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策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格隆汇

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国君策略陈显顺，作者：陈显顺、陈熙淼、黄维驰

随着“碳中和/碳达峰”推进，氢能/核能/风电等赛道大有可为

本报告导读

同为东亚国家，日韩在碳减排和能源转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政策、市场与技术等领域的借鉴价值。往后看，随着“碳中和/碳达峰”推进，氢能/核能/风电等赛道大有可为。

摘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韩在碳减排和能源转型方面经历了巨大变化。日本的能源产业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点：1970年的石油危机和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在此期间能源构成历经了以煤炭、石油为主，到全面铺开核能，再到能源多元化的过程。与日本相比，韩国进度相对较慢，其新能源转型之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始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7年）、成熟完善阶段（2007年-至今）。

日韩能源转型的动机、趋势颇为相似，差异集中在转型过程和进度方面。1）转型动机方面，日韩都属于经济实力、能源消费量与国土面积、资源禀赋难以匹配的发达国家，国内化石能源消费大量依赖进口，较大的能源安全压力迫使其转型。2）转型趋势方面，日韩总体方向都为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使用比例，重点发展核能、氢能、光伏和风能等板块。3）转型过程方面，韩国能源转型过程更为平稳；日本福岛危机导致其能源结构发生剧变，打断了其核能原本蓬勃发展的趋势。4）转型进度方面，日本走在韩国前列。

从碳排放与资本市场看日韩能源转型。从碳排放视角看，日韩两国能源转型进度与碳减排进度表现出相关性。从资本市场视角来看，日韩两国新旧能源企业市值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两国新旧能源市值变化趋势的差异或缘于转型进度和能源结构的影响。

他山之石：能源产业的经验借鉴和未来展望。1）法律体系方面，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新能源开发战略无论从总体框架规划还是具体支持政策的实施都有严密的法律支撑，市场监管有法可依。2）支持政策多维协同方面，日韩新能源产业经过长时间发展已形成针对促进新能源技术研发、设备投融资、利用普及扩大、新能源电力并网等方面实施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贷款优惠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支持政策体系。3）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在长期总体框架下设定短期、中期、长期技术开发目标，并通过设立负责新能源技术开发的专门推进机构保障各阶段技术开发计划的有序推进。

国内相关投资逻辑和重点推荐标的梳理：能源消费结构：“双碳”目标对能源结构转型和电力改革提出新要求，非化石能源应用占比尚需大幅提升，具体来看：1）氢能：氢能源燃料电池产业链以及氢能源车核心部件及整车；2）风电：发电装机容量和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推荐零部件与整机环节；3）光伏：平价上网加速行业装机量爆发式增长，推荐硅料/单晶硅片/电池片/组件/光伏玻璃/逆变器等；4）核能：推荐核电龙头以及受下游机组建设拉动的机械设备。

正文

同为东亚国家，日韩与我国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地理位置相近、海岸线较长、能源依赖进口等。日韩在碳减排和能源转型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成果。回顾日韩的能源转型之路，有助于我们判断我国能源产业的变化趋势和轮廓。

1 日韩能源转型史：“穷”则思变

1.1. 日本：多元化能源之路

日本的能源产业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点：1970年的石油危机和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日本的能源产业按照时期可划分为石油危机前的能源结构、石油危机后能源结构、福岛核泄漏后能源结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日本的能源构成历经了以煤炭、石油为主，到全面铺开核能，再到能源多元化的过程。

石油危机前的能源结构（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有着与其国土面积不相匹配的经济体量，国内化石资源非常有限。这导致其作为能源消费大国长期依赖能源进口。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能源市场也随之进入高速增长期。在此期间，日本的电力能源结构呈现火力为主、水力为辅、核电初现、石油需求剧增的特点。石油等重化工产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能源。

石油危机后的能源结构（20世纪70年代-2011年）：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一方面，日本开始积极实行石油储备战略；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替代能源，以期实现能源多元化供给，降低对单一能源的依赖程度。在这一阶段，日本国内石油储备不断上升，煤炭的比重有所上升，核能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中比重大幅提升后保持稳定，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初见端倪。总的来说，日本在这一时期的能源消费逐渐多元化，石油消费占比显著下降。

