外资银行频频撤资大型商业银行，转而显著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入股，尤其是股权较为分散的中小银行，外资银行的股东地位大幅提升。

>> 不同开放路径对银行业影响的国际经验分析

通过总结分析不同开放路径下，印度银行业成功的开放经验和阿根廷开放的失败教训，可以得知一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应该遵循如下原则：第一，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应该同时推进，甚至应该首先对内改革（包括对民营资本开放）强化本国银行业的竞争力；第二，采取审慎、渐进的开放路径，防止银行业被外资掌控；第三，金融开放的本质是引入竞争，要避免外资银行通过自身的优势在某一领域形成新的垄断；第四，在银行业开放的过程，维持稳健的经济基本面非常重要；第五，金融服务业开放与资本管制并行不悖，保持适当的资本管制至关重要。

>> 开放新阶段下中资银行面临的潜在冲击与应对策略

外资银行未来可能在如下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其一，加大对长三角和珠三角重点城市布局，这会加大对股份制银行的冲击；其二，加大对中小企业服务、高端财富管理业务尤其是全球财富管理，以及金融资产交易业务布局；其三，加大对股权分散的城商行、农商行和其它非银机构股权投资，实现综合化经营。也不排除外资银行通过并购重组中资金融机构来增强竞争力的可能性。

中资银行的应对策略：第一，立足国内提高效率，在保持传统业务优势的同时，加强对非传统业务的人才、科技和资源投入，稳步推进多元化转型。第二，有的放矢的进行国际化布局。业务方面，逐渐实现由当前立足于服务“走出去”企业的业务模式向全球化经营、充分融入当地市场的综合化模式转变；空间方面，加大对经济增长前景较好、华人人口众多、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地区布局，如东南亚；顺应国家战略部署，结合企业“走出去”需求，强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点覆盖。第三，通过引进股东的方式，加强与外资银行合作，弥补发展短板。

正文

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开，银行业开放进入新阶段

1.1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迄今为止大致包括四个阶段。从内容上看，我国的金融开放包含金融服务业和资本项目两个层面的开放 。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包括金融机构牌照、外资持股比例以及具体金融业务范围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主要是便于跨境资本流动，具体包括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跨境资金的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内容。银行业的开放属于典型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我国银行业的开放一直在谨慎推进，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中表态“大幅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落地于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及放开外资经营限制，标志着我国金融行业迎来全面开放的新纪元。具体来看，我国银行业开放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起步探索阶段。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我国的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这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开始对外开放。在起步探索阶段，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采取试点的原则，地域主要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而且，外资银行只能在我国设立代表处或分行，业务范围限制在外币业务。

第二阶段（1994-2001年）：市场化程度提升。1994年我国颁布外资银行相关法规，允许外资银行可以办理人民币相关业务，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有所增加。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经营的市场化程度提升，外资银行办理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进一步被削弱。

第三阶段（2002-2017年）：全面开放阶段。2003年底，我国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并做出单一机构不超20%、多家不超25%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之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地域、客户限制以及业务非审慎限制基本取消，只保留市场准入、持股比例、设立形式等方面的限制。这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基本已经全面开放。

第四阶段（2018-至今）：金融开放新阶段。2018年我国金融行业迎来全面开放的新纪元。十九大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为国家提速金融开放奠定基调。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开放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金融业务限制大幅放宽。就银行业而言，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被取消，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最新公布的金融开放“国11条”进一步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不仅仅银行业，证券、保险以及金融市场我国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中国的金融开放全面加速进入了新阶段。如，2018年证券、基金、期货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且3年后不再受限，2018 年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3 年后不再设限。2019年底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最近的“国11条”进一步开放了信用评级、理财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金融机构，充分体现了“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方面能够引入海外资金，增加金融市场活跃度，引进国外成熟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会加剧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程度，迫使国内金融业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从而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分。

1.2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现状

自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加快，外资银行通过自设分支机构和入股中资银行两种策略，积极布局中国市场。

1.2.1 资产规模持续增加，但占比依然较低

2002年我国外资银行规模为2881亿元，之后持续增长，2018年底外资银行规模为44177亿。在金融危机之前，外资银行迅速扩张，资产年均增速高达66%；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受全球金融监管的加强，外资银行在全球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在全球采取收缩战略，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增速也出现一定的下滑，从2010—2018年资产年均增速为17%。

