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转变：生育率“洼地”有哪些？

摘要

作为影响经济增速与发展模式的关键变量，全球人口发展现状如何？基于生育率视角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人口的转变：生育率“洼地”有哪些？

一问：如何理解人口转变理论？基于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解释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

全球人口发展至今，学术界先后三次提出人口转变理论，用以描述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把工业化发展时期与人口再生产类型匹配，将“人口转变”的原因解释为，工业化带来了更好的医疗条件，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且城市化发展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方式，个人主义得到发展的等。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关注到生育率持续下降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劳动参与率提升增强女性经济地位，高等教育发展亦使女性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配偶关系越来越趋于平等，女性初婚年龄上升、生育行为选择多元和生育年龄推迟等因素均推动生育率持续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描述分析生育率的常用指标，其中，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警戒线概念被普遍提及。总和生育率由某个时期15-49岁的女性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加总得出，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子女的平均数。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

二问：全球生育率现状如何？全球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低人口增长率阶段

2021年全球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低人口增长率阶段。1950年代，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增长率由1950年的1.73%提升至1963年的2.27%、达到人口增长率峰值。此后六十年中，全球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均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21年为 1.69%、0.88%、0.82%、分别较1963年回落2.05%、0.60%、1.5%。

从人口增速看，19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东南亚地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降幅居前。1963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达2.8%峰值，此后快速回落，2021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为0.23%、仅略高于高收入国家的0.16%。与之对应，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口增速2021年仅0.2%、较1963年峰值下降近2.7%。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下滑主因生育率拖累。1963年以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加速下滑，由1963年的6.3下滑至2021年的1.52、接近低生育率“警戒线”，亦低于同期高收入国家的1.56。对应地，2021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仅1.5、为世界最低水平，较1963年的6.4峰值下降明显。

三问：生育率“洼地”有何特征？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参与率较高等

分发展程度看，当前全球总和生育率“洼地”集中于发达、高收入国家；分地区看，东亚、南欧等地区总和生育率处于最低水平。2021年，发达国家及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处于最低水平，分别为1.52、1.56，低于2.1人口更替水平；分地区看，2021年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平均为1.50，东亚地区国家总和生育率最低、近1.17。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欧洲及东亚地区较低的总和生育率。2021年，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和部分群岛地区总和生育率较低，均低于1.5的低生育率“警戒线”；其中，韩国和中国香港总和生育率甚至不到1。究其背后原因，依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较高的人均GDP、较长的平均预期寿命和较高婴儿存活率等或可部分解释。

依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各国2021年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年限越高，总和生育率普遍越低；亚洲地区样本数据显示，其总和生育率亦受育龄女性结婚率、女性平均生育年龄等婚恋因素以及女性受教育年限、女性劳动参与率等女性发展因素影响。

风险提示

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超预期，人口增长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人口的转变：生育率“洼地”有哪些？

一问：人口转变理论的背后？

全球人口发展至今，学术界先后三次提出人口转变理论，用以描述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经典人口转变理论( 即“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 主要描述人类历史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演变特点，并对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寻求合理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不仅仅局限于生育率的特点及其解释，而是更加广泛的涉及婚姻、家庭、居住安排等方面的观念和行为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第三次人口转变则更关注发达国家中的低生育率和高迁入率带来的人口种族结构的变化或转变（石人炳，2012）。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或对理解全球人口增长放缓、生育率普遍下滑等现象帮助更大。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基于进入工业化时代后，西欧和北美的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现象提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把工业化发展时期与人口再生产类型匹配，将“人口转变”的原因解释为，工业化带来了更好的医疗条件，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且城市化发展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集体、家庭基础生活方式，个人主义得到发展等。虽然不同学者关于人口转变阶段存在不同的划分方式，但总体上看，人口转变均为从前现代社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过程。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关注到生育率持续下降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1960-1970年代，随着西欧、北欧等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劳动参与率提升增强其女性经济地位、高等教育发展亦使女性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配偶关系越来越趋于平等，女性初婚年龄上升、生育行为选择多元和生育年龄推迟等因素均推动生育率持续下降。相较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将社会制度、婚姻家庭和观念变化等社会和文化因素纳入了生育率研究的概念框架。

“总和生育率”是描述分析生育率的常用指标，其中，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警戒线概念被普遍提及。总和生育率由某个时期15-49岁的女性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加总得出，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则是假设死亡率保持不变且净移民为零的情况下，可维持人口水平不变的总生育率；由于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受出生性别比、生育年龄分布和婴儿生存率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可能存在不同的更替水平。现有文献通过估算，将2.1的总和生育率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更替水平，欠发达国家人口更替水平可能更高。

人普办负责人在七普后接受采访时曾提及，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①这里的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警戒线由Lutz和Skirbekk（2005）提出，基于对低生育率国家的观察，将低生育率国家划分为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上的国家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保持在1.5以下的国家，并由此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其“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指出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低生育率会通过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类机制进行“自我强化”，从而使生育率进一步降低并且较难回升。

