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40年，我们的国家将走向何处？

作者：沧海一土狗

来源：A股那点事

引子

如果单纯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确是变富裕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基期）该指数为100，39年后的2017年该指数为2,380.8，翻了23.8倍。

尽管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面前，即使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发展失衡，还是分配失衡，抑或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篇文章打算从一个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寻找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危机，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答案。

经济学掌故与失衡的产业结构

自从萨伊（1767-1832）和李嘉图（1772-1823）时代以来，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在或明显或隐晦地教导人们一个信条，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萨伊定律

穆勒（1806-1873）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学说做了更加清楚的表达，

凡是用来购买商品的，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来购买他人产品的，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意义来讲，所有的卖者必然是买者。

假设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了一倍，那么，每个市场的商品供应量也就增加了一倍，人们的购买力也会同时增加一倍。这就是说每个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都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每个人的购买量也会增加一倍，这是因为每个人可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

——约翰-穆勒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验当中，所谓的“萨伊定律”可能是失效的——国家生产力增加了20多倍，但一些市场的生产力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增加，甚至因为其他行业生产力增加的过快，这些领域的供应变得更加稀缺。那么，这种不同行业生产力增长失衡的根源是什么？这种失衡又会带来什么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戈登·图洛克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有不小的麻烦，因为他们解释现象大都是在假定“市场有效”的基础上。但罗纳德-科思（1910-2013）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就可以大显身手，因为这派学说本就是用来分析市场的边界的。为了解释前文的现象，我们将拓展运用戈登-图洛克（1922-至今）在他的《The transitional gains gap，1975》里的一个模型来解答这个问题。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寻租理论创始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著述丰富。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研究领域覆盖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民主和法庭内部的决策行为等等。

——作者按

在这篇文章里，他举了“出租车牌照”市场的例子，一开始的分析很模式化——如果出租车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他的供给曲线是平的，于是，出租车服务的价格是P1，最终在市场上提供服务的出租车数量是Q1；假定政府出于某种考虑加强对出租车市场的管理，并颁发数量为Q2的出租车牌照，那么，市场的供给曲线一下子变成垂直的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由P1提升至P2。这时，获得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将获得超额的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就是政府限量供给出租车牌照造成的，其每年的利润总量为红色椭圆形对应矩形区域，图洛克称之为租，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府行为，获得这种超额利润的行为，被称为寻租。

图洛克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分析并未仅限于此，他进一步推论，利益集团在获得这种租之后，会通过市场把这种超额收益资本化。也就是说，获得大量牌照的人，并不一定会去当出租车司机，也不一定会开出租车公司，他们会把这些牌照卖给后面进入这个市场的出租车公司或者出租车司机。

后面在这个市场里经营的人，只能获得P1的社会平均利润（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P2减掉P1的超额利润，早就被最开始寻租的人员以资本化的方式拿走了。

最后，也就造成了一个特别诡异的局面，一方面消费者承受了很高的打车价格P2；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却只能赚P1的社会平均利润。

每天一睁眼，就欠出租车公司300块份子钱。

——的哥

政府的两难抉择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有人会说，政府取消出租车牌照的管制不就可以了嘛？这个办法看起来有效，实际上会惹一个大麻烦。最开始寻租的人早已拿着资本化的租逃离这个市场了，现存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真金白银从一开始的寻租者手里购买的牌照，如果政府简单粗暴地放开牌照管制，将会造成三个很不利的结果，一、破坏政府信誉；二、破坏公平市场交易；三、激怒现存的市场参与者。可是最该为这个问题买单的始作俑者却找不到了，早已逃之夭夭。

从效率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放开管制，让市场自由竞争；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在找不到始作俑者的情况下，贸贸然地把板子打到背锅侠的屁股上，这很不合适。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可以动用税收从背锅侠手里赎买牌照，这又涉及到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所以，寻租行为造成的伤害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政府一旦创造了某种稀缺性，就很难消除掉这种稀缺性。

——作者按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伦理上困难，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一、某银行给某市某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一笔贷款，抵押物为该开发商尚未出售的房子。

后来，这个开发商经营不善还不上这笔贷款，银行要去接收这批房子，可是去房管局一查，房子都解质押了，并且已经出售。银行走访了一下这个小区，发现已经住满了人。原来，这个开发商通过贿赂房管局局长的方式，解质押了这批房子，并悄悄出售。再后来，开发商跑了，房管局长被抓。

但是，该银行能把小区里的住户全赶走，回收这批房子吗？银行开始也想这么干，然而，区政府怕造成群体事件，给银行施压，最后不了了之。

——某信贷人员口述

二、1997年10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0天，特首董建华在香港立法院宣读了其上任以来的首份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就出自这篇报告，根据该政策，政府计划供应充足的住宅用地，每年兴建八万五个单位，来平抑楼价。

该政策立意很好——既要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又让普通市民得以置业，防止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这个政策很得人心。

但是，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亚洲金融危机来了，香港楼价暴跌，为了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香港政府决定救楼市，从1998年起停止卖地9个月。