从资产占比来看，在金融危机之前，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在银行业占比持续上行，并在2007年达到最高为2.29%；之后开始震荡下行。随着2016年底中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中国中小银行的资产增速开始大幅下降，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比自2017年又开始缓慢上行。但整体来看，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比依然较低。

从资产类别来看，外资银行也在不断调整其资产结构。以企业贷款为代表的传统业务占比持续下降，自2016年开始，外资银行加大对其他资产的资金投向，其他资产的规模占比迅速上行。外资银行的净息差持续低于本土的商业银行说明相较于本土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对传统业务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1.2.2 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但经营更加稳健

根据2019年1季度最新数据，外资银行资产利润率为0.64%，低于国内整体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1.02%。但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资产利润率之差却在震荡收窄，2016年1季度时，二者的资产利润率之差达到最大为0.87个百分点，之后外资银行加大业务创新，压缩传统贷款业务，资产收益率开始震荡上行，并于2018年底与国内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之差达到最低为0.15个百分点。

此外，从趋势上来看，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还处于下行趋势，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已经基本扭转了下行趋势。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转型，传统业务对于银行盈利的贡献呈不断下降趋势，外资银行当前的业务劣势也会不断减小；而外资银行的很多优势业务都是未来我国银行转型的重点业务。展望未来，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与中资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

虽然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较低，但外资银行的经营更加稳健。从不良贷款率来看，外资银行一直低于我国的商业银行。从2012年开始，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持续上行，但随着外资银行的业务转型，其不良贷款率迅速下降，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整体还没有出现下行趋势。从资本充足率和拔备覆盖率来看，外资银行都处于高位，且都高于国内经营较为稳健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风险偏好稳健，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这与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历经百年沉淀，形成了稳健的风险文化有关。

在2015-2017年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爆发式增长，农村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资金余额增加227%，经营最为稳健的国有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也增加52%，只有外资银行逆势收缩理财业务下降10%。在本轮金融监管之前，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模式经历了由“通道”业务向“同业”业务的转变，同业理财就是典型的同业业务。我国中小银行依赖同业业务迅速扩大资产规模，但也积累了金融脆弱性，具有不可持续性。外资银行在理财业务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短期大力发展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但由于意识到我国理财产品业务模式存在合规风险难以持续，不但没有追风大肆发展，反而逆势收缩，充分显示其经营的稳健性。

1.2.3 外资入股青睐中小银行，股东地位大幅提升

2003年以前，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均采取个案报批制度，入股比例均在5%以内。2003年，我国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拉开了外资银行正式入股中资银行的序幕。截至2007年年末，共有25家中资银行引入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额为212.5亿美元。2008年以来，外资银行入股行为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

第一，大型银行的境外投资者频频撤资。在中资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后，境外投资者通过减持、出售股份实现丰厚收益。如高盛集团2013年减持工商银行股份、美国银行2013年减持建设银行的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2009年减持中国银行的股份等。

第二，外资银行显著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入股。金融危机后，外资银行在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撤资的同时，将持股目标转为中小银行尤其是区域性的城商行和农商行。

第三，外资银行的股东地位大幅提升。从外资银行的持股结构可以发现：其一，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大幅提升。2008—2017年，撤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平均为5.9%，新入股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平均在13.8%，有8家外资银行成为第一大股东；其二，新入股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低，外资银行的股东地位大幅上升。新入股银行的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平均为53.8%，而我国上市银行前五大股东集中度平均为70%，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高达90%。外资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仅低于中资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3.1个百分点。

综上可知，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外资银行资产规模迅速增加，在银行业规模占比持续提升；在危机之后，由于国内中小银行迅速扩张以及外资银行在全球采取收缩战略，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增速有所下降，资产占比震荡下行，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不足2%，依然较低。由于监管的约束，外资银行的业务优势并没有完全体现，资产收益率低于国内银行。但自2016年外资银行加大业务创新以来，其资产收益率与国内银行之间的差距震荡收窄，一度与城商行持平。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转型，传统业务对于银行盈利的贡献呈不断下降趋势，外资银行当前的业务劣势也会不断减小；而外资银行的很多优势业务都是未来我国银行转型的重点业务。展望未来，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与中资银行盈利能力之间的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