福岛核泄漏事故后的能源结构（2011年至今）：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海岸发生里氏9.0级地震，引发强烈海啸，导致东京北部的福岛核电站发生泄露。受这一事故影响，日本的能源政策出现了大幅度转变。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核电站逐渐关停，核能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中断崖式减少，甚至于2014年关停了所有核电站，核能供给一度减至0。虽然此后有小部分核电站重新运转工作，但截至2019年底其占日本能源供给的比例仍不足3%。受此影响，日本对煤炭和石油供给依赖有所上升，其能源结构的脆弱性问题进一步深化。提高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叠加全球变暖大背景下减少碳排放的政治趋势，新能源的技术的开发利用成为了重中之重。

在能源供给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规模不断攀升。从2010年的0.29艾焦耳增加至2020年的1.13艾焦耳。在此条件下，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在日本一次能源供给的比重达到了12.3%，成为除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外的最重要的能源构成。

1.2. 韩国：相较日本进度缓慢

韩国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始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7年）、成熟完善阶段（2007年-至今）。与日本情况类似，长期以来，韩国能源对外进口依赖度程度高，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迈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韩国一次能源的消费量急剧上升，但是由于韩国自然资源禀赋匮乏，所需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不得不依赖进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也开启了它的新能源转型之路：

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9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韩国官方意识到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和增加能源供给多元化迫在眉睫。1978年5月，韩国太阳能研究所（KSERI）成立，标志着韩国开发普及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的起点。1987年12月，韩国制订了以技术开发为核心的《替代能源技术促进法》、《替代能源技术开发基本计划》（1988-2001年），明确要促进替代能源技术开发，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供应，其中包括太阳能太阳热和地热能。

初始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0年）：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长期。这一时期，政府出台了《第一次替代能源技术开发及利用普及基本计划》（1997-2006）、《替代能源开发及利用普及促进法》等系列文件，提出至2006年将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比率提高到2%，并为替代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利用提供了法律制度基础。并制定了“能源技术开发10年计划”（1997-2006年），这标志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启了新的阶段。这一计划使得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较低的油价加深了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对韩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7年）：进入21世纪以后，石油价格开始持续上涨，韩国加大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普及和推进力度，为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02年2月，政府宣布推出“NRE研究与开发部署”（RD＆D），提出重视风电和光伏（PV）技术的发展，同时得到关注的其他技术有太阳热能、废物和基于生物质能的能源转换设施。并设立了“替代能源开发普及中心”，重点开发太阳光、风力、氢燃料电池等三大领域。

成熟完善阶段（2007年-至今）：2008年，韩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低碳绿色增长战略”，提出要实行“以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就业机会”的发展新模式。由此奠定了韩国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发展远景的基础，该战略在提高清洁能源比例、绿色住宅、绿色汽车等方面都提出了初步构想。与此同时，官方每五年发布一次绿色增长计划，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及时评估政策效果并调整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国家能源基本计划》确定了韩国未来20年国家能源战略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由83％降到61％，国家直接管理的能源比重将由2007年的27％提高到65％，从而实现基本的“能源独立”。

1.3. 日韩对比：同始同向，曲折有别

日韩能源转型的动机、趋势颇为相似，差异集中在转型过程和进度方面。转型动机方面，日韩都属于经济实力、能源消费量与国土面积、资源禀赋难以匹配的发达国家，国内化石能源消费大量依赖进口，较大的能源安全压力迫使其转型。转型趋势方面，日韩总体方向都为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使用比例，重点发展核能、氢能、光伏和风能等板块。转型过程方面，韩国能源转型过程更为平稳；日本福岛危机导致其能源结构发生剧变，打断了其核能原本蓬勃发展的趋势。转型进度方面，日本走在韩国前列。截至2020年，日本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已超过6%，约为韩国的两倍。

2 日韩能源转型趋势：产业与资本同步推进

2.1. 碳排放视角：能源转型与碳减排密切相关

日韩两国能源转型进度与碳减排进度表现出相关性。根据BP数据，近十年来，随着日韩两国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不断提高，两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于2012年、2018年达峰后开始下降。能源结构方面，日本对新能源的利用走在韩国前列，其占比于2013年达到总一次能源消费的2%左右，而韩国2018年才达到该水准。相对应的，日本比韩国早6年实现碳达峰。通过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关于能源结构的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日韩两国表现出高度相同的规律。可以合理推断，随着“碳中和”目标压力不断加码，新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

