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跌到妈都不认识

日元从3月初开始在外汇市场上驶入加速下跌通道，直到今天，贬值幅度在一个多月内超过10%。对一国之汇率而言，跌幅不可谓不惊人。

4月19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自2015年5月以来再破5，跌至1元人民币兑近20日元。日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更大，前几天一度来到1美元兑129.4日元，今天略微上涨到128.5日元。日元上次跌到这个份上，还要追溯到平成时代的2002年4月，恰好是20年前。

俄乌在欧洲大陆把刀子捅到不可开交，远在东方的岛国反倒流血不止，这是什么道理？

01

轮回

日元汇率迎来“20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是全球范围内日渐失控的历史性大通胀。

全球央行普遍认为把通胀目标设定为2%是最佳状态，达到5%意味着步入恶性通胀轨道。目前，G20集团里有13个国家通胀率超过了这个界限，美国上周披露的3月份通胀数据为8.5%，续创1981年以来最高水平，巴西、俄罗斯、阿根廷与土耳其的数据更夸张。

恶性通胀的直接影响是物价飞涨与货币贬值，从而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再传导至社会和政治层面衍生一系列恶果。因此今年开始，各国央行不得不采用加息手段遏制通胀。

之前，鲍威尔暗示将在美联储5月政策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加拿大和韩国央行已经开始行动，于上周分别加息50和25个基点。关于本轮全球通胀，我们之前的文章《通胀与加息，这次不一样》有过深入分析。

各国预期即将施行或业已发布的货币紧缩政策传导到外汇市场，就形成了资金加紧流向避险货币的局面。这一轮加息周期，国际市场上的避险货币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

第一种是高利率货币，代表货币为巴西雷亚尔。今年以来雷亚尔兑美元汇率升值最高超过24%，最新汇率为1美元兑4.65雷亚尔，原因主要是巴西央行从去年3月开始9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1.75%，使巴西实际利率升至全球最高之一，外资自然狂买雷亚尔套取息差。

第二种是资源丰富国家的货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推高通胀并使资源出口国货币走强，加息导致价格下跌时又吸收冲击，为汇率提供弹性。得益于澳洲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澳元今年升值幅度仅次于雷亚尔，同样性质的还有加元、新西兰元，和深陷战争泥潭的卢布。

最后一种是用“信用”背书的货币，以美元和瑞士法郎为代表。美元通过绑定石油成为世界货币，被公认为是能在经济衰退时保持购买力和稳定性的硬通货。瑞士则是全球最稳定的经济体之一，信守“永久中立政策”，靠“百年老店”积累下来的信用和严格的保密系统赢得了金融“避风港”的地位。

显然，今年的日元并不被认为是上述避险货币的任何一种，这就导致日元在主要经济体中呈现“独自贬值”的形势。

在美联储主导的上一轮加息周期中，以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澳元、加元为代表的的资源国货币全线崩溃，贬值幅度在2015年8月一度高达30%。同一时期，日元反倒作为避险货币出现了一轮强势拉升，2015年8月24日单日升值幅度甚至达到2.9%。

不过短短几年，日元从备受追捧的“避险天堂”沦为”shit hole”。原因无非是几度轮回之间，人心思变。

02

拉扯

2002年，在日本财务省担任财务官的还是黑田东彦。此人在2013年就任日本银行总裁，并一直持续至今。

作为日元贬值的主要推动者，他如愿见证了日元汇率两次跌至谷底。并且日元现在沦落至此，直接原因就是日本央行与国外主要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分化。

然而在日元出现明显下行趋势之后，黑田仍然在3月18日公开表示：

“日本绝对不需要加息”。

大家都加，你不加，日元势必会与国外货币产生利率差。此消彼长，资金理所当然地选择抛售日元，流向资源国与高利率国家货币。黑田的表态无疑进一步催化了日元贬值行情，但他远远算不上罪魁祸首。

恰恰相反，“绝不加息”这四个字正是日元成为传统避险货币的原因。

日元从1998年进入“0利率”时代后，除了2007年曾小幅加息，其余长达20多年里基本从不加息，长期利率在2021年底为0.07%，今年3月末小幅上涨到0.23%，已经是6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日本央行将长期利率变动幅度上限定为0.25%，一旦逼近这个数字，央行就会以无限量购买10年期日本国债的方式进行干预。今年2月和3月就分别操作过一次，这表明日本央行“绝不加息”的信念仍然非常坚定。

至于低息环境使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升值机制是如何运行的，逻辑也很简单。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行期间，即“risk-on”时期，低利率又自由兑换的日元成为绝佳融资货币，投资者此时借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货币，等到“risk-off”时期再卖出高息资产买入低息日元。一来一回，就通过套息交易平仓赚到了利差。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拥有的海外净资产为356.97万亿日元，相比2019年底减少460亿日元，但依然连续30年蝉联全球最大债权国。

