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漫步：印度的增长故事

自独立以来，印度经历了长期的低经济增长（就是众所周知的“印度增长率”）[“印度增长率”（Hindu rate of growth）是指从印度1947年独立到1990年间持续的低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个说法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1985年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中的这样一段著名论述相关：“印度政府是否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引导印度经济像印度尼西亚或埃及那样增长？如果是，具体是什么？如果不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印度的‘本质’？这些问题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震惊：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译者注]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已经过渡到了高增长轨道。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这一增长变得更加快速。目前，印度经济可以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这种增长率变化的长期历史代表了一系列增长阶段，而不应被看为是偏离单一的稳态增长路径。在本章中，我们确定了印度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我们分析了经济从每一个增长阶段到下一个增长阶段的转变。我们发现，这些转变是由政治解决方案、租金空间和交易环境在这些事件中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我们不妨从印度独立以来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特征事实”开始讨论。表9.1显示了总量和部门人均GDP的10年平均增长率。它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加速了（尽管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些高增长的例子，但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一增长显著地改变了经济结构。图9.1显示了印度经济总产出的部门分布。农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1980年的37.2%下降到2010年的14.54%。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工业和服务业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虽然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增长相对缓慢，从1980年的16.9%到2010年的18.4%，但服务业多年来经历了快速扩张，从1980年的45.8%到2010年的67.1%。

人们提出了几个理论来解释印度在独立后的经济增长，这些现在已经成为这个问题上的传统理论。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经济增长乏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生产力增长率低、投资率低以及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限制性制度（在这一时期，大量工业领域是专门为公共部门保留的）和内向型政策（进口替代战略）导致印度工业效率低下和业绩不佳，导致生产增长率低下。此外，由于国内储蓄不足、资本形成水平较低，加上人口高增长，导致这一时期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如前文所述，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加速，传统的说法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印度1991年实行全面经济改革的结果（见Bhagwati， 1993；Panagariya，2008）。经济向国内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自由开放。自由化的产业政策，加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促使国内企业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所谓的亲市场战略导致投资率的快速增长，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进而加速了经济增长。

关于印度增长经验的传统文献确实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些因素。然而，这种叙述的范围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首先，这些研究侧重于解释一个增长阶段（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低增长率）或一个增长转型阶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加速），而不是提供一个解释所有增长阶段及其之间转型的框架。

其次，它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包括储蓄、投资、贸易政策或产业政策，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深层决定因素的不断变化情况，即政治因素、制度因素（交易环境），以及从独立初期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印度经验所特有的租金空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这些变化在印度经济从一个增长阶段走向下一个增长阶段的转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章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这三个领域的变化——政治空间、制度安排和租金空间，并将它们与印度的三个增长阶段联系起来。为此，我们首先确定独立后印度经济的增长情况。

9.2增长阶段

为了研究印度经济的增长阶段，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些阶段的具体时期，即确定增长加速和减速的发生时间。如第1章所述，我们遵循Kar等人（2013a， 2013b）的观点，这与以往试图确定印度经济增长加速时间的方法不同。早期关于印度经济增长周期化的方法，要么是就事论事的，因为他们只是通过观察数据来确定中断的时间（如Sen， 2007），要么是机械地（如Balakrishnan and Parameswaran， 2007）使用统计方法（Bai and Perron， 1998）。

我们的方法将统计方法与经济过滤器相结合，提供了一种更为统一的方法来确定人均GDP数据的跳跃。[印度经济增长转折点的时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见Ghate and Wright， 2012）。以往对印度经济增长率结构突变的研究，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了突变的证据。我们的分析显示，1979年可能出现增长突变，但这一突变在统计学上还不够显著。——原注]

我们的分析方法确定1993年为第一次增长加速阶段的开始，2002年为第二次增长加速阶段的开始。在印度，人均GDP增长在1993年加速至4.23%的年增长率，高于当时预测的2.34%的年增长率，然后在2002年再次加速至6.29%的年增长率，高于预测的2.91%的年增长率。2002年增长加速带来的额外产出的净现值（按5%的折现率计算）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65万亿美元（见Pritchett et al., 2016）。1993年加速增长后的净现值为1.05万亿美元。因此，自1993年以来，增长加速带来的净现值总计为3.7万亿美元。与没有这两次增长加速的反事实假设相比，这两次增长加速一共使印度的平均收入增加了按购买力平价的约4000美元。

我们在图9.2中描绘了印度的实际人均GDP及其增长率。这清楚地表明，自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稳步增长，并且自2002年以来增长率更高。根据我们的周期划分，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可以最好地看作三个不同的增长阶段。它们是：（1）1950年至1992年的低增长期（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增长激增，但这种增长持续的时间不够长，不足以被视为趋势增长的真正突破）；（2）1993年以来的增长加速；（3）2002年以来的高增长期。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一直遵循这个周期划分。

