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碳金融实践：启动节能减排的c端力量-格隆汇

当前，我国尚未尝试PCT 建设，主要通过碳普惠型碳金融引导居民部门减排

摘要

“双碳”目标确立以来，我国的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其中，绿色贷款、绿色债券、ESG、碳排放权交易等针对企业部门的碳金融实践如火如荼；但针对居民部门这个碳排放量占比过半的群体而言，政策和市场对个人碳金融的关注度仍有待提升。

居民部门碳排放量占比高，且涵盖范围庞杂，需要运用金融手段推动碳减排。我国居民部门碳排放量约占全社会的50%，且广泛分布于能源、医疗保健、食品等诸多领域，依靠传统的宣传教育或政策激励难以保障减排效率，需要发展个人碳金融，利用市场手段引导居民消费行为变化。

海外的个人碳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均已有较多尝试。其中：1）居民部门碳交易（PCT）是较早被广泛研究的个人碳金融方案，PCT 可以通过经济奖惩、排放意识、社会效应三方面激励减排，但由于统计困难、分配易造成不公等问题，全球范围内暂无大范围实践。2）PCT 的小范围实践包括澳大利亚的NICHE 及芬兰的CitiCAP 等，二者证明PCT 的在减排方面具有效果，但要大范围推行，需要更加完善的统计、合理的分配、更佳的宣传等一系列前提。3）部分商业银行通过直接对居民部门进行积分奖励，减少统计需求并绕开配额分配环节，以鼓励居民减排意识及社会习惯养成，同样推动了居民部门的排放量下降。

当前，我国尚未尝试PCT 建设，主要通过碳普惠型碳金融引导居民部门减排。1）我国个人碳金融参与方包括商业银行、地方政府、互联网公司等主体；2）就碳普惠制而言，我国代表性的尝试包括广州、青岛的碳普惠试点，以及蚂蚁森林、低碳星球等互联网碳普惠平台；3）近年来商业银行陆续推出了基于碳普惠制的“积分兑换”模式的碳信用卡，以及开始探索搭建更为全面的个人碳账户体系，个人碳金融的实践方式愈发丰富。

居民部门个人碳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1）PCT 的发展面临较多困难，包括数据、分配等；2）居民部门能源消费相对刚性，碳价及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对中低收入家庭构成冲击；3）居民部门碳减排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质量，推动消费行为转型相对困难；4）针对碳金融的各类政策仍需进一步明确；5）碳金融相关的各类技术及政策仍需进一步明确；6）推动居民部门减排，首要任务是帮助居民部门理解碳排放的相关背景，这方面我国仍需努力。

投资建议：1）随着个人碳金融的发展，个人碳核算需求提升，为相关企业带来较大发展空间；2）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企业有望在个人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受益；3）个人碳金融发展提升信息安全需求，相关服务提供商具有较好前景。

风险提示：1）疫情反复，碳减排让位稳增长；2）居民参与意愿不及预期；3）政策限制碳金融发展。

2020 年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30·60”目标。一年多以来，国内低碳理念不断加深，绿色贷款、绿色债券、ESG 等企业碳金融项目规模逐步增大，并针对节能减排目标向企业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等一系列奖惩措施。但是，政策和市场对于居民个人减碳行为的关注仍然较少。实际上，作为占据中国碳排放总量近半数的群体，居民部门是我国双碳目标达成的关键一环。因此，通过各类手段引导或推动其减排成功同样至关重要。目前，国外部分国家及城市已加速推进或开展个人碳交易、个人碳信用等减碳项目的实践，而国内针对个人碳减排的业务也在逐渐成为碳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将有机会在个人碳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助力启动节能减排的C 端力量，从居民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01 个人碳金融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主要分为企业和居民两类。目前，针对企业的碳金融市场发展正逐渐成熟，包含绿色贷款、绿色债券、ESG、碳排放权交易等多种类型，但针对居民的个人碳金融市场发展则较为缓慢。

1. 居民部门碳排放特征：占比较高，场景庞杂

中国居民部门碳排放占比高，推动居民部门碳减排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球范围内针对居民部门排放数据的统计尚不完善，测算为常用手段。因此，想要明确知悉我国居民部门排放量相对困难，但无论境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均表明我国居民部门排放占比极高：据中国科学院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据联合国IPCC 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40%-50%，两机构统计的数据较为接近。据此推测，中国居民部门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在一半左右；可见，为保障中国双碳目标的达成，推动居民部门的碳减排具有必要性。

居民部门碳排放分布广泛，生活消费在我国居民生活碳排放中占比过半。从大类来看，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别占居民部门碳排放的23.45%、26.30%和50.24%。从细分项来看，居民生活碳排放主要来自煤炭、医疗保健、食品和电力消费，这4 项产生的碳排放占比共计54.03%；其次为油品、交通通讯、热力、衣着、文教娱乐和燃气，这6 项碳排放占比共计40.17%；日用品和饮用水消费产生的居民生活碳排放量最少，分别仅占居民生活碳排放的4.98%和0.83%。