①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302/t20230215_1904008.html

二问：全球人口发展现状如何？

2021年全球人口达79亿人，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低人口增长率阶段。1950年代，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增长率由1950年的1.73%快速提升至1963年的2.27%、达到现代人口增长率峰值。此后六十年中，全球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均持续下滑态势，2021年为 1.69%、0.88%、0.82%、分别较1963年明显回落2.05%、0.60%、1.5%。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2020年代后，全球人口增长率或进一步下滑，中性情景在下一个60年后（2086年左右）降至0左右。按照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全球人口发展已从 1960 年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速的工业化人口发展时期，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速的后工业化人口发展时期。

从人口分布结构来看，195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国家、亚洲国家人口总体占比稳定、结构分化。195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国家人口占比持续提升，2021年占全球人口比重达75%、较1950年的67%提升近8个百分点；但结构出现分化，1980年代以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口占比明显提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占比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呈现持续收缩态势。分地区看，1950年代以来，亚洲人口占比平稳增长，维持在53%左右水平，但东亚国家人口占比自1970年代以来持续下滑，2021年占比为21%、较1970年峰值水平下降约7个百分点，人口占比下滑速度超过同期欧洲。

从人口增速来看，19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东南亚地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降幅居前。1960年代以来，高收入国家人口增速持续下滑，中等收入国家人口增速先升后降，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速平稳增长。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自1960年代中期明显下滑；1963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达2.8%峰值，此后快速回落，2021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为0.23%、仅略高于高收入国家的0.16%。与之对应，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口增速也自1960年代中期快速回落，2021年为0.2%、较1963年峰值下降近2.7%。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速下滑主因生育率拖累，其总和生育率自1960年代中期快速下降。1963年以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加速下滑，由1963年的6.3下滑至2021年的1.52、接近低生育率“警戒线”，亦低于同期高收入国家的1.56。对应地，2021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仅1.5、为世界最低水平，较1963年的6.4峰值下降明显。

三问: 全球生育率“洼地”的特征？

分发展程度看，当前全球总和生育率“洼地”集中于发达、高收入国家；分地区看，东亚、南欧等地区总和生育率处于最低水平。2021年，发达国家及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处于最低水平，分别为1.52、1.56，低于2.1人口更替水平；相比之下，最不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依旧较高，分别为4.0、4.6。分地区看，2021年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平均为1.50，东亚地区国家总和生育率最低、近1.17，低于1.5的低生育率“警戒线”。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欧洲及东亚地区较低的总和生育率。2021年，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和部分群岛地区总和生育率较低，均低于1.5的低生育率“警戒线”；其中，韩国和中国香港总和生育率甚至不到1。究其背后原因，“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医疗水平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升、总人口及婴儿死亡率降低，生育率亦会随之下降。2021年各国数据显示，生育率较低的韩国、日本、中国等东亚地区和欧洲地区，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存活率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东亚及欧洲生育率“洼地”现象背后亦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选取男女性别比、育龄女性已婚率、平均生育年龄等婚恋、生育相关指标看其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根据各国散点图，2021年欧洲地区生育率分布于1.5低生育率“警戒线”附近，且受男女性别比、育龄女性已婚率及平均生育年龄影响较弱。

从韩国、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数据来看，男女性别比对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弱；1963年以来，东亚地区男女性别比较为稳定，但其总和生育率快速回落。从育龄女性已婚率及平均生育年龄来看，亚洲国家数据显示，较高育龄女性已婚率和较低的平衡生育年龄样本其总和生育率往往较高；而中国似乎具有一定特殊性。

从女性发展视角，较高的女性受教育年限及劳动参与率，往往对应较低的总和生育率。选取女性受教育年限、女性劳动参与率等指标衡量该国女性发展，看其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根据部分国家数据呈现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各国女性受教育年限越高，总和生育率普遍越低，瑞士、挪威等欧洲地区国家女性受教育年限相对更长、且总和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

而从女性劳动参与率视角来看，非洲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对其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弱，或缘于其女性受教育年限较低，从事劳动更多为无偿的第一产业或家庭企业（Dinkelman，Ngai, 2022），相比之下，亚洲国家2021年数据则显示，较长的女性受教育年限和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或能部分解释其较低的总和生育率。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全球人口发展至今，学术界先后三次提出人口转变理论，用以描述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把工业化发展时期与人口再生产类型匹配，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则关注到生育率持续下降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

（2）2021年全球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低人口增长率阶段。1950年代，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增长率由1950年的1.73%提升至1963年的2.27%、达到人口增长率峰值；此后六十年中，全球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均持续下滑态势。其中，自1960年代中期，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降幅居前，主因生育率快速下滑拖累。

（3）分发展程度看，当前全球总和生育率“洼地”集中于发达、高收入国家；分地区看，东亚、南欧等地区总和生育率处于最低水平。“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欧洲及东亚地区较低的总和生育率。同时，依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

风险提示

1、 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超预期：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超预期，海外金融市场出现黑天鹅等。

2、 人口增长不及预期：人口政策力度不及预期、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生育率下滑超预期等。

注：本文为国金证券2024年2月28日研究报告：《人口的转变：生育率“洼地”有哪些？》，分析师：赵伟S11305211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