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蒙代尔!一群老饕、酒鬼发起的革命

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智本社,作者: 清和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一场酝酿和谋划了近十年的革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编者按:2021年4月4日复活节当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在意大利家中去世,享年88岁。蒙代尔是一位学术成就高、对政策影响大的经济学家。他开创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推动了欧元的诞生,被誉为欧元之父。他开创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理论,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为开放经济体的政策提供指导。鲜为人知的是,蒙代尔年轻时还是一位个性十足的经济学家,他与拉弗、斯托克曼,以及一群“不入流”的学者,创建了供给学派。他们在华尔街一家餐厅播撒种子、运筹帷幄,借势里根总统成功入主白宫,发起了震惊世人的里根革命。谨以此文致敬罗伯特·蒙代尔!

1981年8月4日,参众两院通过了里根总统的《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万尼斯基马不停蹄地赶往白宫,手里拿着一份五页纸的文件,文件上订了一张便条:“谨祝取得税法方面的光辉成就。”

万尼斯基将文件交给里根团队核心成员安德森时说:“我知道,总统先生忙于减税和预算削减,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

安德森接过话说:“没错,接下来我们将集中火力在监管上。”

“不不不。”万尼斯基打断了安德森的话,严肃地说:“现在的问题是货币”。

此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一场酝酿和谋划了近十年的革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迈克1号


1974年底,星期一晚上六点,迈克1号餐厅:

“滞胀的根源是什么?商业?资本主义?制度?”

蒙代尔将杯里剩余的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接着说:

“都不是,根源在于政府。政府无节制印钞票就会通货膨胀。政府提高税率,就会伤害资本积累,造成失业。最后,失业是注定的。”

“是的,收的税越多,到手得越少。”坐在边上的拉弗插了一句。

万尼斯基起身给蒙代尔酒杯里加了威士忌和冰块,并问道:“教授(蒙代尔),你的办法是?”

“谢谢!”“组合拳,稳定美元,削减税率。”蒙代尔脱口而出。

“赤字怎么办?”沉默许久的贝利直截了当地问道,手里还拿着半杯马丁尼。

“不用担心,阿拉伯的富人、日本人、联邦德国人,都会填补这些亏空……去迈阿密看看,”蒙代尔言语开始飘忽,逻辑愈加混乱。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是酒精在起作用。

“教授,阿瑟,贝利,莱尔曼,来,一起。”万尼斯基负责每次在这个时候打圆场,然后现场觥筹交错、七嘴八舌,买醉在夜色之中……

这是迈克1号餐厅的一次普通聚会。这间涂着黄铜和红褐色花彩的餐厅,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区,此时正处于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阴影笼罩下——股市大跌、高通胀、高失业。

从1974年末到1976年初,这群“酒鬼”大致每月相聚一次,时间都选在星期一晚上六点。

除了“七大常委”外,还有一群焦虑不安的华尔街人以及慕名而来的华盛顿人。他们“坐在绒革扶手椅上,靠着椅背喝上一杯,又或者走进排骨餐厅”,点上一份梦想,“仿佛未来数年的交易单都摆在眼前”(罗伯特·贝利原话)。

迈克1号聚集的这群“不法分子”、“华尔街新星”、“ 极有前途的财经界年轻骄子”,试图向滞胀发起堂吉诃德式的攻击。只是当时他们无法预料到,这群不靠谱的人最后居然会成功,否定定然会有人把迈克1号买下收藏起来。

后来,人们将这群人及其“胡言乱语”起了一个名字,叫“供给学派”,而他们这次行动称之为“供给侧革命”。

发起这场革命的“七大常委”,包括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裘德·万尼斯基、罗伯特·贝利,还有查尔斯·帕克、卢·莱尔曼、杰弗里·贝尔。

其中,帕克是投行,每次聚餐基本都是由他买单。贝尔是个保守的政治活动家,刚从越南回国。莱尔曼是位出色的药店创业者,后来在上东区成立莱尔曼研究中心,并主持聚会。

贝利,个子比较矮,戴着厚厚的眼镜,衣着朴素整洁,是这一组织的牵头人。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媒体人,那年刚满37岁,却掌控着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

贝利出自中产家庭,是土生土长的中西部人,言谈举止从小受到严格训练。他嘴里总是对常青藤的媚俗表示不屑,认为中西部人更加严谨和善于思考,但却在报社雇佣了不少常青藤高材生。与万尼斯基的滔滔不绝不同,贝利言语不多,甚至惜字如金,文章言简意赅、文风犀利。

贝利浸淫华尔街多年,长期与年轻经纪商、高管打交道,具有非常强的新闻敏锐感。在滞胀爆发这两年,贝利发现,大批年轻人对政府的“降低预期”这些无用的新名词感到十分厌烦,他们希望听到新的声音。

出于职业敏感,贝利开始四处探寻批判者、怀疑论者,试图召集他们一起在迈克1号喝着马爹利、吃着牛排,然后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贝利意识到他必须找个得力的助手,于是将才华横溢的万尼斯基招入麾下。

万尼斯基,比贝利小一岁,皮肤黝黑,黑色衬衫佩白色领带是他的标配。万尼斯基是华尔街新闻圈有名的“地头蛇”。他也出自中产家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博士,同时也沾染了一身西部牛仔的狂野气息。

1962年万尼斯基开着那辆别克Riviera、穿着Lame套装来到了《国家观察员报》,副驾驶座上还坐着一位拉斯维加斯的长腿歌女(他的老婆)。

刚来编辑部报到那天,同事们试图用美式办公室恶作剧捉弄这位吐露着东欧内陆气息的“工人子弟”。一位同事告诉他,隔壁有个迷路的拉美客(其实是道琼斯的首席执行官沃伦·菲利普,该报当时是道琼斯旗下的政治刊物,由《华尔街日报》发行)。

结果,万尼斯基请菲利普出去喝了一杯威士忌后,与这位最大的Boss搞好了关系。从此,万尼斯基在华尔街新闻圈这方寸之地大显身手,将其无与伦比的情商以及挖掘“明日之星”的敏锐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万尼斯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他爱读书、交友和高谈阔论,热衷于刨根问底。贝利将万尼斯基调到《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万尼斯基加入贝利的报社后,两个人都住在临时宿舍,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后,两个人一起在曼哈顿下区散步,万尼斯基嘴里总是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

迈克1号是这场供给侧革命发起的根据地,贝利是总策划,万尼斯基是联络员、活动家,他们掌控的《华尔街日报》则是革命宣传机、动员机、播种机。

另外两位,蒙代尔和拉弗是灵魂人物,也是这个团队中相对靠谱的“重量级人物”。

拉弗,34岁,担任过联邦政府财政部预算员,是这群人中看起来最正常的。他稍显矮胖,衣着整洁,笑容灿烂,但是这些外在显然极具欺骗性。他爱讲荤段子而不能自拔,肩膀上时常停着一只奇异的鸟类,完全是滑稽做派。他更是在1978年的加利福尼亚抗税运动中大出风头,以至于经常出现在记者圈的饭局中。

蒙代尔是拉弗的老师,42岁,出生于加拿大,刚刚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任教,但早已在学术圈享誉盛名。蒙代尔虽然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却是一副过时的嬉皮士做派。他,长发披肩,打扮怪异,身穿彩妆,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叛逆气息,完全没有学院派教授的风范。

令人好奇的是,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说话含糊,用词飘忽,吐字偶然夹杂加拿大口音。他经常酒过三巡后才借酒发挥,奇谈怪论频出,热闹的讨论经常因此而冷场,因为人们经常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供给学派的批判者们喜欢嘲笑蒙代尔的理论来自“酒精中毒”。

蒙代尔富有才华,但天生喜欢玩脱且出其不意。一次贝利赶稿紧急求助他解释国际货币系统的问题,而蒙代尔则先念了一段教皇的诗,然后才借题发挥。可以确认的是,这次蒙代尔没有喝酒。

