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明明:继往开来——“十四五”目标点评

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仍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格局

作者: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来源:明晰笔谈

核心观点

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仍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格局,后续我国或将更加注重提“质”而非单纯的加“量”,此前的粗犷式发展道路或将逐渐退出,同时“双循环”也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供需结构也有望进一步优化。

“十三五”回顾:顺利收官,成果斐然。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好,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供需两端持续优化;金融市场稳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明显提升;一带一路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内经济、金融、开放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成果。

“十四五”新篇: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国际环境方面:短期来看,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较高不确定性;从长期来看,美国货币宽松周期右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值得关注;此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快速升温也可能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国内方面:短期来看,消费、服务业恢复偏慢,同时疫情防控成果也仍需巩固,国内经济发展任务仍然艰巨;长期来看,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杠杆率高企、贫富差距大等结构性问题。

何以为舟:双循环的发展之路。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端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之下,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双循环”也应运而生,而双循环的有效运转则离不开供需两端的结构优化,具体而言,需求端要兼顾内外,供给端要提质升级。

需求端:兼顾内外。扩大内需规模是发展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其中,释放国内居民消费活力对扩大内需的意义尤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国际循环也需要坚持对外开放以加强国际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

供给侧: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完善国内产业链建设。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以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持续推进粮食与能源产业链补短板,同时推动科创企业技术攻关,助力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升级。

结论: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仍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格局,后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或将更加注重提“质”而非单纯的加“量”,此前粗犷式发展道路或将逐渐退出,同时“双循环”也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供需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具体而言,对于需求端来说,扩大内需是发展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预计后续我国将更加注重民生民计,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扩大新基建等有效投资、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以释放消费活力,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拓宽外贸“朋友圈”,以加强国际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对于供给端而言,预计后续我国仍将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时完善国内产业链建设以保障供给端的提质升级

正文

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0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十四五目标有何亮点?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十三五”回顾:顺利收官,成果斐然


经济增长量质兼顾,供需两端持续优化。进入2016年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并开启缩表进程,欧洲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债务风险持续凸显,全球经济增长波动频现,国内经济增速中枢有所回落,经济增长模式也逐渐由此前一段时间的“粗犷式”增长转向量质兼顾的经济发展新阶段: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截至2019年末工业产能利用率逐渐提高,工业、地产库存稳步去化,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中小企业融资压力渐缓,三去一降一补效果明显。第二,产业升级持续推进,消费、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第三,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就业环境持续改善,房住不炒方针持续深化,居民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消费升级态势向好。

金融市场稳步发展,服务实体效率提升。回顾“十三五”期间,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稳步发展,现代化金融市场框架基本确立,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稳步发展,科创板、注册制先后落地,债券市场稳步扩容,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外资机构准入门槛和QFII/RQF投资额度限制持续放宽;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稳步推进,自2017年底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开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逐步改进,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和诸多配套法规的落地,金融监管补短板持续深化。此外,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相关部门通过深化LPR改革、降费减税、改善融资环境、构建“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新框架等多措并举,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以激发市场中坚主体活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一带一路持续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盛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外部负面冲击下,中国坚定实行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扩大对外经贸合作,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化进程,建立亚投行等区域金融组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力。随着2016年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7年债券通推出、2020年中国国债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落地,外资机构正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结合十三五规划的各项工作安排来看,多数指标均已完成。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在2019年达到60.6%,超过2020年的目标60%,同时结合本次会议公告,城镇新增就业、脱贫攻坚等工作安排也均已实现。总体而言,虽有新冠疫情扰动,但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仍将顺利收官。


“十四五”新篇: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芳洲路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环境

本次会议通稿中两次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本次会议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做出描述时用“错综复杂”形容国际形势,用“艰巨繁重”形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充分凸显了政府对海内外经济环境的关注度。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较高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的蔓延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走势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在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美国以及欧元区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上半年均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冲击,二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录得-31.4%,为有史以来的最低值;二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增速也降至-14.9%的历史新低。进入2020年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重启工作的推动,全球经济呈现出缓慢修复的特征,主要经济体PMI快速回升,风险资产价格持续修复。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工作重启的同时,全球疫情也有抬头迹象:自三季度开始,全球新冠疫情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持续走高,2020年10月28日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共51.68万例,创历史新高。美国、欧元区当日新增病例也自三季度以来逐渐上行,全球疫情防控仍有阴霾,同时考虑到部分欧元区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长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债务问题,金融风险同样不容忽视。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仍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长期来看,美国货币宽松周期右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值得关注。回看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8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80-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背后均有美联储货币宽松收敛的身影。事实上,由于美元在全球货币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货币周期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影响:当美国货币边际宽松时,跨境资金有一定的流入倾向,进而推升其他国家的债务水平和资产泡沫;而当美国经济基本面逐渐恢复,货币政策边际转向时,他国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资本流出和债务偿还压力。自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零利率+无限量QE”的政策组合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的流动性泛滥, 但货币政策“覆水难收”,后续仍需警惕美元货币周期右侧对跨境资金的虹吸效应,以及资本外流对一国货币汇率和债务压力的影响。