9.3解释增长阶段

在本节中，我们将分析印度三个增长阶段的性质，以及推动经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深刻决定因素。为了理解每个阶段的决定性特征，我们首先考察这三阶段的增长来源。接下来，我们讨论每一阶段，讨论政治解决方案、租金空间、定义每个阶段的交易环境，以及它们在经济向下一阶段过渡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三个不同增长阶段的增长来源是什么？我们发现，在所有三个增长阶段中，农业都缺乏活力（见表9.2）。整个初级部门（农业和相关活动，加上采矿和采石）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总体而言，初级部门在整个期间都出现停滞。然而，上一阶段的采矿部门数据出现严重少报和漏报（见Shah Commission， 2012）。制造业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都经历了增长加速，尽管在这个部门，注册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未注册制造业。建筑业在第三阶段迅速增长，2002—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57%，而1993—2001年为5.61%。贸易、酒店和餐饮业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均出现强劲增长。1993—2001年，通信部门的增长激增，在此期间平均增长率为15.73%，而1951—199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44%（2002—2010年保持了这一增长势头）。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部门在1993—2001年和2002—2010年也出现了强劲增长，主要受银行和保险部门以及商业服务（主要是通信技术）的增长推动。总体而言，1993—2001年和2002—2010年的增长加速，主要是由于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如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以及非贸易部门的增长，如贸易、旅馆和餐馆、通信和金融。

表9.3描述了1981—2007年间的经济产业结构。显然，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和服装以及机械在制造业实际增加值总额中的平均份额，在这一期间有所下降。食品、饮料和烟草的份额从1981—1992年的平均值15.3%下降到1993—2001年的13.8%，2002—2007年下降到11.1%。机械类份额从8.62%降至7.93%，在后一阶段又进一步降至7.62%。纺织品和服装的份额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2002—2007年间达到9.96%，而在1981—1992年间为12.12%。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内，再加工石油产品、化学品和金属的份额有所增加。尽管重新确定的石油产品份额从1981—1992年间的6.2%下降到1993—2001年间的5.6%，但此后在2002—2007年间，石油产品份额出现了快速增长。

被称为“金属”的子类，在整个期间经历了份额上相对缓慢但持续的增长。非金属矿产、汽车及配件等部门在这一期间的份额大致保持不变。综上所述，表9.3表明，以资源为基础的部门（化学品除外）出现了增长，而劳动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部门却受到了削弱。换言之，虽然石油和金属等高租金行业（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行业）的份额在第三个增长阶段有所增加，但食品、饮料、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份额在同期有所下降。

9.3.1固定资本形成及其构成

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的固定投资利率稳步上升（见表9.4）。这主要是由私营部门（包括公司和家庭部门）的固定投资推动的，同时也显示出整个时期的上升趋势。第二个时期增长很快，第三个时期甚至更高。然而，公共部门的固定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后有所下降。在2002—2010年增长期的后半段，私人公司的固定投资急剧下降。

9.3.2第一个增长阶段（1950—1951年至1992—1993年）

※政治解决方案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成为独立国家，1950年1月26日宪法生效后成为一个主权民主共和国。采取联邦议会制，第一次选举于1952年举行。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在489个国家议会席位中赢得364个席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成为独立印度的第一位总理，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64年去世。在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大党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政党（Joshi and Little， 1994）。全国选举于1967年举行，虽然国大党再次赢得选举（这是该党第四次获得成功），其在总席位中的份额，从1962年的73.1%下降到53.4%。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当选总理后，转而采取更为民粹主义的政策，1969年将国内商业银行国有化，并通过了《垄断和限制性贸易实践法》，对印度商业界的活动进行了严密的监管。

在1971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和国大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在议会中获得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然而，由于1973年和1974年经济受到宏观经济危机的冲击，油价大幅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国大党的这一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在接下来几年内被削弱。随着食品暴动、学生骚乱和劳资纠纷的增加，国内的骚乱不断加剧，1974年，公共部门200万铁路员工威胁罢工，这是独立以来工会对国家政府的第一次政治挑战。1975年，英迪拉·甘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暂停部分民主权利两年。1977年，由于一些不明原因（Kohli， 2012），她取消了紧急状态，并举行新的选举。这一次，国大党遭到全面打击，由人民党（Janata Party）领导的新的反英迪拉联盟上台执政。然而，这个新政府由于派系分裂和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于1979年垮台。印度举行了新的选举，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重新掌权。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地方冲突和社区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旁遮普的一部分锡克教徒中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Joshi and Little， 1994）。为了平息分离主义问题，甘地对被恐怖分子占领的锡克教的宗教中心金殿发动了袭击。为了报仇，她在1984年被保镖暗杀，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成为总理，并呼吁举行新的选举。依赖于选民对拉吉夫·甘地的巨大同情，国大党在1984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获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和种族自治的欲望越来越强，对政府腐败的指控也越来越多，人们对国大党的早期支持逐渐消散。一个反国大党的政治阵线开始出现，在1989年的大选中，国大党遭遇尴尬的失败。由人民党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印度民族主义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的外部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少数政府。然而，这个政府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印度人民党撤回了支持，1991年举行了新的选举，国大党重新上台。