碳中和压力下，日韩将以更大力度推动能源转型。根据财联社报道，为实现2050年碳排放净零的目标，日本于2021年10月22日修改了中长期政策方针《能源基本计划》，设定了“将2030年度电源构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扩大到36%至38%”的目标。这个水平是2019年的两倍，远高于其先前22-24%的目标。韩国政府于2021年10月18日正式承诺：将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8年减少40%，并表示相比先前设定的减排目标26.3%，新目标“非常具挑战性”。政府计划将全国燃煤发电所占比例从现有的41.9%降至21.8%；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从6.2%提升至30.2%；至2025年，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450万辆是电动车或氢动力车，并增加充电站等相关基础设施。

2.2. 资本市场视角：日韩趋势出现分歧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日韩两国新旧能源企业市值变化趋势不尽相同。通过研究近25年来新旧能源企业市值占股票市场总市值比例，我们发现韩国自1995年以来化石能源企业市值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新能源企业市值占比总体上升，两者分化明显，与国家转型政策，世界减排趋势符合一致，资本正从传统能源板块向新能源板块不断涌入。反观日本，化石能源与新能源企业市值占比波动较为一致，整体呈现出横向波动态势。

两国新旧能源市值变化趋势的差异或缘于转型进度和能源结构的影响。结合前述内容，韩国新能源消费占比明显低于日本，其能源替代潜力较日本更加广阔。资本市场对于韩国新能源产业包有更多的期待和想象。同时，韩国已大量使用核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不断降低。资本对于政府减碳、减少化石能源的依赖的政策大趋势逐渐达成共识，使其对化石能源产业具有一致的悲观预期。结合上述因素，韩国资本市场新旧能源市值走出分化趋势。反观日本，其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潜能低于韩国。再者，福岛危机后，日本的核能发展被打断，至今核能的利用还在较低水平，导致其可再生能源比例虽高，整个能源消费结构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却接近85%。化石能源企业在整个能源行业中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未显颓势。因此日本资本市场新旧能源市值未出现类似韩国的明显分化走向。

3 他山之石：日韩能源产业的经验借鉴和未来展望

3.1. 政策映射——法律、技术与市场的融合

日本的能源产业政策有较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法律体系完善、政策多维协同、技术创新能力三个方面。

法律体系完善方面，日本新能源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相较我国更加完善。首先，法律类型上，日本在新能源开发领域不仅出台了《替代能源法》、《新能源法》等能源基本法，还颁布了《RPS法》、《FIT法》等能源专门法、以法律法规形式规定RPS制度、FIT制度的具体实施细则。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日本新能源开发战略无论从总体框架规划还是具体支持政策的实施都有严密的法律支撑，市场监管有法可依。相比之下，中国新能源相关的法律体系较为简单，主要依靠2005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法》这一部法律。

支持政策多维协同方面，日本新能源产业经过长时间发展已形成针对促进新能源技术研发、设备投融资、利用普及扩大、新能源电力并网等方面实施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贷款优惠、FIT与RPS制度、电力系统技术对策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支持政策体系。相较日本，我国新能源产业起步较晚，支持政策体系不如日本完善，政策工具相对单一，政策之间的衔接性、协同性有待完善。

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于对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研发的重视与支持，早在70年代便陆续出台了《阳光计划》、《新阳光计划》等新能源技术支持计划，在长期总体框架下设定短期、中期、长期技术开发目标，并通过设立负责新能源技术开发的专门推进机构NEDO保障各阶段技术开发计划的有序推进。这使得日本新能源技术创新水平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相较而言，我国还未形成支撑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新能源领域自主创新水平低，关键技术的深入研发投入力度不足，光伏、风能发电领域的一些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外国引进，太阳热利用、生物质能、地热利用领域的技术开发项目仍处于示范探索阶段，距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利用还有较长距离，“大而不强”特征显著。

韩国能源政策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完善能源价格机制，发挥政府调控市场的作用。价格机制是最敏感、最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韩国政府通过不断完善能源的价格机制来促进节能和提高能效，已经取得良好的资源配置效果。我国的能源价格相较韩国市场化程度较低。未来或进一步优化能源价格体系，通过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发挥调控能源市场的作用，最终达到优化能源结构的目的。