总体而言，居民部门碳排放涉及的能源种类与消费场景庞杂，靠传统的宣传教育或政策激励可能难以保障效率，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居民主动调整生活、消费方式。

2.金融助力居民部门碳减排具有发展前景

推动居民部门的碳减排，需要通过各类手段改变居民部门的生活消费习惯；而利用金融手段调整居民部门的消费函数可能是相对有效的路径之一。目前，世界各国金融机构针对居民部门碳减排均进行过多样化的尝试，但受限于当前居民部门排放的复杂性与数据的可得性等，其效果仍有提升的空间。

从国内金融机构的现状看，商业银行开展居民部门碳金融业务具有优势。其一，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而言，商业银行覆盖的居民范围最广，能够最大限度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储蓄及投融资行为发生联系，利于其通过多种业务和渠道开展个人碳金融业务；其二，商业银行自身具备足够的关注度与号召力，其线下网点众多、线上金融平台亦建设完善，在个人碳金融项目的宣传和执行上均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其三，商业银行在过去多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绿色低碳金融业务经验，为个人碳金融业务的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2 海外个人碳金融的实践经验：PCT 道阻且长

海外个人碳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均已有较多尝试。部分国家与研究机构对居民部门的碳交易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部分国家的城市或地区已尝试落地了个人低碳项目。如澳大利亚诺福克岛（NorfolkIsland）的区域式个人碳交易系统，芬兰拉赫蒂的（Lahti）居民交通碳市场，以及韩国光州银行“碳银行卡”等。尽管其实践成效各有缺憾，但对于我国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2.1 理论基础：居民部门碳交易的研究与设想

居民部门碳交易是较早被广泛研究的居民部门碳金融方案。于世界各国而言，能源消费均是居民部

门的主要排放源之一。然而，能源需求本身较为刚性，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因此传统的碳税等手段

对居民部门能源相关碳减排的推动作用有限。为此，自2008 年起，以英国为代表的诸多欧洲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居民部门碳排放交易系统（Personal Carbon Trading, PCT）的相关研究，希望通过碳交易的经济奖惩、排放意识、社会效应等手段，推动居民部门尽可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进而减少碳排放。

各国PCT 的涵盖范围略有差别，但设计思路大致相同，共分为四部分：1）个人或家庭定期免费获得碳配额；2）根据其消费活动计算碳配额的扣减量；3）允许碳配额交易；4）个人或家庭可获得的碳配额总量通常逐年减少，以推动减排。然而，由于PCT 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运转成本过高，因此面临较大的社会道德及法律阻碍。如针对儿童及老人，应该如何进行碳配额分配，如何确定计划的边界等。所以，全球范围内尚无国家推行大范围的PCT 计划。除英国的TEQ 计划和PCA 计划曾长期处于政府审查阶段并最终被否定外，大多数国家的大范围PCT 计划均停留在设想阶段。

除政府部门尝试推行的PCT 计划外，部分地区的居民或公司也曾自发组织过类似的PCT 计划方案。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草根运动“碳配给行动小组（Carbon Rationing Action Groups，CRAG）”，居民自发设定碳配额总量，并根据目标不断减少碳配额总量上限。在该运动最火热的2009 年，英国CRAG 网站上大约有24 个类似团体被认证为“活跃”的小组，但时至今日基本都不再存在。

2.2 NICHE 计划：澳大利亚小范围的个人碳交易尝试

如上所述，出于种种考虑，全球范围内暂无大范围推行的PCT 计划，通常仅为民间自发开展的草根运动。这一方面令PCT 的有效性无法得到实证，限制了居民部门减排工具的运用；另一方面，由于PCT 通常需要在封闭条件下运行以模拟现实情况，小范围、开放式的实验结论通常缺乏可靠性。因此，寻找一个相对封闭的岛屿进行实验就成了一个折衷选项。澳大利亚的诺福克岛（Norfolk）即是一个理想的试验地，该岛位于南太平洋，距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东海岸1600公里，是一个约有1800 人的小社区。于是，NICHE 计划就此诞生。

2.2.1 NICHE实验概述

NICHE 计划可视为全球PCT 小范围实验的先驱。NICHE 于2012 年在诺福克岛开始运行，由南十字星大学管理，并受到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的资助，以及诺福克岛立法议会（NIA）的支持。NICHE 研究范围较大，就PCT 而言，NICHE 主要研究：1）分配碳配额并设置相应目标的方法是否利于居民部门碳减排；2）PCT 系统是否被公众支持，且能否成为一项强制性的减排工具。由于NICHE 的涵盖范围相对有限，因此其设计机制相对简单，共分为三步：

第一步，将诺福克岛的参与居民纳入个人碳监测系统，并监测其天然气、电力及燃料（主要是汽油）消费量。其中，天然气及电力消费数据自公用部门统计获取，而燃料消费是在销售点（如加油站）通过专门的应用程序进行采集（居民使用相关应用程序可以获得小额的油价折扣）。根据各种能源消费量及乘数，计算参与居民的能源消耗相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整个实验期间，约有217 户人家自愿参与其间（占诺福克岛总人口的27%）。

