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现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一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和破解思路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但复苏过程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特点，进入二季度后，内需不足、预期不稳问题凸显，准确判断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根源在哪里，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

在9月22-24日召开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我们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杨伟民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逐步恢复，但由于经济自身的机理，导致本轮经济复苏不像过去那样呈现典型的V型走势，而是波浪式、曲折式的发展过程。长远来看，我国经济仍将总体好转，而经济增长曲线整体上可能会较为平缓。

至于短期经济走势，杨伟民认为，按年度来看，7月可能是一个底部，但从经济复苏的全过程来看，对于底部的判断还需慎重。总体上，相信三季度会较二季度好转，9月经济好转幅度可能会比8月更大一些。

杨伟民认为，微观主体动力不强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困难的根本原因。一是企业投资和生产动力不强，这主要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疫情和经济治理“时度效”问题的影响；二是消费者的消费动力不强，其中既有长期积累的因素，包括长期存在的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长期以来缺乏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有效政策，以及居民消费近十年来向房地产消费的倾斜对其他领域消费形成挤压，也有疫情冲击的影响，即疫情使得相当一部分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受损。

他认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要相互匹配，同时深化改革，当前经济的问题才能解决。其中，更主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

“现在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把‘31条’切实地落实下去。”杨伟民表示，要从长期稳定民营经济预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理论研究主要是加强对于民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经济制度当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要从理论上将这三点进一步阐释清楚。”

扩大居民消费，需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实施不同的政策。对低收入群体，重在提高消费能力，包括加大转移支付、进行补贴等，帮助其迅速恢复收入；对中等收入群体，重在放开对消费的一些限制政策；对高收入群体，重在扩大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释放消费需求，这部分群体消费需求的释放也有利于间接帮助扩大就业。

杨伟民强调，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的攻关期，同时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挑战，这一阶段并非三到五年的时间段，而是一个相对长的、需要以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来衡量的阶段。在认清这一背景的基础上，在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机制；要坚持稳中求进，不要急于求成；坚持多目标的平衡，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

*以下为访谈实录。

本轮经济复苏非过往典型形态

9月经济好转幅度可能加大

Q1：您如何评价和分析今年前8个月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8月主要经济数据指标呈现积极迹象，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已经走出了底部？您对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形态有何判断？

杨伟民：今年以来经济逐步恢复，但这一次并不像2008年金融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那样呈现大幅的线性回升，年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从今年前8个月的情况来看，确实也是这样的：一季度经济恢复得比较好，二季度出现一些向下趋势，特别是7月，但8月又开始回升向好。

总的来讲，这一轮经济恢复不是过去那样典型的V型复苏，而是波浪式、曲折式的过程。疫情虽然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它只是一个加速器，由于经济自身的机理，导致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迅速地反弹。

至于8月数据的改善是否意味着经济走出底部，我认为还难以下结论。对于经济底部，要看怎么来定义。如果按年度来看，7月可能是底部；如果按通常的理解，“底”就是最低点，现在是否能用这个词，还需要考虑。

但总体上，相信三季度会比二季度更好一些，9月经济好转幅度可能会比8月更大一些。因为前期出台的一些政策正在落实当中，有些已经见效。8月私营工业增加值增长3.4%，增长速度已经较7月的2.5%明显回升。这里一方面有出口降幅减缓的原因，出口从7月同比下降14.5%收窄到8月的下降8.8%，而私企很多是出口企业；另一方面，中央出台“31条”对改善民营企业预期可能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仍然会总体好转，长期向好，因为供给能力是充裕的，只要有需求，是不愁增长的。至于增长曲线的形状，我认为可能整体会是比较平缓的，有些年份可能会低一点，有些年份可能会高一点，季度之间也会有些起伏的这样一条曲线。

“动力不强”是当前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

扩大消费要针对不同群体分类施策

Q2： 二季度以来，国内需求不足和市场信心偏弱的问题凸显，您如何分析背后原因？

杨伟民：一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指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强”，这一判断对现在依然适用，揭示了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动力不强”。

究竟是谁的动力不强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微观主体，也就是企业作为生产者，投资和生产动力不强，企业生产面临价格下跌、利润下降；消费者的消费动力不强。