地点：香港的小公寓

可能有人会说，“八万五”政策生不逢时，正好赶上亚洲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单纯地因为政府放量供地把楼市打垮，激起的民意将更加汹涌，那时，就没有这么好的台阶可以下了。

最终，还是那个逻辑，政府简单地让现存市场参与者承担“消灭稀缺性”的成本，是及其不公平的，是很难不激起民愤的。但如果让政府出钱赎买，他又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所以，寻租行为制造了一种很难逃脱掉的“稀缺性陷阱”。

无处不在的稀缺性陷阱

如果我们把图洛克所说的寻租行为造成的“稀缺性陷阱”推广到更多领域，很多东西可以看得更加通透——只要存在过政府管制，该领域就会增加一块无人实际拿到好处的成本（历史问题的资本化），非市场化的领域越多，这种成本就越高。

这也就解释了，“萨伊定律”失效的原因，尽管生产力快速扩张，但由于不同行业寻租的程度不同，“稀缺性陷阱”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所以，失衡的行业发展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且，“稀缺性陷阱”一旦被创造就很难消除，它就像毒药一样在经济体中逐渐积累，不断地制造着产业失衡，直到有外力来消除这种“毒药”或者这个经济体崩溃。

快速增长下被激化的矛盾

由于“稀缺性陷阱”的存在，政府在放开管制的问题上畏首畏尾，要么完全不增加新牌照供给，要么供给增加过慢。在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经济体，管制的问题尚不明显；但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里，管制造成的供给曲线严重缺乏弹性的问题就极其突出了。

如上图所示，如果整个经济体快速向前发展，那么，需求会快速增长——需求曲线就会沿着绿色箭头向上平移；如果这时候政府仍然保持牌照供给不变或者牌照增加的速度过于缓慢，那么，出租车服务的价格将快速地由P2提升至P3。与前文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服务价格P3，运营者依然获得平均收益P1（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价格），租将由P2减P1（红色的椭圆形）扩大至P3减P1（绿色的椭圆形），最后，以资本化的形式，以牌照的资本利得的形式被起始拥有者拿走。

如果出租车服务的供给，没有牌照的限制，情况将很不同——供给曲线将更加有弹性，甚至，如果出租车服务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话，消费者承担的服务价格不会提高（维持在P1），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提供服务的出租车数量的增加——提升至Q3。

所以，政府的牌照管制会降低行业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当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供给曲线缺乏弹性的弊病就完全显露——更为令人无奈地是，这种弹性缺乏不是要素供给的问题，而是人为造成的，并且，这种弹性缺乏受“稀缺性陷阱”的影响，很难被消除掉。

现实中的案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寻租会带来三个很致命的问题：1、资本化的租的成本会始终体现在服务的价格里，扭曲价格信号；2、“稀缺性陷阱”——政府一旦创造出稀缺性就很难消除；3、管制使得行业服务的供给缺乏弹性。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组难以消除的弊病。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政府供地制度使得土地的供给十分缺乏弹性，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这种供需矛盾，这造成了房屋的价格快速上涨。正如我们前面模型里讨论的，需求扩大造成房屋涨价的部分全部资本化，并进入土地，造成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地王”频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房屋价格高并不是因为土地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

——作者按

那么，我们增加土地的供给弹性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要参考香港“八万五”政策带来的经验教训了；更何况，中国的土地还跟财政绑定到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要素供给失衡才是最大麻烦

既然这样，我们不改了行不行？不行，随着经济的发展，“稀缺的土地”带来的失衡问题会更加严重，房价中资本化的土地成本会严重扭曲要素的分配，造成要素供给的扭曲，从而，形成一个十分诡异的局面：好好读书不如买房子，好好工作不如买房子，好好经营企业不如买房子——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精神将变得十分不值钱。

于是，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更加一般的结论，怎样的发展才是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发展是指，土地、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给曲线弹性要保持相对一致，差距不能太大，人为地降低某种要素的供给弹性，将极大地扭曲经济，最终，得不偿失，损害经济的发展。

譬如，管制过严的教育制度或缺乏保护的知识产权会损害技术要素的供给弹性；工会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弹性；产权的不完善会损害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弹性。现实是极其残酷和无奈的，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最具有供给弹性的就是劳动力要素了，高速发展靠得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反过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麻烦——谁最有弹性谁分配的最少啊。

坦率的讲，如果不去恢复土地、技术、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给弹性，那么，劳动力供给的弹性也将被经济逻辑的巨大磨盘消磨殆尽——出生人口会越来越少。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大家都会变得一样没弹性，这个国家的经济将真正成为一潭死水，陷入长期的停滞。

背景：1979年6月上海宝钢调研  人物：陈云

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陈云，摘自《陈云人生纪实》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就捋清楚了一些基本事实和逻辑，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背后的深层次危机是什么？土地、技术、企业家精神和劳动力之间供给弹性的失衡。