蒙代尔与拉弗二人亦师亦友、师徒情深,一起并肩作战一辈子。作为经济学教授,蒙代尔追求本质,理论完整,富有“浪漫主义”革命家的气质;拉弗侧重经验主义,擅长数据分析,更像一位学者型实干家。

放荡不羁的万尼斯基在华尔街圈能量很大。早在1971年,拉弗担任尼克松总统预算员期间,万尼斯基因传达政治通告而结识了拉弗,后来拉弗将蒙代尔介绍给了万尼斯基。到了1974年滞胀危机时,贝利、万尼斯基积极邀请蒙代尔、拉弗以及这群老饕们到迈克1号聚餐。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加盟,逐渐吸引了一群华尔街交易商以及年轻人驻足餐厅,并点上一杯威士忌安静地听教授们高谈阔论。蒙代尔和拉弗很快统治了整个迈克1号。万尼斯基在聚会时充当司仪的角色。他招呼各位老饕,为他们点牛排、倒酒,还有一个重任就是努力不让蒙代尔教授信马由缰,然后将教授的“胡言乱语”翻译给听众。

这群老饕们,除了一致否定当时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外,还有一项是一致投反对票的——戒酒令。贝利喜欢马丁尼,万尼斯基不挑且酒量最好。蒙代尔是众人皆知的“酒鬼”,他喜欢喝上两口威士忌后才开始表演,中间还会不停地发出粗喘声和酒精味。人们听不懂时,总会归咎于那是酒精作用后的一派胡言。

有一次尼克松的顾问团干事来做客,午饭前干了三杯只加冰块的两倍波旁威士忌,吃饭的时候又喝了一杯单倍波旁威士忌,整个过程没有一句废话。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商务风格。只点金巴利和苏打水或干白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懦夫,几乎没有男人点过冰茶。

这是真实的《70年代秀》,社会开放、民主、自我、疯狂、叛逆,又充斥着威士忌、毒品、性、摇滚、迪斯科、嬉皮士和“重金属味”。

但是,正是这群无党派分子,“迪斯科学术分子”,华盛顿、华尔街以及新闻界叛逆者,拯救了深陷滞胀泥潭十年之久的美国。他们几乎都在40岁以下,自发地聚集在迈克1号。

这间餐厅,在1874年,还是华尔街第二梯队的一间狗窝,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当时却是这场革命的策源地。

这群老饕们,是如何寻求政治支持?又如何拯救这个国家于危难?


“我时代”


美国演员、“新新闻主义之父”汤姆·沃尔夫称1970年代为“我时代”。

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自恋文化》(1979)中指出“我时代”的根源:“高通胀促使人赶紧花钱,催生一种只顾当下的‘自恋’心性”。

自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开始,通胀快速飙升,人们赶紧花钱,又不停借钱,货币需求放大,美联储又印发更多美元,通货膨胀率和杠杆率越来越高,美国经济陷入“自我膨胀”的负反馈。

面对恶性通胀,美元持续贬值,全球投资者惊慌失措,诺亚方舟在哪里?救命稻草又在哪里?

人们最终发现,最靠得住是地球。地球给人类最大的馈赠除了阳光雨露之外,还有大宗商品。每到人类自己玩过火时,大宗商品都是雷打不动的硬通货,大量资金投向黄金、石油、天然气、土地,一夜之间地球的馈赠变得极为稀缺,价格飞涨。

此时,苏联计划经济本已走到崩溃的边缘,但是“沙文主义”霸占的大片领土以及地下的矿产资源,再一次拯救了这个国家。苏联的矿井开足了马力,石油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从天而降。

有了美元撑腰,苏联将手伸到了阿富汗、越南、拉美、非洲,獠牙四露,咄咄逼人。而美国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大国风范,股市大跌,市债违约,美元贬值,资本外逃,经济停滞,通胀居高不下,失业率攀升。

1972年至1973年,鸡蛋上涨49%,物价“扯蛋”之后便“鸡飞蛋打”,鸡鸭鱼牛羊猪等飞禽走兽都蹦起来,肉类整体价格上涨了25%。

德克萨斯一个农场主将4万只鸡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国电视观众目瞪口呆。原因竟是当时家禽价格不够高,还无法获得补贴。

1973年4月,顶半边天的家庭主妇发起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全国抵制肉类运动。这与前些年中国“抵制房价上涨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会议召开,尼克松政府将通胀归结为贪得无厌的阿拉伯人。随后,科学家与学者从抽出了一个古老的粉饰——厄尔尼诺——惹的祸。

20日,周六晚,尼克松滥用职权对司法部进行“大屠杀”,震惊全美;31日,众议院启动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

尼克松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拥趸,“我如今在经济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1971年,他对《纽约时报》说,我正准备将美元贬值。他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失业率,然后通过物价操控来控制通货膨胀。

这看起来似乎两全其美,但尼克松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强控物价,“冻结”食品价格,结果物价失控,自己深陷“水门”。

1974年5月,物价总体年涨幅增加了11%,经济持续走低,失业率持续走高。

这个时候人们挖出了一个“气象播报员”——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的CEA主席亚瑟·奥坤的统计数据。奥坤模仿气象温度和湿度表示舒适度指标的做法,将通胀率与失业率结合,整出一个“经济不舒适指数”。这个指数从最初的6涨到了此时18。人们调侃说,这已经不是“不舒适”了,然后将其改称为“痛苦指数”。

整个漫长的70年代,美国两届政府忙于强制控制物价,阻挠工会加薪,控制消费欲望。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顾问,除了“惭愧”,每天都在争论,结果却是希望民众给他们多一些时间。

此时,萨缪尔森则将60年代英国一位政治家发明的一个合成词“滞胀”搬了过来,准确地形容了当时特殊的经济现象,但也无比打脸。此时,讨论经济问题俨然成了“全民娱乐”,当然其中少不了调侃萨缪尔森。而在经济学界,一场严肃的群殴运动正在爆发。

在滞胀爆发之前,萨缪尔森是全球经济学界的领袖,他领导的新古典综合学派风光无限。这个学派的理论大旗便是著名“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曲线告诉我们高失业与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存在。

菲利普斯曲线,原本是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发明的。后来,经过萨缪尔森和汉森改良,并将其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然后这位经济学者名声大噪。

萨缪尔森不但提携后辈,还将菲利普斯曲线纳入新古典综合派作为“镇山之宝”。他用菲利普斯曲线直接明了地告诉政府官僚、货币当局以及整个经济学界,要想降低失业率,增加通胀即可。两党候选人如获至宝,终于化解了失业这个最难的政治考题,菲利普斯曲线在整个60年代无出其右。

但是,此时高失业、高通胀并存,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怎么会放过如此良机。于是,各门各派、各山各洞倾巢而出,一场精彩纷呈的恶战不可避免。

最具代表性的是弗里德曼。这位个子不高的经济学家用理论、数据、经验埋葬了菲利普斯曲线,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踩着菲利普斯登上了7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顶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为货币主义安营扎寨。

这位来自澳洲的经济学家被萨缪尔森顶在最前面,曾经享尽荣光,如今也受尽委屈。这群新自由主义者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向了菲利普斯曲线,对菲利普斯实施一顿群殴暴打。菲利普斯实在吵不过这群跃跃欲试、急于“篡位”的美国佬,后来他返回并长居清静无争的故乡澳洲,开启了自己的新课题——研究中国经济。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在“神仙打架”,普通市民看不懂,也不关心,只想摆脱这种糟糕的境地。

“我疯狂如陷地狱,我受够了!”