第二步，参与家庭按季度统计碳排放量，并在实验开始的两个季度后根据此前的排放数据计算出基准排放量（Baseline），并推动参与居民在未来的6 个月内将其碳排放量在基准排放量上减少10%，这一目标被称为个人碳目标（Personal Carbon Goal，PCG）。

第三步，允许居民之间开展碳交易，以观测市场手段是否可以提升减排效率。

2.2.2 NICHE 实验结果

NICHE 计划实施之后，诺福克岛的居民部门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实验可靠性及完善性大打折扣。

原因在于，NICHE 的实验面临较多问题：

第一，由于居民为自愿参与而非强制，因此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没有完全将自身的能源消费记录下来。尤其是燃油消费，即便有小额的油价折扣，但在全部参与者中，能够将80%的石油消费忠实记录下来的居民仅占38%，而有49%的参与者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究竟记录了多少。受此影响，NICHE 在最终分析时不得不在燃油部分剔除了80%记录比例以下的参与人员数据，这削弱了结果的可靠性。

第二，由于商业银行对NICHE 项目兴趣寥寥，而公共事业单位数据披露又以季度为单位，因此无法通过商业银行获取实时的交易信息，这导致建立PCT 所需要的数据支持难以实现（这一原因同时也是NICHE 参与者记录水平不佳的原因，即通过新的应用程序记录消费数据过于繁琐）。

第三，NICHE 对碳配额分配采用人均等量分配法，然而，在实验中NICHE 研究机构发现，人均能源消费量实际与家庭成员数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因此，人均等量分配这一分配法被证实不利于规模较小的家庭。与此同时，诺福克岛缺乏完善的金融及税务体系，无法保障对小规模家庭进行合适的补偿。这导致在实验中引入PCT 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此基础上，NICHE 放弃了引入PCT，转而直接研究个人碳目标（PCG）是否能够帮助居民部门实现减排。最终数据显示，在引入PCG 前后，NICHE 的参与家庭碳排放量整体下降了18%，说明引入PCG 激励居民部门减排是相对有效的10；但减排领域存在结构性差异：实验期内，电力、燃料的碳排放量有显著下降，而天然气的碳排放量变化不大。

在实验的最后，参与NICHE 的家庭还填写了调查问卷，以表明在参与NICHE 计划前后，他们是否认为PCT 是有效的减排手段，以及参与NICHE 计划后，是否支持其强制推广。最终的结果显示：1）在参与NICHE 计划后，认为PCT 是碳减排的有效手段的居民比例略有提升（从51.22%提升至55.76%），但这一变化并不显著且可能受到参与问卷人数差异的影响（前者的样本容量为410 人，后者的样本容量为165 人）。2）支持NICHE 或PCT 强制推广的比例并不高，46.1%的居民持支持意见，22.4%的居民持反对意见，而31.5%的居民持中立意见，可见如果NICHE 或PCT 希望大范围推广，则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设计。整体看，NICHE 计划虽然难言成功，但是为PCT 系统的现实运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3 CitiCap 项目：芬兰的居民交通碳交易市场

如NICHE 计划所示，由于居民配额核算及分配实际存在较大的困难，完整的PCT 计划推行面临阻碍。因此，近年来碳市场开始尝试新的模式：第一，聚焦少量数据易获取的领域，而非全部居民碳排放领域；第二，在进行碳配额分配时，进行更加灵活的调整。其中，芬兰城市拉赫蒂（Lahti）上线的CitiCAP 即为代表之一。

2018 年芬兰城市拉赫蒂上线了公民共创的上限及交易系统（Citizen’s cap and trade co-created，CitiCAP）的试用版。CitiCAP 是拉赫蒂城市交通计划（SUMP）的一部分，主要通过邀请居民使用CitiCAP 这一应用软件，监测参与者的日常交通方式，通过激励措施推动参与者使用可持续的城市交通工具。

CitiCAP 的设计思路主要有五项特色：1）碳配额方面，CitiCAP 中的碳配额并非人均等额分配，而是在等额分配的基础上根据生活情况进行调整，如行动不便或居住地离基础设施较远的居民可以获得更多的碳配额，碳配额的发放每周一次。2）数据搜集方面，参与者的交通方式及碳排放被APP自动记录，CitiCAP 主要通过GPS 感测元件所测量的行进速度为依据11，判断居民使用何种交通工具。3）碳交易方面，参与者在试用版中不能直接相互交易他们所获得的碳配额，而是直接与后台数据库进行交易，系统充当中央对手方作用。参与者每周的交通数据将会被折算成为该名参与者的实际碳排放总额，若实际总额低于该参与者的碳排放配额，盈余配额将自动出售给系统并兑换成虚拟欧元；若实际总额高于参与者的配额，损失部分将导致参与者的虚拟欧元扣除。4）碳价格方面，碳价仍然根据供需环境变化而波动。虚拟欧元价格受到碳配额总量的供需影响，所有参与者的盈余越多，则碳价越低，反之越高。5）激励机制方面，试用版期间参与者只会获取激励，无需承担损失。参与者碳账户每四周将结算一次，净赚取虚拟欧元的参与者可以在APP 内使用虚拟欧元购买小礼品，如咖啡券、游泳卡等；而虚拟欧元净亏损的参与者无需为亏损付费。