此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快速升温也可能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局势有所加剧,自2016年上任以来,美国总统不断针对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发起攻击,2017年12月,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2020年上半年“港版国安法”的通过更是加快了美国制约中国的脚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中美之间的距离正在快速拉近,后续中美关系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若有美国加大对华限制力度,或将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任务

短期来看,消费、服务业恢复偏慢,同时疫情防控成果也仍需巩固,国内经济发展任务仍然艰巨。自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增长稳步复苏,各项经济数据均有明显改善,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数据的同比增速均已回升至往年同期水平,但消费、服务业恢复进度仍然偏慢:9月社零消费同比增速录得3.3%,明显低于往年同期7%左右的中枢,三季度第三产业GDP同比增长4.3%,较往年同期7%左右的增长中枢仍有明显差距。同时考虑到全球疫情防控仍有较高不确定性,国内仍需做好防控输入型反弹的工作。

长期来看,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杠杆率高企、贫富差距大等结构性问题。第一,近年来国内人口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中国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录得10.5%、3.3%,均为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一方面有“计划生育”对国内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居民杠杆率、商品房价格快速提高之下居民生育意愿不强有关,持续放缓的人口增速一方面将导致劳动力的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社会保障带来一定压力。第二,疫情影响之下我国企业杠杆率持续提高,尽管当前央行对企业杠杆率的容忍度有所上升,但过高的企业杠杆和债务压力也将加大企业信用风险,预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的经济工作主线。第三,当前我国居民贫富差异较大,这可能制约居民的消费意愿并加大国内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未来仍需做好收入分配工作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增长

远图长虑:203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

结合本次会议公告来看,当前政府对中长期视角之下国内科技、文化等软实力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对于未来的经济工作安排,本次公告中特别指出了针对203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其在公报中的位置也要前于十四五规划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可能说明当前我国政府更加看重在一个相对中长期的时间内我国综合国力、居民生活、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展。进一步来看,在对2035年的展望中,本次公告特别指出了要实现核心技术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其在公告中的位置相对靠前;经济指标方面,本次会议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其位置相对靠后,或表明当前政府并不仅仅看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对于科技、文化等软实力的重视度也在不断提高。

本次会议公告并未给出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增速目标,可能说明当前政府并不过度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而是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十三五规划中曾明显指出,“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之相比,本次公告中并没有针对后续经济增速的具体量化指标,而是将重点放在经济结构、创新能力、产业升级等方面,这可能也说明当前政府并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而是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

何以为舟:双循环的发展之路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主要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该格局是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党中央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主要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式来促进国内循环、发挥内需潜力,同时保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端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之下,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升级,“双循环”也应运而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产业对外开放程度持续扩大,出口占GDP比重持续升高。在人口红利+外贸红利之下,中国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国内工业体系逐渐成熟,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然而,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整体呈下降之势,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快速滑落,同时随着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上调关税、限制出口等贸易保护措施,全球经济体出口占GDP比重也有明显滑落,贸易全球化遇到了瓶颈。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外需的不确定性再次提高。综合而言,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端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之下,过度依赖外需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资本外流、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汇率波动提高等系统性风险,更需要两个循环(特别是内循环)接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考虑到当前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广阔的内需潜力以及充足的政策空间,中国也有发展内循环的经济基础。因此,“双循环”应运而生

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对于“国内大循环”而言,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运转既需要释放需求潜力以承接社会生产,也需要不断优化国内产业链、生产要素等供给端以保障经济运转的稳定性。具体而言,需求端要兼顾内外,供给端要提质升级。

需求端:兼顾内外

扩大内需规模是发展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其中,释放国内居民消费活力对扩大内需的意义尤甚。本次会议特别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事实上,在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之下,释放需求潜力、拓展需求空间是保障国内大循环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出口的驱动:通过地产、基建等投资活动盘活上下游产业链并提振相关行业产能、推进工业化进程,然后通过外需消化产能,以实现国际收支顺差和国内经济的持续运转。但在上述模式之下,若有外需锐减,或将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压力加剧、宏观杠杆率上行等风险。因此对于“国内大循环”而言,传统的投资主导模式难以为继,更需要消费接过驱动内需的接力棒以防范投资过热所导致的潜在产能过剩。