虽然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较低，但外资银行的经营更加稳健。从不良贷款率来看，外资银行一直低于我国的商业银行。从资本充足率和拔备覆盖率来看，外资银行都处于高位，且都高于国内经营较为稳健的大型商业银行，凸显了外资银行经营稳健的风格。此外，从入股行为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外资银行频频撤资大型商业银行，转而显著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入股，尤其是股权较为分散的中小银行，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大幅增加，股东地位大幅提升。

[1] 陈卫东等，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发展、影响与政策，《金融监管研究》，2018年第10期。

二、不同开放路径对银行业影响的国际经验分析

随着一国银行业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银行的数量和市场份额也不断扩大, 这会对该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怎样的变化，目前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从理论上来讲，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由于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完全一致。因此，本部分我们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来研究银行业开放的潜在影响。

2.1 印度成功的经验：开放与改革审慎并行，同时保持资本账户管制

为了提高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印度银行业采取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行的发展路径。在对内改革之前，印度银行业多为国有银行，实行利率管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较高，业务拓展能力较差。为了稳健的推动银行业对内改革，印度银行业首先实施了利率市场化并建立了相对严格透明的金融监管体系。如降低准备金的比例，减少优先贷款的比重，逐步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一些贷款利率的优惠以及对同业拆借、银行间短期存款票据贴现和其它短期利率的管制；建立CRISH和ICRA作为信用评级机构，为银行信贷活动提供依据，但是在信贷方向上，规定对 “优先行业”提供优惠贷款；规定银行需要按照国际标准公开资产负债表，保证了对银行风险的监控；设立了坏账准备金制度，防止银行风险继续扩大；成立了大约20000家非银行金融公司为银行不能提供信贷的那些部门提供信贷服务，分散了银行信贷的风险；允许关闭经营不善的分行，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此外，印度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如取消汇率双轨制，实施有管理浮动的汇率体制，从而印度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率，银行储蓄存款不断增加。

在1991年，印度开始正式推行对内改革，允许私人入股国有银行，但股份不能超过49%；1993年起，印度开始允许私人开设银行。直到1995年，印度银行业开始对外开放，整体采取渐进审慎的开放原则。每年允许8家外资银行设立分行，1998年起增加到12家。印度不允许外资控制国内银行，外资银行只能通过设立分行来进行扩张。1994年以前印度只有24家外资银行与156个分支机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969年国有化之前存在，1990年以来只开设7家分支机构。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印度对资本账户采取了较为克制的开放措施：一是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较为开放而对流出较为严格；二是对波动性较大的债务类资本流入实行限制，而非债务类资本流入则较为开放；三是对居民管制多，非居民管制少；对个人管制多，企业次之，银行再次，机构投资者管制最少。

由于资本流动没有完全放开，而且对投机性资金的管控更加严格，因此在整个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印度的整体宏观环境一直保持较为平稳。随着银行业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印度银行业的格局也发生较大变化，具体如下：

其一，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占比发生变化，国有银行占比不断下降，私营银行占比持续上升，外资银行在开放初期资本规模迅速扩张，之后小幅下降并逐渐转为平稳，这可能是由于对外资银行存在某些政策限制以及外资银行对进入新兴市场国家较为审慎有关。整个银行业国有银行占比由1990年的90%下降到2001年的75%，但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印度政策当局并没有丧失对整个银行业的控制主导权。

其二，银行业的竞争加剧，存贷款市场集中度下降。从1992年开始，印度银行业的竞争开始加剧，用来反映银行业集中度的赫希曼－赫菲德尔指数（反映市场集中度的综合指标，用某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呈现震荡下行态势。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国有银行的占比有所下降，但国有银行利润总额占整个银行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并没有下降，说明面对私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国有银行也积极做出调整。

其三，银行业的稳健性提升，表现为不良贷款率的持续下行以及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改革以来印度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幅改善，1995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9%的有17家，占银行业的比例为18.5%；2004年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9%的只有2家，占银行业的比例为2.3%，资本充足率高于10%的银行家数大幅增加。此外，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也从1997年的15.7%下降到2007年的2.7%。

其四，除外资银行外，印度国有和民营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大幅改善，银行业中介成本占总资产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中，私营银行中介成本下降的幅度最大，从1992年的2.97%最低下降到2000年时不足2%；国有银行的中介成本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从1992年的2.6%最高上升到1996年的2.99%，之后持续下降到2004年的2.2%。这意味着国有银行在面临银行业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竞争时，初始虽有竞争压力，但之后做出积极应对，经营效率大幅提高，对应的中介成本也持续下行。有趣的是外资银行，在改革初中介成本较低，具有竞争优势，但随后震荡上行之后又呈下降态势。