CitiCAP 项目自2019 年起开始筹备，2020 年5-10 月正式运行，运行期间创建了2500 个用户ID，其中约有100-350 个活跃用户，主要用户画像为50 岁以下、高教育水平、高收入群体。此外，约有150 名参与者被划分入对照组，用以考察CitiCAP 下的PCT 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激励用户改变交通通勤行为。

结果显示，CitiCAP 的碳价机制对参与者交通方式的影响幅度有限，但排放意识及社会效应对参与者的减排行为有较好影响。主要表现如下：1）从居民的实际出行数据来看，2020 年CitiCAP 上线运行以来，参与者对私家车的使用确实有所下降，这将推动碳排放的减少。2）然而，出行方式的改变最有可能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个作证是参照组的居民在出行方式上与CitiCAP 的主要参与者们有着相同的趋势。3）试点最初的碳配额价格为0.1 欧元/kgCO2，而在部分时期碳价一度涨至0.7 欧元/kgCO2，但是高碳价并没有对参与者的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在最后的调查访谈中，仅有37%的用户注意到了碳价的高昂。这表明碳价对居民的激励作用实际是相当有限的。4）约有36%的调查者表示，使用CitiCAP 后由于希望完成减排行动，因此他们的交通活动变得更环保了，这说明排放意识及社会效应在居民部门减排中发挥了作用。

与NICHE 不同，CitiCAP 作为更加新近的尝试，为居民部门减排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另外两项宝贵的经验：1）在最终问卷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认为，即使参与了CitiCAP，他们对于PCT 的具体运作仍然不甚了解，这表明PCT 的参与门槛似乎有些过高，需要进行普及教育；2）约有21%的参与者在最终调查中承认，他们曾经通过关闭GPS 或者将手机留在家中以防止自身出行数据被记录，从而降低自身的排放量数据。而由于居民部门造假相对生产部门更容易，数据统计体系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要求更高了。

2.4“碳银行”项目：韩国光州的个人碳减排创新

除PCT 相关的尝试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在不同领域依据自身情况，开展了推动居民部门碳减排的尝试。其中，较早的尝试为韩国光州银行的“碳银行”项目，该项目与NICHE 和CitiCAP 不同，并不尝试为居民部门核算及分配碳配额，而是直接通过激励措施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变。

2008 年起，光州银行向自愿参与的家庭发放“碳银行卡”，若持卡人及其家庭成员相比此前两年，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水、电、天然气的平均使用量减少5%及以上，就能获得一定量的“碳积分”。另外，购买指定的环境友好产品或出行搭乘公共交通也能获取“碳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购买绿色家庭用品，或在国家公园或特定区域内的其他景点享有折扣12。可以看到，在碳银行项目中，光州银行将PCT 的经济奖惩机制由参与双方决定转化为三方承担，淡化了惩罚机制，强化了减排意识及社会效应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缺乏有效的配额分配方式所可能导致的不公13。2008 年项目开展伊始，参与项目的家庭数量约为2 万个；项目开展五年后，参与项目的家庭数量升为33 万个，覆盖了光州市约62%的家庭。

光州银行“碳银行”项目的开展中，有两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其一，光州银行与韩国电力公司、光州市自来水公司、Hae Yang 城市天然气公司等市政组织，以及包含了31 个非政府组织的“绿色开启”联盟展开合作；前者为居民个人碳排放的数据跟踪提供支持，后者则负责系统的推广和宣传。商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多方合作提高了项目的效率。其二，光州银行与市政府共同分担了在“碳银行”项目中积分换算的费用，并由光州市统一负责系统的管理和运营。这使得商业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自身的成本。总体而言，“碳银行”项目中，光州银行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资源的有效结合，是确保居民碳金融业务的自发参与和稳定开展的基础。

不过，韩国光州银行的“碳银行”项目的减碳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其本身覆盖范围较窄有一定关系。从目前的统计看，自2008 年项目开展之后，光州市的碳排放量在5 年间仅减少了13.5 万吨二氧化碳，平均每年仅减少不到3 万吨。光州市的人口约为韩国人口的3%，按照人口推算，即便全韩国推行“碳银行”项目，每年可实现的减排量也仅在百万吨上下，与韩国全年总体以亿吨计的碳排