1976年的《电视台风云》发出了民众心中的怒吼。

受“口红效应”,大量市民涌进了电影院,在电影中沉醉、麻痹与自我安慰。《金刚》、《星球大战》、《飞越疯人院》、《教父》、《机场》、《驱魔人》、《大白鲨》、《杀人蜂》、《火烧摩天楼》、《超世纪谍杀案》等世界末日及惊悚电影爆红,缔造了那个辉煌的大片时代。

永不服输、力挽狂澜以及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电影每一个时代的不朽主题。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民众,他们对黑板经济学家(科斯曾批评萨缪尔森为“黑板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早厌烦不已,渴望像史泰龙演绎的“洛奇式”英雄(《洛奇》1976年),不问出处,敢于挑战,拯救美国。

迈克1号这群难登大雅之堂的“江湖郎中”,就像洛奇,人微言轻,学业尚浅,甚至没有资格参与“群殴”菲利普斯的运动,偶有惊人之语也遭人嘲讽。

1971年,作为一名预算官员,拉弗对当年国民生产综指的预测在华盛顿掀起了一阵风暴,整个华尔街新闻圈都在讨论这个来自管理预算处的年轻人。当时还是《国家观察员报》记者的万尼斯基给他打电话,从此二人谱写了一段伟大的友谊。

在华尔街干这行以来,万尼斯基差不多每天都见得到各种“大人物”,但是当见到拉弗时,他像个孩子,抓住拉弗不放,问了一大堆问题,“供给和需求的规律是什么?”“都是些很傻的问题”,万尼斯基后来回忆说。

但因这番预测言论,拉弗遭到了当时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残酷打击。在一次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讲台上,萨缪尔森甚至使用了“为什么大家都笑拉弗”这样嘲笑式的标题。

当时台下一名马丁·安德森的学生回忆说:“萨缪尔森的演讲,尤其是标题,十分残忍无情,足以摧毁年轻学者的学术声誉。……当日他在芝加哥对拉弗所做的一切是非常典型的学阀作风。”

蒙代尔早已在学院派中脱颖而出,但是与拉弗一样不受学院派待见,更不要说得到政府幕僚的赏识。

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蒙代尔曾向美联储提出过建议,却遭到后者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管的非议。

事实上,“供给经济学”一词,本源带讽刺的意味。喜剧演员本·斯坦因曾在《春天不是读书天》中调侃过“供给主义”。1976年,在一次经济学界重量级会议上,他的父亲赫伯特·斯坦因、也是一名经济学家、联邦政府顾问,还是一名忧心预算赤字的共和党员,杜撰了“供给侧财政主义者”一词。他非常不屑地说,这种理论只有大概两个信徒,而且三番五次来华盛顿,试图发展蒙代尔和拉弗的官僚信徒。

万尼斯基最开始听到“供给侧财政主义者”这词有些不快,但等他反应过来时又立即称赞这个说法精妙无比。万尼斯基思来想去,将其修改了一下,变成了“供给经济学”,这样可以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经济学”(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建立的凯恩斯主义)争锋相对。

如此“供给经济学”一词可谓传神至极,似乎暗示着专治凯恩斯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所幸的是,那是一个自由狂热的“我时代”,每个小人物都有机会如迈克尔·杰克逊般“太空起舞”,亦或像“魔术师”埃尔文·约翰逊般“一球成名”。

1974年,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第二年,这群由嬉皮士、酒鬼、“地头蛇”组成的供给学派,自发聚集在迈克1号,在神游阔论、烂醉如泥中出发了,带有几许洛奇式英雄色彩,也有一点“教父”(《教父》1972年)黑帮般的浪漫主义。


沧海遗珠


蒙代尔,是这群老饕们中理论成就最高、最成熟的一位。

蒙代尔在经济学方面天赋秉异,他23岁便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博士,29岁发表了只有八页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因“最优货币区”理论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欧共体根据该理论创立了欧元,蒙代尔也被誉为“欧元之父”。

1963年(31岁),蒙代尔发表了划时代论文——《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这篇论文考察了全球开放经济体下,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浮动汇率环境中如何变化。

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固定,极少经济学家会去关注浮动汇率的状况,为什么蒙代尔会研究浮动汇率呢?蒙代尔此举,就好比在一夫一妻制下研究一妻多夫制,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蒙代尔自己回忆说,1950年代,他的家乡加拿大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对美元汇率有所调整,这启发他关注浮动汇率。另外,“特里芬难题”的提出,让他意识到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艰难性。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历史演变体现了蒙代尔的远见卓识。同时,这也意味着属于蒙代尔的时代来了。

1971年4月,蒙代尔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全球通货膨胀大会上,用意大利语向全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阐明了他的主张。

蒙代尔提出大拇指原则(丁伯根法则),即一目的一政策。“央妈”干妈的事,财爸干爸的事。货币政策最适合控制美元流动,税收政策则重在调节经济活动。组合起来便可以扭转乾坤,即维持物价稳定和大规模减税。

这就是解决滞胀的组合拳政策。

会上,他预言了未来十年会出现经济灾难。

其实,蒙代尔的大拇指法则和稳定物价的主张,与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根的货币政策有限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思维和思想,都还停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面对浮动汇率和信用汇率搅乱的世界,学院派难以适应,不知该如何构建新的游戏规则。在场的经济学家们,自然也就无法理解蒙代尔的主张。

“蒙代尔,你在搞笑吗?货币紧缩与减税二者往相反的方向走,如何解决赤字问题?”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哈伯勒问道。

蒙代尔认为,境外资金能打破货币紧缩与减税之间的矛盾。

哈伯勒说:“你是不是疯了?”两个人吵了起来,蒙代尔说他像鹦鹉学舌。

会后,媒体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圣塞巴斯蒂安(中箭太多)。

一个月后,普林斯顿系刊《国际金融文集》发表了蒙代尔的演讲稿,题目为《美元与政策组合:1971》。多年后,经济学家们发现这一篇被忽略的重要文章。

蒙代尔不仅对开放经济体下的经济政策驾轻就熟,还从历史的案例为自己的理论做背书。

蒙代尔认为,美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印证了他的政策组合:一是“咆哮的二十年”(1920年代,柯立芝繁荣),二是1960年代的繁荣。

1914年,美国在一战中获得大量的黄金储备,刚成立一年的美联储接到了管理国际黄金标准的艰巨任务。结果,贪婪的美联储居然打破了黄金标准,大幅度抬高美元,如此导致美国通胀率快速上升。

1916年物价涨了13%,1917年为18%,1918年为20%,远远超过1970年代的水平。1920-1921年美国经济在大衰退中严重紧缩,美元价格下跌了60%,失业率高达12%。

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快速通胀,后立即紧缩导致经济停滞的现象。弗里德曼用紧急“踩刹车”来形容这一不当的措施。

1920年,沃伦·哈丁当选总统,任命匹兹堡银行家安德鲁·梅隆作为他财政秘书。梅隆上任推行了大幅度的减税,边际税率上限从73%降到25%,下限降到了1%;同时建议美联储以稳定物价为目标,而不是盲目紧缩。

蒙代尔认为,是梅隆的措施催生了供给经济学,即维持物价稳定+减税刺激的政策组合。

另外,蒙代尔还将1960年代的繁荣归于供给经济学的政策组合。

1962年-1965年,营业税被和个人所得税都被削减,这一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虽然当时蒙代尔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也提出了政策组合,但是毕竟他才29岁,距离决策层还很遥远,没有人会将政策效果与他联系在一起。

但是到了1965年,约翰逊总统提出雄心勃勃的“大社会”计划,并试图增加税收。1965年到1969年,联邦支出总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三年每年支出增加只有2%。

约翰逊总统试图让美联储为财政部买单,但他开始并没有把握,毕竟按照联邦法律,美联储主席不会听命于他。

这一年,美联储主席马丁提高了美元利率。约翰逊把他叫到了“一间柴房”,向他说明为什么美联储要按总统的吩咐去做。

马丁回去完全照做,在他任期内,联邦基金利率几乎就没有跑赢不断上涨的通胀率。

后来,美联储历史专家、经济学家亚兰·H.梅尔泽揭了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联储的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学术人格揭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事实”:马丁一直认为美联储是联邦政府的内部部门,是政府意愿的执行者。