在政治领域，这一长长的阶段代表了印度民主真正扎根的时期。它经历了一个从国家独立后一党独大的幼年时期到多党制的过渡。换言之，印度的政治解决方案果断地从独立后头40年的国大党称霸的主导党转向更具竞争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租金空间

在第1章中，租金空间由四种经济部门构成，即食利者、权力经纪人、“魔法师”和“主力军”。这些行业的划分取决于它们通过随意监管或其他政府行为（而不是让公司在开放市场竞争）产生租金的能力，以及主要市场是否是国际市场（即出口，而不是国内市场）。因此，以出口为导向的可随意监管的租金驱动型行业是食利者，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行业则是“魔法师”。同样，我们将产生高额租金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国内市场导向或非贸易行业定义为权力经纪人，而竞争性的国内市场导向行业则是“主力军”。可以注意到，根据第1章的框架，公共部门的所有生产部门都被视为能产生政策性租金。

根据这一假设，我们将这些行业定性为食利者或权力经纪人，这取决于它们是否主要迎合国际或国内市场。此外，虽然大多数部门在所有三个增长阶段中都属于同一分类，但其中一些确实在不同阶段中从一个分类转移到另一个分类，因为它们的关键性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我们将前两阶段的矿业产出归类为权力经纪人，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主要关注国内市场。然而，在第三阶段中，公营和私营部门的采矿等产出被归类为食利者，因为它们主要涉及这些商品的出口。[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用于将行业分类为食利者、权力经纪人、“魔法师”和“主力军”的分类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精确的。

例如，我们将整个部门归为要么是面向出口的部门，要么是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而在同一部门中可能同时存在面向出口和面向国内的活动。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济部门分类数据，无法确定哪个部门的比例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哪个比例是以国内为导向的（有一些部门出口数据，但它们是这些部门的出口总值，而产出数据是增值）。唯一的例外是商业服务部门，那里有数据（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这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使这种分类成为可能。——原注]

由于在出口这些商品时，食利者主要是自然资源部门，因此在第一阶段我们没有食利者。同样，没有任何具有重大竞争力的出口部门，意味着没有“魔法师”部门。在此期间，（1）采矿、（2）铁路、（3）银行和保险，（4）公共管理被认为完全属于公共部门，因此被归类为权力经纪人。事实上，所有其他部门的公共部门也包括在权力经纪人部门。在私营部门，注册制造业（在这一时期是非竞争性和非出口性的）、电力、天然气和供水（在这一时期是垄断性的），以及通信（在这一时期也是垄断性的）也被视为权力经纪人。其余部门（包括农业和未注册的制造业）被视为“主力军”。

租金空间可用菱形图形表示（见第1章）。为了捕捉超长的第一个增长阶段的租金空间，我们对1960—1961年和1980—1981年两个时间点进行了研究。如图9.3和图9.4所示，虽然在这一阶段中没有食利者和“魔法师”，但“主力军”的份额非常大，其次是主要由公共部门组成的重要的权力经纪人部门。在这一阶段，“主力军”部门的份额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从1960—1961年的83.53%下降到1980—1981年的73.06%。相应地，权力经纪人行业的份额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960—1961年的16.47%增至1980—1981年的26.94%。

图9.5和图9.6通过描绘这一时期的出口结构，阐明了租金空间。在第一增长阶段，印度的出口结构主要由初级产品主导，其特征是经济复杂性指数（Hidalgo et al.， 2007）所测量的产品不那么复杂。农业和相关产品以及成衣是主要的出口创收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矿石和矿产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出口行业之一，到了80年代，出现了一些变化，钻石、铁矿石和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应当记住，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一直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这一时期的出口与产出比率不到15%。——原注]

※交易环境

印度在独立后创造了发展中世界被最彻底控制和监管的经济体之一。因此：

印度精英发展了一种高度复杂的离散游说模式，旨在从新的许可证、执照、配额制度中获得特殊利益。每个主要的商业机构都设立了相当于一个行业大使馆的职位，作为一个监听站、联络办公室和游说机构，以处理应对政治和官僚决策者。（Kochanek， 1996：157）

在一个几乎不存在的“魔法师”行业中，政府和商业部门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联系，导致对政府可能提供的任何交易缺乏信任。此外，计划和控制系统的性质意味着私营部门（包括商业协会）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于准备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改变和修改监管政策的报告。正如Bhagwati（1993：50）指出的：

工业和许可证制度……已经退化为一系列武断的，实际上是固有地武断的决定，例如，选择一项活动而不是另一项活动，仅仅因为管理官僚们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力，而且确实有义务作出选择。

这引致了一个无序的交易环境，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是导致极低的私人投资率和缓慢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企关系的性质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正如De Long（2003）、Rodrik和Subramanian（2004），以及Kohli（2006）所说，在英迪拉·甘地总理任期内，国民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反商业转变为1980年重新掌权时的亲商业。Rodrik和Subramanian（2004：3）认为，这种态度转变“在实际政策中没有留下什么纸面痕迹，但对投资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De Long（2003：203）认为，“20世纪80年代印度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更多地与企业家的态度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的信念有关，而不是与个人的政策举措有关”。同样，Kohli（2006：1255）指出，“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左右将印度的政治经济转向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商业联盟的方向”。此外，Kohli（2012：30—31）指出：

