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十四五”时期国际力量将加速重构,中国面临五大挑战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还有两个月,我们就将迈入“十四五”时期。“十四五”是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规划建议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勾画蓝图。昨晚(10月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全文发布,这份公报是我们提前了解“十四五”规划建议的重要窗口。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都有哪些?未来深化改革的五年中,有哪些“难啃的骨头”不能再拖?“十四五”期间,货币与财政如何更好协调配合?“创新”如何才能够真正融入国家发展的血脉之中?中国如何向“零碳经济”迈进?

聚焦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接受了CF40研究部专访,并就“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多个关键问题分享见解。


“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五大挑战


Q:“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个挑战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常态化地保持高质量的增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如何克服目前这种不对称博弈所带来的冲击、如何能够全面突破来自美国的封锁和战略遏制,这在未来五年是一个核心关键点。

在这个关键点上,第一是创新方面要有实质性突破,特别是要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全面突破。第二,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来打造新的竞争平台,形成新的竞争力。

第三个挑战是我们在关键领域的一些改革,必须要全面实施、保证落地,真正激发各阶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第四个挑战是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不平衡、不发达的问题在一些民生领域反映比较突出,安全网还不够牢靠。

第五个挑战就是分配攻坚战。要真正改善目前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化现象,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明显扩大,从而激发潜在的消费能力。

Q:您提到在关键领域的一些改革要真正落地,“十四五”期间有哪些“难啃的骨头”不能再拖了?

刘元春在这次公报里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被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总书记在2013年时就曾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改革,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数字政府,让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职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个核心点是要素市场改革。其实,近几年的改革计划,尤其是今年4月份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都已经将要素市场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的产品市场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要素市场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

我认为,以上两个方面是最核心的两项改革。


深化再分配改革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Q:全会提出要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您之前也一直在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为什么是战略基点?接下来在扩大内需方面如何发力?

刘元春扩大内需战略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它同时也是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需要推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内需与供给之间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实现国内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只有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发展迈上新台阶,我们才可能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来形成战略竞争力。只有超大规模市场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分工体系才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在国际上的谈判力和国际竞争格局才会有所改变,我们也才能利用这个超大市场来孕育创新和改革。

那么,如何有效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这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和体制机制的调整。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战略,与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有本质性的差别。我们所说的战略,要深入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深度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消费潜力的问题;第二,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激发新的消费领域,从而拓展消费空间,弥补高端消费的流失。

最后,就是要通过所有制的改革深化,来扩大投资的空间。

Q: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扩大再分配,是提振内需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元春我们在公报中看到了2035的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距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差距较大,这也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的增长动能,其规模、速度都不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远景目标还提到,中等收入群体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全体的扩大就必须要依靠再分配的调整。再分配改革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初次分配的改革,就是要改变目前个人工资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这三者之间的比例格局。

目前,城镇职工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左右,这个比例太低,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没超过50%。这种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格局,对于下一步提升消费潜能是非常不利的,必须要改变这种格局,而这就需要在工资形成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税收体系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第二,再分配体系的改革。

首先是不同收入阶层的改革,必须对高收入阶层、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第二,要完善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使更多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又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性,二是要全面加强其全国统筹性。实际上,由于地区差异、部门差异,再分配工具有些时候反而成了一个不公平的源头。

再分配体系中,还要对税收工具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财产税等方面做大文章。要从目前的流转税向财产税、所得税进行转移,并且所得税递进的层级要有所提升。

可以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超级工程,是触动深层次利益结构的改革。一般来说,如果能够在一个快速增长过程中进行这类改革,其带来的冲击或压力会相对缓和。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现在就要在战略上进行全面设计。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注重收支匹配


Q:全会提出“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您看来,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有哪些特征?应如何建立?

刘元春第一,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应注重“收”与“支”相匹配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应在税基方面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来适应未来纳税人的支出需求、支出结构的变化,使财税金融体制真正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有效需求的提升。

第二,财税金融体制之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整。比如,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有更好的匹配性,在中央集中管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激发出基层的积极性。

第三,财政政策本身,应利用好财税体系,很好地发挥“内在稳定器”的功效,在市场中发挥其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这方面也对我们的财政功能提出了要求,要从一些传统定位更多地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来转型,构建出一个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Q:“十四五”期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实现更好协调?