2.2 阿根廷失败的教训：过快开放丧失控制权，资本账户放松加剧冲击

KA-OPEN指数可以较好的反映一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分析阿根廷的KA-OPEN指数变化，可以发现阿根廷历史上有过三次明显的金融开放，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初步金融开放、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金融开放以及21世纪的谨慎金融开放。阿根廷在前两次金融开放中都采取了激进的开放策略，尤其是第二次实施了快速的全面开放，结果每一次金融开放都以危机的爆发而中止。阿根廷在本国金融行业还处于发展初期时就完全对外开放，大幅放开银行业准入限制以及相关业务限制，叠加经济基本面较为脆弱，难以应对外资的竞争和冲击，本国的银行业基本被外资主导。此外，阿根廷在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同时，放开了资本管制，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进一步加剧了外在的冲击和本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步启动金融开放。阿根廷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国内生产力低下，本国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对外开放。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举措比较激进，具体体现在：第一，只用两年时间就取消了所有的利率管制，实现了全面的利率市场化；第二，放松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开设要求，全面扩大银行的各类业务范围，对内资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积极推进金融国际化；第三，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取消资本账户管制。

阿根廷激进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带来如下一系列的负面影响：（1）GDP增长剧烈波动，恶性通胀没有任何缓解；（2）利率市场化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不得不转借国际市场融资，外债规模快速增加；（3）企业违约率上升，叠加金融开放，严重冲击银行系统，银行不良率攀升，有很多银行由于企业违约而破产，国内的金融风险较高；（4）比索大幅贬值；（5）货币贬值进一步增大外债规模，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全面推进金融开放。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使得金融改革不得不中止。债务危机之后，为尽快恢复国内经济，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大力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经济自由化。然而，阿根廷政府片面的追求自由化和经济高增长，忽略了实体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为日后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2]。

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阿根廷政府再次扩大金融开放。一方面，完全放开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外资银行迅速发展。1992年外资银行占阿根廷银行业资产的比重仅有18%，5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至52%，到2001年时外国资本控制银行资产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至67%。在阿根廷十家最大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8家，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等美国著名银行。阿根廷政府彻底丧失了对本国银行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阿根廷政府大力开放资本市场，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自由可兑换。阿根廷资本市场的开放依然是激进、直接开放，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但很快发生了大幅下降。资本账户的开放同样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但这些资本都是投机性的不稳定的，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入和流出加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2001年年底，阿根廷政府宣布延期偿付政府债务，债务危机再次爆发。

综上可知，新自由主义改革给阿根廷低迷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激进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致使本国银行业掌握在外资手中，以及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导致国际资本自由的快速流入流出，大大加剧了本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给阿根廷造成沉重的打击。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谨慎推进金融开放。经过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使阿根廷意识到“过快”、“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问题，2001年的危机之后，阿根廷开始加强资本管制、对外汇和金融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以及放缓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这标志着阿根廷的金融开放进入审慎阶段。这一政策转变使得阿根廷逐渐从危机解救出来，在2003-2008年期间连续6年保持7%-8%的高速增长。

通过总结分析印度银行业成功的开放经验以及阿根廷金融开放的失败教训，可以得知一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应该遵循如下原则：第一，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应该同时推进，甚至应该首先对内改革（包括对民营资本开放）强化本国银行业的竞争力；第二，采取审慎、渐进的开放路径，防止银行业被外资掌控；第三，金融开放的本质是引入竞争，要避免外资银行通过自身的优势在某一领域形成新的垄断；第四，在银行业开放的过程，维持稳健的经济基本面非常重要；第五，金融服务业开放与资本管制并行不悖，保持适当的资本管制至关重要。

[2] 吴婷婷 高静（2015）：自由化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危机——来自阿根廷的教训及启示.《拉丁美洲研究》第5期。

