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金融陷阱与蛋壳难民

作者:张林 

来源: FT中文网

所有高增长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低增长状态下更难缓释,并且会出现利润、行业、区域、阶层加速分化等社会问题。

根据劳动统计年鉴等统计,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日平均工作时长,已经从2009年的9.4小时下降到了2019年的9小时。但考虑到2016年之后基建增速大幅放缓、农民工群体工时整体下降,以及很难计入统计、但由于微信等通讯手段兴起带来的班后工时,近几年大部分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时应当是上升的。即便不对统计数字做出调整,城镇就业人员的有酬劳动时长当前也已超过日韩等传统“加班文化大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勤劳的人群了。

勤劳是一种风气,会传染并且会自我强化,金融及IT等高收入行业的“996”工作状态日益普遍化,餐饮及快递等低收入行业的平均劳动强度也在不断加大。劳动时长增加、强度提高的另一方面,却是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日渐逼仄。特别是近十年来,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GDP增速的下降速度,疫情冲击下居民的收入预期指数更是深度下行。

于是,无论金领、白领还是蓝领,工作越来越辛苦、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收入增长却日渐碰上了天花板,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个方向上的压力所裹挟,才使得“打工人”这样似是而非的词汇引发了就业人群的广泛共鸣,并成为当下的社会热词。

“打工人”也体现了当前社会群体心理的一些变化。与90后步入工作岗位时出现的“丧文化”不同,丧代表着自愿的妥协,虽然难以跨越阶层,但不努力也可以维系现有的生活,而“打工人”说的则是不努力是行不通的,一定会不进则退。与80后到达收入瓶颈后所出现的“屌丝文化”也不同,后者体现了高收入群体的优越感,以及社会低层的自我解嘲,而“打工人”说的则是谁也没有优越感,往前跑的人都会撞到同一面墙。

这面墙就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增量的减少让各领域同时陷入到存量竞争中去。经济学里有个基本概念叫做“边际”,增长就是一种边际,在存量的基础上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经济理论中边际要比存量重要得多,劳动和资本等生产性资源并非流向存量财富最多的地方,而是流向增长率最高、变化最快的地方。一旦一个行业、一个区域的增长率低于他处,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就会逐渐甚至迅速丧失,经济将面临巨大的下行势能,比如东北和天津。

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影响,远不是一句“大不了就维持现有生活”所能概括的。许多人还认为快速的增长没什么重要的,认为它带来竞争压力、释放环境污染、刺激大众对金钱的渴求与市场投机,或者认为经济可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不幸的是,所有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高速度的,无论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还是制度变迁带来的增长。而所有高增长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低增长状态下更难缓释,并且会出现利润、行业、区域、阶层加速分化等社会问题。

无论是在陷入中等收入前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跌入失去的二十年之前的日本,还是在闯入经济危机前的泰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着一段金融业的繁荣阶段。或者说,在一个经济体的增速由快至慢的转弯时期,往往容易出现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登峰造极,表现为企业及居民金融杠杆的上升、金融业GDP占比的提高或者民间信贷交易的日益频繁。

道理也不难理解。金融业是唯一一个将资源在时间维度上进行配置的行业,由于可以将未来的收益权利放到当下来变现,从而提供了透支未来的可能途径。金融业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便捷的转换投资领域的行业,从而为资本转移赛道提供了渠道。前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形成了“容易钱”的预期,当高增长下的支出惯性遇到收入增长放缓时,往往需要消费信贷予以支撑;当高增长下的资本回报惯性遇到行业发展放缓时,往往需要新的金融产品进行资金重新配置。

而金融业本身,在经济增速由高到低换轨过程中,也不断的推动金融服务的下沉——需要更多的投资人将本金投入到金融活动,才能在利润率逐渐摊薄的情况下维持原有收益,原来都是服务于资产过亿的企业、高端写字楼里的金领,现在要服务于看重几桶油和几盒鸡蛋的老大妈和老大爷。此外,做大负债端、配置更多元的资产反而更加安全,也有更多机会获得超额收益。于是,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总是在这样的时期发生。

只是,当经济有机会重新恢复增长时,这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被称之为金融创新,其中利用些技术手段的还可以称之为金融科技。但当经济持续下滑以至于真实收入全面恶化时,这些在时间和行业中被调配的资金就成为了配置错误的资金,金融创新也就因此变成了金融陷阱。应当说,大部分金融陷阱本身并非是所谓做局者恶意铺就的,就像次贷危机中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本身,并非是为了制造金融泡沫本身而存在。

在长租房市场里“暴雷”的蛋壳公寓,其商业模式本身先是租赁服务中介,又转为租赁贷款中介,最后又发展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类金融企业,暴雷前的蛋壳一度是资本市场看好的金融创新公司,投资人中也不乏基金公司和合格投资人。因此,如果仅仅将蛋壳公寓的商业模式理解为商业或金融诈骗,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表达。

假设当前经济仍处于以土地为核心抵押品而高速增长的阶段,房产价值在快速上涨、租金在上涨,蛋壳公寓是不会暴雷的。对于宏观经济继续高位运行的惯性,或者说对经济下行的变化反应迟钝,是金融创新变成金融陷阱的催化剂。

而由于金融服务的下沉,蛋壳公寓所代表的金融模式失败,首先伤害了初入职场、储蓄较低的年轻就业人口,他们正位于陷阱的中心。但受害者链条并未就此打住,那些积累了一定资产的房东也随后被同一陷阱所拖下,接着是参与了资金融出的微众银行,再外面是此商业模式或证券产品的投资机构及投资人——蛋壳难民并非仅仅属于最底层的就业人口,大家都是“打工人”,而蛋壳公寓还只不过是庞大金融系统中的九牛一毛。

从“打工人”到“金融陷阱”,再到“蛋壳难民”,折射出的是经济增长放缓的某种前兆。即便中国依然是疫情冲击下全球增长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但增长放缓本身所附带的经济风险并不是可以自动缓释的,维持现有的生活也需要做出方方面面的准备、做出方方面面的努力。而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特别是有些研究人员看到PMI指数上涨就要高喊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这恐怕才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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