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农民工才不想“躺平”

今年，我们持续关注农村青年就业问题。

上半年，我们发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下沉，越来越多数字化新职业也下沉到县镇，吸引越来越多小镇青年、农村青年返乡就业，还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最新发布的《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则关注到那些仍留在城市打拼的95后农民工群体，他们有一个新发现：做一天休三天的“三和大神”绝不能代表新生代农民工，95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拼劲超出许多人想象。

他们为什么那么拼？

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们长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和就业。

今年，我们和几个线上职业培训平台交流，发现了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现象：花钱来上网课的用户中，不乏农民工的身影，他们选学最多的网课，集中在编程、小程序开发、平面设计等数字化领域。

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叫周一海的网校学员，他结束计算机编程的学习后，从东莞一家电子厂跳槽到了深圳一家小程序开发公司，还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John，这是深圳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时髦文化。

John如今是一个程序员，每天穿拖鞋上班，为客户开发支付宝、微信小程序，一个月税后收入一万出头。每年春节回广西老家，John变回了阿海，村里人眼中的出息孩子：中专毕业的阿海，现在大城市和大学生一起上班了。

来自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的一组数据告诉我们，John不是个例：2020年，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7.9%，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

周一海们的奋斗故事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标签大相径庭。

近年来，社会和学界对这个群体的讨论一直很活跃。怕苦怕累、不愿奋斗、对工作挑挑拣拣，贴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标签被不断强化，最终在做一天休三天的“三和大神”身上引爆。

这代农民工真是不愿奋斗的一代吗？

我们发现，他们的努力以及焦虑，超出很多人想象。一旦有更可持续的、有上升空间的工作，以及留在城市打拼的机会，他们比谁都更愿意吃苦。而掌握一项职业技能，尤其是数字化职业技能，转型到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去工作，成为他们的突围之路。

95后农民工比你想象的要拼

其实，相比一二三代农民工，95后农村青年的学历水平、职业技能已经整体性升级，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47.23%的人拥有高中学历，33.27%的人拥有中专学历；44.26%的人掌握制造业技能。

但在三大产业全面转型和数字化升级的时代背景下，95后农民工的竞争力是被降级的。

因为他们掌握的制造业技能，多为中等水平技能，而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很可能在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中逐渐被替代或转移。如麦肯锡一份研究表明，眼下大约800个职业中超过2000个工种具有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可能性，到2030年，大约4-8亿就业者可能会被自动化替代而不得不重新找工作。高达7500万到3.75亿人需要转换职业类别并学习新技能。

大量研究还表明，许多工作，尤其是从事中低技能的工作，收入增长是通过换工作实现的。凭借中等技能在原工作上常年持续努力实现收入大幅提升的，概率非常低。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95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没能随着产业升级、数字化升级而升级，他们的工作年限越长，收入和上升机会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多，而很可能是相反。如果想通过换工作来实现收入增长，他们所具备的职业技能很可能又不匹配。

加之他们比长辈们都更有意愿留在城市打拼。

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构成了95后农民工更努力、也焦虑的原因。

他们有多焦虑？

调研显示，63.11%的受访对象表示，找工作主要难在技能跟不上很多工作的要求。

他们多渴望学习？

69.1%的受访对象表示，愿意自己花钱学习职业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47.14%的人最想学习的职业技能是数字化技能，26.86%的人想学习计算机。75.04%的人想从事服务行业，尤其是和互联网相关，数字化程度高的服务业。

在城市奔跑的“小哥”

为什么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成为95后农民工的热门选择？

首先，由互联网平台衍生的服务业和数字化新职业，相关互联网平台往往会提供高频次的入职前及入职中的培训机会，掌握相关技能的门槛也适中，是高中学历为主的95后农民工所能适应的。

其次是服务业吸纳就业空间最大，数字化程度也是三个产业中最高的。而数字化程度和收入呈正相关。在城市奔跑的各种“小哥”的收入，已经普遍超过城市普通白领和普通公务员。

有一个关于“小哥”收入的段子，在北京国贸三期，一个女白领发现少了一瓶饮料，因怀疑是小哥拿的，两人吵了起来。女白领说，“我一个月赚八千多，会冤枉你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回怼：“我一个月赚一万多，会偷你的饮料？”

段子的真伪无从考证，但李泽圣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2015年从茂名农村老家刚到广州时，第一件事情就去应聘做快递小哥。

李泽圣很勤奋，一直保持着每天接单过百的工作量，每个月收入稳定在1-1.3万元，这收入，高出在企业做会计的女朋友一大截。

六年干下来，他结了婚生了娃，租了个两居室，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还买了一辆20多万的帕萨特，每天开车去上班，然后换上小电驴去送快递。

今年李泽圣26岁，完成了大多数同龄人还没做到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小哥”就是一个多劳多得的体力活。但其实，“小哥”需要接受的职业技能培训，远高于其他许多工种。

比如李泽圣，他平均每周要接受两三次线下培训，此外，“菜鸟包裹侠”App上有一个培训专区，他也会去学习并考试。

显然，他持续稳定的收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和愿力。比如他之所以每天都能接到100多个订单，就是因为他自学了社区运营和获客知识，开始主动“打入”街坊邻居的各种微信群，“每个月都在开拓新客户”。

