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位者,深圳

作者:董指导

来源:科创远川汇

深圳的历史并不长,从1979年迄今,不过40个春夏秋冬。但这个当年仰望对岸东方之珠的小渔村,已经发展为1997.5平方公里的都市。这里拥有10个区、74个街道,其中不足20平方公里的粤海街道被誉为最强街道办,先后孵化出了中兴、华为、大疆等令美国人忌惮的公司,以及腾讯在内的112家、总市值超过4万亿的上市公司。

历经数次“移民潮”,深圳常住人口40年增长了40倍,达到1253万人。其中,私营个体就业人员爆炸式增长了1165倍,一批批中国梦在深圳追逐。市内8条全长265km的地铁,播放着普通话、粤语、英语,全年将163702万次人运送到各角各落,包括600米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441.8m的京基中心、383.95,m的新兴广场等等。

这些高楼大厦、科学园区、工业基地内,活跃着1769876家企业,分布在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其中国家级高新企业近1万家,贡献了2万亿的GDP。

这些绚丽的数字,组成了深圳速度、深圳奇迹。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是深圳一次次在政策、法规边缘的“越位”和“违规”。

01 违宪边缘也要搞

1979年12月31日,时任深圳房管局长的骆锦星心怀忐忑地接见了一位客人:香港妙丽地产集团的董事长刘天就。两个人准备谈论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由深圳出地,香港出资,双方合作建一个商品房小区以出售获利。

这件事的“忤逆”之处在于,当时的法律,是明文禁止土地出租和出售的,而社会舆论对于盖商品房卖给香港人也非常不耻,认为是“给资本家盖安乐窝”。更为棘手的是,骆锦星对于商品房生意一无所知,即使对方暗藏套路,自己也只能吃哑巴亏。

法律的红线、舆论的质疑、经验的欠缺,都让骆锦星倍感压力。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骆锦星担任房管局长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要给科级以上干部准备240套,总计超过2万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宿舍。他算了算账,建好这些宿舍至少需要200万,但上面的拨款,最多只有50万。面对遍地污水蚊虫的荒地,骆锦星决定,还是要冒险一把。

他很快就想好了合作方案,模仿当时三来一补中流行的“补偿贸易”,把土地出租冠上贸易合作的名头,绕开法律里的规定。虽然形式有了,但地租这个颇有资本主义味道的词,却成为了障碍,尤其和当时的经济、制度理论相违背。为此,骆金星日夜翻看马列著作,终于在恩格斯的话里找到了答案:

“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简单而言,只要能为社会、为国家服务,那么地租也是可以存在。

看到这段话的骆锦星如获至宝,不仅立刻上报市委书记作为“补偿贸易”的理论依据,更是通知房管局的干部们牢牢背诵这段话,以应对未来的舆论战。随后骆锦星用四辆旧自行车冲抵注册资本,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并约定利润的85%都归深圳方。项目运作后,房子销售良好,收益颇丰,宿舍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这次成功给了深圳政府信心,于是,从1982年初开始,特区政府也开始用银行贷款进行市政基础建设和开发,并以土地使用费的名义征收地租。通过预售的方式,5年时间里,用初期的3000万本金,撬动了76.3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由于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希望能够自行建设开发土地,因此,深圳再次进行了一次越位冒险:在违宪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拍卖。

尽管地租的形式将土地变成了黄金,但租和卖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人指责,拍卖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违宪”“卖国”。特区政府不得不把“拍卖”更名为“公开竞投”,顶着压力在报纸上刊登了《土地竞投公告》,在深圳会堂公开拍卖编号H409—4地块的50年使用权。

1987年12月1日,包含9家外资在内的44家企业参加了竞拍,经过17分钟角逐后,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竞拍成功。世纪之响,令现场气氛盎然。拍卖官甚至不得不对着记者连续三次重复落槌,以抓取到最佳的那一刻。

骆锦星参加1987年首次竞拍

1987年深圳三块土地拍收了2336.88万元,等于前两年全部的土地费用收入。这些资金随后成为工厂马路、学校医院、高楼大厦。虽然钱有了,但舆论争执并没有结束。1988年3月,几个省市负责人向国务院特区办“质询”,直指深圳卖地“违宪”。

但,此时深圳市相关部门的理论认知水平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时任市长李灏回应道, “没有违宪,土地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双重属性,我们转让的是使用权。老的宪法本身不够具体,还在完善的过程中”。

1个月后,《宪法》修改,规定土地所有权依然由国家控制,但允许使用权有偿转让。5年后,土地招拍挂制度在全国正式确认。深圳在土地制度方面的两次冒险、一次违宪,犹如机油加进了城市建设这列车里,也成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源。

02 没有批文先开张

八十年代初期,深圳出口贸易起步勇猛,没几年总量就达到了全市产值的一半。然而,看着日益攀升的出口额,企业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外汇管制就像绳索,套在了想要想跨步前冲的企业主的脚上。

成立四年的特发集团,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决定做出点尝试,于是,两名经历在集团内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外汇调拨。不料,很快便被中纪委发现,并定性为“倒卖外汇”。

