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困于辉瑞

35亿美元，到40亿美元，再到55亿美元，辉瑞7个月削减成本三次的背后：市值蒸发1600亿美元，完不成的业绩承诺，收不回的研发投入以及屡屡受挫的研发。是什么困住了“宇宙大药厂”？

撰文| Erin

编辑| 顿河

继今年辉瑞宣布高达40亿美元的“成本调整计划”，并伴随裁员百人后，5月22日再次宣布一项新的“销售成本削减计划”，到2027年底前将节省约15亿美元，并在2025年前完成裁员。

该计划或许也得到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认可，截至5月22日收盘，辉瑞股价小幅上涨3.64%，至29.6美元/股。达到因新冠产品热度冷却，辉瑞股价历经长期下跌，回升到一个小高点。不过，辉瑞的市值仍然仅余最近三年来3300亿美元最高峰的一半。

两年时间，公司市值蒸发1600亿美元，最头疼的当属辉瑞CEO Albert Bourla，2023年薪酬同比下降35%。遥想当年，两大新冠产品风起，千亿营收的辉瑞坐稳宇宙大药厂，Albert Bourla在华尔街炙手可热。然而，产品遇冷后，完不成的业绩承诺，收不回的研发投入以及研发屡屡受挫的裹挟下，Albert Bourla最终难逃董事会的质疑和数不清的“债”。

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辉瑞的现状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跨国药企集体的焦虑。曾经诺华何时回归两位数高速增长？拜耳如何拯救跌入谷底的业绩？武田何时消化完收购而来的夏尔？渤健在阿尔茨海默新药受挫后，如何自救……桩桩件件其实都指向——跨国药企CEO身上，对董事会的业绩承诺。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时间回到2023年初，辉瑞发布2022年年报，无可比拟的新冠产品销售规模除了让其营收达到前所未有的千亿美元水平外，更让行业望而却步的是其接近300亿美元的现金流。

要知道，常年霸榜全球营收TOP10制药企业前三的另外两家——强生和罗氏，其现金流水平仍保持在200亿美元左右。

辉瑞凭借两款新冠产品的收入，一举成为全球“最有钱”制药企业。辉瑞“宇宙大药厂”的称号也更加深入人心，甚至“出圈”到社会各界。

一般来讲，以如此财力，再加上跨国药企的经营能力，辉瑞至少能多年稳坐“宇宙最强药厂”之位，但新冠产品冷却的第一年——2023年，辉瑞就跌下神坛，业绩一朝回到解放前，跌回到第五的位置。

不仅如此，2023年下半年，辉瑞还宣布了高达35亿美元的“成本调整计划”，并裁员百人，不到四个月后，该计划又提高到40亿美元，还伴随第二轮裁员。

短短三年时间，从最有钱药企到进入裁员阵营，股价表现也大起大落，是什么困住了辉瑞？

是企业运营失效？是行业过高的期待？还是宇宙大药企的荣光？

或许都不是。福兮祸之所伏，从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到艾乐妥（阿哌沙班）、爱博新（哌柏西利），再到两个新冠产品，是辉瑞屡屡造出“畅销药”背后的研发能力不足，也是辉瑞渐渐落后于时代风向的遗憾。

打开辉瑞2023年的财报，可以看到，除了新冠疫苗和口服药两款产品外，超过10亿美元销售额的产品80%来自于辉瑞2010年之前的外部收购或BD。

辉瑞靠并购和BD成就的“宇宙大药厂”标签，就来自于2000年前后，合计金额超1500亿美金的两笔世纪大并购。

• 2000年，辉瑞以换股方式作价9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兰伯特，1999年获批上市的立普妥，在辉瑞麾下走上药王宝座，并在2004年突破百亿美金大关。辉瑞如今的哌柏西利、普瑞巴林也来自这家公司。
• 2002年，会议又斥资600亿美金拿下法玛西亚，获得塞来昔布、伏地昔布等重磅产品。

靠并购筑起企业庞大规模并非是辉瑞的弊病，却是困住他的围墙。辉瑞的收购“曲线”虽然踩对时代节奏，但似乎错过了应该聚焦的核心，常被被业内人士调侃为“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如果以进入21世纪为行业进入大分子制药时代的分界点，2013年修美乐销售额首次突破百亿美金将大分子制药推向高潮。在2007年，全球共有110个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药物，包括29个生物制剂，其中有16个年销售额超过40亿美元。