企业动力不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环境深刻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我全面遏制打压，与2018年贸易摩擦时期相比，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

二是疫情影响，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三是经济治理的时机、力度和效果方面存在工作上的偏差。早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我所说的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政策出台的时机对不对、力度怎么样、效果方面有没有考虑到一些行业政策对其他行业和整个经济的影响。

至于消费者消费动力不强的原因：

第一，居民消费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需求侧的一个短板，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政策来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虽然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但实际上经数据分析发现，主要是政府消费率提高掩盖了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换句话说，虽然总消费支出提高了，但主要是由政府消费的提高拉动，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是下降的。2001年-2020年，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居民消费比重相应下降了4.5%。

第二，疫情冲击。三年疫情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居民消费能力，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或者说收入严重受损。

第三，居民消费最近十年来更多向房地产倾斜。我做过相关分析，2020年，房地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例为14%左右，排在居民消费的第一位，并且最近十年这一占比持续提高。居民更多用来买房子、还房贷，这也会影响居民对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

第四，我们长期存在一些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比如我们有生产大国、制造大国的目标和相应的政策，但是没有生活大国、消费大国这样的目标，导致我们的居民消费长期滞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张，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通过出口得到释放。

这种情况下，出口一旦受损，经济循环就会受阻。现在经济遇到的问题之一也是因为我国工业生产40%左右的需求依然依靠外需，在国际形势不好、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工业必然减速。工业品的出路问题，需要在长期通过改变需求结构予以解决。未来如果仍然有40%的工业品依赖出口，我国可能仍将面临只要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的局面。

扩大居民消费，需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实施不同政策：

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收入受损的群体，重在提高消费能力，包括加大转移支付、进行补贴等，帮助他们迅速恢复到过去的收入水平，这样他们才能够消费。

对中等收入群体，重在放开对消费的一些限制政策，他们是购房和购车的主体。现在购房政策有一些放宽，但是购车方面尚未看到放宽迹象。

对高收入群体，重在扩大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让他们把钱花出来，这部分群体消费需求的释放也有利于间接帮助扩大就业。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理论和法治是更长久的“定心丸”

Q3：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今年中央出台了31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近期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您如何评估这些措施对稳定民营经济预期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您认为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 应如何从理论、制度和政策等层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杨伟民：7月发布的“31条”回答了新形势下民营经济关心、关切、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很详细，也很有针对性。当前出台“31条”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现在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把“31条”切实地落实下去。因为民营经济在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中的占比都在50%以上，也就是“56789”——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部分主体如果预期不好，经济自然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下一步，最为重要的就是各部门各地区怎么抓“31条”的落实。

国家发改委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落实中央“31条”的具体举措。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行业性的，但更多的是综合性的，也有很多新问题是现有行业和监管部门没有遇到过、没有先例的，因此设立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发展局，对于民营企业解决一些综合性的、具有普遍性的政策性问题和困难，是非常有帮助的，至少能把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归纳起来，有利于采取综合性、长期性的措施来稳定民营经济预期，解决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

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我认为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主要目的也正是这样——解难题、办实事，这是非常必要的。随着“31条”落实到位，民营企业预期的进一步改善，相信我国经济会进一步趋稳向好。

从长远来看，除了“31条”，我们还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理论建设。“31条”提到了要“加强理论研究”，但是没有具体展开。我认为理论研究主要是要加强对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经济制度当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要从理论上将这三点进一步阐释清楚。

第二，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因此，政策调整，包括监管，都要依法，这样，从长远角度有利于稳定民营经济的预期。

总之，理论和法治是民营经济发展更加长久的“定心丸”。

Q4：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其中提到的三个重点领域分别为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和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您如何评估当前这三个领域的风险水平和风险化解情况？

杨伟民：对这方面的问题我没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将防风险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做了很多工作。

应该说目前这三个领域的风险确实存在，因为风险和增长是呈反比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风险就相应增大，因此最近的风险加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总的来讲，经过近年来党中央在防风险方面的系统工作，防风险在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和法治建设上都已经得到很大加强，因此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个别风险点的暴露是正常的，从风险教育的角度来看也是件好事，也就是用“爆雷”的事实来教育各个方面走出“兜底”思维，借的钱是要还的。