就当相关处罚即将实施时,刚从国务院调任深圳市市长的李灏立即出手制止,认为特发的行为并不是谋私利,虽然合理不合法,但不是理不对,而是法要改。

李灏的观点十分大胆出格,而更加出格的是,他打算立刻改变这种状况。李灏找到时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的罗显荣,希望他在没有任何批文的情况下,先解决当下的外汇窘境。罗显荣觉得不合流程,而同事也提醒他,“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但李灏决心已定,他一方面声明只在深圳搞不会扩大范围,另一方面极为决绝地保证道,“能不能搞成是老罗你的责任,要是搞出来有问题是我的责任。”

1985年11月,在尚未获得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许可的前提下,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而且“违规”经营了三年之久才获得正式批复。但这三年期间,成千上万的企业,开始利用外汇扩大业务、加大投入、抢占先机。

看到深圳的成功经验后,监管机构先后在40多个城市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促进了出口企业的高速发展。而深圳也在看到资金保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后,打算再做一次尝试,搞活股票融资。

在1983年,深圳就发行了全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随后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90年时高达2000多家。但股票交易市场却非常薄弱,只有3家营业厅,5只股票。但营业厅外等待购买的长队可以排到几十米开外,反而滋生出股票黑市买卖。

冒雨领取申购的证的股民,深圳,1992年

深圳市打算建立证券交易所来规范市场,但材料上报至北京后却迟迟没有音讯。当年11月22日,李灏来到了国投大厦15楼的交易所筹备办公室,当了解到,各项筹备已经完善,只差批文时,他当即指示:“还等什么?明天就开业!这件事今天在这里就最后拍板定了,今后不再开会研究![1]”

于是,12月1日,就像外汇交易中心一样,没有拿到批文的深交所,“黑户”开业。工作人员从香港买来一口铜钟,洪亮的响声,振奋了企业的心。交易开始规范,企业融资也更为便捷。5个月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文才缓缓到来。

03 一块牌子摘又挂

1979年,袁庚从领导那边获得了2.14平方公里的半岛,尝试工业区建设。他立下心愿,不仅是工业区,更要让蛇口美丽赛过夏威夷。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难题。吃大锅饭的工人们,虽然一身肌肉却行动迟缓,短短几十米的路,一天也不过拉二三十车建筑材料,工程进度十分缓慢。

袁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番思索后,他打算用绩效激励:每天超过40车以上的,每车多奖励4分钱。

工人们听完按捺不住肱二头肌的颤动,但也心生疑惑。毕竟在当时,计件工资、奖金奖励都是社会主义禁忌,是违规的做法。但袁庚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

随后的效果十分显著,每天的工作量翻了三四倍,一期工程提前一个月完工。而合计计算后,发给工人的奖金还不到多创造产值的2%, 可谓是项目方和工人的双赢。正当双方举杯共庆时,一盆冷水却浇了下来。

社会舆论批评蛇口“滥发奖金”,“奖金挂帅”;劳动部得知此事后,立刻发文禁止蛇口实行奖金制度;交通部四航局则下发通知规定,“职工全年奖金最多不能超过两个月的标准工资总额”。

刚刚越位的奖金制度,被吹哨叫停。同时被叫停的还有蛇口工程建设。没有了激励制度的工地,又恢复了平静与懈怠。眼看着二期工程就要延误,袁庚下定决心,哪怕对抗了两大部委和社会舆论,哪怕违规,“奖金制度也一定要搞”。1980年5月,他把申请奖金的报告直接递交到了中央,为了保证一定被看到,他还通过新华社内参也递交了一份。

焦急等待了2个多月后,批示下来了:“(对于奖金制度)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啊?

奖金反对者们被痛批,袁庚这次“越位进球”有效。奖金制度恢复,工地也重新喧嚣了起来,看着工程的快速推进,心情激动不已的袁庚将一块三合板立在了蛇口工业区,在上面写下了大大的12个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图片来源:招商局集团

这块牌子立出来后,便有人骂道“既要钱,又要命”,甚至指责特区“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袁庚迫于压力,三天后就把标语牌收了起来。随后的几年里,这块牌子又立起来过两次,但又都被快速被撤下。

一块牌子,摘了挂,挂了摘,舆论压力下的“越位”,困难可见一斑。而袁庚最大的冒险也即将到来。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蛇口,袁庚提前赶到邓小平必经之路,找来了一大块铁片,写上了十二字标语,立在了路旁。袁庚身边的同志一看,都吓傻了,纷纷劝他 “万一….”,袁庚却坚持:“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幸运的是,在随后的汇报中,邓小平对这块牌子的评价是,“很好”。听到这句话的袁庚,按捺住激动对秘书说“记录下来,首长说:很好”。

自此以后,这块牌子再也没被撤下,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越位”经验,也深深地贯穿了深圳发展的始终。

04 人才保障滚滚来

尽管奖金制度提高了特区工人们的积极性,但有视野、有知识、有技术、有魄力的人才、干部,依然非常紧缺。当时流传着几个笑话,可见一斑。

比如,剑桥大学访问团来蛇口工业区参观,工业区一名干部很真诚地问道:“你们‘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啊?”再比如,蛇口工业区的领导接待美国商务代表团时询问,“英国人讲英语,请问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