“美联储必须想办法补贴预算赤字。国会和行政部门设定预算。美联储就成了国会的代理人。他(马丁)认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没办法补贴赤字。”梅尔泽说道。

约翰逊的“大社会”和对越战争,大大拖累了政府财政预算、税收的增加,逐渐酝酿了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

拉弗,则从理论渊源上为供给学派背书。拉弗认为,供给学派是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推演。拉弗告诉贝利:“萨伊定律……就是你的信仰。”

萨伊认为供给决定需求,只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新产品涨价、旧产品自然降价,如此平衡,可以实现无通胀增长。

供给学派打出“回到萨伊”的口号。

奥地利学派和古典主义,认祖归宗都相当有高度,前者找到了天主教思想、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经院哲学家,后者则是基督教(新教)思想和牛顿宇宙观。

这足以看出,供给学派在理论修为、学术套路、系统构建方面,远逊奥地利学派和古典主义。

蒙代尔依然长期游离于学院派之外,就像经济学界的“沧海遗珠”。但蒙代尔和拉弗师徒二人还是确立了供给学派的初浅框架,共同拿出了一份治理滞胀的方案。

所幸的是,这枚宝贵的“遗株”被万尼斯基发现。


“正是减税好时节”


1974年5月,拉弗与万尼斯基一同参加了美国企业协会举办的一场通胀峰会,与会者都是当时经济学界的翘楚,当然也包括蒙代尔。

会上,蒙代尔再次重申了他的经济政策:“石油收入确实积累得很快,但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的速度也同样很快,而且另一方面还容易造成融资规模扩大。”

蒙代尔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是,庞大的石油收入是否很快流入西方银行和投资账户并投入生产。

他无法保证这一点,当时美元贬值压力越来越大,大量资本外逃,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低,许多欧洲人像拒绝空气币一样拒绝美元。

在伦敦,一位来自纽约的旅客说:“这里的银行,旅馆,商店都一样,他们看到我们手里的美元时流露出的神情,好像这些美元携带着病菌一样。”在巴黎,出租车上挂着“不再接受美元”的牌子,甚至乞丐也在自己帽子上写着“不要美元”。

蒙代尔认为,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好,主要税率太高。他说:“如果减税,没错就是减税,然后流入阿拉伯的所有石油收入,就能转化为西方世界的实际投资和扩张。”

这次大会上,拉弗也发表了讲话,并将万尼斯基介绍给蒙代尔,万尼斯基第一次见到蒙代尔,就将其当作图腾一样来崇拜。

会后,三个人约好一起讨论,正在拉弗和蒙代尔侃侃而谈时,万尼斯基的新闻天赋爆棚,他闭嘴仔细聆听,同时拿起画笔画出了这两位经济学家。几个星期后,这幅略带仓促草率的画刊登上了华尔街日报言论版。

此后,万尼斯基、拉弗、蒙代尔三人经常聚在迈克1号,其中还有贝利以及其他一批常客。万尼斯基积极操办聚会,专心聆听、记录,时不时是提出一些问题。万尼斯基的好问、好学以及天赋,逐渐使其成为一名专业的“媒体经济学家”。

1974年12月,在插入这幅画之后,万尼斯基推出了属于他的专栏“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专栏用了一个应景而扣人的标题“正是减税好时节”。

“正是减税好时节”系列文章,阐述了过去几个月内从蒙代尔那里学到的东西,每篇文章都由蒙代尔检查并校对之后才发表。

聪明的万尼斯基在短时间内,吸收了蒙代尔自1961年以来关于政策组合的理论,并凭借其天才般的春秋笔法,很快将蒙代尔的主张以浅显易懂、逻辑清晰的方式,告知广大读者。

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美国税收水平已阻碍了经济增长……国家经济被税收遏住了咽喉——它窒息了”,“为了组织通胀,你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商品”。

万尼斯基的“正是减税好时节”完美地总结了蒙代尔的政策方案,告诉美国人:以减税刺激“生产”积极性;以货币政策收紧美元供应,以减税确保人们持有更为稀缺且价值因此升高的美元;观察外资在减税下的反应,调节货币紧缩的效果。

供给学派依靠蒙代尔这位大师,教出了一位“首席执行官”(拉弗),一群政府政策制定及执行官,当然还包括两位“媒体经济学家”(万尼斯基、贝利)。

1974年秋,万尼斯基从蒙代尔那里学来的东西都倾囊告知贝利。而执着于预算平衡的贝利,一直对政府预算赤字一直表示忧虑。迈克1号聚会最大的价值是转变了贝利的思想。在迈克1号喝下无数杯马丁尼后,贝利逐渐皈依供给学派,并于1977年1月写下了《凯恩斯已死》的社论。

如此,贝利控制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才毫无顾忌地为供给学派“鼓吹”。在迈克1号,蒙代尔的表现收获了一群铁粉,而在《华尔街日报》上,每周都有两百万的读者在阅读“正是减税好时节”:

“如果不减税,政府的赤字可能会更大。”

“减税造成的财政赤字,可以通过吸引国际资本来弥补。”

万尼斯基反复教导读者:美国人希望借大宗商品避险然后熬过通胀,而国外投资者希望借助美元熬过通胀。只要美元升值强大起来,“全世界将会疯狂抢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特别是美国财政部债券。这样国内流动性问题和财政赤字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文章发表后,“正是减税好时节”反馈如潮。到了1975年春,蒙代尔的政策组合已在华尔街金融圈中口口相传。所以,自“正是减税好时节”开始,《华尔街日报》在全美掀起了一股供给侧思潮。到了1980年代,不少相见恨晚的年轻学者都加入了这场运动中,并以“供给经济学”之名发表自己的主张,供给经济学及这群老饕们名声大噪。

万尼斯基天生就是为大场面而生,他犹如打了鸡血,心潮澎湃,激情亢奋,趁热打铁,在欧文·克里斯托的《公共利益》上推出了一篇加长版的“正是减税好时候”,来为这个系列做个压轴。这篇文章以优美的文风,展现了蒙代尔和拉弗两位经济学家的主张,标题为“蒙代尔-拉弗假设”。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噩梦。”万尼斯基开篇就对官方的经济政策及智囊进行声讨一番:“美国的顶级经济学家们口口声声要对经济进行‘精准调控’……很明显,学界一直与经济一样置身于危机之中。”

“六年里,尼克松将剑桥和芝加哥的经济医生们开出的所有抗体一股脑全部注入了抽搐的经济病体,然而生命体征却一再下降。尼克松先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完全就业’预算也此成立。赤字既是蓄谋,也是意外。”

“招数使尽,很多人开始疑惑:病情是否真的那么重?药方又是否加重了病情?”