辉瑞也在这一年嗅到了未来是生物制剂时代的信号。当年，辉瑞就以680亿美元并购惠氏，如今的肺炎疫苗“沛儿”和TNF拮抗剂“恩利”就来自这笔并购。到了2010年，源自惠氏产品线的六个制剂已经为辉瑞贡献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收入。

同时，从发布公告到完成对惠氏的并购之时，辉瑞已经进行了不下10笔生物制剂领域的收购/BD，更加坐实“宇宙大药厂”名号。国泰君安研报显示，截至2010年，辉瑞的在研产品线拥有6个疫苗和27个生物制品。

然而，在这期间，辉瑞激进的并购/BD步伐却并未给“消化”留出时间。在并购惠氏之时，全球首个ADC产品，靶向CD33的Mylotarg已经获批上市，用于急性髓系白血病，但在2011年，该产品却因安全性问题撤市。到了2017年，第二代、第三代ADC产品已经初出茅庐之时，辉瑞再次将Mylotarg推向市场，显然已经与行业潮流失之交臂，这一产品也已经在如今辉瑞的财报中消失踪迹。

而在另一个时代风口——CAR-T领域，辉瑞同样“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其实早在2014年，辉瑞就以8000万美元的预付款与Cellectis达成合作，布局通用型CAR-T。同时，辉瑞还以每股 9.25 欧元的价格获得了该公司10%的股票。

但在2018年，辉瑞又将该合作权益出售给了新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交给 Allogene Therapeutics，并持有该公司25%的股份。有意思的是，辉瑞还在2023年，同样以投资的方式加码另一家通用型CAR-T疗法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

辉瑞这样的策略被行业理解为，以投资的方式参与CAR-T疗法研发，从而规避风险。

到了2024年，当吉利德/Kite的Yescarta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强生与传奇合作的CAR-T单季度卖出1.57亿美元之时，辉瑞仍未能在CAR-T领域分得一杯羹。

守不住的“宇宙大药厂”荣光

当然，在CAR-T领域摒弃大手笔并购与BD，以投资的方式布局，或许也是辉瑞自身战略转型的体现。

因为在2018年，Albert Bourla正式晋升为辉瑞的CEO。

通常意义上，一代CEO代表着一家公司在这一阶段的战略风格，Albert Bourla在国外财经网站上被评价为“因将辉瑞重塑为一家专注于研发（R&D）的公司而受到赞誉”。

或许以投资的方式布局通用型CAR-T这样技术难题尚未突破的领域就是其战略手段之一。

然而，从辉瑞2024年年报中，80%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产品来自于此前的BD与并购，这一现状也显示出Albert Bourla的这一调整似乎尚未发挥作用。

原因或许是Albert Bourla任职后，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是专利断崖与业绩疲软。

在辉瑞2019年年报中，有半数核心产品将在5年内专利到期，Xeljanz、Prevnar 13、Eliquis等年销售额超10亿的产品也即将在2025年、2026年面临仿制药竞争。

为应对危机，Albert Bourla带领辉瑞进行了整体的业务重组：将业务由原有的两大业务分拆为三大业务部门：创新药物、成熟药物和消费者健康。其中，仿制药业务放入普强，与迈蓝合并，成立晖致；消费者健康业务与GSK消费者健康业务合并；创新药物部分保持运营，作为主体继续加速发展。

剥离普强后的辉瑞，在2020年全球制药公司的营收排名从第3位跌至第8位。

不过，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辉瑞进行业务调整后，即使业绩压力被新冠产品“红利”强行延长至2023年，但该面对的还得面对，压在Albert Bourla头上的仍然是跌跌不休的股价与迟迟未增长的业绩。

而此时业界给出的信息是，AZ/第一三共的HER2 ADC产品DS-8201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抗肿瘤产品；自免市场也随着赛诺菲度普利尤单抗和诺华司库奇尤单抗的竞争被点燃；以诺和诺德和礼来的竞赛为核心，GLP-1领域成当红炸子鸡。