放总量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03 中国个人碳金融的发展现状：碳普惠制为核心

当前，中国尚未尝试个人碳排放权交易（PCT）的建设，因此，居民参与的碳金融活动主要是个人低碳行为的价值转化，即通过各种碳普惠活动将个人在生活中的减碳行为进行积分，并通过交易、兑换等方式，转化为经济价值。目前，我国各区域政府、互联网平台以及商业银行均有不同形式的碳普惠制实践，而其中，商业银行的“碳信用卡”“个人碳账户”等模式与金融活动的联系最为紧密。

3.1 个人碳金融的基础：碳普惠制度及其发展

目前我国的个人碳金融模式，与韩国光州银行的“碳银行”相类似，主要是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方式，将居民的低碳行为换算为碳积分，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激励和优惠业务。这种模式被称为个人碳普惠制度。与海外传统的PCT、NICHE 或CitiCAP 模式相比，碳普惠制将经济奖惩的实现方式由市场决定转换为第三方决定，这淡化了碳交易的经济惩戒作用而放大了激励作用，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和推广度可能更加友好。与光州银行的案例相比，我国个人碳金融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银行，还包括地方政府、互联网企业等，覆盖的范围也有了显著提升。

3.1.1 区域碳普惠制度的试点

我国碳普惠制度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2015 年，广东省就率先展开了碳普惠制建设的探索，此后，广州在2019 年正式上线了全国首个城市碳普惠平台，市民通过绿色出行、节水节电等低碳行为,就可以获得碳币,兑换商品；碳减排量经核证后可进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进行交易变现。此外，2020 年北京启动了“绿色出行-碳普惠”活动，2021 年青岛发布了全国首个以数字人民币结算的碳普惠平台——“青碳行”APP，2022 年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在浙江上线，这些都是碳普惠制度在不同城市的实践。

以广东省碳普惠制的试点方案为例，其选择了社区、公共交通、旅游景区、节能低碳产品为试点，根据居民在不同场景下的低碳行为计算碳减排量（见图表14），给予相应的“碳币”奖励。参与碳普惠的公众可到省统一的碳普惠平台注册为会员，由平台统一为公众发放“碳币”。各市的低碳联盟及政策优惠统一到平台上发布，在平台上实现公众的“碳币”兑换优惠。此外，未消费的减碳量还可流入碳交易市场，获取收益用作低碳建设或按比例返利于居民。

3.1.2 互联网碳普惠平台的实践：以蚂蚁森林为例

除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碳普惠平台建设之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基于其客户行为的数据获取优势，也开展了碳普惠制的实践。其中，以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起步最早（2016 年），影响也最为广泛。蚂蚁森林主要用于度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个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步行、乘坐公共交通、网络投票、在线支付等行为均可在系统中转化为碳减排量，进而双倍计算为虚拟的能量数值，用户可以用收取、积累的能量数值虚拟种树。与此相对应，蚂蚁金服以及合作的公益组织将会在我国某地区真实地种植一棵树，并为植树用户颁发一张唯一编号的植树证书，以此激励居民绿色低碳生活。

蚂蚁森林由阿里巴巴主办，项目包含主办方、执行方、用户端、自然环境端以及负责监管的政府端。其中，主办方为蚂蚁金服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维护网络信息平台的正常运作。具体来说蚂蚁森林系统运行的平台包括蚂蚁财富旗下的天猫、淘宝、淘票票、钉钉、飞猪、哈啰出行等行为记录平台，花呗、余额宝、支付宝、借呗等资金运行平台以及芝麻信用等征信管理平台。在“蚂蚁森林”平台中，支付宝会记录用户的低碳行为并计算为能量，用户需要定时收取、积累能量，这种类似"偷菜、收菜"的游戏模式正好符合了用户时间碎片化的特点，增强了该产品的趣味性，将公益活动娱乐化。而阿拉善 SEE 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负责执行，帮助蚂蚁森林用户将碳账户积累兑换成真树或生态环境保护地的保护经费。

最为重要的蚂蚁森林主办方阿里巴巴集团在培养用户绿色生活习惯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商誉。作为蚂蚁森林项目的主办方，阿里巴巴集团为项目提供资金供给，并承担维护平台正常运作的责任。一方面，集团需与专业碳核算平台合作，设立一套合理可行的碳减排计算方案；另一方面，集团需与电力、地铁、公交等相关方面密切合作，获取居民个人相关数据，从而获得完整的闭环数据链，准确计算C 端用户碳排放消耗较大的领域所减少的排放量。通过主办蚂蚁森林，阿里巴巴集团不仅可以利用自身互联网企业的传播优势为绿色低碳做出贡献，也会提升自身在潜在消费者群体中的信任度，完善自身良好的企业形象。

