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我们将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作者:索罗斯

【在香格里拉激辩、范长龙访美后,南海争议稍稍降温,但中美关系仍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话题。曾在香港碰壁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关注着中美这两大经济体的互动。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A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o Avoid World War”(《与中国构建伙伴关系以规避世界大战》),指出“美国政府应该真诚地尝试与中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避免“把我们带回冷战时代”,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篇原定于7月9日刊于《纽约书评》纸质版的政论,提前20多天发表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美国《商业内幕》等媒体竞相转载。年届八旬的索罗斯见证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作为知名投资人,对国际事务有独到见解。他批评美国众议院批准TPP快速通道授权,认为将影响9月习主席访美的成效。观察者网杨晗轶译,部分内容有删节。】

无论政治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国际合作都在下降。自从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从未解决过任何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只留下酸涩的争议;世界贸易组织自1994年以来从没在重大贸易谈判中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方式严重过时,因而其合法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20国集团,本有潜力成为国际合作的强大机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个方面,国家、宗派、商业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这种趋势现已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全球秩序,只能叫全球失序。

在政治领域,区域性冲突蔓延扩散。单独来看,这些冲突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但它们往往互相关联,在某个冲突中失利的一方往往是另一个冲突中得利的一方。例如,叙利亚危机恶化时,俄罗斯和伊朗出于各自的目的,为阿萨德提供支援。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国提供了种子资金,伊朗为报复沙特,在也门煽动了胡塞武装叛乱。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美国国会放弃与伊朗的核谈判。世界上有太多冲突,国际舆论很难施加积极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失去了垄断地位。在中国的领导下,另一套平行机构正在成型。这两套体系之间会爆发冲突,还是会找到合作的方法?由于金融和政治领域之间也存在关联,未来的历史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转向更多靠内需拉动;以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转型。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防止两个大国被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是如何走到全球失序这一步的?在冷战期间,世界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着各自的盟友和卫星国,并避免与对方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因为冲突一旦升级双方确保可共同毁灭(观察者网注: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这是个疯狂却有用的系统:它引发了一些地区性军事冲突,却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

苏联帝国土崩瓦解后,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并没有很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之上的美国并不是天生的世界警察。事实上,美国上下对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冷战期间,美国有一套民主党与共和党都能接受的外交政策,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党间的合作宣告终结。虽然两党都继续强调美国的主权,但主权是否应服从于国际义务,双方几乎从未达成一致。

1997年,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优势为国家利益开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智库,以“增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统治世界不能靠军事力量。911恐怖袭击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小布什总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被证实子虚乌有)为由,对其发动战争。正是这场战争让美国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差不多,新美国世纪计划只撑了十年左右便宣告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金融世界对美国的全球角色曾有清晰的共识,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这种共识逐渐走向主流。它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支持;它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所谓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效的管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国际治理和国家自身利益间的妥协,比新保守主义者推崇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要微妙得多。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源自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凯恩斯曾提出设置国际货币“班科”(观察者网注:凯恩斯1944年提出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由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班科,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班科,但不可以班科换取黄金),但美国坚持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最终导致凯恩斯计划流产。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段令人难忘的话,用在这里很恰当:“所有动物一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华盛顿共识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以在资本项目上实现自由兑换。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华盛顿共识通过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也让资本得以逃避税收和监管。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支撑这套做法并没有完善的科学基础。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已经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巧合的是,2008年既标志着美国政治霸权的终结,又象征着华盛顿共识的衰亡。全球金融和政治由此走向瓦解,首先表现在欧盟,随后蔓延到整个世界。

2008年的崩溃对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带来了长期性负面影响,唯独中国例外。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且主要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银行可以在政府的授意下,通过在经济体内部增加信贷,来填补外需不足造成的缺口。在相当程度上,中国通过将产品卖给信用消费的美国人,使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动力来源。然而中国经济的规模相对美国仍然较小,所以全球经济增长在中国引擎的带动下增长相当缓慢。

世界为什么能避免全球大萧条,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们从上世纪30年代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堆积成山的债务和残存的政治偏见导致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有限(中国再次成为了例外);美联储在伯南克的领导下,奉行量化宽松等一套非正统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大规模注入资金,阻止了有效需求的减少恶化为全球性经济衰退。