目前的局面很困难，一系列制度上的劣势使得我们的土地、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供给曲线都缺乏弹性，仅剩下劳动力这一根独苗，并且，其他三者的弹性缺乏通过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的方式来倒过来侵害出生率，最终，要瓦解掉劳动力这一根独苗。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继续搞大基建、大放水刺激经济，只会让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加速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瓦解。可以说，需求端的数量型刺激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继续玩数量型游戏才是“洗洗睡”的前奏。

正如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所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供给侧，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矫正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变革：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捋顺教育机制，增加技术要素的供给弹性；需要更加符合城市发展的供地制度，恢复土地要素的供给弹性；我们需要更好的产权保护，更加尊重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弹性；只要前面三种要素的供给捋顺，压在劳动力身上的担子才会轻很多——房价、教育和医疗的问题自然而然会得到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制办法，并不实用，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不想洗洗睡的年轻人，只能一方面自身努力，另一方面祝国运兴隆，能抓住人口红利的尾巴，解决好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能已经走过了一个叫作滞胀的阶段，而由于颠覆式的变革（Subversive Change）往往在crash的场景中才能真正发生，而若是没有颠覆式的变革，一切皆不过是宿命的反抗而已。

我们或正在经历一个Crash的阶段，并即将经历一个叫作萧条的阶段，一个通缩的阶段。好消息是，这或使得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进行一些问题的终极反思。

房地产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杠杆经济，GDP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用全民杠杆的方式放大了底层资产的收益率，这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画面。这个周期着实维续了很长的时间，直至动能衰竭，打破人们的长程记忆，开始了悟事物的发展是非线性的（尽管长时间的线性发展，给人们造成一种线性的幻觉，可它终究只是一场幻觉），而是波浪式的。

全民杠杆其本质上是逆华人文化的，但是，由于种种粗大的和细微的因，这已然发生，已然是一个既成事实，而这样的场景加之华人文化，意味着几乎只有通缩和萧条一条路。只是，万物相待而生，萧条是繁荣的因，我们将经历一场久违而漫长的萧条，其后走出混沌，进入新的繁荣。

我们皆是beta.

过去四十年的beta包括：改革开放的决策，集中体制的效率，安忍的民族性，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基建和房地产的驱动，物质主义的风潮，等等等等。没有这些beta，很多的有产和中产都将不复存在，没有这些beta，很多的焦虑和慌张都将不复存在。从大历史观的角度，任何个人的alpha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中很多的alpha是伪alpha。

昨天下午，有两个上市公司的朋友来沪找梧桐聊关于知止的命题。你会发现，很多的同行或者说专业投资者，都在2015年以后的历史大分形的波浪中或折戟，或套牢。所以说，我们皆是beta，真正的alpha，或者说，穿越周期的能力极其罕见。只是，我们往往会犯过度自信的错误。

现如今，房地产的大调控、创业孵化器空置、新三板崩塌、P2P崩塌、股灾蔓延、人文溃败，等等等等，都是历史大分形的枝枝叶叶。这样的枝枝叶叶将会继续生长和演绎。然后，我们在若干年之后，恍然明白，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在同时经验着四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流动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一劫，也都可能是万劫不复。

黄仁宇说，税收、土地、思想，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场生死抉择，而每一场生死抉择之中，便有一次思想之变革。

2,100年前，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一个盛衰序列，历史的轮回。

白岩松今年五十岁了，他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圈，没有朋友，天天在聊天，没有在谈心，知识获取无限，离智慧很远，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疏离。这时，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中国古代诗人为何要遁入山间，走得那么远，那么高，一直走进苍白的云雾。因为在那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自己开始了与久违的自己的对话。

苏轼，到东坡居士，是一种转变。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又是一种转变。

我们或早或晚也会经验这样的转变。

在投资世界，投资业绩和你的努力程度没有明确的正相关性，却和你的心性之间具有特别的联系。这一方面意味着无常与因缘和合，另一方面意味着心性的重要性。

然而，人们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是，不断地去思维如何战胜市场，如何取得骄人业绩，而很少人会去不断地思维无常，思维风险的暴露程度，思维不输，所以，也只有这样的很少人最终战胜了市场，这其中具有特别的幽默意味——一直想赢的没有赢，一直念着不输的却赢了。

其实，在生命世界，何尝不是如是。

股市，它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和人生相仿。

看似在交易着基本面，其实是在交易着投资逻辑，看似在交易着投资逻辑，其实是在交易着贪执、期待与恐慌，这个故事涵容了各种各样的念头与各种各样的情绪。

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虚构一个意义，然后为了这个意义奔波、奋斗、彷徨、困顿与执求，直至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场自我的游戏。

2018，是一个典型的宏观对冲大年，目前仍然可以从容应对的惟有宏观对冲的交易者和知止者，2018年留给投资者最大的教训或也是这两点，一个是宏观（Macro）和对冲（Hedging）的思想，一个是知止（Samatha）。

在投资世界，活下来是第一位的，要不然，所有的劫后余生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无知止，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