未来，蚂蚁森林将由碳普惠制向PCT 制进行转变。事实上，蚂蚁森林的产品构想共有三步：第一步是初期通过公益基金会购买个人碳账户所积累的“绿色能量”，将其转化为植树行为；第二步是参照国际上通用的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开展减排项目交易，鼓励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个人购买；第三步是为未来个人碳减排活动形成国家认可的方法学，并纳入中国自愿减排项目类型，成为个人参与碳交易的“碳账户”，参与未来碳市场的买卖与投资。这个规划目前仍停留在第一步。从目前来看，个人碳账户、碳交易市场的推广和普及仍面临诸多困难，但蚂蚁森林作为在这一领域最早开展实践、也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碳普惠应用，其低碳生活场景的设置、碳减排量的算法等，对后来者都具备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公司在2021 年6 月也上线了其低碳互动科普小程序“低碳星球”，其运作方式与蚂蚁森林类似，同样将重点放在公众绿色出行等低碳生活场景上，主要依托于腾讯地图和乘车码产品平台、腾讯区块链技术以及已发展较为成熟的用户运营体系；但其激励方式与蚂蚁森林不同，主要采用的是通过低碳积分解锁不同主题形态、使用积分兑换礼品等较为传统的碳普惠制模式。

3.2 个人碳金融的实践：碳信用卡与个人碳账户

商业银行的个人碳金融实践甚至要早于上述碳普惠制度的试点。早在2010 年就有部分商业银行通过碳信用卡产品试水了居民直接购买碳减排量的模式；而在碳中和目标提出之后，近年来商业银行陆续推出了基于碳普惠制的“积分兑换”模式的碳信用卡，以及开始探索搭建更为全面的个人碳账户体系。

3.2.1 早期实践：提供个人购买碳排放量的碳信用卡

商业银行的个人碳金融业务始于2010 年左右，但发展较慢。自2007 年起，央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即开始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关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追求更高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应将注意力转向需承担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上，尤其是持续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节能减排问题。此后，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从2010 年起陆续推出了“低碳信用卡”，并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融入公司战略、公司治理的大方向中。然而，由于当时政策背景、社会共识等层面的条件并不充分，居民对节能减碳的关注度也较低。

早期的“低碳信用卡”为个人参与碳排放交易提供了首个银行交易渠道。具体来看：兴业银行于2010 年推出的低碳信用卡是我国首张低碳信用卡，其要求持卡人默认购买一定碳排放量，参与碳市场交易，并获取碳积分。具体而言有两条途径：一是居民个人在申办兴业银行低碳信用卡后，即自愿承诺卡片激活后的首年购买一定额度的碳减排量，碳减排量每吨约为35 元人民币，银行将从信用卡账户中扣减购买费用，居民若想额外购买也可另行申请。二是居民个人每通过低碳信用卡刷卡消费1 笔，即捐赠1 分钱至“低碳乐活”购碳基金账户，用于在每年4 月22 日世界地球日集中购买碳减排量。据兴业银行官方数据显示，低碳信用卡在五年内共发行32 万张，约20%的持卡人通过信用卡参与了碳交易，完成了个人端的低碳交易业务。

光大银行于2010 年3 月与北京环境交易所联合推出“绿色零碳信用卡”，其操作形式类似。光大银行不定期地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客户，邀请持卡人购买一定数量的碳额度。若持卡人有意愿购买，光大银行可直接自低碳信用卡中扣除相应金额，并随之附送一定的信用卡积分以感谢其对绿色低碳事业的支持。此外，光大银行联合北京环境交易所为购买碳额度累计达到1 吨及以上的客户建立“碳信用档案”，持卡人可以利用信用卡信息进入自身的碳信用档案，并随时查阅所购买的碳额度信息，明确自己在绿色低碳方面的贡献金额。

总体而言，早期的低碳信用卡主要是面向具有节能减碳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为其提供通过信用卡购买碳减排额度的渠道，并通过个人碳减排量的展示和积累，以及个人碳信用档案的建立，增强参与者的社会荣誉感和减碳意识的认同感。这一模式实际并未推动居民部门进行碳减排，而是将居民部门引入企业部门的减排行为中。

3.2.2 新近实践：基于居民行为的碳信用卡与个人碳账户

2010 年之后的近十年中，商业银行在低碳信用卡方面的尝试并不多，相关业务发展也较为缓慢。而自2020 年9 月我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之后，国内推动节能低碳热情愈加高涨，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不断提升。碳中和目标推动商业银行再度广泛开展碳信用卡、个人碳账户等个人碳金融业务

1. 基于居民行为的碳信用卡：碳普惠制度与金融产品的结合

2021 年8 月，中国银联联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各家商业银行，共同发布了银联绿色低碳主题卡产品，旨在进一步推动国内低碳生活观念普及以及碳普惠体系的落地。此后，浦发银行、中国银行等诸多商业银行都陆续设计、发行了具体的绿色低碳主题信用卡产品。与早期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发行的可直接购买碳减排量的碳信用卡相比，此次发布的“绿色低碳主题银行卡”的运作模式，主要是基于居民的绿色低碳行为形成低碳积分，并给予相应激励（大致包括绿色消费优惠、低碳出行优惠、绿色能量兑换、证书奖励、新能源购车优惠五大类优惠），以此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促进个人的节能减碳。