万尼斯基似乎感知到,蒙代尔、拉弗、贝利、还有他,当然也包括老饕们,正在用舆论的力量,掀起一场未知的革命。


“餐巾纸曲线”


1974年,正是迈克1号开始聚会之时,国会这些顽固幕僚居然开始松动要推行减税。一名退役的职业足球球员杰克·肯普——年轻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项减税议案。当时国会幕僚保尔·克莱格·罗伯特,负责该议案的修改。

拉弗和贝利意识到:必须尽快行动,争取盟友,打入内部。

万尼斯基在发表“正是减税好时节”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策划行动。

万尼斯基,可谓八面玲珑、耳目众多。他与福特总统的幕僚唐纳德·H.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理查德·切尼交往甚密。

8月,福特总统入主白宫后便被凶猛的滞胀搞得焦头烂额,而三个月后马上面临国会选举。万尼斯基意识到机会来了,他找到拉姆斯菲尔德说,自己有一计可助总统先生赢得国会选举。

但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拉姆斯菲尔德没把万尼斯基的话放在心上。直到选举大败而归之后,他才想起了万尼斯基。12月,拉姆斯菲尔德授意切尼来到距离财政部两条街之遥的两大洲餐厅,会见万尼斯基和拉弗。

拉姆斯菲尔德早在尼克松时期就认识拉弗,并称赞他为“天才”。拉姆斯菲尔德向万尼斯基保证,你们尽管大胆向切尼提出方案,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转告给总统先生。

在两大洲餐厅里,饭局过半,拉弗一直反复地强调政府需要减税。但是,切尼并没觉得有什么新奇之处。他说:“总统已经计划减税,具体办法是向纳税人一次性邮寄退税支票,数额或为100美元。”

拉弗打断了切尼:“不是退税支票,而是降低税率。”

切尼接着说:“降低税率,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风险太大。”

拉弗立即否定了切尼的主张:“降低税率不会减少财政收入,还会带来更多收入。”

看到切尼似懂非懂、一脸茫然,着急的拉弗拿起吧台的一张餐巾纸,掏出钢笔画了“半个麦当劳曲线”(据贝利所述),竖轴是税率,横轴是财政收入。

拉弗指着餐巾纸说:“如果税率过高,超过顶点,财政收入就会减少,降低税率,收入反而会增加。”

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事件”。

然而,这次会面后不久,福特政府很快向纳税人寄出了退税支票。显然,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想法落空了。

此时,只有两个人见过拉弗曲线。

直到四年之后,万尼斯基在他的畅销书《世界如何运转》中,以浓墨重彩的笔法精彩地描述了这段故事,拉弗曲线才世人皆知。

这是供给学派唯一的著名历史事件。

但这件事情,让拉弗极为懊恼和难堪。全美都从万尼斯基的书中看到了拉弗的当时举动,经济学家们因此将拉弗曲线讽刺为“餐厅纸曲线”,以说明其理论的肤浅性。反对者经常将“餐厅纸曲线”界定为供给学派的诞生标志,以说明这个学派的经验主义。

拉弗回忆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失礼了,是否弄脏了两大洲餐厅的可爱餐布,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无奈。

此次失利后,减税法案经过几番国会辩论,获得了一些年轻议员的支持,这也促使负责修改法案的年仅35岁的罗伯特声名鹊起,知名度很快超过蒙代尔和拉弗。

但是,不论是当时学院派经济学家,还是白宫、国会,都不支持大减税。供给学派的主张,距离核心决策层还很遥远。

不过,可喜的是,通过《华尔街日报》的宣传,越来越多人(包括国会成员)接受了供给学派的主张,至少是减税主张。

到了1976年3月,大约有两百位“供给侧财政主义者”。他们中除了迈克一号七大常委外,还包括供给学派创始人布坎南。另外,国会山上还有几十个信徒,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小股“减税势力”,其中为首是肯普议员。

3月15日,肯普法案在国会中已经获得106人支持。


“一蹶不振”


1977 年1月20日,杰米·卡特入主白宫担任总统。

但是,卡特总统执政这几年,美国经济堪称灾难。

1978年,通货膨胀率为8%,失业率为6%,经济失调指数为14%;1979年通胀率升至11%,失业率为6%,经济失调指数升至17%;1980年通胀率升至14%,失业率升至7%,经济失调指数高达21%。

1977-1979年,预算赤字在400-600亿美元之间,1980年则高达740亿美元。

根据罗伯茨在当时所言,经财政部证实,通胀率每10个点能够为政府带来16.5%的收益增加。但是,如此之高的通胀率,都无法弥补财政赤字,债券市场濒临崩溃。

1980年2月贝利社论版:“债券商裸露的伤口将华尔街变成了一条血色的河流。”“交易员通常认为极其缓慢变动债券价格目前正处于‘自由下坠’的过程中……这是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形。”

当时卖得最火的书都是灾难来的书籍,如最畅销的霍华德·J.拉夫《如何在即将到来的灾年实现繁荣》(1979),道格拉斯·R.凯西的《危机投资: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大萧条中会出现机会和利润》(1980),都预言大萧条“即将到来”。

1978年,国民的耐心被阴魂不散的通胀和无所作为的政府磨光了。卡特总统无奈地签署了一份支持减税的《税收法案》,削减了增值税税率。

同时,芝加哥学派领袖罗伯特·E.卢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对传统经济学做了深刻的反思:当前商界学者面临的任务是整理经济灾难留下的残骸,然后判断在“凯恩斯革命”这一著名的学术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场的,哪些又是必须抛弃的。

1979年7月15日,卡特发表了著名演讲《一蹶不振》。

“总统先生,我们日子难熬。我们只想谈血汗和泪水。”

卡特在演讲中如此陈述民众意见。

“我们对(石油进口)的过度依赖,已经及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和国民。”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加剧的原因。这种对国外石油的过分依赖,威胁着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以及国家的重大安全。”

卡特将通胀归结于国民多度消费和过度贪婪,以至于严重依赖于石油,才被阿拉伯人牵着鼻子走。整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告诫人们,要缩减需求、节制消费。

《一蹶不振》演讲结束四天之后,卡通要求整个内阁十三名成员全部辞职,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层“屠杀”。

清理完“不听话”的班子成员,卡特急于招兵买马,首先他找了美联储主席G·威廉·米勒来担任财政部部长这个缺口。

如此一来,他也需要立即找一个美联储主席人选。身边的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向总统推荐保罗·沃尔克。但总统的回答是:“保罗·沃尔克是谁?”

沃尔克,是一位身高6英尺7英寸的大个子,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是一位出色的华尔街金融家;曾在尼克松时期任财政部副部长,推动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1979年7月24日,沃尔克受邀到白宫会见卡特总统。在一个小时的会面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沃尔克在讲话。离开白宫之后,沃尔克对自己说,“他永远不会把这个职位给我”。但没想到第二天,卡特亲自打电话让沃尔克担任这个职位。

卡特为什么选择沃尔克,至今也是个谜。卡特的回忆录《忠于信仰》对这一“标志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从《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里一直渴望“美元的声音”更加非同凡响。

沃尔克不受任何理论约束,不属于货币主义,也不属于供给学派,他坚持实用主义,且以手腕强硬著称。上任第一个月,在联储内部,沃尔克提高利息率的方案以4:3获得通过。1979年底,随着通胀延续强势,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声讨扑面而来,联储成员全票赞同“立即加息”。

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创下历史记录,且依然凶猛上窜,沃尔克第一次“小试牛刀”发现市场没有反应。

1979年11月,就在国会选举的两周前,通胀“老虎”以惊人的速度往上窜,在十万火急之下,卡特通过电视全国讲话,强调通过行业价格及薪资管制,来应对“大通胀”,而减税只能居于次席。

事实上,卡特在这一年忙于调节劳资纠纷,而贝利则批判这一政策的愚蠢(《数倒猢狲散》),获得了普利策奖。

1980年,孤注一掷的沃尔克一口气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12.5%。

沃尔克在回忆这段历史曾说过:“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诉我,我会当上美联储主席并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会凿个洞钻进去大哭一场。”


1980


1980年,是关键的一年。

当时,经济学界、国会、白宫接受了减税主张,供给学派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拉弗、贝利提前就已谋划扶持供给学派成员参与今年的总统大选。

不过,1978年12月,斯泰格尔的离世让供给学派方寸大乱。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肯普推向前台,让其携肯普-罗斯法案,角逐总统职位。

但是,很快,坎普就放弃了。老布什、里根、康纳利和安德森都试图参加竞争,肯普知难而退。

为了能够在白宫最高决策层中占有一席之地,拉弗心生一计,决心辅佐里根上台,并让肯普担任副总统。

于是,拉弗设立一个局,在洛杉矶的家里举行了一场聚会,请了里根、肯普以及一些朋友来吃饭。饭后,拉弗支开众人,让肯普和里根两个人在小屋子里。

“先生,我很欣赏你。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你。你是我心目中的影响,是我行动的榜样,甚至是我生命般的存在。先生,我想说的是,我将参加竞选,我会命令在此期间争取到的所有议员,在选举日到来之时为你投上一票。”

“杰克(肯普),到时你就得这么说,”拉弗提前再三叮嘱肯普。

里根和肯普在小屋子里只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杰克,你按照我说的那样做了吗?”

