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那堵计划生育的高墙

有的政策“死”了,但今天才被埋葬

7月20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

从政策面上看,确实搓到了老百姓的痛点——生育成本,可谓诚意满满。对于生了一胎,又生二胎,还想生三胎的夫妇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喜讯。

然而,这些措施足够了吗?


1

计划生育筑起的经济高墙


人天生逐利,所以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是起限制作用的话,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增加人的经济成本。

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例外。

在早期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方法更加的简单粗暴,抓人、强制节育,南方的80后小伙伴们应该不少都有类似的记忆,事关当时也穷,家里都揭不开锅,还罚啥钱?

同时,来自外面的人权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多,这导致国家开始在处罚政策上寻求新的路子,用罚款代替抓人。

到了1990年代中期,《行政处罚法》出台,进一步明确对于超计划生育的不得给予罚款,但可以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2000年,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同年,财政部、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

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规定下来。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第357号令《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授权省级政府确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将直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权力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至此,对于超生的处罚被固定了下来,说白了就两个字--给钱。不过,虽然有了法规去规范,但是权力下放、信息不需要公布的结果,很容易演变成一笔糊涂账,往后的十几年,外人不知道社会抚养费究竟收了多少,也说不清楚收的标准是啥,更不知道钱都去向何处。

2013年7月11日,浙江一律师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申请,要求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社会抚养费问题引发广泛关注。2013年12月4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通报,2012年度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金额为14.56亿元。随后,24省份公开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额,总计近200亿元。

向社会公开其社会抚养费年度征收情况,结果则是各地征收额差异悬殊,其中“冠军”江西省高达33.8618亿元,最后一位青海则仅有350.48万元。

这才使得社会抚养费公之于众。

2014年1月7日,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卫计委正在启动对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的修订,将对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规范。

2014年11月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并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定首次提出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户籍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这意味着此前由各地执行的数倍不等的征罚标准,将统一设上限。

除了社会抚养费,还有诸如国企员工甚至某些私营企业员工,若是超生,就被炒鱿鱼,丢了饭碗这事,打击力度丝毫不比缴纳社会抚养费低,甚至会更高。如果是公务员,违反计划生育原则的行为,其处分结果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为上限;对于严重违反计划生育原则,并且涉嫌违法的,还要在接受行政处分、党内处分的基础上移送司法机关。而在接受上述处分之前,国家公务人员需要接受当地县级计生部门和处理缴纳社会抚养费。

还不止,超生小孩上不了户口,读不了书......

一整套组合拳下来,一堵堵看不见的“经济高墙”,无声无息地建了起来。


2

拆墙容易吗?


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有了重大调整,但是留下的负面烙印却依然根深蒂固。

有一定年纪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忘记1990年元旦晚会,黄宏和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政策,为了少罚点钱,躲躲闪闪,诞生了一个个超生游击队。小品虽然好笑,但实情却是当年农村地区司空见惯的情况。

之后的手段就相对柔软了许多,但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其实一点也不低,现实的例子太多了。

当年广东一夫妇,因为超生第三胎,被当地卫健委征收社会抚养费共计32万,随后银行户口被冻结,法院启动强制执行,一家七口只靠丈夫一人工资维生,32万的罚款等于陷一家人于绝境。

同在广东,因为超生丢饭碗的公务员也时有发生。

2019年,广东一名基层干部李锐(化名)就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作为教师的妻子也被学校辞退,两人还被处以15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薛、谢二人没有工作后,其家庭经济上陷入困难,只能靠以前的积蓄和他人接济度日。二人由于不认可“超生被开除”,多次申诉未等到预想的结果。

2019年10月,全国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向8个省和直辖市以及1个省会城市共9个城市发函了解本地近年来工作工作人员因超生而被开除公职的情况,结果显示,近五年,6个地方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因超生而被开除,2个地方各有16例,某省会城市市属单位、省属单位和中央驻该市单位有5例。

近日,四川一份“天价超生罚单”引发强烈关注。当事人刘某华与妻子共计生育了8个子女,在第8个孩子出生10年后,当地卫健局对超生行为分别作出三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合计征收金额高达266万元,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当地卫健局于今年8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份几十万的罚单,惊呆了很多人。都2021年了,怎么超生罚款还没有取消?当然,当事人的超生发生在10年前,从法律上来说,即便后续生育政策调整,全面取消罚款,这些历史“违法”案例,也还是有继续追罚的理由。

但在鼓励生育的当下,昔日社会抚养费的历史遗留问题,怎么还叫住不放呢?这不是跟现在人口政策改革的大趋势完全背道而驰吗?

一次次的意识形态的渲染,最后结果,就是超生就是“洪水猛兽”,足以将整个家庭、自己的人生摧毁。

现在,虽然放开了三胎,国家在主动拆掉“经济高墙”,但面临的情况却更加复杂,因为新的“经济高墙”-房价,以及因为房价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比原来的“经济高墙”更高。

要拆墙,谈何容易。


3

尾声


一项政策好不好,关键看两个因素,有效性和对未来的影响,两者都能兼顾那是最好的。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还会囿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政策常常一刀切,简单粗暴,但无可否认,这种做法可能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兼高效。当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又或者当时看着没事,但在日后才会显现。

过去,生不生小孩,是一个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而现在,生不生小孩,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

不过话说回来,再去过多指责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政策必然是因应当年的环境而推出,也确实在减轻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方面有成效。需要正视的是,过去40年因为计划生育而建立起来的一堵堵“经济高墙”,如何去一步步拆解,而又不至于引起新的混乱,更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包袱。

这是一道难题,不可能一次性解决,但是在严峻的人口问题前,又不得不加快解决步伐。所幸,国家已经迈出一大步,我们需要的,就是多一点耐心。

或许多年后,对于育龄家庭,生小孩不再过多地纠结于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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