三、开放新阶段下中资银行面临的潜在冲击与应对策略

3.1 外资银行未来可能重点布局方向

在利率市场化与对外开放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银行业各业务条线的竞争强度将会显著加强，中外资银行各具优势。中资银行的优势在于星罗棋布的银行网点、高度黏性的用户群以及对本土文化与政策环境的熟悉。外资银行的优势在于综合金融的多元化业务、量身定做的财富管理能力以及经验丰富的国际化服务。在金融开放的新阶段，我国大幅放开了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和金融业务限制，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战略可能将由当前的主要服务外资企业转向向中国的本土企业和高净值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未来可能在如下领域进行重点布局，中资银行面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第一，加大对长三角和珠三角重点城市布局。东部沿海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外资银行资源投入的重点地区，并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2017年年末，上海地区外资银行资产规模达1.5万亿元，占同期上海银行业总资产的10.6%；在全国39家外资法人银行中，有21家把总部设立在上海。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进一步开放、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以及粤港澳湾区一体化的加强，外资银行将会进一步加强对长三角海和珠三角重点城市进行布局。考虑到，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也主要设立在沿海、沿江、沿边等经济中心城市（国有大行网点分布较为均衡），未来外资银行在沿海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将会加大对股份制银行的冲击。 

第二， 加大对中小企业服务、高端财富管理业务尤其是全球财富管理、以及金融资产交易业务布局。外资银行在深耕业务时，通常会同时考虑自身的优势和当地的金融需求，在华的外资银行可能会在如下业务领域进行重点布局：1）做精中小企业服务，寻求差异化竞争。由于外资银行不具有中资银行与大型国企和地方国企的友好关系，外资银行转而寻求为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服务，通过持续的服务在促进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也分享其成长的收益；2）高端财富管理业务。外资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全球单一账户管理以及丰富的跨境投资产品，客户只需要一个账户即可实现全球资产配置，外资银行在全球财富管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3）金融资产交易业务。国际大型外资银行历史较长，经历过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交替监管，人才储备多元化，在现金管理、金融资产交易等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大幅放开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金融资产交易业务有望成为银行重要的收入来源。

第三，加大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实现综合化经营。金融危机之后，外资银行在对大型银行股权投资撤离的同时，也在加大对中小银行的股权投资，尤其是那些股权较为分散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随着中国对外资银行股权投资比例的放开，外资银行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中小银行的股权投资，甚至成为一些银行的控股股东。通过对中小银行的股权投资，一方面可以提升外资银行的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成为控股股东更好的利用本土银行的优势。此外，本次的金融开放不仅仅局限于银行业，证券、保险、信托以及理财子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都大大提升，未来外资机构可能会通过参股或控股这些非银机构，实现在华业务的综合经营，这也意味着我国未来可能会出现外资金融控股集团。

3.2 中资银行的应对策略

外资银行结合中国的金融需求和自身优势，在上述领域重点布局，必然会加大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而上述领域往往又是中国本土银行的短板，这就倒逼本土银行加快结构转型，中资银行可以采取如下的策略来应对金融开放的冲击：

第一，立足国内提高效率，循序渐进的进行多元化转型，增强非传统业务的竞争力。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依然在国内，未来仍应该深挖国内市场，尤其是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银行业的格局有可能会重塑，这更需要中资银行立足国内，提高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外资银行加大布局，非传统业务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这要求中资银行在发挥传统业务优势的同时，也要逐步加强对非传统业务的人才、科技和资源投入，与外资银行进行差异化竞争，稳妥的推进多元化转型。

第二，根据业务优势有的放矢的进行国际化布局。与欧美日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未来中大型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有的放矢的进行国际化布局。在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应该遵循海外扩张的一般规律，从业务和地域两个角度理性布局。业务方面，稳步实现由当前立足于服务“走出去”企业的业务模式向全球化经营、充分融入当地市场的综合化模式转变；空间方面，加大对经济增长前景较好、华人人口众多、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银行业整体表现良好地区的海外扩张力度，如北美和东南亚地区；顺应国家战略部署，结合中资“走出去”企业金融需求，强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点覆盖。对于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如在北美应重点发展财富管理、金融资产交易等创新业务；在东南亚华侨分布密集的地区，可采取银行并购和设点并行的方式，对当地市场进行“深耕”；对非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应积极跟随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通过设点方式实现海外布局[3]。

第三，加强与外资银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外资银行在产品创新、风险管理、海外国际化以及组织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显著的竞争优势，中资银行可以通过引进股东的方式，加强与外资银行合作，弥补发展短板。

[3] 陈卫东 熊启跃（2018）.日本银行业新一轮海外扩张及其对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