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思考我国区域发展布局

作者:陈文玲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新冠疫情第一波还没有过去,第二波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处在极端的不确定性之中。所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就要基于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当前最大的一个变量,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区域经济的调整会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异常激烈,特别是中美之间,本来在疫情中应该走向合作,但是两国的对抗性博弈反而比疫情之前加剧了,而不是减轻了,这令人非常遗憾。

距离11月3日美国大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当前是最敏感的时期。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口号是“为你而战”,主要的核心议题是10个,其中涉及到中国的有4个议题。一是彻底结束对中国的依赖,包括五项具体措施,从中国回流100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独立,把在中国的美国制造业引回美国,对回到美国的制药行业、机器人行业进行百分之百的税收减免,对没有按美国禁令处理和中国企业关系的美国企业停止联邦政府的支持。最为恶毒的是,要中国对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传染负全责。如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实施,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构,美国企业会面临着新的压力。美国头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在中国的企业,也会遇到空前的压力。二是为未来而创新,集中在5G、月球、太空领域。我们知道,到2024年国际上的空间工作站只剩下中国了,现在美国组建了太空军——第六军种,加强美国太空领域力量,这也是他的一个执政纲领。三是涉及到中国的就是排干沼泽,对于有害于美国的所有国际组织进行抵制和斗争,排干全球主义的沼泽。中国主张经济全球化,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特朗普的主张是排干全球主义的沼泽。最后和中国关联度高的,就是继续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最主要影响到美国优先的对手就是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大国的博弈、中美之间的博弈会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区域格局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的时候,不能不关注到这些重大的要素。

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提出了制造业回流,提出重构盟友体系,联合盟友用占世界二分之一的经济力量抗衡中国。重回国际组织,现在明确提出来重回三个,要重回巴黎协定,重回WHO,重回伊核协定。如果拜登执政,他会重回原来特朗普退出的主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加强美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上的领导力。另外,拜登会重拾奥巴马、希拉里民主党的政治遗产。

我们在研究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内区域布局的时候,这种外部的,特别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周边进行的新布局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正在重构反华体系,在其执政的前三年全部是在退,一共退了13个国际组织,现在则是从退群到建群,重构全球反华的包围圈,或者说重构反华的全球性组织。最明显的是美国推动美日印澳联盟,搞印太战略,搞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蓝点计划”。还有就是原来的“五眼联盟”加日本变成“六眼联盟”,在安倍晋三退下来之前,日本外长和美国就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还有G7扩容,从原来7个成员国要扩大到11个,要把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拉到七国集团来。当然,现在韩国没有表态,澳大利亚和印度欣喜若狂,俄罗斯持反对态度。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退群到建群,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而建群主要是针对中国,给我们周边区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外部因素来看,对于国家的区域布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中国新的战略布局会使区域经济发生很多重大或者根本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国的区域战略布局,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既是区域经济战略布局,也是我国区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这些布局都会对我国区域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对冲美国对我国的战略转向和战略遏制风险的非常重要的区域布局。美国在香港经营了多年,力图把这个地方变成反华前沿阵地,现在这个阵地被我们争夺过来了,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和推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前段时间我们研究粤港澳三地规则和标准衔接或者对接,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三套货币体系衔接,还有人员往来的流程中,实际上未来会产生四个层次的衔接对接:一是香港和澳门与国际化水平相近的规则标准,需要广东向港澳对接;二是在内地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标准、新的动能,需要香港和澳门向中国内地对接;三是粤港澳三地要共同向最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对接,形成标准和规则的高地;四是粤港澳要联手创造并填补世界规则和标准的空白,比如说数据流动、超算算力、未来新经济、新业态中的很多标准,这些方面有很多在国际上是标准规则的空白,我们研究适应共同需求面向未来的标准与规则。