宣传节能意识，制定企业环境友好认证制度与产品的能耗等级制度。相较韩国，我国人民节能意识淡薄。我国要利用多种媒体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节能的良好社会氛围。我国要学习韩国的环境友好型认证制度，对于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到回收利用的各个过程都满足环保要求的企业，政府要颁发亲环境型认证标志，号召民众购买亲环境型认证企业的产品。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促进能源供应多元化。韩国政府大力拓展海外能源，不仅鼓励本国能源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并且开展能源外交活动，与多个国家签订了能源合作项目。我国每年能源消费量远大于韩国，在微妙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能源安全问题更显重要。可以借鉴韩国相关经验，利用我国能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积极参与世界能源的开发与合作，建立完善与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能源对话机制，加强与能源供给国的联系，拓展能源工业的发展空间。还要鼓励能源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合作项目或者与国外有影响力的企业组成跨国集团，引导企业向海外上游领域拓展，制定企业海外发展的法律制度与优惠政策，为能源企业的海外开发创造便利条件，最终提升我国对海外能源的自主开发能力，确保能源安全。

3.2. 产业层面：以动力电池为例

产业层面，日本在动力电池方面的“兴衰史”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之处：

日本的动力电池产业起步早，曾一度领先世界，随后逐渐没落。索尼于1991年将锂离子电池在市场上大规模推广，占据了各国的电池市场。松下等企业也紧随其后。日本企业很快在锂电池技术和市场方面取得了垄断地位，在第一代的镍镉电池、第二代的镍氢电池以及锂离子电池方面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均曾超过50%。然而，日本锂电池的国际市场份额自2005年开始走下坡路，许多企业因为利润大打折扣，纷纷选择抛弃自己公司旗下的电池业务，其动力电池市场的份额逐渐被中韩赶超。截至2020年，世界市场份额前十的电池厂商仅剩松下一家，不复当年盛况。

日本动力电池的快速崛起得益于政府地产业政策引导和企业创新研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新材料产业就被赋予了国家战略级的发展地位，日本官方对于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新材料产业研产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优惠。同时，日本企业研发广泛采取产学结合或企业间合作的模式，使得研发周期大大缩短。加之当时日本拥有索尼、松下等研发和制造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制造企业。这几大因素共同造就了早期日本在动力电池产业上的领先。

日本动力电池的没落主要缘于龙头企业错误的战略抉择。首先，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逐渐成熟，市场开始渐渐浮现出从高端往中低端下沉的趋势。而日本电池企业或出于核心技术的安全性考虑，对于在国外的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些后端工序的产品，导致其产品的定位以及价格始终处于较高位置，与电池行业的中低端市场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从而失去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更为致命的是，日本企业对动力电池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逐渐抛弃发展纯电动模式，转变成了供应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油电混动模式，从而做出了一系列“错误押注”。例如索尼企业仅以11亿人民币将其锂电事业部出售；日产将其所持有的AESC的51%股份以10亿美元出售。在汽车领域，龙头老大丰田、本田选择“AllIn”燃料电池汽车。而三菱、日产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才选择押注纯电动汽车。这这些战略抉择决定了动力电池在日本的命运，导致日本动力电池产业逐渐被中韩“后来居上”。

3.3. 值得关注：新的能源供给

3.3.1. 氢能：性质优良，终极能源

氢能拥有远超其它能源的优良特性。氢能是指氢和氧进行化学反应所释放出的化学能，是一种清洁的二次能源，具有能量密度大、来源广泛、可储存、可再生、无污染、无碳排、可电可燃等优良特性，被誉为能够解决全球变暖和能源危机的“终极能源”。纵观人类能源发展史，能源的转化历史就是减碳增氢的过程，而氢气的氢碳比是正无穷。

氢能研发与利用方面，日本走在世界前列，韩国积极布局，我国相关项目密集部署。日本氢能技术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日本官方在《能源基本计划》中将氢能源定位为与电力和热能并列的核心二次能源，并提出建设“氢能社会”的愿景，希望通过氢燃料电池实现氢能在家庭、工业、交通甚至全社会领域的应用，并于2021年11月取得“太阳能制氢”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让大量低成本制氢成为可能，或将在不久改变整个氢能产业链的格局。韩国方面，据韩媒报道，韩国政府已经决定在2050年前，使氢能成为该国使用率最高的能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将增加清洁氢能的供应，提高氢动能汽车的生产，以及在全国建设2000多个加氢站。在世界氢能利用的大趋势下，我国也启动实施了“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重点专项。仅2018年-2020年期间便部署了27个氢能研发项目，研发经费投入约5亿元。2021年11月30日，我国首个万吨级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全球在建的最大光伏绿氢生产项目“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投产后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包括光伏发电、输变电、电解水制氢、储氢、输氢五大部分总投资近30亿元。

