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盛策略】复盘“5·19”:念念难忘科技牛

作者:张启尧,张峻晓

来源:尧望后势

前言 20世纪末,在波荡起伏的内外部环境下,A股迎来了一波凌厉的跨世纪行情。站在当前时点回看,恐怕多数人目光都会聚焦于亚洲金融危机、国企脱困、98洪水、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重要事件;而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复杂环境下,A股迎来过去20年来的第一轮“科技牛”。狭义上看,这轮科技行情的起点为1999年5月19日,因此也被后市成为“519行情”。


1 宏观环境:“内忧外患”的格局尚未扭转


1.1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虽过,但经济仍未摆脱长期衰退通道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虽捱过亚洲金融危机,但1999年国内基本面仍处于惯性衰退通道。从GDP增速来看,1993年我国经济增速就开始逐年放缓,至1999年名义和实际GDP已经持续下行了7年。在经历90年代初的过热增长后,通胀自高位回落,CPI与PPI进入通缩区间(CPI、PPI全年为负),总需求持续遭受抑制,且短期内见不到拐点迹象。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危机冲击,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从适度从紧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扩大赤字规模用于加大政府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托举投资的效果,但到了1999年经济下行压力又再度显现。

产能过剩与国企债务问题叠加,导致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人下岗与房产、养老等问题暴露,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因经济长期处于通缩衰退周期,90年代后期国企效益低迷,产能过剩与债务问题集中暴露;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工人下岗与房产、养老等问题亟待解决,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周期以及1998洪水灾害,社会结构性矛盾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项来看,投资下行是拖累当年经济的重要原因,消费有所改善但力度有限,其中电子消费品表现最为亮眼。1999年开年的投资数据非常可观,一季度同比增速达到20%以上,但主要的原因在于前期金融危机的低基数以及前期扩张财政的托举,随着基数走高以及财政的消退,下半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消费方面则是先降后升,全年社零增速录得6.8%,99年出台了包括公务员加薪、提高三大保障以及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等鼓励消费政策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消费结构变动尤为明显,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传统消费品在当年较为低迷,纺织品增速下降17.5%、玻璃制品下降9.4%等,而新兴的电子消费品以及与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相关的消费品则表现亮眼,如电子及音像制品、通讯器材、金银首饰增速均超过24%。

货币持续宽松但贷款意愿持续下行,1999年呈明显“宽货币、紧信用”特征。由于此前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降息释放流动性,其中1999年6月央行分别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1.00和0.75个百分点,宽松力度可谓极大。但企业贷款意愿却持续低迷,M0与M2在1999年呈现明显背离,流动性环境是典型的“宽货币、紧信用”特征。

1.2 外部经济回暖,科技浪潮兴起,但政治环境复杂多变

海外经济回暖带动外贸修复,但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导致外围流动性趋紧。经历了东南亚危机后,1998年至2000年全球多数核心经济体触底回升,其中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回升幅度最大,全年全球GDP实际增速为3.6%,较1998年提升超1个百分点。受益于外需回暖,1999年我国进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全年实现正增长6.1%,从出口分项数据看,外需改善在东南亚地区尤为明显。同时,伴随经济的持续回暖,美联储在1999年进入加息周期,年内加息三次累计幅度达75BP,推动海外利率中枢持续上行。

纳斯达克风潮正盛,在全球掀起一轮“科技”浪潮1999年是纳斯达克泡沫的巅峰之年,1995年开始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科技股”开始进入人们视线,Mosaic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出现后,设立官方网站成为各行业上市公司的必需品,且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商业模式浮现,引发了公众无限遐想,同时也吸引了各类资本的追捧。此后的5年间,市场新经济、科技股的炒作逐渐泡沫化,至1999年纳斯达克指数累计翻了5倍,1999年底纳斯达克综指的估值(PE)达到惊人的152倍,一个又一个科技“神话”的出现在全球掀起了一轮互联网炒作浪潮。

但对于中国而言,1999年的外围却并不平静,科索沃战争爆发使得国际局势复杂化,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更是将中美关系降至冰点。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直接将刚刚问世的欧元打至历史低点,叠加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直接催生了又一轮强美元周期。更为要紧的,当年5月7日中国大使馆被轰炸后,引发了国内剧烈的示威活动,中美关系降至90年代以来的冰点。