因此,我国当前区域的布局不再是一般地域的概念,它有更深的立体化、多维的战略组合意义。包括了标准、规则的相互衔接与对接,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和人的快速流动,充分发挥现代流通的基础性作用。现在流通的基础性作用,实质上就是互联互通,就是高速连通,就是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靠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撑下的高效率低成本畅通的现代流通。未来的区域发展可能会发生三方面重大的变化:

1、大流通格局的发展与形成。原来中国机场飞速发展,港口飞速发展,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现在世界排在前十大的港口,有七个是中国的。我国现在高速公路是世界第一位,高速铁路世界第一位,占全球70%左右。中国的硬基础设施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超常发展,基本上形成了硬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和区域布局的重要支撑。现在特别是“十四五”期间会形成软基础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支撑,这种支撑会使我们的要素流动会更快,成本更低。

2、大城市群的发展与形成。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形成了包括刚才人民大学研究报告中指出的一级、二级、三级的若干大城市群。这些大城市群是中国制造业密集的地区、人才密集的地区、知识要素密集的地区、创新资源密集的地区。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的主核或者叫主体,现在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大城市群原来是大城市和大城市连接,现在大城市群里涵盖了很多国际化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型城市、微型城市。我之所以说微型城市,就是我们有些镇,甚至村都是一个制造业的基地,成为一个微型城市的构架。虽然从行政层级上看中国还是省、地、市、县,但是真正按经济的实力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的空间布局,很多制造业产业链已经下沉到二级城市、三级城市,甚至是乡镇,形成了中国内循环强大的基础。因此,我们未来的城市群中里面既涵盖大城市群的连接,也涵盖大城市群覆盖下的中小城市,甚至微型城市的连接。

3、大物流体系的发展与形成。我国当前拥有特别强大的物流体系,还有强大的国家储备能力。未来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要保证我国沿边2.2万公里、沿海1.8万公里,共4万公里的边界线成为我国拉动区域经济或者带动周边国家非常强大的带动力量。我个人认为,着眼于未来的区域发展,必须加强对于那些可以带动周边国家的主体省份的政策支持,对于祖国边境区域的政策支持,提高对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鼓励并支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向边境地区转移,以我国在边境上制造业的头部企业为龙头,形成与周边国家相联系的新的产业链。我国很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周边缅甸、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定努力把头部企业应该留在境内,主要应该留在我国的沿边地区,以沿边地区为基础和前沿,重构产业链。形成以中国国内循环为主体的、与周边国家国际循环为重要支撑的、与发达国家产业链重新链接的双循环新格局。这些都需要我国在整体区域布局中做出中长期的规划,区域经济新布局要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要从中长期加以认识,要有从打持久战的视角对区域经济布局调整的新的指导思想。

第三、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考虑我国区域发展布局。我国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包括从东南沿海两个率先到西部大开发、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国内国际相互促进、东西互济的新区域布局。一带一路建设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到北极冰上航道,形成多维发展的“一带一路”。我们已经渐次地打下了区域经济布局的基础,形成了既有的布局,谋划新的布局。面向未来,最近世界银行做出了到2035年未来世界经济的预测,到2035年,预测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按一般汇率,不是按PPP。因此,中国经济未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区域布局怎样抵御外部风险?我们的区域布局怎样把国家内部的优质要素重新组合?我们的区域布局如何吸引国际上最优的要素在中国集聚,使中国成为优质要素集聚的地区,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中长期问题。

在北京国际服务贸易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认为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当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 2013年至今,中国是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国。加上将来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还有原来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采购贸易,这些贸易加快发展,会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包括进口、出口和转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今后,我们不仅要在世界上赚加工费,而且会成为世界交易密集的大市场和重要载体,中国将会在流通环节或者流通竞争力上形成我国更大的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商品、资本、人才、数据在中国加速流通,形成中国既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也是世界的大市场,世界的贸易中心,既能内循环,也能实现国际化大循环的战略高地。因此,我们未来的区域布局,既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升级,考虑中国在国际经济地位、作用、影响力提升,特别是到2035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以后中国在世界引领作用等因素,也要考虑中国在国际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布局,还要考虑新型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演化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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