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基于知识的创新最为重要

作者：姚斌

来源：一只花蛤的价值投资

在彼得·德鲁克的三个涉及机构或产业外的变化中，基于知识的创新是一种最重要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企业家精神中的“超级明星”，这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创新”。基于知识的创新之所以不同于所有其他创新，是由于其基本特征与其他创新有不同之处：时间跨度、失败率、可预测性以及它对企业家的挑战。与大多数“超级明星”一样，基于知识的创新，都是风云莫测、善变，而且难以驾驭的。

■基于知识创新的特点

基于知识的创新所需的时间最长。首先，从新知识的出现到它成为可应用的技术之间，时间跨度相当长。其次，从新技术转变为上市的产品、程序或服务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在1907年到1910年之间，德国生化学家保罗·埃利希创建了化学疗法理论，也就是使用化学化合物来控制细菌和微生物。他本人还研发了第一种抗菌药：阿斯凡纳明，用于治疗梅毒。直到25年后，也就是1936年，应用埃利希的化学疗法来控制多种细菌疾病的磺胺药剂才投放到市场。

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需要很长的间隔时间，这一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科技知识的创新，也同样存在于那些基于非科学和非技术性知识的创新中。比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克劳德·亨利德鲁弗鲁瓦伯爵圣西门就创立了企业家银行的理论，即有目的地使用资本来产生经济效益。在此之前，银行家只是放债者，只为“有担保”的业务放款。而圣西门的银行家要进行投资，即创造产生财富的新能力。当时，圣西门具有非凡的影响力，1826逝世后，许多人对他顶礼膜拜，追捧他的理论。然而，直到1852年，他的两个信徒即皮埃尔兄弟才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家银行——工业信贷银行，并推出我们现在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

知识变成可应用的技术，进而开始被市场接受所需要的间隔时间大约是25-35年之间。有史以来，这一规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现转变为技术、产品和方法的速度会快于从前。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把知识变成创新所需的间隔时间，似乎与知识的本质有关。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如果同样的间隔时间也适用于新的科学理论，或许这就不是纯粹的巧合了。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大约需要30年时间才能转变为新的范式。科学家对于这一新声明非常重视，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理论中去。

基于知识的创新的第二个特点，实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们几乎从不基于一个要素，相反，它们是多种不同知识的融合，而这些知识并不局限于科学或技术知识。1852年，皮埃尔兄弟建立的第一个企业家银行，但在几年之内就告失败。其原因是企业家银行将需要两种知识，而他们只有一种知识。他们拥有一套创造性融资理论，这使他们成为杰出的风险资本家。但是，他们缺乏系统的银行业务知识。其实，这种理论知识当时正好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发展，英国人沃尔特·白哲特在其经典之作《伦巴第街》中已对它进行编纂。

在皮埃尔兄弟惨遭失败后，有三个年轻人分别在皮埃尔兄弟失败的地方重振旗鼓，并在风险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银行业务知识，获得了成功。第一位是约翰·摩根，1865年，他在纽约创建了19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家银行。第二位是莱茵河彼岸的德国人乔治·西门子，他创建了“世界银行”。他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既是英国模式的储蓄银行，又是皮埃尔模式的企业家银行。在日本东京，有一位年轻人涩泽荣一，则创立了日本模式的“世界银行”，成为现代日本经济的缔造者之一。这说明，在所有必需的知识齐备之前，从事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如果时机尚未成熟，过早进行创新，势必遭遇失败。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各种要素都已经广为人知，同时可以获得，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被先行使用时，创新才会产生。

■基于知识创新的三个要求

基于知识的创新因为其特性不同，所以有其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与其他创新的要求都不一样。

1、基于知识的创新要求对所有必要的要素（无论是知识本身，还是社会经济和认知方面的要素）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找出哪一种要素尚不具备，如此，企业家才能决定所缺少的部分是否可以设法制造出来，还是由于创新尚不具备可行性，最好将它延期。

莱特兄弟的行为是这种方法的最好见证。他们全面彻底的考虑要建造一架有人驾驶并由马达推动的飞机所需要的知识，然后着手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他们搜集可用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先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接着进行风洞测试，然后再进行实际飞行实验，直到他们获得建造副翼和机翼所需要的数学知识。

基于知识的非技术性创新也需要同样的分析。摩根和西门子都未发表过论文，但日本的涩泽荣一发表过论文。而且我们知道，他完全是经过仔细分析现有知识和所需知识后，才做出了放弃前程似锦的政府工作转而创建一家银行的决定。

