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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们大多数人对2006-2007年牛市的记忆太深刻，上一轮牛市是由分子端基本面驱动的“周期牛”。但是，2014年开启的这一轮牛市是分母驱动的“改革牛”“转型牛”，出现了“经济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的现象，类似日本1975-1980年、中国台湾1986-1990年、韩国1999-2006年。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比如1996-2000年。当前的经济和股市类似1996-2000年。
- 1996-2000年经济困难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实质上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市场本该周期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去产能和去杠杆无法展开，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攀升。可以推断，即使没有1998年外部冲击，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 1996-2000年的政策应对：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国企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对外开放。
-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涨200%。1993-1996年熊市的原因主要是：利率过高，政策偏紧，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不良率过高。1996-2000年“经济往下、股市往上”特征的“改革牛”“转型牛”原因主要是：（1）利率下降：利率从12%下调到5.85%，降幅超过一半。存款准备金率从1997年的13%下调到1999年11月6%。（2）政策宽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缓解经济失速风险。（3）改革提速：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实质推动，提升风险偏好。（4）金融风险拆弹： 1999年将1.4万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提升风险偏好。
- 2010-2013年熊市的原因跟1993-1996年类似：利率过高、政策偏紧、改革迟缓、金融风险上升。2014年2季度以来，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股市走牛，原因跟1996-2000年类似：利率下降、政策宽松、改革提速。
目录
1. 1996-2000年面临的经济困难与原因
1.1. 形势严峻：亏损、通缩、失业、高不良率
1.2. 原因和政策争论：外部性和周期性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
2. 1996-2000年的政策应对：政策宽松和改革提速
3.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涨200%
4. 2014年经济形势与1996-2000年类似
5. 2014年牛市与1996-2000年类似
6. “转型宏观”：利率下降、政策宽松、改革提速和大牛市
7. 股市和宏观经济的关系是什么：巴菲特解读牛市的3个前提
正文：
当市场一片高呼牛市来了的时候，作为最早最坚定提出“大牛市论”的团队，我们还是想认真梳理这轮牛市的逻辑，因为它决定了未来的高度和节奏。
图1 国君宏观团队战熊记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2014年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经济增速往下走，竟然股市往上走。部分市场人士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2006-2007年牛市的记忆太深刻，上一轮由分子端基本面驱动的“周期牛”容易产生误导。而事实上，“经济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的案例在经济史上有很多，它属于分母驱动的“改革牛”“转型牛”，比如日本1975-1980年、中国台湾1986-1990年、韩国1999-2006年（我们在《增速换挡期的牛市催化剂：国际经验与中国未来》报告中介绍了日韩台“转型牛”的经典案例）。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比如1996-2000年。
我们认为当前的经济和股市类似1996-2000年，属于分母驱动的“改革牛”“转型牛”。1996-2000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国政府成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宏观调控，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在经济增长往下走的情况下，无风险利率下降和风险偏好提升造就了一轮大牛市，当前经济和股市形势与1996-2000年颇为相似。
1. 1996-2000年面临的经济困难与原因
当前经济形势与1996-2000年颇为相似，都在前期经过一轮高速增长之后，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经济增长乏力，企业亏损、产能过剩、金融风险、通缩、失业等问题凸显。
各界对原因和政策存在分歧：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调整，还是体制和结构性问题？再度刺激还是推动改革？1996-2000年前后，我国成功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去产能、去杠杆和结构转型，开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当时对问题的认识和应对值得借鉴。
1.1.形势严峻：亏损、通缩、失业、高不良率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经济快速回升。当年GDP增速达14.2%，CPI增速达6.4%，M1和M2增速高达35.9%和31.3%。与此同时，集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经济泡沫加重，各地铺摊子上项目、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现象严重，经济明显过热，中央开始采取紧缩措施。
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控制货币发行、严禁违规拆借资金、提高利率、制止乱集资、严控信贷规模等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16条措施”，经济过热压力得到缓解。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议》，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若干重大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1993年设立国家经贸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旨推动国企改革。1994年初，中央政府出台了财税、金融、外汇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包括：分税制；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分离，对金融机构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人民币深度贬值。
在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GDP增速10%，CPI增速8.3%，M2增速25.9%。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我国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经过1998年3季至1999年1季度短期回升之后，经济增速再度回落，并探出新低，1999年4季度GDP增速降至6.1%，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1998年2季度的6.8%。
各类风险凸显：
（1）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基本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当时国企对经济增长、利润和就业的贡献大幅下降。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78.5%降至1997年的26.5%；在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72%降至1996年的34.4%；1994-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占比从50.5%降至29.3%，在一些竞争性行业甚至出现了全面亏损。与国有经济的困境相反，非国有经济（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快速成长，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1996年非国有经济在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比为71.5%，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5.6%。
（2）产能过剩严重，陷入通缩-债务循环，显性和隐性失业率上升。