3.3.2. 核能：潜力巨大，未来可期

核电是寿命期内碳排放最低的发电方式之一，日韩应用广泛。核能（原子能）是通过核反应从原子核释放的能量。核能发电是其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具有清洁、环保、低耗、占地少等优点。世界核能协会对1997年以来23份相关的研究报告进行了综述，结果表明，核电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与仅高于水电和风能。且较之光伏、风电等其它不稳定的低排放发电技术，核电具有可调度的优点。因此即使是历经过福岛事故阴霾的日本，仍旧在历经低潮后重启核电，并在最新修订的《战略能源计划》草案中强调了核电在2030年的规划占比为20%-22%。韩国核电占比也较高，截至2020年核能发电达到了总发电量的26.6%。

我国核电占比较日韩偏低，核能发展空间广阔，未来可期。我国电力结构长期以来以煤电为主，碳排放较高。欲达到2030年达峰，2050年中和的碳目标，势必要重塑电力结构，降低煤电占比，以清洁能源替代。与日韩相比，我国核能占比较低，截至2020年仍不足5%。截至2020年末，我国共有16座核电站投入运行，运行核电机组达49台，总装机容量达51027.16MWe。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至2025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7000万千瓦。此外，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预测，到2025年，我国在运核电装机达到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到2035年，在运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合计将达到2亿千瓦；核电建设有望按照每年6至8台机组稳步推进。

3.3.3. 海上风电：禀赋优势，前景广阔

日韩海上风电资源丰富，相关产业积极规划中。海上风电具有资源丰富、发电利用小时数高、单机容量大、不占用土地、不消耗水资源以及适宜大规模开发等特点。日韩均具有人口密度大、国土面积小且临海的特点，因而不适合大规模发展集中式光伏和陆上风电，而更适合海上风电。2020年12月16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15日召开海上风力发电的官民协议会会议，确立了2040年使发电能力达到最大4500万千瓦的目标，相当于45个核电机组的规模。2021年11月23日，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风电安装船项目于日本公开亮相。该船预估造价高达约500亿日元（约4.34亿美元），预计将于2022年10月建造完成。2021年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签署了一项48.5万亿韩元（432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在2030年前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电场，该装置的发电能力将达到8.2吉瓦。

我国具有较日韩更长的海岸线，海上风电潜力丰富。国家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和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kW以上。我国拥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和1.4万公里的岛屿海岸线。且由于没有山体和建筑的阻挡，海上风力远大于陆地。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海上风电度电成本的降幅接近53%。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基于发展现状表示，预计在未来3年内，我国海上风电有望实现平价上网。

4 国内相关投资逻辑和重点推荐标的梳理

国内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机会体现在带来的投资机会，主要落在能源消费结构与应用场景等维度。氢能、光伏、风电等行业将迎来巨大发展机遇，而已有较大体量的水电、年装机量稳定增长的核电等清洁能源领域也将受益友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新的需求应用场景应运而生，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产业链将迎来全行业机遇。

能源消费结构：“双碳”目标对能源结构转型和电力供给侧改革提出新要求，非化石能源应用占比尚需大幅提升。具体来看：

氢能：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发展。1）氢能源燃料电池产业链，推荐：华电重工；2）氢能源车核心部件及整车。

风电：发电装机容量和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市场化定价和平价上网推动风电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推荐：1）零部件环节：推荐：中材科技、广大特材。2）整机：海风大趋势，整机环节壁垒强化，推荐：明阳智能。

光伏：光伏平价上网加速行业装机量爆发式增长。1）多晶硅料：供需反转，景气上行，推荐：通威股份。2）单晶硅片：硅片大型化提升盈利能力，推荐：隆基股份、中环股份。3）电池片：新技术尚未到来，大电池将成主流，推荐：爱旭股份。4）组件：集中度进入快速提升时代，推荐：晶澳科技，受益标的为天合光能。5）光伏玻璃：双面趋势确立，玻璃用量增加，推荐：福莱特玻璃，受益标的为洛阳玻璃。6）逆变器：产品变革快，组串式逆变器龙头有望突围，推荐：阳光电源、锦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