根据中国银联对绿色低碳信用卡的介绍——

“绿色低碳主题银行卡包含企业版及个人版两套卡产品体系，以银联交易系统中企业和个人交易行为数据为计算基础，构建银联绿色低碳积分体系，一方面助力企业碳中和转型；另一方面根据用户绿色消费行为贡献构建银联绿色低碳卡动态权益体系，向企业和社会大众传播碳中和概念。“个人版银联绿色低碳主题卡构建了银联绿色低碳积分体系，结合持卡人在银联系统的绿色消费行为，如乘坐公交地铁、云闪付缴费、共享单车骑行、高铁出行、新能源车充电等，计算个人碳减排量，并配置相应权益，以娱乐互动和动态回馈的机制，引导用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近期各家商业银行发布的碳信用卡，均为“通过绿色低碳行为积累碳积分并兑换相应权益”的模式，这是“碳普惠体系”的常见运作方式，可以说是碳普惠制度与金融产品的结合。中国银联与各家商业银行合作开发的碳信用卡，与前述区域层面的碳普惠制度相比各有优劣。其优势在于，银联系统拥有中国居民最为广泛和详实的消费金融数据，能够非常便捷地统计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其数据可靠且不受区域限制，有望构建跨区域的、全国性的碳普惠交易平台；且植根于金融系统，碳积分的权益配置还可以更便捷地与金融产品结合起来。其劣势在于，碳信用卡受数据

来源的限制，仅能统计与金融相关联的消费行为，在居民减碳行为的全面性上有所欠缺；例如，垃圾分类、植物认养、减少私家车出行等行为，可能很难用银联数据予以跟踪。

2. 个人碳账户：搭建全面的居民碳减排体系

商业银行的个人碳账户，是指商业银行利用自身交易结算数据优势，实时获取和计算居民消费行为所导致的碳排放，并为用户提供减排量记录等基础信息的账户。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可以为碳排放较少或低碳消费行为较好的居民提供一定的业务优惠或商品兑换（类似碳信用卡、碳普惠制度的操作）。如果说“碳积分兑换”模式的碳信用卡是碳普惠制度的初步实践，个人碳账户体系则是致力于探索更为全面的居民碳减排量的计算、积累、兑换及交易等操作的体系。

2022 年以来，已有诸多商业银行开展了个人碳账户业务，例如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衢江农商行、日照银行等，各家银行碳账户的碳排放测算、碳积分计算，以及优惠活动等各有差异，但具体来看，目前商业银行个人碳账户的设立与运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个人碳账户的碳减排数据来源多样化。有的基于本行的绿色金融业务，例如浦发银行个人碳账户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来源于其本行办理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业务；有的基于银行交易清算数据的绿色消费行为，这与上述银联碳信用卡的模式类似；有的则基于银行自身数据与外部数据的结合，例如建设银行的“碳账本”是将建行内部数据（如手机银行生活缴费、TC 缴费等）和行外碳减排行为数据（如乘车次数、线上办理政务业务次数等）进行共享，实现多维度的碳减排数据支撑。

其二，个人碳账户致力于居民碳减排量的全面科学计算，通常与多方合作并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各家银行与碳资产交易、管理、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合作；例如中信银行的个人碳账户设计是与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开展了合作交流，并联合中汇信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另一方面，碳减排量数据的积累与核算应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例如建设银行提出探索运用联邦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碳减排计量模型。

其三，个人碳账户作为基础，银行基于丰富的绿色低碳生活场景，提供相应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个人碳账户除了能够提供类似碳信用卡“积分兑换”类碳普惠服务之外，还能够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这是与区域、互联网平台的碳普惠活动差异最大的一点，也是更准确意义上的个人碳金融实践范畴。例如，建设银行基于“碳账本”提供信用卡额度升级、分期福利、银行卡消费折扣、支付优惠、积分商城权益兑换等个人金融服务。再如，衢江农商银行面向个人客户、依托于个人碳账户推出了“点碳成金贷”，这是全国首个基于银行个人碳账户、面向个人发放的绿色信贷产品。依据于个人碳账户积分，衢江农商银行将个人客户分为“深绿”、“中绿”、“浅绿”三个等级，并据此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以及办理流程等方面提供差异化服务，以鼓励居民个人提升其个人账户的碳积分。

04 个人碳金融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国内外个人碳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均处于初阶阶段。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居民部门节能减碳仍面临诸多挑战，这其中不仅存在数据、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也有伦理、隐私、政策等方面的掣肘。但同时，在个人碳金融市场的不断尝试与摸索的过程中，也蕴含了丰富投资和发展机遇。

