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与经济增长：此消彼长还是协同共赢？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当前部分声音认为碳中和可能影响和阻碍经济发展，但从我国碳强度与GDP增长数据可看出，“减碳”与“发展”能够实现双赢。截至2019年，我国碳强度较2010年降低53.3%，同期GDP增长139.4%。因此，我们认为，碳中和拖累经济增长的说法并不正确，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碳中和仅对部分低效高耗能的领域与行业加以限制。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制定达峰专项方案，推动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化、电力、煤炭等重点行业提出明确的达峰目标并制定达峰行动方案。能源结构调整是“减碳”的重要抓手之一，碳中和背景之下，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中的落后产能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而被迫出清，行业结构优化，市场集中度提高，利好生产过程规范、环保设备齐全的先进产能。而对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而言，碳中和所引导的产业转型无疑将为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其次，碳中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仅限于短期，长期而言，低碳转型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短期来看，为响应碳中和政策号召，企业需加大环保设施及工艺设备投资，升级产能，这将导致企业利润下滑；此外，考虑到能源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均不可一蹴而就，减少碳排放势必意味着牺牲短期内的部分经济活动。但长期来看，预计碳中和的提出将推动我国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绿色经济。在前一种模式之下，经济发展严重受到人口、资源以及环境的制约，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绿色、低碳的能源结构则将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上，英国、美国等诸多国家也为我们提供了碳中和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赢的例子。英国于2008年批准一项议案，决定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框架确定减排目标的国家。1990年，英国化石燃料发电量约占80%，随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2019年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越化石燃料，高达48.5%。自1990年以来，英国在碳减排35%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159%的巨大成就。美国在减少化石燃料消耗的同时也加大了清洁能源投资力度，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高。此外，美国政府格外重视科技创新，高额的研发投入加快了生产自动化的进程，第三产业占比迅速提高，促进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国际经验同样证明，碳中和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碳中和本身就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碳中和产业兴起将极大地提升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而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则相辅相成。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若以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为准，至2030年，碳中和将为中国带来约0.3%的就业率提升。碳中和目标下的低碳发展将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最直接的就业岗位增长体现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相比传统的煤炭生产领域工作岗位，可再生能源的工作岗位往往更加清洁，对从业人员更加友好。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的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数在45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已经与当前煤炭生产领域的工人人数相当，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人数仍会进一步增长，柴麒敏主任预计到2030年，就业人数可达到6300万人，约5850万人的可再生能源就业缺口将极大提升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

另一个由碳中和带来的就业增量领域主要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建设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当前，碳交易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碳交易市场能够将碳排放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倒逼企业加大对环保技术的投入，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2013年起，我国陆续在深圳、上海、北京等8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21年2月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预计将于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建立将进一步带来与之相关的大量就业岗位和人才需求，例如碳排放权交易员、碳交易数据分析师、碳排放额度评估师、碳资产管理人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所工作人员等就业岗位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就业数量和质量。

从分部门角度来看，生产和供应的电力、蒸汽和热水部门碳排放量最多，且显著高于其他部门，这意味着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加速电力供应的转型升级。从生产和供应的电力、蒸汽和热水碳排放占我国总碳排放比例来看，2000年-2017年，其占比始终高于39%，同时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部门的碳排放比例，因此，实现碳中和目标，首当其冲需要加速电力供应转型升级，而电力供应的转型升级将会带来全新的投资需求。

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将是碳中和目标下电力供应的主要方式，但是这些清洁能源的发电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要想保证电力供应平稳充足，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得到保证。一方面，由于清洁能源发电具有季节性，因此储能十分重要，储能设备的投资和建设具有较强需求；另一方面，发电和输电的智能化将在未来电力供应中发挥重要左右，由此带来的智能电网、特高压输电技术及设备的投资同样具有广阔前景。据悉，单就清洁能源、电网传输和智能电网，其投资规模就可能超100万亿元。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2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29.5%，较2012年增长9.5个百分点；装机40%左右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30%左右是可再生能源，全部可再生能源装机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清洁能源发电和储能量逐年增加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和消纳比重不断增长，未来电力供应、储能和传输的转型升级将带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