“哦,没有,亚瑟,我说不出来。我只是告诉他,我绝对不会对他不利。我会尽一切努力支持他。”

“杰克,你当不上副总统了。他不会选一个胆小鬼担任自己的副总统……他怎么会和一个没有斗志的人共事呢?”拉弗非常懊恼,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当然,拉弗不会放弃里根,实际上二人渊源颇深——当年拉弗还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时,就预言里根会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来的事实正如拉弗所料。经过拉弗的努力,拉弗成为里根的好友。

里根也绝对不会放弃肯普及供给学派的一臂之力。他的竞选经理人约翰·西尔斯,早就发现肯普法案的选民吸引力。

1979年1月,坎普和罗斯将修改的纳恩修正案提交到国会,并获得大多数票通过(坎普-罗斯法案)。通过后,罗斯像个来到幼儿园一位喜盈盈的父亲一样,掏出雪茄分给各位同事和员工。肯普在铁锈地带、西部都具有相当的名义支持。

西尔斯努力将里根贴上供给学派的标签,并以肯普方案作为竞选施政纲领的核心。里根每一次竞选演讲,第一个说的就是减税。但是,其竞争对手老布什则讽刺,里根沉迷于“巫术经济学”(供给经济学)。卡特总统仍然拒绝以减税作为自己的首选主张。

1980年11月4日,里根在大众投票10个点以及选举团440票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卡特、老布什,成功当选总统。

竞选成功后,里根让洛杉矶大猎头彭德尔顿·詹姆斯在过渡期间帮其招募团队。

按理说,凭借拉弗与里根的私交,以及肯普-罗斯法案,里根核心团队成员也应该少不了供给学派。

但是,万尼斯基干了一件让供给学派所有努力几近毁于一旦的蠢事。

1980年4月,正值总统竞选激烈紧张之时,万尼斯基被《乡村之声》设套,发表了不当言论,几乎让里根对整个供给学派失去了信任。

在这次采访中,万尼斯基说,里根得依靠肯普才敢参加竞选活动。记者问:“你是极端分子吗?”他的回答是“我们都是。”他甚至还说,肯普-罗斯法案的构思是他的功劳。

拉弗、罗伯茨以及里根团队都极为气愤。《乡村之声》事件后,供给学派逐渐疏远了万尼斯基,直到2005年去世。他也失去了加入里根团队的资格。

战斗最关键时刻,大将身负重伤,令人无不懊恼……

“这真是太糟糕了,万尼斯基曾经为知识革命的经济方面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使其开始扩展到全美乃至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里根团队核心成员安德森非常遗憾地说。

罗伯茨曾经告诫万尼斯基,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威胁到供给学派在国会中的作为,“你所有的想法,都充斥着过多十九世纪的浪漫情怀。”而万尼斯基的却反击说:“我们会将你献祭给革命事业。”

这就是万尼斯基作为革命者的偏执与狂热。

不过,万尼斯基显然不会就此罢休,为了保持影响力,他组织成立了“影子内阁委员会”,主要目标是支持莱尔曼担任财政部长。


里根计划


詹姆斯拟了一份考察名单,其中供给学派的热门人物莱尔曼是财政部重要职位的候选人。

为了争取机会,莱尔曼立即写了一份信交给肯普以及坑普在众议院中的最值得信赖的盟友斯托克曼(供给学派)。莱尔曼在信中直接了当地指出,当所有人的目光在减税时,美国最糟糕的地方在金融市场——股票、债务和信贷市场处于即将崩溃的状态。建议新任总统必须尽快采取一切行动,避免国家陷入金融灾难之中。

这封信让斯托克曼大受启发。不久,里根经济顾问团队首次在洛杉矶召开会议,斯托克曼立即写了一份文章,让肯普复印数份分发给会场上每一个成员。这篇文章的标题触动人心——《避免敦刻尔克式经济》。文章指出,如果不像当年英国人一样撤退,尽快让通胀消失,否则金融市场面临崩盘的危险。

此时,距离里根总统任职不到十周。斯托克曼说道:“里根总统将面对完全失序的信贷及资本市场,不仅利息率高得吓人,已经做好准备会对在经济政策信号反应强烈的市场心理也一触即发。”

文章最后,还提出政府应该立即全面且广泛开放监管政策,“立即终止这一切,包括1981年乘用车尾气排放标准……未经证实的5mph保险杠标准……柴油颗粒标准……汽车噪声标准……永久性终止。”

斯托克曼还表示,政府要在1981年削减500亿美元开支。

在场的经济顾问一致认为,斯托克曼和肯普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通胀已经失控,金融危机重重。肯普散发的斯托克曼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为供给学派争取到进入里根团队的机会。感恩节当天,也是这次会议结束的11天之后,里根邀请斯托克曼财政部预算办公室。

斯托克曼立即组建经济预测团队,其中财政部被任命的供给学派成员有图瑞、罗伯茨、斯蒂芬·恩廷等,他们也是预测团队的非正式顾问。为了巩固该团队,斯托克曼招募了一位新人——年仅32岁的约翰·拉特里奇。

拉特里奇,才华横溢,擅长计量经济学模型,深受蒙代尔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了一名供给学派的拥护者。

很快拉特里奇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构建了“供给学派热力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拉特里奇预测,紧缩货币和减税政策,将促使新的资本进入市场,“大约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转入债券、证券和股票市场”,这样通胀消失,紧缩问题也得以解决,真实货币需求再扩大,也挽救了资本市场,甚至可能迎来大牛市。

拉特里奇将其概括为“美好场景”。

实际上,拉特里奇模型是蒙代尔以及供给学派理论最为详实的学术论证。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位年仅32岁的新星确实预测到了八九十年代那场气势恢宏的大牛市。

但是,在当时,也就是1981年一二月份,事情并没有朝着拉特里奇的“美好场景”发展。相反,糟糕的失业率、金融市场,尤其是快速扩大的财政赤字,让与会者对供给学派的模型发生了动摇。

“在那个决定性的晚餐会议上”,与会者们手上拿着各项数据,其中一项是“可怕的赤字”。作为财政部官员斯托克曼等,或许可以接受高失业率,但是无法接受如此巨大的财政亏空。而拉特里奇只建模型,无法预测,更无法保证政府财政是否会崩溃。

屁股决定脑袋和理论体系的不成熟,供给学派走到权力与政策的门口开始分裂。甚至内部有人开始奚落拉特里奇,“这个模型出自哪里?”“它就来自这儿”,一位成员(韦登鲍姆)双手拍着自己的非常不屑地说。不久之后,拉特里奇离开了财政部,回到了加州。

“那是最后的晚餐”,贝利回忆称。

这就意味着,供给学派的纯理论在政策实际及权力抉择面前不断地打折扣。

1981年3月,斯托克曼-韦登鲍姆预测替代了拉特里奇模型,成为了里根计划的减税政策核心。

这份涵盖10-10-10边际所得税削减、自由折旧、限制监管、预算限制以及紧缩货币政策的《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逐渐浮出水面。预测1986年,减税政策执行造成1620亿美元的收益减少。这差额由削减开支、经济增长、储蓄增加和资本回流来填补。

华盛顿媒体称之位“美好场景”。但是,罗伯茨并不看好这一场景,认为,“这种夸张的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罗伯茨也明白,这里面是许多利益博弈、纠缠的结果。

斯托克曼在他的回忆录《政治的胜利》一书中,对此有颇有隐射:

“基础框架基本上是一小撮理论家搭建起来的,罗伯茨、图瑞、恩廷负责每一方面的工作,万尼斯基、拉弗、肯普以及莱尔曼都参与进来了……当时大家都是革命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据供给学派发起的革命进行预测。不能怪到任何人头上。”

实际上,供给学派在里根计划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里根减税法案与肯普-罗斯法案相去甚远。格林斯潘等经济常委,在里根计划起到重要作用。这老道群的预测者,并不相信通胀会立即消失,对财政赤字的容忍有限。

根据财政部的备忘录:“基础场景假设是艾伦·格里斯潘为寻求外界支持而编制的;目标是得出针对OMB、财政部、格林斯潘以及韦登鲍姆的一致性支持数字。”备忘录最后一句是:“财政部人员以及部长雷根都为经签署表示认可这一场景。”

对于供给学派来说,里根是唯一的选项,但对于里根来说,供给学派只是可选项。

里根竞选成功后,超过70位主要经济顾问为其效劳,其中包括“八大领军人物”,他们分别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西蒙、格林斯潘、保罗·麦克拉肯、阿瑟·伯恩斯、乔治·舒尔茨、卡斯帕·温伯格以及默里·韦登鲍姆。他们都是传统经济学家,且负责主持各任务小组,每天都在对主要经济问题进行处理。

卡特竞选的策略,集中炮火攻击里根计划中的肯普减税方案,他指责减税导致通货膨胀,称之为“肯普-罗斯通货膨胀”。后来,这些领军人物,更相信卡特的判断,而不是供给学派。

后来事实正如拉弗所料,“前演员明星看不上前足球运动员”,里根任命老布什作为副总统,而放弃了肯普。里根很快任命了曾经担任美林证券十余年的CEO、华尔街经验丰富的金融家的雷根担任财政部长,而不是莱尔曼。

供给学派,其实并未真正进入里根团队的决策层。

1981年3月30日中午,一名叫约翰·欣克的歹徒将左轮手枪对准了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外的里根。里根肺部中枪,所幸救治及时而以快速恢复。

这场失败的暗杀行动为里根带来巨大的民意同情和政治资本。

7月27日,里根在电视上讲话,为减税方案造势。讲话中,他身后是一副大的图表,直观地告诉市民,新税法执行后你们会得到什么利益。这一图表的制作者恩廷在电视机面前看到里根演讲时异常兴奋。

8月4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13日,里根在他位于加州的农场里满意地签署了这部法案。

但是,在《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生效之后一年内,美国经济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最坏消息是该死的菲利普斯曲线又重现江湖,降低了14个点的通胀,换回了3个点的失业,失业率飙升到9.7%,经济失调指数高达21,联邦利率达21%。

这一年,国内劳工失业人数达1100万人次,其中铁锈地带的钢铁工人失业最为严重。实际上,自此,东北亚-五大湖工业区注定成为了悲剧,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与华尔街的纸醉金迷,成为美国社会近30多年来最明显的裂痕。

但是,真正震惊里根团队的是惊人的政府赤字。在1981年9月,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90亿美元,超过了卡通时期最糟糕的赤字状况,政府遭到了外界的严厉批判。

里根政府发起了“九月进攻”行动。这次行动让供给学派大跌眼镜,里根政府一改竞选时削减指出的态度。他在电视讲话中称:“我们都知道,如果政府不再大肆举债以弥补赤字,利息率将只会呈下降趋势并且保持该下降。”

里根非常狡猾,他在之前的里根计划的预算削减中,排除了国防开支。这一次,他以国防部需要130亿美元(筹谋星球大战计划)为由,要求增加税收。他对外公开说:“我将很快督促国会通过新的议案,以消除对税法的滥用以及过时的激励政策。”

这就意味着,减税法案还没真正实施,里根已经开启了他的第二计划。这或许是里根自己始料未及的,亦或是政治的一部分。

里根团队里的格林斯潘、伯恩斯、沃克都支持增减税收来减少赤字,而不是巨额赤字货币化。

1982年,堪称“庸医年”。供给学派部分成员已经失去了信心。罗伯特辞去了财政部部长助理一职。

在告别辞中,“此次经济衰退始于1981年的下半年……由于其被称作里根经济政策这一经济学说的试验最终失败,并且可能演变为重要的历史时间。这是一种对荒唐情形的五毒。”

9月,《税收公平与财税责任法》通过,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税收增加。这一法案令图瑞感到屈辱而辞去了财政部副部长一职。此后,财政部中唯一确定的纯供给学派人士自由恩廷和副助理部长曼纽尔·约翰逊。

里根刚入主白宫时,请了一批经济学家来讲课,第一个便是拉弗。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值时,人们就不愿意工作”时,里根兴奋地站起来说:“对,就是这样。二次大战期间,我正在‘大钱币’公司当电影演员……拍完了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到国外旅游去。”

而“九月行动”之后,拉弗一直怀疑里根是否想真正全面减税,或者只是想对富人减税。拉弗还因此向里根抱怨,遭到了后者的责骂。


“现在的问题是货币”


1981年8月4日,就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的当天,万尼斯基马不停蹄地赶往白宫,并将一份五页纸的文件交给里根团队核心成员安德森。在这份材料订了一张便条:“谨祝取得税法方面的光辉成就。”

在《乡村之声》事件之后,不甘失败的万尼斯基,依然保持着在华尔街练就的敏锐感。万尼斯基深得蒙代尔的真传,他非常清楚政府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篇文章的标题为《现在的问题是货币》。他反复更安德森说:“现在的问题是货币。”临走时,万尼斯基叮嘱安德森“请务必找时间读完这篇文章,要了解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的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

万尼斯基宣称,供给学派的目标不得亚于里根政府(以及美联储)的承诺,走上一条通往美元可兑换的道路。

此时,抗击通胀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沃尔克一鼓作气将利率加到惊人的22%,通货膨胀率仓皇而逃,CPI大跌10个百分点。1982年第一季度,价格年度增长率仅为2.1%,全年为6.2%,结束了连续三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也是里根计划取得的第一个标志性成就。

“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们每天都来拜访我,”沃克尔回忆道:“他们不停地询问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另一个利益受损的群体是美国农业,还不起贷款的农民们将卡车开进华盛顿,堵在美联储总部的门口,咒骂沃克尔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沃尔克以一种“与世界为敌”的勇气和手段,将困扰美国十年之久的通胀打压下去,不愧是美利坚的英雄,被人们称赞为“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把他赞誉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但是,沃尔克的成功应该归功于蒙代尔领导的供给学派,还是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

1973年,货币主义权威艾伦·梅尔泽成立了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这团体由12名货币主义权威组成,每年就当前的美联储和白宫经济动向讨论两次。

1978年,国会通过了《汉弗莱·霍金斯法案》,这方案要求美联储照顾就业率目标。

此时,迈克1号聚会已转移到莱尔曼研究所,研究主题发生了变化,从减税转向了货币政策。

蒙代尔认为,美联储一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除了稳定价格外还要干预经济。蒙代尔希望美联储变得简单,只维持价格稳定即可(大拇指法则),不需要照顾就业率目标,否者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蒙代尔批评,货币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对物价的控制,转而指向货币总量。

实际上,早在芝加哥大学时期,蒙代尔与弗里德曼就对这场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辩论。弗里德曼欣赏蒙代尔的创意但不认同其主张,蒙代尔则视弗里德曼为偶像但坚持己见。

争论的核心在于,货币政策目标到底是货币总量,还是物价稳定?