政策环境:全面趋宽的货币,持续拔高的资本市场


2.1 宏观调控方面,1998年扩张性财政与货币得以延续

面对内外部压力,1998年起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得以延续。在1998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内需启动经济后,1999年我国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发力,政策重心从1998年的投资向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端全面铺开,包括:1、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公务员加薪、提高三大保障,同时扩大消费信贷以刺激消费,2、放宽消费信贷业务和恢复征收利息税等,3、大幅提升出口退税率,年内两次调升至15%以上,同时稳定外汇有效保证本外币平衡。

2.2 “六点意见”出台,资本市场地位全面拔高

外部利空袭来,但经济基本面韧性十足、流动性环境更加宽松、企业盈利的强劲反弹成为股市加速上涨的主要    驱动。

1999年年中,高层的目光转向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定位得到全方位拔高。1999年,我国居民储蓄高达6万亿之多,但在央行多次降息甚至采取多种刺激政策背景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果依旧不佳。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实体信用扩张意愿低迷,另一方面也跟我国金融体系发展滞后,无法较好实现资源调配的功能有关。在这种背景下,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酝酿出台并呈送国务院,当年5月16日,“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得到批复(即《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其中提出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

“六点意见”出台后,《人民日报》紧随其后为股市背书,进一步点燃了资金入市热情。1999年5月19日开盘后,市场在科技股、网络股的带领下一路上涨,上证综指单月累计涨幅达到52%,创下A股历史记录。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给当年5月19日以来的行情定性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人民日报背书,成为本轮行情的加速器,并进一步点燃了资金入市的热情。


3.“519行情”回顾:小票炒作与题材横行 


3.1、总览:广义上的“519行情”延续至2001年

1997-1999年,在内外部冲击下A股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熊市,以“搞活资本市场六点意见”为转折点,A股在1999年5月19日开盘后应声大涨,狭义上的“519”行情极为凌厉且短暂,通常指代5月19日至6月29日,沪指在一个半月内累计涨幅高达64%,并以一波同样剧烈的回调而告终;而广义上的“519”行情则延续至2001年6月,累计最大涨幅超过110%。按照行情的演绎,1999-2001年的市场走势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9-5-19至1999-6-29)、第二阶段(1999-6-30至1999-12-27)、第三阶段(1999-12-28至2000-8-21)和第四阶段(2000-8-22至2001-6-6)。

3.2、第一阶段:风云突变,指数暴动(1999-5-19至1999-6-29)

“搞活资本市场六点意见”引燃市场热情,指数迎来暴动行情。回顾1999年“六点意见”的发布,其政策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利好,指数之所以迎来极为凌厉的暴动行情,主要源于几点原因:1、此前A股已经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熊市,整体估值水平回落至合理区间;2、结合当时所处的环境,这六点意见是国内最高层首次对股市的肯定;3、周边股市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尤其是香港恒指早在1998年8月就已探明底部,至1999年5月累计涨幅有一倍有余;4、除了“六点意见”外,货币量价双宽、国企改革的推进以及保险资金入市等都是助推“519”行情的重要原因。

1999年5月19日至6月29日,沪指在不到1个半月时间内大涨64%。期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给当年5月19日以来的行情定性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对行情的演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这一阶段A股表现傲视全球,深证成指、上证180、万得全A和上证指数分别上涨了91.33%、74.46%、67.38%和64.10%,海外其他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韩国综合指数也仅上涨了23.06%,堪堪达到沪指的三分之一。当时A股市场规模体量相对小,共有869只上市公司,而其中第一阶段上涨的个股达864只,仅有5只个股下跌。从该阶段涨幅前30个股来看,普遍均是小市值高估值的“科技概念”企业,且大多数公司对应的静态业绩相对可观。

3.3、第二阶段:行情进入休整期(1999-6-30至1999-12-27)