一般情况下，国际资金回流也会推动日元升值，比如在2008年、2015年和2020年初，日元都经历了一波明显升值。当市场恐慌情绪上升和日元升值呈现正相关联系时，自然会产生惯性心理，这也是疫情爆发之初日元升值的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日元就像一块跷跷板，始终围绕一道看不见的轴来回拉扯，维持坚挺和稳定。今年以来日元汇率走势一拉到底的原因，则是架起这块跷跷板的支点出现了松动。

根本上来说，外汇市场上的货币汇率走势受到国际收支的支撑，如果出口大于进口，国际市场对该国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汇率自然上升。

今年前两个月，日本1月的贸易逆差为2.2万亿日元，创8年来新高。2月贸易逆差为6697亿日元，今天公布的3月贸易逆差预测值为4124亿日元，远高于预测的1008亿日元。自此，日本连续八个月出现逆差。

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能有些夸张，但或将长期持续下去的贸易逆差，确实是日元面临的最大危机。

03

停滞

要用一个词概括整个日本的经济状态，“停滞”应当是最恰当的选项之一。

和利率一样，日本通货膨胀率也常年陷入停滞，除了2014年一度超过3%，其余大部分时间维持在2%以内，包括今年。与物价水平相对应的是平均工资，经合组织统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2020年平均工资为38514美元，相比1990年只增加4%，几乎原地踏步。

工资涨不上去，社会消费也停滞了，日本国内长期存在通货紧缩问题。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低迷拖累GDP增长。1995年，日本GDP总量已经达到5.45万亿美元，此后长期疲软，去年受疫情拖累，反倒下降为4.9万亿美元。

同样是经济停滞，有些国家属于百尺竿头难以更进一步，有些属于摆烂。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式停滞”，是在政府一套复杂操作之下达成的动态平衡。

为了拯救低迷的GDP，黑田东彦2013年就任日银总裁后启动名为“异次元”的货币宽松政策：改QE为QQE，即量化和质化宽松。

黑田体制的本质，是为安倍经济学提供弹药。按理说，史无前例的大放水下日本经济应该蓬勃发展。然而，即便安倍对“日本经济连续74个月保持扩张”引以为傲，实际上日本年均增长不足1%，并且安倍经济学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开始破产。

根本原因是内需萎靡。这既受老龄化影响，又跟货币从央行流入银行、股市、国债，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有关。大放水使富人更富，但普通人收入并未提高，至少没赶上物价涨幅。

国内消费不行，只能指望国外消费，也就是出口。为了保持出口增长，必须抑制日元汇率上升，因此才有所谓的“0.25%上限”。这就是日元汇率依托的“轴心”了：

日元贬值保证出口增长，外需拖着日本经济往前走，从而为国际资本回流提供信心，支撑日元不会一拉到底。支撑这套轴体正常运转的内部条件就是政府，因此黑田们绝对无法放弃货币宽松政策。

外部条件则有两个，一是依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保持增长；二是日本制造业始终保持竞争力。现在两个条件都出了问题。

首先在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刺激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日元贬值带动的出口盈利增长无法弥补进口成本产生的赤字，使得日元贬值成了财务相铃木俊一口中的“恶性事件”。

其次是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日本制造业最鼎盛时期，在全球市值前10企业中占据超半数席位，如今全球50强只剩下丰田，并很有可能在汽车行业新能源革命中沦为牺牲品。

产业附加值降低，这才是日元贬值的罪魁祸首。假如日企的贸易附加值没有从1995年的94%降至如今的80%左右，日元贬值带动日本出口走强、企业国内投资增加、国民工资上涨、提振消费的良性循环路线自然畅通无阻，日本经济就会重现往日荣光。

然而在安倍拉扯出的时间空间里，日企一方面在全球化作用下出走本土，造成产业空洞化；另一方面并未在诸如计算机和新能源产业中突围，取得曾经在半导体产业称霸的地位。因此，坠落的不仅是日元，还有对日本经济的信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日元贬值的空间，或许还很大。

04

结语

3月7日，俄罗斯公布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同一天，日元开启了本轮贬值周期。

普京的做法显示了舍弃信用货币体系、转向实物货币体系的决心。前者以美元和美国政府的信用为主导，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后者则以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自然资源为主导，更适用于区域经济化。

日元毫无疑问是依附于经济全球化的代表性货币，因此我们看到卢布在经历过一轮暴跌后又回到了战前水平，但日元的前景尚不明朗，至少已经失去了避险货币的地位。

美元还在和资源国货币共舞，然而历史是一个轮回。上一次全球爆发大通胀的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国际背景是石油危机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今年战争再次爆发，将本轮通胀推高到白热化阶段。这一次大宗商品崛起，人民币崭露头角，“美元—石油体系”又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