1980年1月上台后……英迪拉·甘地让人们知道，提高生产现在是她的首要任务。在一次又一次会见私营工业家时，她明确表示，政府最感兴趣的是生产。

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现代行业和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中心以外地区出现新的经济精英，宏观层面的交易环境已经变得明显“有序”和更加开放。这反映在经济政策的变化上，例如，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业和贸易政策的三心二意的改革。交易环境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无序，转变到80年代后期的相对有序，是同期私人设备投资增加以及随后经济增长复苏背后的关键有利因素。

有趣的是，在第一个经济增长阶段，混乱无序的交易环境恰逢印度政治史上国大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在国大党享有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执政的政治精英应该有可能向有序的私营部门提供交易。为什么一个混乱无序的交易环境，是由一个主导党的政治体系造成的——在第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的政体都具有这种主导党的特征？

即使国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享有很强的主导地位，造成交易环境混乱无序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特许经营制度的性质和给予官僚的高度自由裁量权导致了大量具有随机性质的交易。第二，苏维埃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启示，在当时的发展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尼赫鲁社会主义时期（Mehta and Walton， 2014；Mukherji， 2014）。因此，执政的政治精英们认为，公共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且不相信私营企业部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能够发挥与公共部门同等的作用。[对私营部门缺乏信心是独立战争期间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遗留问题（Mehta and Walton， 2014）。此外，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高增长率也导致了对公共部门驱动增长模式的信心。——原注]这导致国大党可能向私营部门，特别是大型企业提供的交易缺乏可信的承诺（相对于与韩国的政治精英们向财阀提供了在韩国早期增长阶段的有序交易。

Rodrik和Subramanian（2004）指出，英迪拉·甘地的态度变化主要基于政治考量。正如他们所说，“英迪拉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被认为是由人民党构成的威胁，人民党在1977年的选举中击败了处于印度核心地位的国大党”（2004：13）。使用第1章中介绍的术语，随着来自其他政治精英（包括非国大党政党）的挑战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治权力的纵向分配不再集中在国大党。对英迪拉·甘地来说，从民粹主义战略向更为私营部门和增长导向战略的转变，成为政治生存的必要机制。

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政治空间变化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不断加强（Corbridge and Harriss， 2000；Kohli， 2012；Mehta and Walton， 2014）。随着印度政企关系从勾结串通转向更加合作，印度政府明确向国内资本家表明，它可信地致力于建立一个支持私营企业，并遵循促进增长的政策环境。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私营部门态度的改变，国家积极鼓励建立高峰商业协会，如印度工商联合会和印度工业联合会，就将自己转变为了发展性商业协会（Sinha， 2005）。

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从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转变为更具协作性和协同性的关系，这种转变随着1985年拉吉夫·甘地上台得到进一步加速。拉吉夫·甘地特别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工程等现代部门，并试图将这些新兴部门的新经济精英纳入政治精英与商业部门的关系中。此外，随着非传统商业集团在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崛起，企业所有权的多样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商业精英的政治联系不断扩大（Mehta and Walton， 2014）。[关于第一个增长阶段的更详细描述见Kar和Sen（2016）。他们认为，交易环境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逐渐变得有序，但正如他们所表明的，虽然日益有序的交易环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增长复苏中发挥了促进作用，只有在1992年之后，平均增长率才发生（向上）变化，以充分满足增长转型的条件。——原注]

9.3.3第二个增长阶段（1993—1994年至2001—2002年）

※政治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看到，印度的政治解决方案已经果断地从独立后头40年国大党称霸的主导党解决方案中脱离出来（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短暂时期，当时国大党处于反对党地位，主要是由于紧急状态法案而在选民中引起反弹）。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大党霸权的衰落，特别是人民党的出现（Kohli， 2001），在国家层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实验，以找到一种替代旧的国大党统治的方法。因此，该国采取了竞争性的政治解决方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团体争夺权力，没有任何政党（及其盟友）能够保证在全国选举中获胜。

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体制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变革。这是印度政界精英思想和信仰的转变，从对市场和私营部门的深刻怀疑转向更支持商业的方向。这种转变跨越了政治分歧。在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中，中间偏右的人民党比国大党更亲近市场，但由于其民族主义倾向和对外国投资者持怀疑态度，人民党对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限制持抵制态度。中间偏左的国大党在历史上一直是反商业的，但在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 1991—1996年任总理）的领导下，变得明显支持市场。因此，虽然1991年的危机（由海湾战争引发）是同年启动经济改革的直接原因，但有明显迹象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政治精英对市场经济政策的观念和信念在逐渐发生变化。正如Mehta和Walton （2014：30）所注意到的，“取消许可证和贸易自由化方面的政策变化，可视为国家精英认知地图不断变化的影响，以及与商业利益关系不断演化而非激进变革的产物”。[Mukherji（2014）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旧观念的挑战（围绕国家驱动的工业化）是逐渐演变的，因为这些观念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直到1991年的经济改革达到一个临界点。——原注]

