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缘何日渐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

作者：马雪

来源：瞭望

　　在一季度美国经济实现3.1%增长、经济没有出现重大转折的情况下，美联储近期却接连释放暂停加息、启动降息信号。

　　7月1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由于贸易局势紧张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美联储“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持经济扩张”。许多美联储官员亦表示，如果经济下行风险持续且对经济前景构成压力，短期内有必要出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货币政策这一方向性急转，背后的原因及走势耐人寻味。

　　纵观美联储今年几次会议决议，可以明显感知到美联储发出的实质性调整的信号：

• 从逐步加息、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紧缩取向，到准备降息、停止缩表；

• 从与特朗普期待的“弱美元、低利率”政策背道而驰，到动用所有工具来支持经济运行，以配合特朗普政府政策目标。

　　今年1月29～30日举行的美联储会议的决议声明，删除了“进一步循序渐进加息”的前瞻指引，发出暂停加息的强烈信号。鲍威尔宣称，央行官员在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准备必要时迅速调整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同时，美联储承诺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缩减资产负债表。

　　美联储2017年10月启动渐进式缩表，以回收市场流动性。今年初的这次会议声明则新增了三段关于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表述：“调整与缩表所需条件有关的指引”“愿意保持充足供应的银行准备金”“准备好调整实施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任何细节”。这意味着如果未来的经济条件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将准备使用全部工具，包括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和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构成。

　　继1月对加息采取观望态度后，3月份的美联储会议释放了更强烈的鸽派信号。会上17位美联储理事预测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为2.4%（当前利率维持在2.25%～2.5%水平），意味着今年将暂停加息。美联储同时决定将停止缩表，决议声明从今年5月起，将每月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的美国国债最高减持规模从当前的30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到9月末停止缩表计划。

　　6月18～19日举行的会议再次释放降息信号，美联储表示对降息持开放态度，满足市场预期。会议声明删除了对利率政策“保持耐心”的表述，反而强调了全球经济和贸易摩擦局势带来的风险。这显示美联储愿意考虑通过降息维持经济扩张。同时，为避免引发市场恐慌、安抚市场，美联储把对经济活动增速的评价从“稳固”调降至“缓和”。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修·卢泽特称，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目标是发出一个足够宽松的信号，进而将金融环境保持在宽松状态，同时把降息与否的决定延后至7月后。

　　尽管美联储不断声称其决策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美联储从2018年大幅提速加息步伐到2019年骤转方向释放降息信号，都显示其货币政策为迎合行政部门的需要已出现变形。

　　长期以来，独立性一直是美联储决策的隐含条件，也被市场理解为理所当然。但到了特朗普任期内，政府对美联储政策的干预明显加强。

　　首先表现为直接抨击美联储主席及其政策。2018年特朗普13次公开抨击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进程太快，打破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不公开评论货币政策的惯例。今年，特朗普又要求美联储降息以配合其“贸易战”，完全不再顾及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传统。

　　其次，通过人事任命对美联储政策方向进行干预。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曾在今年2月份评估解除鲍威尔美联储主席职务的合法性，以此加大对美联储施压力度。近期特朗普又提名2名与其政策主张相近的专业人士出任美联储理事，以期影响美联储内部决策。

　　此外，为影响市场预期，白宫官员一齐上阵向美联储喊话。副总统彭斯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曾公开表示，美联储应降息以促进经济增长。

　　出于竞选和执政的驱动，西方从政者一般很难专注于长期经济目标而更偏好短期解决方案，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干预，正源于此。

　　其一，意图在大选前营造经济繁荣景象。自1900年以来，共有19位美国总统赢得竞选连任，连任失败者只有4位，分别是老布什、卡特、胡佛、塔夫脱，败因都与经济衰退有关。6月18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宣布启动竞选。为实现连任目标，他必须在美国经济扩张动能下降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尤其是，特朗普视美国经济增长为其最大政绩，以股市繁荣为炫耀资本，因此必然施压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向经济注水。

　　今年1月8日，特朗普发推特称，“如果我能像上届政府那样长时间享有零利率政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迅速升息，那经济繁荣就太容易了。”鲍威尔担任主席以来美联储召开的10次政策会议，有9次会议结束后美国股市收盘下跌，特朗普对此极其不满，要求其降息支持经济繁荣，维护选情。

　　其二，以此应对四处冒烟的“贸易战”。去年以来，特朗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挑起贸易摩擦，以加征钢铁和铝关税施压相关国家重谈北美、美韩自贸协定；威胁对汽车加征关税促欧盟、日本在经贸领域让步；多次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等等。这些贸易冲突不断冲击美国各行业和企业，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