可惜的是，科学和技术发明者很少进行这样的分析。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不愿意进行这种分析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进行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而是让一个门外汉创造出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主要是由一名财务人员创建出来的。由于他的战略，使通用电气成为全球大型蒸汽涡轮的主要供应商，并进而成为全球电力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同样，两名门外汉——老托马斯·沃森和小托马斯·沃森使IBM成为世界领先的计算机公司。在杜邦公司，为了使尼龙的创新成功而对所需要的知识进行分析，是由执行委员会的商务人员作出的，而非由开发这种技术的化学家做出。波音公司在了解航空公司和大众需求的市场人员的领导下，成为全球喷气式飞机的主要生产厂商。

但是，这并不是一条自然法则，而是关系到意愿和自律的问题。有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强迫自己思考基于知识的创新需要学什么，爱迪生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2、基于知识的创新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不能以尝试的心理进行创新。创新的引入激动人心，会吸引一大批追随者，这意味着创新者必须一次成功，他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创新者一旦成功，他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独享创新成果。但是基于知识的创新却不是这样，创新者一般很快地就会面临超乎想象的大量竞争者，只要走错一步，就会被竞争者超越。

基于知识的创新有三个主要的重点。

①开发一整套系统，然后占领该领域。这是埃德温·兰德为宝丽来公司所确定的重点。这也正是早期IBM所做的。它选择向客户出租计算机，而不是出售计算机。它向客户提供所有软件、程序设计，为编程人员提供计算机语言指导，为客户管理人员提供计算机操作指导，以及为客户提供所需的服务。

②市场重点。基于知识的创新可以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市场。这就是杜邦对尼龙采取的做法。它并不“销售”尼龙，而是着手建立一个需要以尼龙为原料来生产女性裤袜和内衣的消费市场，以及需要用尼龙的汽车轮胎市场，等等。然后，它把尼龙提供给加工商，让其生产由它创造出需求而且实际上已经在出售的产品。

③占据一个战略位置，专注于一个关键功能。辉瑞公司就是深入思考了这一问题，并决定专注于掌握发酵工艺，才成为青霉素的早期领导者，这一地位至今岿然不动。波音公司也是因为注重市场营销（也就是掌握了各航空公司及公众对飞机结构和融资方面的要求），才成为客机市场的领导者。时至今日，波音仍然保持着此项殊荣。

在同一个产业中，基于知识的个别创新者有时会在这些不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例如，杜邦选择了创造市场，而它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陶氏化学公司却试图占领每个市场领域的关键位置。100年前，摩根选择了关键功能的方法，把他的银行建成欧洲投资资本流入美国产业的管道，进而流向其他资本短缺的国家。同时，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的涩泽荣一都选择了系统的方法。

3、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尤其是基于科学或技术知识的创新者，需要学习并实践企业家管理。事实上，企业家管理对于基于知识的创新来说，比其他任何一类创新都更为重要。由于它的风险很大，因此要为财务和管理上的远见、市场定位和市场驱动支付更高的保险费。然而，基于知识，特别是基于高科技的创新一般很少有企业家管理。基于知识的产业的高失败率，大部分是那些摆弄技术的企业家本人的错误所导致的。事实上，许多公司的表现都证明了，只要有意识的利用企业家管理，那么基于知识的创新（包括高科技）就可以大幅度降低风险。正是因为基于知识的创新本身具有很高的风险性，所以企业家管理尤为必要，同时也特别有成效。

■基于知识创新的风险和不可预测性

即使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经过非常仔细的分析，有明确的重点并谨慎地加以管理，它仍然无法摆脱特有的风险和本身固有的不可预测性。

这是因为，首先，它的本质就是动荡不安的。基于知识的创新结合了两个特点——漫长的间隔时间和知识的融合——赋予它以特殊的节奏。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有一项创新即将发生，但是它还没有发生。然后突然进入临近爆发期，接着在短短几年内出现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现象、大量创意活动和大量媒体报道。5年以后，实力薄弱的企业被淘汰，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还是以美国汽车工业为例。1910年左右，单单在美国就有200家汽车制造公司。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数字缩减到20家。到1960年，全美就只剩下4家。

每一次的幸存者，无一例外的都是那些在蓬勃发展的早期就已创建的公司。这个蓬勃发展期一过，要想进入这个产业实际上已不太可能了。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为期几年的“窗口”。一个新企业必须在这个窗口打开的时期，跻身基于知识的产业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窗口逐渐变窄了，但这实际上是人们错误的认知。这与人们普遍认为，新知识从出现到转化为技术、产品和程序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在乔治·史蒂芬逊的“火箭号”于1830年在商业铁路上牵引第一辆列车以后的几年里，英国成立了100多家铁路公司。在10年的时间里，铁路是“高科技”产业。这种现象与后来的硅谷投机热如出一辙。但到了1845年窗口突然关闭。从那时起，英国人再也没有将资金投入到新的铁路建设上。50年以后，英国的铁路公司从1845年的大约100家缩减至五六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气设备、电话、汽车、化工、家电及电子消费诸产业上。这种窗口不会开得很大，开放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毫无疑问，窗口变得越来越拥挤了。