政治精英的观念和信仰转变为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对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邦一级，即使是新政府掌权，经济改革也不会倒退。这意味着，上届政党执政时与商界精英达成的协议，在新政府当选时大多不会被推翻。因此，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央和邦两级政党迅速更替的情况下，交易仍然井然有序，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采取竞争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政治精英（以及政治空间中的）的思想和信仰向更倾向于商业的方向转变，导致企业所有权日益多样化，同时印度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联系不断扩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进入模式，通常来自传统的非商业种姓或群体，特别是在印度南部和西部（Damodaran， 2008）。

也有一些不是来自传统的经济精英成为新企业家的例子，在制药和信息和通信技术等行业以及电信、共同基金和银行等服务部门出现。例如，“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在1992年获得了移动运营许可证，当时现金充裕的政府公司——塔塔集团（Tata group）和信实（Reliance）未能看到这一领域的巨大潜力”（Mukherji， 2014：23）。在1993—2001年的增长阶段中，一些并非生而富有的企业家迅速获得成功，如制药行业得太阳制药公司（Sun Pharma）和雷迪博士实验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以及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印孚瑟斯（Infosys）和印度计算机有限公司（Hindustan Computers Ltd）都是这样的故事。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的国家角色和经济精英的第一次卷入，政企关系变得更加包容。

※租金空间

由于这个时期没有主要的自然资源出口部门，因此在第二阶段没有食利者。部分商业服务部门（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部门，因此在本阶段被定性为“魔法师”。与商业服务业一起，注册制造业（在1991年改革后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和出口导向）也被视为“魔法师”。另一方面，（1）采矿、（2）铁路和（3）公共管理被视为完全属于公共部门，因此被视为权力经纪人。在这一阶段中，银行业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有足迹。然而，即使是在私营部门，由于银行业的寡头垄断性质，银行业也被认为是一个权力经纪人部门。在私营部门（除了银行业），电力、天然气和水供应（垄断）和通信（亦是垄断）被认为是权力经纪人。其余部门（包括农业和未注册制造业）被视为“主力军”。

由于本阶段时间相对较短，我们使用菱形图分析了一年的租金空间，即1996—1997年，大致是本阶段的中期。与第一个增长期一样，第二个增长期没有食利者。与第一阶段相比，“魔法师”所占的比例显著上升（见图9.7）。更具体地说，这一部门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0增加到1996年的7.88%。在此期间，权力经纪人所占份额没有显著变化，仅小幅下降至25.43%。相比之下，“主力军”行业的份额下降（从1980—1981年的73.06%降至1996—1997年的66.68%）。

印度的出口结构在第二轮经济增长开始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如成衣和鞋类，在印度的出口组合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和相关产品变得不那么重要，而钻石和润滑油在这一时期已成为出口的主要部门（见图9.8）。

Hidalgo等人（2007）将结构转型视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中产品的升级，以便该国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向更复杂的产品。他们还认为，高租金的采矿行业在产品空间上不那么复杂。遵循这一观点，使用来自经济复杂性图谱的产品复杂性数据[在线资源：〈http：//atlas.cid.harvard.edu/〉。——原注]，我们在图9.9中绘出了在1993—1994年和2007—2008年之间印度产品复杂度的五年移动平均值。我们认为，在1993—2002年增长阶段，结构转型（如产品复杂性增加所反映的）大幅度增加。

※交易环境

正如我们在第9.3.2节中所讨论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交易已经转向有序，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印度统治精英的态度从反商业转变为支持商业。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项全新发展导致交易环境的有序性得到加强，特别是在微观层面。

第一，1991年废除工业许可证制度，从微观层面消除了交易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无序”根源。这一发展确保了公司的扩张申请会得到批准，或新公司在前一个许可证制度期间进入工业部门的批准，不再依赖于政府中个别官僚的一时兴起和幻想。

第二，20世纪90年代初取消了大多数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制度，这也意味着，批准货物进口的高度自由裁量权和逐案处理的随意政策已被取消。1993年的增长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的“有序交易”环境，1991年取消了工业和贸易许可证制度，这种环境得到了加强。随着许多行业进入壁垒的消除，这些交易基本上是公开的。这反映在新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公司上，尤其是在制药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Alfaro and Chari， 2009）。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在改革前与某些商界精英的勾结关系仍然存在，而且可能由于与地区政治精英关系密切的地区性商业集团日益强大而加剧。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封闭式交易与开放交易并存，因此，许多传统行业（如耐用消费品）仍然是在牌照政策中出现的根深蒂固的企业集团（Alfaro and Chari， 2009）。

我们关于交易秩序在促进印度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论点，不同于传统的印度经济增长的解释，如Bhagwati（1993）和Panagariya（2008）。在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描述中，他们将规则环境的变化放在首位，正如1991年经济改革所反映的那样。因此，在他们的论点中，规则（或正式制度）的变化使企业更容易投资和扩大生产。