2008年的崩溃也间接导致了欧元危机。欧元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欧元区国家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们早已意识到这个缺陷,但他们认为当缺陷凸显之时,能够征集到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修正它。毕竟,欧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步诞生的,欧盟的缔造者知道它先天不足,后天可顺应时势加以改进。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正式发行,到2008年出现改革需要,政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为重新走向统一引领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事实证明两德统一代价太高了,德国民众不愿意再承担任何额外的付出。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们宣布,决不允许任何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失败,深知民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每个国家单独肩负,而不应由欧盟集体承担。在欧元区最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德国抹杀了这种可能性。欧元危机由此开始。希腊、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的内部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

随后,金融危机演变成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分歧导致欧盟从一个建立平等自愿原则上的共同体,演化成债权国(如德国)和债务国(如希腊)的关系网,这种关系既不平等也不自愿,反而激得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

欧盟的初心是在地区范围内进行一场国际治理的勇敢尝试。 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的震荡后,欧盟纠结于其内部问题,未能在国际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出于另一些原因,美国也开始关注自身内部。欧美朝内向型转型,致使国际合作在全球都呈下降趋势。

既然现行世界秩序的支柱是西方国家,那么西方影响力的下降自然在国际治理方面抽出一个权力真空。为实现各自的雄心,不惜动用武力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纷纷赶来填补这个真空。武装冲突数量激增,影响范围从中东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甚至欧洲。

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发展分裂势力,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既挑战了当前由西方国家支撑的世界秩序,又挑战了欧盟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欧洲和美国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挑战的严重性。普京希望促成乌克兰金融和政治全面崩溃,从而既破坏乌克兰稳定,又使自己免于为其承担责任;他并未占领乌克兰东部,避免这个地区完全依赖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他已两次在军事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将乌克兰拉回停火状态,而这种破坏稳定的停火状态反映出普京的真实想法。不幸的是,通过将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协议与第一次停火协议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普京正在取得成功,即使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如今,普京寻求通过乌克兰在欧盟内部挑拨离间,赢取政治影响力。

正是欧盟的软弱,才使俄罗斯的威胁显得格外突出。欧盟虽可勉强应付金融和政治危机,但这次横在它面前的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危机: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英国是否脱欧的全民公投。疲于招架的欧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全球范围来看,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堪。在金融和政治上,世界随时可能分化成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设平行于IMF与世行的另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债券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建立亚洲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保持在一定范围以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管控自身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它已经放弃了华盛顿共识,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利益相关方——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不愿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因为那意味着它们必须放弃对投票权的控制。这些国家没有认清各经济体相对权重的改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是非常短视的。

不管控制权多么脆弱,利益相关方都不太可能主动放弃。然而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开启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分审核,这是在两大阵营间牵线搭桥、凝聚人心的机会。

特别提款权是一种1969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国际储备资产,以补充成员国现有的官方储备。目前,人民币虽不完全具备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资格,但准入资格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严苛。过去,当日元进入货币篮子时,还不是外汇交易中的常见货币;当法郎进入时,法国的资本账户还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当里亚尔进入时,沙特货币完全与美元汇率挂钩。多年来,准入标准发生了改变,但现在主要就两条:一,出口大国;二,货币“可自由使用”。“自由使用”经常被误解为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及增强汇率的灵活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前接纳过资本账户不可兑换以及部分可兑换的货币。

中国领导人现已付出重大努力,力争让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情感支持。该组织宣布人民币价值“不再被低估”,并且不再要求中国冒高风险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而是以谨慎渐进的改革,确保特别提款权的顺利运作并维护国内金融稳定。

然而,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达成决议只需要董事会70%的多数票,但此事主要取决于拥有否决权的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敞开大门,允许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潜在竞争对手,那意味着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它可能要求中国给予同等的回报,但这样做是错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一方获益不等于另一方蒙受损失。

中国寻求使人民币获得特别提款权地位,不是为了讨好或伤害美国,而是基于自身的原因,与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雄心充其量只有间接关系。中国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要向国际投资者开放政府债券市场,目的是清理地方政府的坏帐;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促进债务转换为股权,来降低过高的杠杆率。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促进这一进程,一旦成功将自动提升人民币在世界上的权重和影响力。

美国政府如将中美关系视作一场零和博弈,则得不偿失。换句话说,美国几乎没有议价能力。美国当然可以阻挠中国,但这非常危险。如果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不成功,它可能在外部制造冲突,以维护国内团结和维持权力。中国可能会与俄罗斯在金融、政治乃至军事上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冲突升级,中国与美国盟友(譬如日本)间爆发军事对抗,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将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观察者网注:普京在刚刚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再次否认俄中会组成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集团。)