4.1 个人碳金融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居民部门个人碳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第一，理论上，完善的碳市场所决定的碳价是全社会碳价之锚，是各类碳金融产品发行的重要参考，然而，PCT的发展面临较多困难：1）居民部门碳排放较为复杂，全球范围内均缺乏针对居民部门的直接碳排放核算体系，这导致以居民部门为对象构建碳市场的基础不稳；2）在此基础上，部分地区尝试减少了PCT的覆盖范围，如以能源及交通为主要领域，先行推动PCT的构建，但PCT运行成本高昂的问题仍需要解决；3）参考诺福克岛的经验，以居民人均等量为标准的碳配额分配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公平性问题，这一方面会导致居民部门对PCT的支持程度削弱，另一方面可能在强制推行的过程中导致新的不公产生；然而，当前全球范围内尚无成熟的配额分配方法，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摸索。

第二，居民部门能源消费对价格不敏感，碳价及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对中低收入家庭构成冲击。因此PCT构建重点在于通过碳市场践行激励而非惩罚，在这一点上，企业部门的经验恐难借鉴。就国际经验来看，当碳价上升伴随能源价格上升时，OECD国家居民部门的核心CPI实际不会变动，而欧盟或加拿大部分区域甚至存在通缩倾向，这可能是由于能源需求较为刚性，能源价格上涨将挤压居民消费需求所致。因此，在碳市场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兼顾中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参与，以防止对正常生活造成影响。我们认为，通过构建激励型而非惩罚型碳市场，对居民部门可能更为友好。

第三，居民部门碳减排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质量，我国仍为发展中国家，推动消费行为转型相对困难。我国本身为以煤炭为主要资源禀赋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大国。在此背景下，我国人均碳排放量水平实际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数据可得性及排放占比角度，推动居民部门碳减排最为便捷的领域是能源领域，然而，通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推动居民部门碳减排可能导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并限制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明确居民部门的减排路径，兼顾减排与居民生活。

第四就我国而言，居民部门碳金融开发存在政策及现实限制：1）金融机构牌照规定了其可以开展的业务范围，但对碳金融相关领域的规定尚不明确；2）居民的各类消费数据可能涉及敏感信息，互联网公司与金融机构是否有权记录并用于碳排放核算，以及可以使用何种程度的消费数据进行核算，实际仍需要进一步明确；3）如果居民部门从碳金融中获取了收益，该部分的税收政策制定需要谨慎，以防止打击居民参与热情。

第五，各类技术手段仍需发展。不管是拉赫蒂的CitiCAP或是诺福克岛的NICHE，数据统计的缺失不仅可能是系统问题，也有可能是人为因素自己导致。如果碳金融依赖移动电子设备，则可能为参与者带来牟利的机会，如利用现金加油避免被电子设备检测到，从而减少记录的化石能源消费量；或通过关闭手机避免出行数据被掌握等。

第六，碳普惠制对第三方形成压力。短期内，碳普惠制的居民部门碳金融模式仍将是相对可行的方式，但该模式决定了奖励机制由市场参与双方转变为第三方，如果希望能够保障减排效果，银行、互联网企业可能承受相对较大的支出压力。

第七，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基于PCT或碳普惠制进行居民部门碳金融体系的构建，需要有相当的市场基础作为保障。如何保障我国居民能够清晰地了解、认知碳排放行为、碳价的变动以及碳排放政策的影响，仍然具有相当的挑战。

4.2个人碳金融实践蕴含丰富机遇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但在我国居民部门的个人碳金融实践过程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投资和发展机遇。

第一，个人碳金融建设将催生碳核算需求。居民部门碳排放数据核算标准是发展个人碳金融的根基。目前，我国尚没有明确的个人碳排放核算标准，仅针对企业要求以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MRV）为框架开展了碳核算工作。对于个人行为碳排放的核算，在区域碳普惠、互联网平台及商业银行开展的各项碳金融项目中，除少数有能力自身设计核算框架并完成核算全部流程的机构之外，多数仍然需要专业碳核算企业协助或全权代理完成。因此，我国需要尽快出台居民部门碳排放数据核算标准，或支持相关三方企业出台相关标准并由国家认证。随着个人碳金融的发展，相关金融机构、核算机构对于居民个人碳核算的需求不断提升，这也为碳核算企业带来较大发展空间。

第二，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具备开展个人碳金融业务的优势。如前文所述，开展个人碳金融业务大多需要基于居民部门庞杂的消费金融数据，而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在其中各有优势。通常而言，居民生活消费方面的碳排放可分为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两类。前者是指直接产生碳排放的活动，例如照明、炊事、取暖制冷、交通等；后者则是指在商品或服务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碳排放、但具体使用中并不产生碳排放的消费，例如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由于商业银行不仅参与居民部门消费，还参与各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在间接排放减量方面更具优势；而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头部互联网企业）大量参与居民的直接消费行为，且用户使用频率更高，其数据收集及服务能力更强，在直接排放引导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平台企业有望在个人碳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受益，且两者具有合作的空间。

第三，个人碳金融发展将提升居民消费数据的价值。无论直接或间接排放，居民部门的碳金融体系均需要建立在对应消费数据记录的基础上，消费数据的价值提升将导致居民数据泄露的可能性加大。因此，网络数据安全服务提供商以及数据系统服务提供商未来也有望获得增量业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