虽然正式的制度变革肯定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交易环境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非正式的制度变革，即经济行为体与政治和官僚精英之间的非正式互动。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中，对第一次经济增长加速至关重要的是取消许可证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大大减少了官僚专断，使交易不那么混乱无序），随之发生的是政治精英与商业部门互动方式的改变。这引致了交易环境的有序化，使得私营部门对这些交易的可信度有了更大的信心，从而引致企业投资激增，实现经济增长。

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的详细企业层面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企业领域，交易环境的开放程度非常高。Harrison等人（2012）发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生产力较低的公司的市场份额下降，而生产力较高的公司的份额上升，但随后几年这个趋势却没有了。Mody等人（2011）发现，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有新公司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却停止了，21世纪头10年几乎没有新公司进入。[然而，正如Goldberg等人（2010）所表明的，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产品流失是由于产品增加而非产品减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创造性破坏”，更多的是“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原注]Kathuria等人（2010）显示，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生产力绩效的提高并不局限于正规部门，也包括非正规部门。

正如我们在第9.1节和第9.2节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观察到的私营部门交易空间的开放也反映在增长指标中。因此，在1993—2002年的增长加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由“魔法师”（信息通信技术和化学品）和“主力军”（酒店和餐馆）推动。在“魔法师”和“主力军”的推动下，这样的增长战略本应进一步打开交易空间。但正如我们将在第9.3.4节中看到的，由于租金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变化，这种情况却没有在下一个增长阶段出现。

9.3.4第三个增长阶段（2002—2003年至2010—2011年）

※政治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注意到，印度的政治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政治分化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并在21世纪头10年继续保持这一高水平（见图9.10）[我们通过两名随机抽取的议员来自同一政党的概率来衡量政治分化。——原注]，多数党（无论哪个党赢得选举）的席位比例在下降。这是因为地区性政党的崛起，如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和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All 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湿婆神军党（Shiv Sena）、比哈尔的人民党（统一派）（Janata DalU）、奥里萨邦的比久人民党（Biju Janata Dal），以及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国大党(Trinamul Congress Party)（见表9.5）。21世纪头10年，没有一个执政党在下议院（Lok Sabha）拥有超过40%的席位。与此同时，执政党的核心地位经常发生变化，人民党和国大党都在2002—2010年间掌权（见表9.5）。

地区性政党在21世纪初成为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主要执政党（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能做或不能做的事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与世界许多地区（如孟加拉国和加纳）典型的竞争性政治解决方案不同，印度的政治体系变为了多极，而不是两极（Varshney， 1999）。因此，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官方正式承认的地区性政党，从1957年的11个增加到2009年的30个，而获得承认的政党总数从1957年的15个增加到2009年的230个。

政治空间的这些变化对交易环境有两个具体的影响。第一，考虑到21世纪初组成执政联盟的地区性政党中数量虽小但实力强大的政治家团体会行使否决权，经济精英必须与政治精英达成的协议越来越需要考虑这些政党的利益，其中包括这些协议的开放性。随着国家一级的政治体制日益分化，以及区域政治精英在21世纪头10年联合政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些精英与国家和区域两级的强大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封闭交易”，在2002年之后变得更加普遍。政府的快速更替以及在国家和地区两级经过严格竞争的选举，使得政治精英的时间跨度缩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找到各种方法来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筹集租金。第二，同样由于政治分化程度的增加，竞选活动变得越来越昂贵，因为竞争激烈的印度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党派试图通过比竞争对手花更多的钱来吸引选民。1975年和2003年印度选举支出法的改革将政党和个人候选人支持者的支出置于对这些候选人支出限制的范围之外，并禁止公司捐款。这导致选举活动的非正式融资增加，并且更依赖于非正式交易来资助昂贵的选举活动。这也反映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参与选举政治，因为政党更喜欢有钱的候选人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在没有国家资金的情况下，对非正规私人资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政党和政客非正式地从企业筹集资金，以换取可以任意决定的合同和监管优惠（Gowda and Sridharan， 2012）。

※租金空间

在第三阶段，自然资源成为一个出口部门，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食利者部门。商业服务（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注册制造业继续被视为“魔法师”部门。铁路和公共行政仍然完全属于公共部门，因此被视为权力经纪人。在这一时期，矿业和银行业都同时在私营和公共部门。如前文所述，在私营部门，采矿业被认为是一个食利者部门，而银行业则被认为是一个权力经纪人部门。在私营部门，除了银行、电力、天然气和水供应以及通信之外，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被归入权力经纪人部门，政府为了发展这些行业而给予那些进入该行业的大型企业巨大的激励（因而会产生租金）。剩下的行业是“主力军”。

与第二阶段一样，第三阶段也相对较短，因此我们使用菱形图分析了其中一年的租金空间，即2005—2006年，大致是这一阶段的中期（见图9.11）。在第三个增长阶段，食利者部门进入了印度经济的租金空间，尽管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相当小，仅为2.64%。在本阶段中，“魔法师”和权力经纪人都以牺牲“主力军”部门为代价增加了自己的份额。尤其是“魔法师”部门的份额从1996—1997年（第二阶段）的7.88%增加到2005—2006年的10.61%。同期权力经纪人部门的份额从25.43%增长至36.13%。相反，到2005—2006年，“主力军”部门的份额已降至50.59%。