刘元春目前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深层次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十四五”时期的货币政策应更注重整个体系的科学化、完善化。

但是还需注意,货币政策本身所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十四五”期间,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比较大的压力,比如债务率过高带来的压力,再比如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带来的压力。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就表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战略还需进一步的实施、推进、落地,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明确性、渗透性亟需进一步提升,尤其应该在工具创新这方面继续发力。

展望“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我们所需实施的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应该会非常之多。由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更好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我们依然应该坚持以项目为主体、以财政政策为主导、以货币政策为配合的方式,确保资金流向更为准确,更进一步体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定位。

Q:您刚才提到,财政资金要确保资金流向更为准确。近期,关于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提高财政资金效能的讨论较多,您对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何看法?

刘元春事实上,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其精确性、直达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应该是多方面的,有时我们不能过于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行政性举措,不能完全以此向中小微企业进行渗透。

从根本上来看,第一,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尤其应注重完善信号传递,使各类市场主体对市场的信号有更为精确、更为灵敏的认识。

第二,资金的准确流向还有赖于科技赋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能够帮助减少资金匹配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有助于帮助解决中小微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抵押品缺失方面以及很多其他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科技赋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金融工具和财政工具的创新,也有赖于市场体系的多方面完善,应该根据整个市场的风险变化来进行创新。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在货币直达工具、财政直达工具等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很好的创新,在普惠金融领域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应该说,在直达工具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世界最好了。

Q:全会提到“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您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脱实向虚”风险?

刘元春全会提出“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在于,很多国家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资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走向弱化,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总览当前的国际环境,各国货币政策、财政货币极度宽松,多个国家采取零利率、负利率政策,整个经济脱实相虚的风险非常之大。特别是美国,应该说其脱实向虚的压力已经出现。我国尤需避免在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阶段出现经济脱实向虚的可能。

第三,务必要注意到,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的一个核心。此次公报提出“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近几年中国金融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基点,是一以贯之的。


利用好国家创新体系 突破“卡脖子”技术


Q:全会提出,“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公报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您认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还需要破除哪些体制机制障碍?如何避免中央一出战略,各地就盲目上马引进高新项目的现象?

刘元春创新是最为关键的,但与此同时,创新也是最为资源紧缺的。由此,“十四五”规划里面,创新成为第一个关键战略举措。

第一,“十四五”期间我们亟需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这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障碍没有得到突破,部分原因是我们在创新过程之中的问题导向性还不是很明确,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利用这种国家创新体系来重点突破。

第二,我们在基础创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太少。与美国相比,我国对于基础创新领域的投入比重足足少了十多个百分点。因此,想要在基础创新领域要实现一些关键性的突破,还需要利用国家创新体系,加大研发投入。

第三,创新是一个链条,而不是单一环节,这就需要我们在基础理论、技术创新、人才团队还有技术转化应用等多个环节,针对不同机制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是一刀切地在某个方面推行某种制度,我们需要对此有一个重点的认识。

目前国家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核心战略,确实很多地方出现了一拥而上的现象,比如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园区遍地开花。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环节、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创新层级来进行相应布局。在这个方面,可能国家应出台新的战略规划,而不能笼而统之。


把“零碳经济”提升至战略高度


Q: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气候问题做出重大承诺,即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广为关注。作为“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公报也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您认为,中国应该在发展零碳经济、绿色经济方面采取哪些行动?金融体系如何更好支持绿色发展?

刘元春首先,要把零碳经济作为我们未来绿色发展美好生活的一个战略支点,换言之,要把零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放到战略高度。

其次,零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战略应该是一个远期战略。总书记做出重大承诺,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也说明了碳中和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绿色发展的理念一定要与我国的其他重要发展理念、发展举措相互配合,而不能单向而行。

再次,零碳经济、绿色经济等绿色复苏的目标,都需要我们进行战略性的思维转变,一些中短期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也要随着变化,具体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上一定要出现新的创新。


“十四五”是国际力量加速重构期

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Q:您如何看待“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如何未雨绸缪应对国际新形势?

刘元春首先,国际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出现全面上扬的结构性变化。

在未来五年,这种变化将会改变目前大国博弈的不对称格局,未来五年可能是大国博弈激化的一个窗口期。所以说,未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可能会更为强烈。所以,此次公报也反复谈到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问题。

第二,大家会看到,后疫情时期,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将加剧,国际格局将更为复杂。此外,国际治理体系正处于加速解构过程,且解构之后又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恢复。因此,国际治理能力正处于加速耗散的过程当中。展望未来,多边主义的力量可能有所削减,而区域主义或将持续上扬。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面前,各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等一系列传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正在恶化。因此,我们未来可能也会看到世界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还将持续,而得不到缓解。

所以我感觉,未来五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加速重构期,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一个关键期。在这个时候,中国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我们的战略新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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