暴涨后的股市进入休整期,资本市场支持政策继续出台。1999年下半年,经历过短期暴动后的A股进入回调休整期,而外围市场仍持续向好,尤其是纳斯达克行情如火如荼,全球范围内科技浪潮并未终结。同时,资本市场支持政策仍在密集发布, 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建立,也标志着证券市场法制化建设步入新阶段;此后资本市场支持政策如允许债转股、允许基金与证券公司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等,同年10月中国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通过基金间接入股市。在此期间,也不乏一些表现亮眼的“科技标的”,根据涨幅在20%以上的个股分布,仍旧是小市值和高估值企业居多,但整体业绩质量较第一阶段明显变差。

3.4、第三阶段:第二波主升浪(1999-12-28至2000-8-21)

经历过接近半年的盘整后,A股在新世纪初年重拾升势。在此期间作为当时少有具备“科技属性”的电信服务指数显著跑赢其他行业,在2000年获取巨幅超额收益;且风格方面,股市大小盘出现明显的分化走势,小盘股在接近1年时间里持续跑赢。尽管A股在新世纪再度趋向活跃,但外围市场已经悄然变天,纳斯达克指数在飞速狂奔5年后,于2000年3月铸就5000点大顶,直到15年后纳指才再度升破5000。从涨幅居前(超过150%)的个股分布来看,小市值和高估值企业占绝大多数,且业绩依旧落后于第一阶段领涨公司。

3.5、第四阶段:行情在高位震荡中步入尾声(2000-8-22至2001-6-6)

纳斯达克泡沫刺破拖累全球股市,A股也在高位震荡中进入 “519行情”的尾声。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到达顶点后开启震荡下行,并于6月至9月期间迎来B浪反弹,随后便进入跳水模式,并引发全球股市大跌,A股的上行势头也被迫中断,指数转为高位震荡。A股的震荡行情一直延续至2001年年中,期间中小盘依旧相对占优,但前期领涨的电信服务、信息科技等板块转为领跌。2001年下半年,随着监管层逐步加严,“519行情”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3.6、关于“519行情”的总结与思考

回顾1999-2001年的跨世纪行情,市场热点集中于网络概念和科技题材,作为当时的“科技股”,电信服务一枝独秀,风格上则明显倾向于中小市值,小盘股明显跑赢大盘和中盘。

——宏观变量:1999年-2001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整体上乏善可陈,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面临较大的衰退压力,增长和通胀都未能摆脱下行通道;逆周期调控政策力度较大,基准利率大幅下行,至年中央行累计降息次数已达7次,流动性环境非常充裕。

——监管环境以《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为起点,资本市场定位大幅提升;1999年第一家证交所上市企业债——97国家电力公司债券在上交所上市;7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将允许有条件的券商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允许证券公司通过股票质押向银行借款融资。

——增量资金:彼时国内股票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非常薄弱,公募基金、险资等的股票配置刚处于起步阶段,且开放式基金尚未引入,仅有少量的封闭式基金,1998-2000三年的份额规模分别为100亿、510亿、610亿;另一方面,大小非、国有股减持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流通股与非流通股所有者之间利益难以统一。市场参与者以散户、大户和部分产业资本为主,而在519行情火爆期间,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的情形也大量出现。

——其他环境因素1999-2001年,外围股市正值科技互联网牛市,美国互联网公司如火如荼,纳斯达克泡沫化愈发明显,给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总结来看,“519”行情期间的市场环境可概括为:经济增长乏善可陈,货币条件向好流动性充裕;监管环境可谓极度宽松,叠加“六点意见”以及官媒的支持鼓励,市场热情高涨,期间不乏以“亿安科技”为代表的炒作甚至联合坐庄事件出现;市场交易主体和增量资金均由散户、大户和部分产业资本构成,且受到了海外科技行情的带动及示范作用。从复盘不难发现,1999-2001年自上而下的宏微观变量都为小市值、“科技题材”公司的炒作提供了温床,小盘股和“科技类”公司确实也构成这一时期A股市场的核心主线。另一方面,A股所谓的跨世纪行情,几乎展示了股市“蛮荒时代”所有的典型特征,表现为股价与基本面背离、坐庄乃至操纵股价屡见不鲜、监管和证券业内控宽松、机构投资者占比极低等。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超预期波动;2、海外超预期波动。

格隆汇声明:文中观点均来自原作者,不代表格隆汇观点及立场。特别提醒,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实际操作建议,交易风险自担。

相关阅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