　　加征关税在美国经济中已形成连锁效应。美联储报告显示，现有美国对华关税已使美国四口之家平均每年多花费超过800美元，若继续追加关税将每年增加近2000亿美元花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就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清单征求意见时，更收到321家各行业企业1600多份反对加征关税证词，大量投诉表明美国众多行业企业正在失去对关税政策的耐心。

　　关税还不断威胁到中小企业及下游制造业就业岗位，企业被迫承担更多成本，只得削减额外投资，延迟开发等重要业务活动。企业被迫提高产品价格后，销售收入减少使美国州县销售税下降，因联邦和州政府税收减少，不得不削减社会保障支出，这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由此，特朗普呼吁美联储降息，帮助其在贸易冲突中取胜。

　　把独立性视为珍宝、一向以全球独立性最高的央行为傲的美联储，为何会“屈从”于政府施压而采取“救市”举措呢？原因并不简单。

　　首先是市场预期绑架了美联储。市场似乎认为特朗普会得到其想要的“弱美元、低利率”，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降息的可能性为70%，2019年降息3次的可能性为60%。特朗普鼓动的市场预期实际上绑架了美联储，若美联储的决策与市场预期存在巨大分歧，就会引发市场大幅动荡，进一步迫使其转变货币政策方向。

　　由于特朗普对美联储不断发难，事实上进一步破坏了美联储的威信，使其处于两难境地。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本就让投资者对美联储政策抱有疑虑，特朗普的公开抨击更放大了市场投资者的担忧。若美联储继续收紧流动性，市场会应验特朗普的话继续剧烈波动；若掉转货币政策方向，则会削弱投资者对美联储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引导经济的信心，对金融市场造成破坏性的连锁反应。美联储为安抚市场所做出的任何举动，看上去都像是屈服于特朗普要求的行为，因此必须权衡后给出回应。

　　其次是受制于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在特朗普多变的贸易政策下，美联储官员在预测经济结果时面临诸多困难，必须权衡贸易不确定性已在多大程度上拖累了美国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决策。

　　鲍威尔近期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到，2019年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3.1%，与去年同期相似。这一强劲的增长主要受净出口和库存影响，但这些成分通常不是经济持续动力的可靠指标。经济增长的可靠驱动因素是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然而，一季度消费者支出增长乏力，商业投资的增长也显著放缓，二季度的整体增长似已放慢。尤其是，商业固定投资放缓可能反映出对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此外，美联储也不得不考虑全球经济的逆风。当前，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工业产出持续疲软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今年德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0.8%。日本受出口增长乏力影响，电子零件等产品的生产有疲软的迹象。日本政府近3年以来首次下调了对经济景气的评估，根据修正后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经济发展数值显示，日本经济甚至有重新陷入低迷的危险。来自世界各地的增长指标均令市场失望，这些担忧可能令商业信心下降，进而继续影响美国经济。

　　全球经济疲软也让全球主要央行开始行动。6月19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决策者将在未来几周考虑，如何根据经济前景所面临的风险严重程度调整工具，包括推迟加息、降低已为负的利率或重启购债计划，释放出明确的货币宽松信号。

　　从性质上看，若美联储开始降息，将是为经济增长上保险的“保险性降息”。牛津经济学院首席美国金融经济学家凯西·博斯特扬西克认为，美国经济还没有疲软到让美联储有理由降息的地步。保险性降息是美联储为避免经济放缓而在经济滑坡前降息的举动。正如鲍威尔解释的“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是当前有效的政策思考方式”，这种保险性降息，意味着美联储倾向于让经济运行满足政府政策目标。

　　从趋势上看，美联储将暂时放弃持续努力多年的货币正常化道路。在经济繁荣时期，美联储原本需要提高利率，缩减由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巨额资产负债表，让货币政策走上正常化道路，以甩掉包袱，储备应对下一轮危机的弹药。美联储缺乏进一步加息空间，意味着全球各大央行没有足够的弹药抵御下一次经济衰退的冲击。在未来的衰退中，相比欧洲、日本等央行工具的空虚，美联储是唯一一家拥有传统弹药的央行。美联储当前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2.25%～2.5%水平，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远不及经济危机前。但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让美联储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背负着沉重的包袱。

　　然而，“屈从”于政府压力的货币政策不仅不稳定、不可测，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沾染了政治目的，预示着其货币政策将可能随着政治家的更迭而反复无常，那么，持有美元资产的全球投资者必须考虑美国政治局势才能做投资决策，无疑进一步增加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