如图9.12所示，在第三阶段中，工程产品（汽车等）已成为更大的出口创收者，而钻石（切割）、化学品和相关产品也仍然很重要。然而，在这一时期，石油产品在商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显著增加。铁矿石等食利者部门出口份额大幅上升，纺织服装等“魔法师”部门出口份额下降。

综前文所述，“主力军”的份额下降了，而“魔法师”的份额在所有阶段都持续增长。此外，权力经纪人的份额大幅上升。与以往的增长阶段不同，食利者出现在第三阶段，尽管他们的份额很小。

这一时期的结构转型发生了什么？图9.9显示它在2002—2010年间下降了，这表明它远离了复杂的产品。在2002—2010年间，印度出口结构也明显远离了更复杂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改革之前，农业和相关产品、珠宝和成衣是最大的出口创收商品（见表9.6）。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及相关产品和成衣对出口部门的重要性已经降低，而宝石和珠宝仍然是一个主要部门。同一时期，工程产品已成为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而化学品和相关产品也仍然很重要。然而，自2000—2001年以来，石油产品在商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显著增加。如图9.12所示，石油等食利者部门的出口份额大幅上升，制药等“魔法师”部门的出口份额下降。

※交易环境

在这一时期，交易环境发生了变化，从相对开放的交易转向更为封闭的交易。最为明显的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政治精英与高租金自然资源领域（如铝土矿、煤炭、铁矿石、锰矿和天然气）的经济精英达成的“裙带资本家”交易日益增多。在多个矿产资源丰富的邦，如贾坎德邦、卡纳塔克邦、果阿邦和奥里萨邦，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商界精英系统性地降低了向国家机构上缴的采矿使用费（同时开采的铁矿石和铝土矿超过了私营采矿公司与邦政府签订的租约所规定的数额）。这样的骗局接二连三，被媒体重点报道。2010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全国铁矿石和锰矿开采、贸易和运输中的违规行为。它由印度最高法院法官沙阿（M. B. Shah）领导。沙阿委员会发现了“每年非法开采铁矿石和锰矿的大量大规模多级开采”的证据（Shah Commission， 2012：1）。该委员会还发现了邦和国家一级的执政政客与私营矿业公司勾结的明显证据，称“邦‘赠与’私营公司/企业/个人的财产，价值数十亿卢比之多”（Shah Commission， 2012：604）。根据主计长兼审计长（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CAG）对分配过程性质的调查报告，在2004—2011年间，中央政府将煤矿区块的许可证分配给私营企业的做法也引起了类似的关注，这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优先进行的，而不是通过竞争性招标程序进行的。

“封闭交易”的存在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部门，在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也很明显。后者在1993—2002年间取得惊人的增长，这是由迅速扩张的中产阶层对手机的高需求推动的。2008年，电信部（DoT）决定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向移动电话运营商分配第二代（2G）频谱许可证。主计长兼审计长随后的调查发现，有明显证据表明，有关先到先得的方式具体发布时间的内部信息，被透露给了选定的私营公司，并且只给极短的时间来提交申请（Guha Thakurta and Kaushal， 2010）。主计长兼审计长（CAG， 2011）还发现，电信部对于印度电信监管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的政策规定进行选择性的解释，导致其没有对授予2G许可证进行竞争性招标。主计长兼审计长估计，由于2G牌照定价过低，印度财政损失超过260亿美元。

相比较于前两个增长阶段的开放交易环境，2002年后的经济增长阶段的封闭式交易环境的出现有两个经济因素。首先，随着中国对矿产需求的增加，21世纪头10年初至中期，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因为邦有权将生产许可证分配给私营企业，自然资源部门的租金可能会上涨。相比之下，在1991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在制造业或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服务业部门开展业务不再需要许可证。因此，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有明显的激励机制使他们以不透明或以经济上并非最具竞争性的条款，优先将这些执照分配给选定的经济精英，以换取法外的金钱奖励。其次，由于前一增长阶段中的快速经济增长刺激了对电信等基础设施部门服务的需求增加（这些部门自然而然是寡头垄断的，租金也很高），政治精英与获得在这些部门经营合同的商业集团达成了租金分享安排。强劲的私营部门增长推动了商业房地产需求的类似激增，政治精英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在商业房地产用地分配方面“封闭交易”也越来越多（Nagaraj， 2013）。

从图9.1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闭交易的证据，与2002年“魔法师”部门（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相比，印度亿万富翁中来自食利者和权力经纪人部门（主要是房地产、建筑、采矿和基础设施）的财富比例明显增加。