持续扩大新基建等有效投资、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也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进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第一,过去几年,“铁公基”等传统基建快速发展,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和库存过剩,传统基建、地产等行业过于强势,居民、企业债务压力逐渐加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扩产动力,本次会议特别提出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后续新基建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新基建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进而助推我国制造业升级并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如5G、充电桩、医疗养老、老旧小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第二,本次会议特别指出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打造产业集群和大都市圈,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度,稳定就业环境,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值得说明的是,“国内大循环”的意义更多在于保障国内生产链和供应链稳定运行,并非完全摒弃国际分工,更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回顾历史,从丝绸之路到大航海时代,再到当下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尽管全球化会遇到诸多障碍,但全球贸易始终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中国绝非闭门造车,而是通过重塑国际产业链、贸易链布局使其更好的为国内循环服务。这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拓宽外贸“朋友圈”,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对外开放以加强国际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相继推动制造业回落本土,当前全球化逐渐呈区域化、本土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更需要拓宽“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深化与东盟、日韩等周边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拓宽供应链的广度。另一方面,中国也需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以加强国际金融市场交流合作,吸引境外资金流入中国,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投资者结构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供给侧: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完善国内产业链建设

本次会议公报中指出,十四五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4月9日国务院曾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中曾提到5类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由于制度障碍、资源壁垒等问题,要素资源的分配可能并不是最优状态,因而要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以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土地要素方面,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市场化程度偏低;同时土地出让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决定,政府往往倾向于以高价出让商服和住宅用地,获取土地财政收入,以低价出让基础设施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以谋求GDP的增长。如果政府过多的进行主动管理,市场就很难发挥其配置作用,导致经济的结构性不均衡,部分地块利用效率偏低,而房价却增长过快。后续需持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同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存量和低效用地,完善土地管理制度。

劳动力要素方面,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对人才流动的制约较为明显,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8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分别为2154万人、2424万人,而户籍人口分别仅为1374万人、1462万人,户籍制度的高门槛拦住了大量劳动力的流入,进而制约了城市的发展,造成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后续我国仍需畅通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渠道,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加强职业培训和人才引进力度等

资本要素方面,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股票市场方面,从科创版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和退市等基础制度,有效助推了科创企业的发展;银行体系则立足于服务民营、小微企业,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开展了一系列措施和改革。后续股票市场要进一步完善基础制度和多层次的体系,债券市场则需要持续扩大债市的规模和品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违约处置,探索发行注册制和规范信用评级等。对于银行体系的要求则是大中小银行各司其职,更好地服务实体,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和三农。除此之外,资本市场要放宽准入,扩大对外开放。

技术要素方面,本次会议特别提到了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但当前我国技术要素市场仍有许多不足,面临产权制度亟须改革完善,激励机制不畅,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有待进一步疏通等问题,同时我国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也仍有明显差距: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5%,美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79%,日本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3.21%,而韩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4.55%。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后续仍需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加大科技创新激励,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深化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科技要素自由流动。

对于产业链而言,一方面要持续推进粮食与能源产业链补短板,另一方面也要持续推动科创企业技术攻关,助推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升级。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粮食供给存在一定隐忧,三大主粮中,水稻、小麦、玉米的自给率均维持较高水平,2019年分别录得99%、118%、82%。但豆类等油料作物的产需缺口仍然较大:自2011年开始,中国大豆的自给率持续位于20%以下,2019年录得16%,菜籽油、棕榈油等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也相对较低,截至2019年分别录得61%和16%。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能源的进口依赖程度也有所提高:我们用“进口/(产量+进口-出口)”衡量特定能源产品的进口依赖度,截至2019年末中国原油、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分别为73%、43%,较2010年的54%、12%明显提高。后续若要保障“国内大循环”的持续推进,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将是难以回避的两大考验。本次会议特别指出要保障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同时推进能源革命,这也彰显出当前政府对粮食和能源问题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在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光刻机、汽车发动机、超短传感器等领域的进口依赖度较大,若要实现国内产业链的畅通运转,上述行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将是国内大循环的必经之路,因此,既需要持续推动相关行业的技术攻关,加速推进国产替代进程,同时也需要推动5G基站、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结论


综合而言,本次会议公报肯定了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工作成果,但同时也指出当前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面是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另一面是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任务,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仍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格局,后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或将更加注重提“质”而非单纯的加“量”,此前粗犷式发展道路或将逐渐退出,同时“双循环”也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供需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具体而言,对于需求端来说,扩大内需是发展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预计后续我国将更加注重民生民计,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扩大新基建等有效投资、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以释放消费活力,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拓宽外贸“朋友圈”,以加强国际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对于供给端而言,预计后续我国仍将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时完善国内产业链建设以保障供给端的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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