羞红了耳根的袁庚,在80年代初决定开启招聘制,打破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包分配、终身制”的铁饭碗。这个决议一推出,就遭到了在位干部们的非议,而且当时全国也从来没有哪里实行过招聘制。但袁庚依然在《广州日报》上刊登了人才招聘广告。人才们很快被深圳吸引,但却被老单位牢牢拽住。

蛇口工业区公开招聘广告

武汉应聘者王潮梁以综合第一的成绩成为蛇口区第一位“招聘干部”,但却迟迟没有前往蛇口报道。蛇口招聘人员后来打听到,是其之前单位不肯放人,多方协调下也没有进展。袁庚得知此事后感叹道:“不知道他敢不敢辞职?敢不敢开个头?现在人才浪费严重,蛇口欢迎出头鸟。[2]”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王潮梁扔下铁饭碗,辞职南下到蛇口报道。在参加了半年培训后,他就任 “海上世界”总经理。然而,任职不过三个月,王潮梁就被解聘了,而接替他的是年仅24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王潮梁理解公司是为了让项目发展更好,因此他欣然接受,并先后在多个岗位上奋战直到1996年退休。

一批批人才涌入,为深圳与时俱进的身体提供这新鲜血液。这些人才抱着创业梦来到深圳后,却发现创业也并不简单,口袋空空如也,公司不能注册、业务也无法开展。于是,深圳再次越位。在私营企业还没定性、还未出台任何私营企业管理条例时,便大张旗鼓地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

1987年深圳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也可以入股办企业。一年之内,深圳共批准兴办104家民营企业,其中便有2万元起家的华为。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华为)是我捧着一个红头文件办起来的。”

05 尾声

深圳奇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总会有人不屑地说,还不是靠政策好。诚然,深圳的成立,全靠当年领导的一个圈,但除此之外,深圳还有什么?有满是蚊虫坑洼不平的土地、有每个夜晚冲防到对岸的人群、有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鬼天气。

而我们翻看各地公告后会发现,其实,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政策,有地域政策、有产业政策、有人群政策。然而,如今许多在深圳甚至全国都显而易见、习以为常的政策,多数是靠深圳一次次越位所争取来的。而且,没有哪次越位,不是参与者在用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人生后半场来作为赌注。

毫无疑问,不可能全国上下各地都去越位、冒险,而也正是如此,深圳的一举一动都站在了万人瞩目之下。特区,既是荣誉机遇,也是压力风险。如果深圳手握金牌玉令,那就不需要翻书找理论、改名藏真意;就不需要把一块牌子摘了又挂、挂了又摘。

与其感叹深圳有政策,不如去致敬那些敢于打破旧制度牢笼、老政策枷锁的那些人。

有人曾总结了关于深圳的几个有趣现象:一则是北上的航班中,深圳乘客大部分下车后就赶往科技、金融企业,而其他地方乘客则纷纷赶往发改委等各大部委;另一则是深圳很多企业主,甚至销售额高达百亿的公司老板,却不认识一个市领导

这个现象可能会夸张,但却以小见大反映了深圳发展的奥秘:企业不需要靠政策取巧,只需发挥自我竞争能力;而管理者不仅没有拿政策当令箭来要挟,反而在背后默默为企业争取更多合适甚至超前的政策。

这就是深圳敢于越位的原因。而,如果以政策来论,对岸曾令深圳仰慕的狮子山,拥有的政策自主尺度是无超其右了。但几十年后,二者地位逆转可见一斑。差异在哪里?

深圳功勋袁庚总结说,深圳的改革会超前,但大方向不会出错。因为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试验,说到底要看是不是对“人”有益。因而,深圳虽然屡次越位,但却很少吃到红牌;虽然数次冒险,但也并不鲁莽。

土地制度的“越位”,带来了城市发展,但如今土地收入仅占深圳地方财政的25%左右。

金融方面的“越位”,早早就限定了范围、领域,不仅提升了外贸的兴盛,也促进了3870家上市企业的发展。

人才方面的“越位”,并没有堆积起尸位素餐的体系,反而使得深圳人口平均年龄仅为33岁,专业技术人才平均不足30岁。

但,毋庸置疑,深圳也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吓走华为的房价、仍需完善的基础教育、日益疲惫的年轻人、逐渐衰老的旧功臣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历史的风中飘荡:

在时代潮流的竞赛中,如果不敢于“越位”,那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这是深圳的使命,也是中国的未来。

参考资料:

[1].  血路:深圳改革开放之初杜珂,财新网2016

[2].  蛇口故事,严凌君,人民周刊,2018

[3].  我所亲历的深圳股份制改革与证券市场建立, 徐景安, 证券时报,  2018

[4]. 忆中国资本市场初创阶段深圳的改革探索,王喜义,金融时报,2008

[5]. 李灏:深圳证券市场开拓者,南方网,2010

[6]. 袁庚回忆蛇口改革开放:时间就是金钱,凤凰网,2008

[7]. 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日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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