除了发电之外，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均是碳排放大户，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和设备改造将助力这些传统行业打造新的增长引擎。一方面，高耗能行业的技术进步需求会催生新的投资，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测算，2030年碳达峰目标实现时，预计全社会将向零碳产业投资8.5万亿元，其中将有大量资金用于科技创新研发。另一方面，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技术进步本身就是提高产出水平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部规划院测算，预计上述8.5万亿元的投资将创造10.9万亿元GDP。

如果说高耗能行业技术进步是在原有产出基础上的改革，那么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加速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显著增量。在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例如电动汽车、生物燃料、氢能一体化等行业都将被积极布局，相关投资规模也将大幅增长。

除了增加就业、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外，碳中和还能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综合性高质量发展。这种高质量发展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碳中和的实现能够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能够降低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出现的风险和带来的损失，能够确保能源安全、提升我国的生产自主性。

首先，碳中和带来的能源结构转型在实现节能的同时将极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从而优化人类生存环境。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的能源结构还是以原煤为主，碳中和目标将在更严格地控制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的同时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的发展，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近年来，我国化石能源占比逐渐下降，非化石能源占比快速提升，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约为16.4%，根据国家能源局设定的目标2030年将达到25%。另一方面，根据柴麒敏主任的讲话，我国2005年以来的节能减排行动，至今累计节能规模相当于22.1亿吨标准煤，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92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到2030年将减少80%的大气污染。

其次，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极大减少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出现的风险及其造成的损失。根据近日德国观察发布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在2000年-2019年，高温、风暴、洪水等全球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超过1.1万起，造成超过47.5万人失去生命，同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6万亿美元。麦肯锡在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对策》中指出，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中国将变得更加炎热和潮湿，如果保持当前的碳排放增速，未来会有1000-4500万人受到极端炎热的侵袭，到2050年，年均GDP损失1-1.5万亿美元。因此，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既能减少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人数，又能降低因极端天气造成的潜在GDP损失。

再次，实现碳中和目标，发展清洁能源，还能够降低我国对国外化石能源的依赖，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现阶段我国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体，工业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石油，但是我国石油生产量却远远不足以弥补消费，因此我国石油进口量与日俱增，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大规模的石油进口不得不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对石油输出国有一定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能源安全风险，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对于石油输出国的依赖程度，能够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提升生产自主性。

通过适度的政策引导，碳中和将会在低碳领域创造更多就业和创新的机会，并推动相关行业中的企业在工艺与技术等方面实现转型升级，带来许多新的增长点，助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通过引导产业转型，“碳中和”将增加低碳领域人才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预测，若中国以将企稳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作为目标，至2030年，新能源、垃圾处理等低碳领域相关行业将为中国提升约0.3%的就业率。由中国投资者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编写的《零碳中国·绿色投资》也指出，仅在零碳电力、可再生、氢能等新兴领域，“碳中和”就将为社会创造3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低碳领域人才需求的提升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双积分新政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单车积分下降, 鼓励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扶优做强新能源产业。另一个例子是我国正大力推行的“风电-光电-储能耦合”，该模式可替代传统火电，其技术创新、规模扩大及落地应用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样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通过降低绿色投资融资成本与投资门槛，大量社会资本将入场碳中和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老旧的发展模式下，许多行业早已面临持续增长的困境和弃旧革新的难题。而在碳中和的背景下，传统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机遇：化工行业面临全面的低碳革新，新材料行业迎来进一步的蓬勃发展；钢铁行业大幅减产低质高能耗钢材，高质环保品种市场扩张；光伏行业将在2021年进入平价阶段，应用场景逐步丰富，龙头企业首先受益。众多行业针对低碳高质生产进行的布局将会吸引社会资本涌入，带来绿色投资新趋势，央行也将绿色金融确定为2021年与“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将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通过倡导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生产及消费领域的环境友好转型也将带来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2019年比2015年累计下降超过15%，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了约4000亿元的能源成本。这得益于我国逐年增长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这样的投资不仅促进了短期内的节能减排，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从长期来看，还能够降低能源成本，改善能源安全。同时，碳中和也是解决我国能源紧缺困局，减小能源依赖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从整体和长期来看，碳中和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总体而言，碳中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实现碳中和并不意味着要站在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上。相反，碳中和不仅能够提升就业数量和质量，带来技术进步促使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催生崭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优化人类生存环境、减少极端天气损害、确保能源安全，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综合性高质量发展。因此，我们认为碳中和与经济增长完全可以协同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