确实,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防预算都在迅速增加,而美国军费则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中国来说,重整军备必然能刺激内需。中国已经在南海展示军事实力,往往单方面表现得较为好斗,华盛顿方面有理由对此保持关注。不过,俄中两国军事同盟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做好直接对抗美国的准备。在那之前,我们恐怕会见证混合战争(观察者网注:2007年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首次提出“混合战争”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与代理人战争的扩散。

中美相互取得谅解符合两国的切身利益,因为任何其他选项都将造成难以下咽的苦果。中国与美国最终若能达成协议,产生的收益可能同样影响深远。不久前,双方在气候政策上取得了真正的突破。表面上看,两国做出了不具约束力的陈述与承诺,使近期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为可信。如果这种方法能复制到能源、金融和经济领域,中俄军事同盟的威胁将被化解,未来爆发全球性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这条路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

习近平上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2013年,那时,他提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自那次加州庄园会后,该课题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奥巴马总统应该区别对待俄罗斯与中国,前者在普京之下已将法治变为“武治”;而后者虽未完全实现法治,但尊重遵守条约义务。必须坚决抵制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而中国则需要鼓励,应该向它提供更具建设性的选项,避免其走上军事侵略之路。美国投之以桃,中国很可能报之以李,两国成为竞争对手虽无可避免,但需要将分歧管控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使用武力。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能轻易达成影响深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美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原则上,中国则没有这种深厚的自由传统,它自古以来保持着层级结构,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是一个帝国。

比较中国梦与美国梦,可以明显看出两套政治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美国希望中国改遵美国的价值观,但这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是颠覆性的。

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共同点。俄罗斯和中国都把本国看作美国统治世界野心的受害者。而站在美国的角度,中国有很多行为是无法赞同的,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司法独立,跨国公司常常受到政策打压,被国内竞业公司取代等等。而且中国在南海问题、网络战、人权等问题上都与美国存在冲突。在这些问题上实现合作并非易事。

在充分认识到困难以后,美国政府仍然应该真诚地尝试与中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这需要双方清楚辨识,什么是共同利益,哪些是竞争领域,然后分别开展合作以及有针对性的谈判。美国需要制定一套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向中国展示合作的诱人之处,另一方面保持威慑力,让针锋相对的谈判成为中国的下策。

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比表面上显示出的要宽广得多。与中国进行金融合作,帮助习近平主席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肯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金融改革的成功将满足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愿望,也可能让高层放松一些限制,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改革提高全球金融的稳定。开诚布公地允许媒体和民间社团发表批评言论将大大提高中国改革的效能,在反腐方面尤其如此。如果中国选择走这条道路,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对美国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中国和美国不可能在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分之前结束谈判。更现实的情况可能是,华盛顿方面需要等到九月习主席访美时,才能完成筹备工作。除了这个原因,将特别提款权审议截止日期推延到2016年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届时中国还将主办20国集团会议,且2016年也将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中美将各自调动一切有利于国际合作的政治力量,共建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这种真诚的尝试不幸失败,美国将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与中国的邻国建立足够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中俄联盟不敢动用武力进行挑战。这种结果与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相比,明显是下策。与中国的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将把我们带回冷战时代,但这仍然好过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都在谈判中,它们可以为美国的双管齐下政策提供极好的机会,但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中国被排除在外;这两大伙伴关系本来的构想确实是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反华联盟。奥巴马总统已要求国会为他开通快速通道,授予他和他的继任者未来六年主导贸易谈判的权力,这相当于剥夺了国会提出修正案的权利。该法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该法案已送交众议院,如果获得批准,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时可能将面对这个明显的威胁。这是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等地区咄咄逼人行为做出的恰当回应,但它给备选方案留下了很小的余地。因此,奥巴马总统很难真诚地向中国提出建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希望美国众议院不批准该法案获得快速通道授权。(观察者网注:美国众议院18日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议案。)国会不应仓促行事,而应把它从快速通道上拿下来,这样国会才有充裕的时间来修正那些无法接受的缺陷。也只有这样,习主席9月访美时,奥巴马总统才会向习主席真诚地提出共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观察者网杨晗轶译,部分内容有删节。文章转自影子金融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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