这些事实有两个重大的含义：

1、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者，都会发现时间在与他们作对。在所有基于其他来源的创新中，时间总是站在创新者这一边。创新者能够预期到他们将有一段不受打扰、独自创新的时间。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时间去改正。此外，他们还有好几次创立新企业的机会。而基于知识，特别是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有短暂的可能进入时间，而且创新者没有第二次机会，他们必须一次成功。外部环境冷酷无情，窗口一旦关闭，机会就随之消失了。

然而在某些基于知识的产业中，在第一个窗口关闭二三十年以后，又会打开第二个窗口。计算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计算机的第一个窗口开放时间从1949年持续到1955年左右。在此期间，世界上每一家电气设备公司都进入了计算机行业。但是到了1970年，所有这些大公司都很狼狈地退出了计算机行业。这一领域被那些1949年前尚未成立，或当时规模还较小的公司和处在竞争边缘的公司所占领。其中就有IBM、“七个小矮人”、ICL等公司。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第二个窗口随着计算机芯片的发明而打开了。这导致了文字处理机、微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的问世，并使计算机与电话交换机融合。但是，在第一回合较量中已经失败的公司并没有加入到第二回合竞争中。即使在第一回合中得以幸存的公司，也没有加入第二回合的竞争，或者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很晚才加入进来。唯一的例外就是IBM，它不仅是第一回合中毋庸置疑的冠军，又在第二回合中大获全胜。这种情况也是早期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模式。

2、由于如今的窗口相当拥挤，任何一个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存活机会都会很小。在窗口开放期间，有大量的进入者。一旦结构稳定和成熟，其结构似乎就不会改变。当然，各不相同的产业之间结构有很大的差异。结构的差异取决于技术、资金需求和进入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产品能否运输和销往外地等。但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任何特定的产业都有一个典型的结构：在任何特定的市场里，总会有许多公司加入，其中有的是大型公司，有的是中型公司，有的是小型公司，还有不少专家。渐渐地，对于任何基于知识的新兴产业而言，无论是计算机产业还是现代银行业，都只存在一个“市场”：世界市场。

■淘汰期的存活之道——企业家管理

一旦窗口关闭，淘汰期就开始了。大多数公司在窗口开放时期开创的事业都不能熬过淘汰期。昔日的高科技产业，如铁路、电气设备制造业和汽车业都证明了这一点。究竟谁生谁死，谁半死不活，是很难预料的。事实上，推测也是无济于事的。仅凭规模也许可以存活下来，但它也无法保证企业能够在淘汰期中取得成功。

要预测某一个产业是否将会变得举足轻重并不难。从历史记录来看，每一个产业都在迅速发展阶段的窗口期中成为一个主要产业。这种产业发展的节奏在高科技领域尤为明显。一开始是兴奋期，接着是投机狂热期，而后就是残酷的淘汰期。

首先，这类产业是引人注目的中心，因此与平凡的产业相比，它吸引了更多的加入者和更多的资金。同时，人们对它们的期望也高于其他产业。高科技产业，可谓是一种“比大小游戏”，中间分子是没有价值的。这种现象使高科技创新天生就存在很高的风险。其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科技产业会没有利润。全球的计算机产业始于1947-1948年间，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30年后，整个产业才达到盈亏平衡点。业界领袖IBM公司，在更早时候就赚大钱。但纵观整个产业，少数几家成功公司的盈利被其他公司的巨额亏损抵消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公司需要在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参与竞赛。为了处于不败之地，高科技必须越跑越快。当然，这也是它的魅力之一。但这也意味着当淘汰期到来时，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能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产业内少数几家财力雄厚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企业比其他新企业更需要财务上的远见，以及为什么和其他新企业相比具有财务远见的高科技总是凤毛麟角的原因。

在淘汰期，只有一个存活之道：企业家管理。使德意志银行从当时流行的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是，乔治·西门子经过深思熟虑，建立了世界一流的高层管理团队。但是，那些在计算机淘汰期败下阵来的大多数大型公司，通常也被认为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由此看来，企业家管理很可能是幸存的前提条件，但不是保证。在淘汰期中，可能只有局内人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在繁荣期成长迅速的基于知识创新公司是否实施有效管理，或者根本就没有管理。但是，等到我们弄清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在基于知识的创新中，没有办法可以消除风险因素，甚至能降低风险的办法都没有。市场调查也不奏效，因为没有人能够对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进行市场调查。意见调查可能不仅仅是毫无用处，也许还会带来坏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基于知识的创新，就必须赌它的接受度。风险越高，潜在的回报也越高。其他的创新者可能会发财致富，而基于知识的创新者则有望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