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攻关期

一定要坚持市场机制

Q5：根据您的判断，我们当前处在经济转型的哪个阶段？这一阶段对新动能的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衔接有何要求？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杨伟民：十九大就已经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认为我们现在仍然处在攻关阶段。这个攻关阶段不是一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段，而是一个相对长的、需要以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来衡量的阶段，所以应该说也没有一个结束期，只要经济在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结构的优化和动能的转化，都是时时刻刻在进行当中的。

当然，美国对我全面遏制，特别是在创新方面的遏制，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最近几年我国经济转型在有些方面有所放缓。比如从消费增长动力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拉动，但最近三年，居民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或者说贡献率，同过去十年相比下降了14个百分点，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最近三年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不是居民消费，因为受到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是居民消费。这也说明我国在“转方式”方面遇到一定阻力。

但是在更多依靠创新方面，我们一直没有停步，这是最可喜的一个方面。最近几年我国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今年出口整体较为疲弱，但是我国的太阳能电池、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出口高速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前期长期研发积累和产业化进入到快速成长期的一个结果。

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下一步，我只提几点原则上的建议：

第一，一定要坚持市场机制。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让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减少政府不必要和不当的干预，在有些方面制定的产业政策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当前形势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此外，不能因为重视一个目标，就制定一套指标层层分解、再层层问责，还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层层分解、层层问责”这套机制本质上还是让政府去做，但实际上，转型的过程主要依靠市场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来完成。

第二，要坚持稳中求进，不要急于求成。传统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成长都需要久久为功，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创新能力在三两年内就有一个迅速的、大幅的改善，特别是通过创新来拉动增长，因为绝大部分产业增长都是靠需求来牵引的，只有少部分是在创新和产业化后实现了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拉动和供给创造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但后者的比例是很小的。

第三，坚持多目标的平衡，把握好政策的度。例如，新产业非常好，固然好，但是也不能“一窝蜂”；传统产业有污染，有安全隐患，但是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今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专门提到，传统产业不能被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这其实也是针对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地方大量关闭企业等这样一些问题提出的。再如，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产业，必然涉及到数据安全等新问题，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监管、发展和安全这样一些关系，都要把握好度。

又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虽然我们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是也不能忽视量的增长。质和量是一个统一体，没有质量只有数量的经济发展肯定不是高质量发展，但没有数量实际上就没有质量，仍然不是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处理好经济增长的质和量之间的关系。

“不管用什么政策，都要问题导向”

Q6：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现状，当前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该着力加大宏观政策力度，另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您更倾向于哪种判断？

杨伟民：我这次演讲要说的题目就是改革。

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刚刚已经讲过，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信心不足和动力不强的问题，对此加大刺激力度可能有效果，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的制定不能单纯考虑当前，还是要兼顾长远。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有各家之言，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法会不一样。

我们也有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下行期加大刺激力度、发货币，如果货币流不到实体经济，会流到哪里呢？如果经济机理上的问题不解决，单纯加大宏观政策力度，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例如，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依靠不断加大货币投放，使得钱又流进房地产市场，形成新一轮房价上升，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财政如果还是仅仅用于搞基建、扩产能，如果居民消费不增加，会否形成新的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一些方面加大宏观政策的力度，但加大宏观政策力度的方式并不只有多发货币。货币政策有不同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也一样。

我认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要相互匹配，同时深化改革，经济的问题才能解决。同时，不管用什么政策，都要问题导向。

针对房地产问题，需要建立长期制度性安排。二十大和十九大都提到，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这当然不是短时间就能建成的，但是至少可以先给出一个统一的长期方向，再配以一些短期调控，可能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向好，包括指出土地制度、金融支持、公积金、税收等制度的未来方向。例如，集体建设用地能不能入市，特别是经常提到的农民工市民化，如果农村户籍人口还是长期徘徊在房地产市场之外，房地产还是只面向9.2亿城镇人口中的6亿户籍人口，那么住房制度仍然是不完善的，3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