9.4结论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缓慢增长之后，印度在1993年实现了第一次增长加速，分析师称之为“大象经济”。当时的想法是，印度经济和大象一样，已经慢悠悠地走了一段时间，但当它选择加快步伐时，其他国家不得不坐起来关注。把我们在这一章中描述的三个增长阶段想象成大象的漫步、小跑和最后的冲刺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把最后阶段描述为“冲刺”也有另一个原因，即它描述的是全速跑，但只是短距离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第三阶段发生的事情，它一度导致了非常高的增长率，但到2010年，增长率开始放缓。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增长数据部分来源于对GDP的旧定义，部分来源于对GDP的新定义。根据截至2014—2015年的旧定义，2010—2011年后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放缓，GDP增长率从当年的近9%，降至2013—2014年的5%以下的低点。基于新定义的数据从2012—2013年开始提供，这些似乎表明从2014—2015年已经部分复苏。无论选择何种定义，2010—2011年后的增长率明显放缓。

对这种增长放缓的分析表明，作为增长过程一部分而产生的“反馈效应”，如何导致交易环境的变化，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增长过程本身。我们在第9.3.4节中描述了外源性增长刺激的性质和第二阶段增长的影响如何导致第三阶段交易空间的“封闭”。这导致“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果，以及在这一事件中涉及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腐败案例。

这对交易领域的负面政治反馈是立竿见影的。随着媒体对腐败现象的报道越来越广泛，民众对这些交易中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分享的过高租金越来越不满，邦一级的合法性，在2002—2010年增长期结束时逐渐受到侵蚀。民众也在社会和政治上进行了强有力的动员，反对奥迪萨和西孟加拉等邦的政治精英企图通过非法的、往往是强制性的手段获取土地，进行采矿或向大型商业集团提供土地以建立制造厂。此外，问责机构也进行了有力回击，例如，印度最高法院禁止铁矿石出口，以及印度主计长兼审计长在分配2G和煤炭区块许可证方面的腐败调查等。所有这些发展使得“封闭交易”的环境在21世纪头10年后期无法持续。此外，随着交易性质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以及中央执政党在面对大众和法律挑战时缺乏可置信的权力来承诺新交易，交易也变得越来越混乱。所有这些的结果就是投资和增长率的放缓。[印度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全球经济活动整体放缓。

然而，尽管全球经济放缓和由此产生的衰退预期是2010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放缓背后的重要因素，但IMF（2014）发现，印度经济放缓的三分之二是由于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环境恶化。正如Kar和Sen（2016）所说，印度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从有序交易向无序交易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私人投资减少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增加，因为面对大众和法律挑战，印度政府缺乏对新交易作出可信承诺的权力。——原注]联合进步联盟（由国大党领导）的信誉逐渐丧失，体制安排瘫痪，经济增长放缓，这些都为2014年的历史性选举做好了准备。经过激烈的选举斗争，印度选民给予全国民主联盟（由印度人民党领导）领导下的新政府决定性的委托授权。

有了这个新的开始，相关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率是否会在中期内复苏和持续。答案将在于未来政治解决方案和租金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交易环境的影响。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的政治解决方案越来越走向分裂和竞争性庇护主义。正如我们在印度发现的那样，这通常会与一个崛起且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经纪人部门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封闭且“裙带资本主义”的交易空间。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增长加速，但从长期来看，这将是不可持续的。在这方面的积极进展是，在上次选举中，议会中出现了一个拥有多数席位的单一政党，这意味着分裂和竞争性庇护主义的削弱。这有可能与印度正在崛起的“魔法师”部门互动，从而形成一个“开放和有序”的交易空间，从而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加速。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大象就会再次小跑。

在第1章所述的总体框架下，可以从印度经济增长的经验中得出三点启示。第一，精英阶层观念和信念的转变，在解释印度为何在1992年之前陷入低增长陷阱，随后又出现了快速增长加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因果作用。尽管在第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一个主导的政治解决方案，根据我们的框架，这应该有利于通过为政治精英提供足够长的时间视域来实现增长，但政治精英干预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对私营部门的不信任是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向两个主要政党（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共同的亲商业意识形态的转变，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有序交易的关键，激发了这20年的高速增长。第二，正如第1章的框架所示，政治解决方案与租金空间的互动，可以解释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运动。

虽然政治解决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已变得极具竞争性，但第二个增长阶段（开放有序）和第三个增长阶段（封闭无序）的交易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三个增长阶段中，食利者部门和权力经纪人部门的增长导致经济中产生了高租金。因此，在第三次经济增长中，高租金的创造和为代价高昂的选举筹集资金的政治冲动的双重力量，在21世纪头10年的印度经济中，共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裙带资本主义倾向，而这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不明显的。印度经验的最后启示是，在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纵向权力高度分散，非精英人士政治动员强烈，从增长到制度的政治反馈循环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变成负向，2010年以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会造成混乱无序的交易环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印度的经验表明，虽然封闭有序的交易环境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带来快速增长，但在民间社会势力强大、法治机构（如印度最高法院）强大的社会中，维持这样的交易环境在政治上可能是困难的，并且容易逆转。

注：本文转载自《交易与发展：阶段性增长的政治动力学》，[美]兰特·普里切特、[英]库纳尔·森、[加]埃里克·韦尔克主编，王晓兵、夏章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