弗里德曼推动美联储从利率目标转向数量目标,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大量的资金从银行走出然后注入大宗商品、土地、耐用品等,如此美联储根本不知道市场上到底需要多少货币,需要多少真实的货币。

真实货币需求像球体的实心,不真实需求是覆盖在实心上的泡沫。在通胀时期,民众试图获得更多贷款以抗击货币贬值,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而新增加的货币需求并非真实的需求,更多是炒作资金,原本实心部分也更多流入金融空转,如此如果通胀加剧,实心不断收缩,全球不断膨胀,加剧金融空转、泡沫崩溃。

事实上,要了解货币市场的真实需求量非常困难,大量资金用于投机炒作、金融空转,而不是实体投资或商品交易。

问题的关键是把“多余”的货币去掉,扩大实心,减小不真实的需求,脱虚向实。

按照弗里德曼的做法,根本无法分清哪些是真实和不真实的需求。断然提高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这种暴力去杠杆的办法,只会把好杠杆和坏杠杆同时去掉。货币紧缩,也会加剧实体缩小,导致一些好杠杆因资产规模缩小而陷入债务螺旋。

蒙代尔根据“大拇指原则”,提出美联储只负责维持物价稳定,央行不能忙成“央妈”,也不能把“财爸”的事情给干了。但是,光依靠货币政策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财爸配合,财爸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弥补货币紧缩带来的损失。

“通过减税的刺激造成经济实体的增长,将引起对贷款的充分需求,实现在更高利息下的真实货币扩张。”

“实际输出的增长引起对真实货币需求的增加,从而助长将真实货币扩张吸收进入非通胀的经济体中。”

万尼斯基在那年秋天致信沃尔克:“你差一点点就做到了。”“你应该开始认真考虑修正自己在财政政策方面的立场,并且开始让米勒做好准备,构思出高效有序的减税政策。”

沃尔克的回答则是,自己正抽出周末的时间阅读《世界发展之路》(万尼斯基作品)这本书。

贝利对沃尔克的做法表示支持,他发表社论称:“美联储实施新政的发通胀政策,是十多年来最有希望的经济政策发展,清楚地显现出遏制通胀的决心。”

其实,关于货币政策,供给学派此时也出现了分裂,万尼斯基、蒙代尔、莱尔曼坚持恢复黄金本位。财政部供给学派官员认为,美联储奉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会更好。拉弗则支持沃克尔在美联储的主张及工作。

蒙代尔控制物价为目标的方法,本质上是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而不是认为干涉供给总量。这是供给侧革命的核心。

1983年,通胀率下降至3.2%,之后两年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

通胀率的下降程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了朝野、幕僚们的预测。

此时,拉特里奇的“美好场景”开始呈现:大量投资从高通胀的商品投资转向股票、债券、货币基金等低通胀的金融资产,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牛市正在拉开序幕。

1982年10月,道琼斯指数从8月的770涨到了1000,这简直是神话般的故事。通胀水平也开始下降,同时国际资本开始大量进入美国市场。这预示着漫长而痛苦的滞胀时代结束了吗?

1982冬天,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进入历史性的拐点。1982年之后25年间,年增长率达3.3%,与二战后25年间的增长水平相当。1983年,GDP增长率为4.5%,1984年高达7.2%,统计专家大呼经济过热,呼吁美联储出手调节,1985年为4.1%。

桑特《纽约书评》如此称赞:“里根当选总统,意味着空中再次弥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润。”

就这样,里根大循环,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曲终人散


美国经济这奇迹般的复苏,很好地诠释了“黎明前的黑暗”这句话。美国这轮超级大牛市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开启的,这大大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料。

滞胀到底是怎么消失的?经济为什么复苏?

贝利写了一本书叫《七个大肥年》。他说:“1983年至1989年是“七个大肥年”,经济失调指数下降到10以下。”

贝利在书中,强调带领美国经济在80年代走向复苏的三位英雄:大学辍学者(比尔·盖茨)、另起炉灶的工程师(技术创业)和非法移民(人口)。

关于这个问题,蒙代尔最有发言权。

早在1960年代,蒙代尔加入布鲁克林研究所后撰写了一些文章,并给出了答案:

“在美元标准下,美国货币系统就和现在一样,每年都会生出一笔钱。”

“美国拿一部分,外国人拿一部分……也就是说,美国将部分货币卖到国外,反过来却得到了真正的资源……如此一来,它就拥有了其他国家没有的资源……也就是戴高乐所说的‘嚣张特权’。”

“更准确说,这是美国的极大优势。”

其实,里根大循环,是一种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以强美元、强金融、高赤字、高债务为核心。

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循环中,强美元占领了制高点,美联储成了全球性央行,按照美国国内市场目标向世界抽取铸币税。

正如紫禁城原理:大水漫灌时,水从金水河排向各方,尤其是城南贩夫走卒区;当干旱时,水又蓄在金水河不出去。所以,大水总是冲了穷人家,富人家旱涝皆有水,根本原因是水由皇城释放。

里根、沃尔克、蒙代尔、供给学派等建立的“里根大循环”,本质上是将国外市场作为“穷人市场”,美国市场作为“紫禁城”,如此大循环来转嫁风险。

经济复苏之后,拉弗曲线没有被历史证明,而赤字成为了华盛顿首要的政治问题。只要强美元,则必然高赤字。

1982年9月,联邦赤字再次飙升至1280亿美元。1982-1989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累计1.4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760万亿美元,是卡特政府时期的三倍多,而且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如今,美国政府赤字已经高到吓人的程度。

在强美元的支撑下,美国投资银行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金融衍生品,债券这一昏睡巨人觉醒,形成发达的融资市场。其中30年期国库长期债券成为了美国政府融资的保障。

实际上,通过国际性的金融市场来调节美元配置,这才是这场供给侧革命的核心所在。

“联邦政府从日本借到1万亿美元,然后举办了一场盛宴。”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华盛顿媒体如此嘲笑道。

所以,蒙代尔无数次对他的学生说:“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他们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强势货币。”

在迈克1号,贝利无数个夜晚都在问蒙代尔同一个问题:“谁来为减税买单?”

蒙代尔的回答是:“沙特阿拉伯。”

1999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蒙代尔成为了当晚的主角,按惯例他应该发表一篇“重要”演讲。

“我不仅要革经济学的命,还想革历史的命!”

此话一出,惊叹众人,不过下面的经济学家们很清楚,这“很蒙代尔”。他给自己的致辞起了一个非常不谦虚的标题——“20世纪的再审视”。

“本世纪多数政治事件均源自少有人知的国际货币体系混乱,而这些反过来又是美国崛起的产物,也是金融机构和美联储犯下的错误。”

“如果大型中央银行坚持价格稳定政策而不是黄金标准,就不会发生大萧条,也不会出现纳粹革命,更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

蒙代尔这篇“自负”的演讲,带着批判,也带着情绪,似乎在发泄半辈子的不满和牢骚。

在当晚参加典礼的老相识中,除了贝利,迈克1号的70年代老饕们还剩下谁?迈克1号餐厅今何在?谁还记得万尼斯基,或许更多的人只记得他有个长腿歌女老婆。

在这经济学最高荣誉的颁奖盛宴上,作为主角的蒙代尔,如此百般寂寥,何不潇洒玩脱,纵情高歌一曲?

那就来一首“故乡的云”+“在路上”——他的老乡加拿大安大略本土作词家保罗·安卡的《我的路》,为自己的学术生涯高歌一曲,为当年的老饕们一鸣不平。

蒙代尔的这一玩脱的举动,无疑是供给经济学的最高赞礼。

所有的荣光、委屈、挣扎、感慨,都在其中……

贝利曾经自豪地说:“从1974年开始,这个伟大国度就发挥了自我愈合的能力。”

其实,自北美开阜以来,这群清教徒就开始用“杰斐逊式”的方式,叙事着同一个从“五月花号”延承下来的故事,人人都可以参与,不论你是嬉皮士、“金毛狮王”、酒鬼,还是“地头蛇”。

他们就像自组织,因国家有难或共同信念自发地走到一起,掀起一场狂热的革命。

等曲终之时,则各自散尽。


后记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拉弗扶着拐杖说:“我准备拍去盔甲上的灰尘,再次重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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