因此，或许这也解释了辉瑞头顶300亿美元现金流“光环”，以及在2022年、2023年斥资近千亿“买买买”，先后将Arena、Biohaven和Seagen收入麾下，却又在2023年底提出调整削减计划的原因：辉瑞正站在命运的转折点，老套路靠并购后期管线、削减开支稳住眼前业绩的“窘迫”，以肿瘤赛道为新起点，重拾“宇宙大药厂”的荣光。

辉瑞不得不承认的是，其短板仍然在早期研发能力上，GLP-1就是一个“试了再试”的例子。毕竟，大船转舵谈何容易。

先有将CAR-T布局被调整为投资组合，而曾被Albert Bourla称为“有能力参与并获胜的领域”的GLP-1药物，在2023年也“打脸”了辉瑞。12月1日，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的口服GLP-1减肥药物Danuglipron因安全性风险被辉瑞放弃。当天，已经跌跌不休的辉瑞股票，再次被重创，下跌5%。

跨国药企CEO的重担

Albert Bourla的压力，几乎也是所有跨国药企CEO身上的重担，CEO们薪酬的涨跌就是最直观的体现。每一个尚未倾覆的大厦背后，都有一个CEO在苦苦支撑。

例如赛诺菲的CEO Paul Hudson，他的总薪酬为1057万欧元，虽然仅较上一年小幅降低，但这已经是其连续第三年降薪（不计算汇率因素）。

降薪的背后也是公司调整的体现。Paul Hudson几乎是赛诺菲“Play to win”战略的全程掌舵手，该战略在2019年开启，Paul Hudson也是2019年9月上任。然而，在去年，赛诺菲虽然核心产品度普利尤单抗销售额再创新高，达到107.15亿欧元，同比增长34%。但业绩仅有小幅提升，总营收430.70亿欧元，同比增长5.3%（按固定汇率计算）。

为加速实现该战略，去年10月底，赛诺菲CEO Paul Hudson公布了其“Play to Win”战略全面更新，包括重新调整公司研发管线重点，聚焦更多创新，目标是在总计20亿欧元的成本节约工作中节省约7亿欧元。

不过，所面临情况最复杂的CEO，或许来自拜耳，新上任CEO的Bill Anderson，刚到任就要面临公司2023年全年净亏损近30亿欧元的困境。

Bill Anderson对于拜耳而言也是变革者的角色，根据其在业绩电话会上披露，2024年前三个月，拜耳裁减了1500多个职位，其中约三分之二是管理职位，并希望到2024年能够每年节省5亿欧元的成本。这也意味着，拜耳未来将面临更大范围的裁员。

不过，拜耳董事会或许更看重Bill Anderson来自注重研发的基因泰克，交给其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带领“积弊”多年的拜耳跟上时代创新步伐，重回增长之路。

相反，诺华制药的CEO Vas Narasimhan在去年因公司业绩增长，获得了“涨薪”，其2023年总薪酬为1330万瑞士法郎（约1530万美元），较去年增加了21%。

或许原因是诺华小幅度重回了两位数增长。据悉，诺华在2023年总营收454.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其中核心产品Entresto（沙库巴曲缬沙坦钠）销售额60.35亿美元，同比增长31%。小核酸产品Leqvio（英克司兰）登陆中国市场后也迎来大幅增长，销售额3.55亿美元，同比增长217%。

而同样因战略执行成功，被董事会褒奖的还有GSK CEO Emma Walmsley，在2023年，Emma Walmsley总薪酬达到了1270 万英镑（约1600万美元），较2022年增加了51%。

Emma Walmsley涨薪的背后是GSK的业绩与股价齐飞。据悉，GSK在经历了拆分消费者保健业务和一段时间的调整后，2024年终于重拾了市场信心。2023年整体收入上升5%，剔除新冠产品影响，则上升了14%。同时，GSK的股价自2022年底以来，保持几乎直线增长的趋势，从32美元涨到了如今的45美元。

犹记在2020年，Emma Walmsley因未完成对董事会的业绩承诺，年薪下滑了10.27%，甚至在2021年，被建仓数十亿英镑GSK股份的对冲基金Elliott“逼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