（3）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已技术破产，金融风险加剧。由于产权约束、公司治理不到位，加上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行政干预、国企亏损等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剧增，不良资产率甚至高于危机国家。根据当时较低的会计标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为30%左右，已经技术上破产。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更高，有些地方和部门擅自设立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随着1997年整顿金融秩序，银行收紧信贷，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和通缩风险。
1.2. 原因和政策争论：外部性和周期性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
当时经济低迷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因素，经过1992-1996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积累了大量低效产能和过度杠杆。但是，虽然宏观政策持续收紧，由于体制性障碍，去产能和去杠杆一直进展缓慢，落后产能得以维持，企业库存高企。
1996-2000年经济困难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实质上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市场本该周期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去产能和去杠杆无法展开，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攀升。可以推断，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当时的结构性问题是指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大量产能集中在低端同质产品供给领域，满足消费和出口升级的高端优质产品供给匮乏，金融资源浪费在“低效产能-被动库存”循环上。
当时的体制性问题是指市场经济的宏观架构和微观基础不完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长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国有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对不同所有制的融资主体存在“身份歧视”，信用资源倾向于配置到低效、亏损的国有部门，沦为“第二财政”补贴。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结构和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导致巨额社会金融债权悬空，酝酿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
2. 1996-2000年的政策应对：政策宽松和改革提速
（1）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持续温和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间接调控为主的稳健货币政策，没有因短期目标而出现信贷失控和体制“复归”。这次宏观调控有四点经验十分宝贵：一是相继采取了取消贷款规模管理、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降息等放松银根、反通缩的有力措施，实现了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坚持了市场化改革取向。1996年5月-1999年6月期间，1年期贷款利率从12%下调到5.85%。存款准备金率从1997年的13%下调到1999年11月6%。二是以增发长期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由中央负担，既提升了长期增长潜力，又没有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三是持续、温和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平均每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七年间共发行约9000亿元，没有进行短期大规模的强刺激，既守住了底线，也避免了对市场预期和微观主体行为的过度干扰。四是政府没有强压银行大量放贷，防止了1992-1993年式的信贷失控，没有出现向计划体制“复归”。
表1：1998-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回顾
（2）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搞活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升微观效率。提出国企“三年脱困”，推进劣势企业的关闭破产和淘汰落后产能，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纺织压锭”；“抓大放小”，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放小”的主要方式是把部分或全部产权转让给内部职工、整体出售给非公有法人或自然人等，推动地方中小国有企业转制；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收缩战线；实施“债转股”，三年间把600多户、近5000亿元银行债权转为国有资产公司对借款企业的股权；对中小企业给予减税和信贷支持；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等。到2000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实现脱困，同时，民营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3）出台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市场化改革措施，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资本金。1999年将1.4万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二是改善国有银行内部管理。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改革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机制以及呆账、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扩大贷款质量5级分类法的改革试点；三是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重大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增强了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实施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完善分业管理体制，先后成立了证监会和保监会；四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1999年着手整顿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先后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一批出现风险的机构。
（4）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对外开放。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养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我国居民住房消费全面启动。2001年11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化，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完善基础设施优势，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3.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涨200%
1992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大幅通胀后，宏观调控开始收紧。1996年是整个经济预期的低谷，也是股市的低谷。1993-1996年熊市的原因主要是：
（1）利率过高，CPI增速高达8.3%，1年期贷款利率高达12%。
（2）政策偏紧，主要是为了治理1992年之后的经济过热，促使经济软着陆。
（3）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基本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1994-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占比从50.5%降至29.3%，在一些竞争性行业甚至出现了全面亏损；
（4）银行不良率过高，已技术破产，金融风险加剧，金融秩序混乱，根据当时较低的会计标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为30%左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加重了经济形势的恶化 格隆汇声明：文中观点均来自原作者，不代表格隆汇观点及立场。特别提醒，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实际操作建议，交易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