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清：拉闸限电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佛家说，人生有三重境界：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当前各界热议“拉闸限电”，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拉闸限电既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也没有阴谋论者口中“中美博弈的一盘大棋”那么复杂，拨开重重迷雾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走长期正确的路的选择。

一、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谁是造成拉闸限电的“元凶”？

9月份以来，多省开始“拉闸限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力度不等的限电措施。

对于拉闸限电，市场存在多种解读，但可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需要澄清。

有一派是反对拉闸限电的，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电力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由出价高者获得电力，这样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贯处方，这派观点崇尚的是“市场万能论”。但从实际效果看，“出价高者”可能是污染大户、高耗能企业，这类企业存在巨大的负外部性，且与碳中和碳减排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同时，当前中国经济内需弱外需强，结构分化十分明显，出口型企业更能承担高价，“价高者得”只会导致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外需倾斜，加剧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且对于国内居民福利并无好处。

第二派观点认为：我们故意拉闸限电，降低产能，从而降低对大宗商品、原材料的需求， 迫使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此来争夺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打破美帝阴谋；同时，在国际上通过减少出口，抬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企业利润，并向国外输出通胀。

这样的阴谋论论调很迎合大家的口味，但经不起推敲。企业都是逐利的，如果通过减少产量、提高价格赚的钱比目前的薄利多销模式赚的多，怎么可能不报团涨价呢？企业傻吗？

另外，让企业停产限产，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不利影响，以牺牲中国经济增长和民生就业为代价向国外输出通胀，难道是要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排除有国际资本操纵的成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欧美货币超发导致流动性泛滥、疫情对产能和运力的不利冲击、中国供应链的快速恢复带来的需求上升，如果没有供需力量的失衡，国际资本想要炒作也没有故事可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第三派观点认为，是由于“双碳”政策导致政府必须限电，以完成全年“双碳”目标。

这种双碳导致论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双碳”是手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是双碳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双碳而双碳。且双碳是长期目标和任务，如果二者有冲突，政府应该会在短期内放宽双碳约束，而不是以牺牲中国经济的根本利益来换取减排目标的达成。

那么拉闸限电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二、为什么过度依赖出口保增长是饮鸩止渴？

我们认为，拉闸限电，是当前中国高层决策无奈却最不坏的选项。疫情后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宏观政策空间带来威胁，因而政府通过拉闸限电的方式，修正疫情后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使中国经济回到“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轨道。

新冠疫情发生后，欧美央行和政府进行大规模QE，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那一套，直接给居民发钱，海外需求依然旺盛，居民购买力强，但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恢复缓慢。

而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力，生产链、供应链迅速恢复；中国不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对消费端进行强刺激、大放水，内需恢复相对较慢。

于是，全球范围内的结构失衡出现了：中国消费复苏缓慢，欧美消费需求旺盛；中国工业生产维持超高景气度，欧美经济体供应链迟迟未恢复。

这种结构性差异导致出口成为疫情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支撑着生产端的高增速，企业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旺盛，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中国CPI低迷PPI高企，PPI体现出输入型通胀的特征。

这种输入型通胀不像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的供给端输入型通胀，而是更多地带有需求端输入型通胀的特征，根源在于欧美央行大放水、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和购买力增加。

输入型通胀猛于虎，这种非常态化复苏结构带来了四大威胁：

1、威胁了双循环战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内需不振，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目标不符，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

随着欧美疫情防控不断取得进展，外需的可持续性存疑，如果未来出口形势变差，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何以为继？近期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出现下行趋势。

2、威胁了绿色双碳战略。部分“双高”行业景气度高，排放巨大，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不符。

3、威胁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中国经济过分依赖于外需，中国经济的好坏取决于欧美经济状况和欧美央行货币政策，中国央行可能会变成巴西、土耳其等国那样，沦为“美联储分行”

4、威胁了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安全。由于PPI居高不下，市场上信仰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的声音一直呼吁中国央行加息，而在当前局面下，央行加息很可能刺破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泡沫，重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覆辙。

三、当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为什么拉闸限电可能是最不坏的政策选项？

我们在9月10日《8月金融数据的“问题”与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难题”！》等文章中一再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正在转型：由“负债驱动的繁荣”、“土地财政”、“超前消费”转向“硬科技+绿色低碳+支持民企小微”，从“总量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的转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底层政策逻辑也在转型。2016年供给侧改革之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底层逻辑开始了改变和重塑。经过2020年疫情冲击之后，中国央行以我为主、服务实体、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的“三驾马车”的货币结构主义新政策框架落地成型。

中国是“大国经济”，货币政策需要以内部均衡为主，服务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大局，服从服务于“双循环”战略，支持硬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和民企小微企业的发展。

当前中国由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央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产价格稳定存在“不可能三角”：

如果要继续维持由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就会延续目前上游原材料供不应求、大宗商品价格和PPI上涨的局面，中国央行货币宽松空间受到压缩，甚至被迫加息，从而丧失独立性，刺破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央行如果要“以我为主”，保持资产价格稳定，那么当前应该实施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民营小微企业、支持扩大消费。但是PPI居高不下、GDP总体增速不低，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因而必须通过拉闸限电等方式解决出口“畸形发育”、PPI高企的问题，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速。

可以说，当前出口高速增长、PPI维持高位的情况是不符合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的，更限制了中国扩大内需、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调整经济结构的货币政策空间。

同时，从内外部环境看，中美大国博弈激烈，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带来碳排放硬约束，疫情演化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中国能选择的政策选项。中国不能学欧美大放水重走“负债驱动的繁荣”的老路，也不能全面放开上游产能重走高污染、产能过剩、牺牲环境的老路。

通过拉闸限电，可以降低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降低PPI，为货币结构主义的央行创造政策空间；也可以调节内需和外需结构，使中国经济回到以内循环为主体、以“硬科技+绿色低碳+支持民企小微”为三大发展支柱的常态化发展轨道上来。

四、“供给侧改革”的延伸：

通过拉闸限电的结构差异化让资源倾斜流向“新三大支柱”！

拉闸限电虽然会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硬科技+绿色低碳+支持民企小微”的方向转型。

在拉闸限电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呼吁决策层考虑多支持内需型企业、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同时考虑不同区域的产业禀赋，推动区域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优化。

就好比决策层认为信贷资源被房地产挤占太多，从而进行额度控制，使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多地向硬科技、绿色低碳、民企小微领域倾斜一样，通过拉闸限电的结构的差异化让资源倾斜流向硬科技、绿色低碳、民企小微这“新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