其实不仅是“小哥”，我们在几十场访谈中发现，其他数字化新职业，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在线客服等，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技能培训机会和频次都普遍高于其他许多工作。且这种培训不只是在刚入职时，而是持续性、高频次的。

职业技能的提高，无疑有利于95后农民工在职场上的上升空间。

李泽圣眼下的目标是，当上站点站长，在广州买套房。

当“小哥”成为“人才”

2017年初到杭州打拼的牛明智也是出于收入的原因，应聘成为一名外卖小哥。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赶上了另一个红利：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新职业被人社部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一些新职业的从业者可以通过相应的职称考试，来获得落户城市的积分甚至奖励。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化新职业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在城市扎下根来。

2020年，外卖小哥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官方称谓是“网约配送员”。作为中国首个“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企业，阿里巴巴推出了相关的培训和考试。

得知消息后，牛明智立即报了名。为了通过考试，他在一个月内利用送餐间隙，学习了20多门线上和线下课程，最终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成为全国首批拥有证书的20位外卖骑手之一。

凭借这个证书，牛明智不但可以获得杭州市政府的培训补贴，还可以享受杭州市积分落户加分和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等技能人才政策。目前“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还未正式放开，但牛明智的同事们都迫不及待想报名，“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杭州人”。

有英文名的“码哥” 

不过，有些数字化新职业的职业技能门槛较低，这也意味着“小哥”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大，除了那些能往上晋升或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的，大多数小哥还是很难凭此完成市民化。

但如果有机会接受较为高阶的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农村青年们会发现另一个数字红利：随着互联网平台打造的数字新基建越来越成熟，创业门槛和第三方开发的门槛越来越低，他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用技能弥补学历的短板，打开新的就业空间和机遇。

开头提到的周一海，就是赶上了小程序开发的风口，从流水线上的“厂哥“转型为创业公司的“码哥”。过去三年，赶上这一风口的“厂哥”越来越多。

对于这三年爆发式发展的小程序创业公司来说，招“厂哥”最大的优势就是性价比高：支付宝等小程序开放平台已经做成了成熟的“发动机”，第三方开发只需要造“轮子”“车身”就行，那些掌握了计算机编程初级技能的“厂哥”就能胜任。在同等条件下，相比于大学生，创业者更倾向于招“厂哥”。

广州屯大软件公司的项目总监黄均河告诉我们，一个“厂哥”接受培训两三个月，基本就可以成为熟手。

在访谈中，这些“厂哥”们笑称自己是“底层程序员”，但他们都承认，自己实现了职业和个人发展的小跃升。除了月入过万，还有一系列的自我满足：在市区工作；周围同事许多是大学生，甚至硕士生；有机会和大厂程序员交流。并且，他们会自嘲自己是“打工人”，但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

来自四川南充农村的彭宣翔，大专毕业后先去东莞一家电子厂做“厂哥”，现在郑州一家叫河南熙银的创业公司做前端开发，负责开发支付宝小程序的前端应用，他珍惜每一个和支付宝“技术大牛”直接切磋的机会，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大厂员工。

支付宝小程序产品经理静游告诉我们，他们一直都在持续优化小程序的开发，第三方开发的难度系数还将越来越低，开发速度越来越快。

但显然，这条突围之路的瓶颈，不在技能本身，而在于获得技能培训的机会。

我们访谈的“码哥”中，大多数是花了数千甚至上万的学费，学习计算机编程，也有少数像彭宣翔这样因为大专学历底子好，自学的编程。

我们的问卷调研显示，除了那些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数字化新职业，95后农民工在工作中能获得的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非常有限，只有16.9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企业提供了相关培训。而如果是自费去学习计算机编程等比较高阶的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费用超出了绝大多数95后农民工的承受范围。

抓住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

通过这次调研和访谈，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在收入、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认证上，让许多95后农民工实现了收入的上升，职业技能的提升，让他们更好的在城市扎下根来。

但这远远不足以让95后农民工由此转型为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数字化人才，从而整体性适应制造业、服务业全面升级、数字化全面升级的需求。

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国家已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如2019年人社部出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力争2022年末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普遍、普及、普惠”的目标。

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在努力，比如淘宝大学计划在今年9月底前对农民工开放1000门线上课程；支付宝为数千名农村女性免费提供了数据标注、在线客服等就业培训；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为全国2万多名职校学生提供了电商和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训课程。

陶守林来自安徽金寨农村，2019年被招入蔡崇信公益基金会职业教育计划影视实训班免费学习，现在是武汉一家大型电商直播基地的运营主管，带领着20多人的团队，其中不乏985大学毕业生。

但面对新的问题，政策调整还有很大的空间，期待更多来自制造业、服务业的社会力量能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上投入更多资源，提供更多机会。

这既有利于中国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也为他们投身智能制造业、服务业打开了一扇窗。

回顾此前几次技术革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是社会流动机会最多的时候，尤其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后期，社会流动的机会最多。现在进入数字智能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也再次来到一个促进社会流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