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效率、公平和发展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强调共同富裕问题。关于共同富裕，马克思早已有经典论述，他认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非常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强调的是所有人的富裕问题。

在站起来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机会，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什么叫富，什么是强，指的就是共同的富和共同的强。

进入富起来的时代，针对十年文革所产生的平均主义和共同贫困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富裕问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进入强起来的时代，面对着富起来的同时所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表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这就是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阐述如何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

今天提到的共同富裕是在新发展阶段提出来的，我们已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和上中等收入阶段。在全面小康阶段，我们的任务是要克服绝对贫困，而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在全面小康阶段，我们要消灭绝对贫困，基本路径是效率性增长，也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尤其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的任务和路径就是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这时就不能只谈效率，我们必须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包容问题。

在全面小康阶段，我们已经通过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7警戒线上下，高于0.40的贫困警戒线，并且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表现在收入差距方面，还表现在财富差距方面。我总结了当前存在的相对贫困的几个主要原因：第一，自然原因。不同地区由于气候、地理、交通等原因造成了相对贫困问题。第二，发展水平原因。现在讨论的相对贫困不完全是收入分配体制的问题，也与发展水平相关，而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城乡二元结构，其次是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的二元结构，在后发展地区中农村发展水平更低，过去绝对贫困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现在相对贫困的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第三，体制和政策原因，包括效率优先政策和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这种体制同时伴随着资本收益和投机暴富的问题。第四，权利不公平原因，主要包括权力寻租和行政性垄断收入。

在将相对贫困的原因概括为上述四个方面以后，我们来进一步研究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现在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现代化国家，但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关于后现代化的文献都在批判这些国家在贫富分化方面的现代化病。因此，中国在最初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就要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共享现代化成果。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那就意味着要以人民群众的感受为标准，包括生活水平的相对标准、环境质量的相对标准、公共服务的相对标准等，这些相对水平的比较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对于现代化的评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突出共同富裕，要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共同富裕包含“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也就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总要求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具体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特别要关注优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三，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共计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大多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

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那样，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包容问题。分配和效率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包容是指效率与公平共享的包容，一方面不能放弃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共享发展成果，这意味着既要坚持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体制和政策，又要突出共享发展，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这就意味着有两大问题要解决：一是要在发展中实现共享，二是要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解决好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

因此，效率与公平的包容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配制度坚持要素报酬，这是突出效率，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体现公平；第二，区域发展上彰显优势，这体现效率，公平方面要强调协调联动；第三，在资源配置上突出市场调节，解决效率问题，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是要解决好公平问题。

按照上述三个总体思路，我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五个思路。

第一，在城乡、区域现代化中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区域二元结构现代化问题，前不久，我在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提出了一个观点，“长三角一体化不能只关注先发展地区的一体化问题，更要关注后发展地区，要使它成为现代化的重点区域，能够使它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问题，不仅要解决城镇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还要解决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最后，还要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能够真正使得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所以，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是解决三大发展问题：区域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乡村振兴。

第二，要素报酬包容公平和效率。目前，在要素报酬中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的差别，储蓄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的个人，致富能力也更强，反之，致富能力则很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协调好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关于要素报酬中的效率原则，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完善评价机制，解决好市场评价中各种要素的贡献问题，按贡献大小来决定要素报酬，这就意味着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仅取决于投入，还取决于贡献和供求，这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的分配。

关于要素报酬中的公平原则，我认为关键是要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的差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解决劳动者的公平性发展问题，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劳动者也应该成为多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就对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克服由于起点不公平而造成的结果不公平等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劳动者能够获取到知识和技术要素带来的收入。机会均等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包容，包括发展机会均等、投资机会均等、就业机会均等，而机会均等造成的收入差别也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

第三，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认为在私人投资和积累的背景下会产生两极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解决好财产占有的公平权利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包容效率，也就是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但是又要实现公平，那就要通过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包括通过员工持股方式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等。需要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所有权、收益权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鼓励创新创业，使劳动者也能够获取知识产权收入和资本收入。

第四，鼓励勤劳致富。在初次分配领域就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劳动不能仅指直接劳动者的劳动，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方面的劳动也属于劳动，这些劳动属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的报酬连同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加起来就能够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要解决勤劳致富的问题，一是要解决好充分就业问题，二是要准确评价直接劳动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要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真正同步增长。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劳动报酬的增长不能只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报酬也就是必要劳动范围都有增长的趋势，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

第五，再分配阶段更讲公平。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外，我特别强调社会保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社会保障与北欧福利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他们是在实现现代化以后的福利水平，我们是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提供福利，我们特别强调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不是养懒人的福利制度。从共同富裕的要求来看，首先，在我们建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建的社会保障账户中，要逐步增大国家支付的比重；其次，要建立起先富帮后富的实现机制；最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好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配置均等的问题，政府要以更平等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要强调享用公共品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要使中低收入者平等享用需要付费的准公共品。

综合上述分析，我提出的主要结论为：第一，现代化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